阆中彭城坝遗址

⑴ 请问四川在历史上产生过几个古文明

四川古文化序列概述

赵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盆地是巴蜀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摇篮，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0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四川古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序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并涌现出一批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这里在吸收前辈和今人学者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看法，作为引玉之砖。本文主要是概述一下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汉代以前古文化的地域分布、年代序列、发展过程的简况，略谈各期各区文化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历史发展的简要历程。
长江上游的古文化最早产生于一二百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两处早期人类化石——“巫山猿人”和“元谋猿人”。 “巫山猿人”出土在四川省巫山县大庙镇龙骨坡村，发现有四颗猿人牙齿和一段下颌骨，距今年代约204万年前⑴，同出的有石器和兽骨，称为“龙骨坡文化” ⑵。“元谋猿人”出土在云南省元谋县上蚌那村，发现有两颗猿人的上门齿，距今年代约170万年前，同出的有石器和用火遗迹⑶。这些发现对探索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也证明长江上游有悠久的古文化历史，是人类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数万年前的更新世晚期阶段，长江上游发现有多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四川盆地就有“资阳人”⑷、“铜梁人” ⑸、鲤鱼桥文化⑹、富林文化⑺、回龙湾洞穴遗址⑻等众多文化遗存，表明数万年前长江上游己是古人类的一处重要聚居地。
进入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古文化遗存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各地区文化面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开始形成一些区系文化类型。它们之间文化因素和面貌有明显的区别，同时又在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上产生过各种形式的联系。各地区性文化本身特色都非常明显，它们之间横向的区别远大于纵向的联系，因此还未能形成清晰的年代谱系。对四川盆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分区来进行介绍的，各区的年代先后参差不一。不过从总的时代来看，大约存在着一种从盆地外缘向内部发展的趋势，其中可能主要是从北面、东面和西北面向盆地中心区域发展。但它又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文化交流。要理清其中的关系，尚需做大量的工作。
从现有资料分析，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分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中期、晚期三个发展时期，可以划分成六个地区文化类型，各自又有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里大体按年代早晚分区作一简述，并对其文化关系和发展序列进行初步的分析。
汉水上游的新石器在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最早。距今7000年左右的“前仰韶文化”时期，在汉中西乡发现了“李家村文化”， 它与陕西老官台文化、河北裴李岗文化时代相当，以圈足碗、平底钵、小乳突状三足器为特色⑼。在仰韶文化阶段，汉水上游出现了龙岗寺等一批典型遗址和墓地，主要遗存属于半坡类型，距今年代为6000-6000年左右⑽。此外还发现几处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龙山文化阶段的遗址，距今年代在4、5千年前，说明汉水上游地区也存在着以磨光黑陶和红胎黑皮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⑾。
川北山丘区，是四川盆地内目前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代较早的地区。其中广元中子铺遗址下层文化发现有类似李家村文化的小乳突状三足器，距今年代为6、7千年前，可能与李家村文化有一些关系。但中子铺遗址的典型器物是细石器和夹砂绳纹陶罐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⑿。中子铺遗址上层文化则以夹砂红褐陶、饰绳纹、口沿呈花边状的陶罐等为特色，与广元张家坡、邓家坪，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绵阳边堆山等遗址共同构成了川北山丘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地方文化类型，距今年代为5500年左右至4000年前⒀。它们与川西平原和川东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之间有较密切的关系。
川东三峡区是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又一个发展较早的地区，主要遗存分为两个阶段。在仰韶文化阶段，三峡以东出现了发达的彩陶文化——大溪文化，典型器物有彩陶瓶、碗，红陶豆、罐，黑陶杯等，距今年代为6300-5000年左右。不过大溪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在江汉平原的西部，最西只到达巫山大溪遗址，并未在四川盆地内发展起来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川东三峡地区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古文化，近几年在三峡库区发掘和初步命名的有哨棚嘴一期文化⒂（或称中坝文化）、魏家梁子文化⒃、老关庙文化⒄等，典型器物有宽平沿盆（罐）、花边口绳纹深腹罐、钵、碗等，时代距今约在5000-4000年间。这些文化与三峡以东的湖北龙山文化、川西平原区的宝墩文化、以及川北、川西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都有一些关系，构成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文化群体。
从川西北高原峡谷区，沿横断山脉向南，到川西南高山河谷区，是一个文化和民族走廊地带，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貌。川西北高原峡谷区的岷江上游河谷中，曾发现有类似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文化遗存，时代可能早到距今5000年前，但并未深入到四川盆地之内⒅。另有一些地方特色突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如中路文化等，在5000-3000年前形成自身的发展序列⒆。川西南高山河谷区的安宁河、雅砻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典型遗址有横栏山遗址⒇、礼州遗址（21）、轿顶山遗址（22）等，地方特色明显，有些年代可延续到距今3000多年，并与商周秦汉时期西南夷一些少数民族文化遗存有某种联系。
四川盆地中心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较晚，大约到4500-4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才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宝墩文化” （23），很快建成了颇具规模的史前城址群（24），并与继后出现的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化有直接的关系，成为四川考古学文化和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四川盆地大约在距今4000年以后逐步进入青铜时代。四川正式形式成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是在距今4000-3200年左右青铜时代前期的“三星堆文化”阶段。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宝墩文化”（又曾称为“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基础之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具有特独面貌的一种考古学文化（25）。它以三星堆遗址的第二、第三期为典型代表，以小平底罐、高柄豆、三瘦袋足器、鸟头形器把等为典型陶器群（26）。其分布范围主要是在从成都平原到三峡内外的一条带状地区，至少可分为典型遗址除了三星堆遗址之外，还有新都桂林村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早期阶段，三峡以西的中子铺遗址、哨棚嘴遗址的中期阶段（27），万县中坝子遗址（28），以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上层、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29）等数十个遗址，成为当时四川盆地当时一种主要的考古学文化。
三星堆文化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形成面积达360万平方米的宏伟的古城，出现了密集的房屋遗址和相关聚落群体，发现了众多祭祀坑和灰坑、作坊、墓葬，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金器和象牙等珍贵文物，表明三星堆遗址己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方国（30）。它以其独具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神奇优美的造型艺术、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等为显著特征，成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在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占有光辉的篇章（31）。
在三星堆文化兴起之后，宝墩等到史前城址群迅速废弃，被三星堆古城所取代。三星堆文化本身尚可分为两期和若干段。不同地区的三星堆文化又可以分为几个区系类型。大约在距今3200年前后，三星堆文化逐步被新兴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三星堆遗址也于距今3000年左右被彻底废弃，四川盆地的古文化中心转移到成都地区，古蜀文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十二桥文化”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距今年代约在3200-2600年前。它介于“三星堆文化”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晚期巴蜀文化”，构成了四川盆地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十二桥文化以1985-1989年发掘 的成都十二桥遗址为典型代表（32），近几年来在成都市西部先后发掘了抚琴小区（33）、指挥亍（34）、新一村等十多个文化面貌相似的古遗址，构成了“十二桥遗址群”。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也发现有的许多接近于十二桥文化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35）、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是遗址（36）、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哨棚嘴遗址的晚期阶段，以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数十个遗址的上层遗存，乃至于汉水上游的部分遗址和宝鸡茹家庄遗址（37）等。其分布范围大大超过了三星堆文化。是四川盆地分布广泛的一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别是近两年发现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38）和黄忠遗址，大大丰富了十二桥文化的内涵。
十二桥文化以尖底器物为重要的器形特征，包括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还有高直领壶、侈口罐、浅圜底釜等。以十二桥遗址下层和新一村遗址为代表，十二桥文化可分为商周、西周到春秋两期，各自又可分若干段（39）。十二桥文化早期包含有某些三星堆文化因素，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也应归属于十二桥文化的范畴。十二桥文化晚期除了尖底器形制变化之外，还较多 地出现矮圈足豆、侈口罐、浅圜底釜等器物。十二桥遗址木建筑群、羊子山遗址大型土台（40）、彭县竹瓦亍多组列垒（41）、特别是金沙遗址大批金、铜、玉、石礼器的发现，包括金带、玉琮、铜人、石虎等，证明十二桥文化是继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春秋时期十二桥文化类型的遗址大多曾被洪水冲毁，从而留下了某种文化缺环。
四川盆地青铜时代晚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这就是以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上称之为“巴蜀文化” （42），近几年来为了将它们与三星堆、十二桥等早中欺期巴蜀文化区别开来，改称为“晚期巴蜀文化” （43）。“巴蜀式铜兵器”的典型器物有柳叶形剑、长校矛、烟荷包式钺、三角形戈等。铜容器以釜、鍪、甑为典型器物组合。铜礼器以垒 、壶、鼎、豆等，而且常常以五件为一套。还出土有许多巴蜀式印章。晚期巴蜀文化的遗址发掘的比较少，仅有成都市青羊宫遗址（44）、上汪家拐（45）等几处。但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墓葬群和铜兵器己广泛分布于四川盆地全境和附近一些省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群体。成都市商业亍大型船棺葬（46）、新都战国木椁墓（47）、涪陵小田溪土坑墓群（48），可能是巴蜀王族或国王的陵墓。表明晚期巴蜀文化阶段形成了古蜀文明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巴蜀文化在较宽松的管辖之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一直到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这就形成了秦汉初期四川地区本土文化与汉文化的一个相互融合的阶段。从考古学文化来看，战国时期高度发达的船棺葬、土坑墓群和“巴蜀式铜兵器群”，在秦并巴蜀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得到保持和发展，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49）、什邡城关镇（50）等一批大型船棺葬、土坑墓群，一直沿用到战国末年至西汉时期，典型器物则在与外来文化因素结合中不断变化。涪陵小田溪巴王族陵墓也有的晚至战国晚期（如3号墓年代在公元前278年以后）。与此同时秦汉文化因素迅速传入，出现了羊子山172号墓（51）等以秦汉典型器物为主的墓葬。都江堰水利工程也在这时兴建起来，巴蜀地区成为了“天府之国”。
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汉武帝以后，四川地区的古文化面貌与新兴的多元一统的汉文化基本融为一体，长江上游古文化的发展到此告一段落。
这里再适当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探索一下长江上游古代文明和古蜀历史的发展历程。
考古资料是古文化发展的某种反映，但它不等同于历史，更不可能全面解释历史。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分区，主要依据的是物质文化实物资料的划分，各阶段的界限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象历史学那样以某个事件或具体年代明确划分开。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地划分并不等同于历史的分期，两者不应进行简单的类比。另一方面，重大的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阶段，又会在物质文化上反映出来。所以某地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也必然与当地的大的历史发展阶段有某种内在的联系，特别是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主要介绍考古学文化资料的基础上，适度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对长江上游重要考古文化所表现的古代文明发展和古蜀历史的历程，进行了一些宏观的探索。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古蜀国曾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等几代首领是大体可信的。从四川盆地历史沿革和考古学资料所反映的古文化序列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系。几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己对两者的联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半个世纪来，研究者己基本认同以船棺葬和“巴蜀式铜兵器”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 “晚期巴蜀文化” 或“巴蜀文化”，是“开明氏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表现了巴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之前最后一个历史阶段的面貌。三星堆遗址深入发掘之后，多数学者己倾向于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是“鱼凫氏蜀国”时期的看法。近十几年来十二桥文化遗址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填补了三星堆文化与晚期巴蜀文化之间的缺环，从而提出了“十二桥文化”有可能是“杜宇氏蜀国”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的观点。至于“三星堆文化一期文化”即“宝墩文化”阶段，则可能与蚕丛氏或柏灌氏蜀王有关。这就初步确认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蜀国的物质文化遗存。这就为深入研究古蜀王国的历史提供了有利条件（52）。
从文明进程的角度看，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晚期巴蜀文化、秦汉初期的古文化分别处于古蜀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与秦汉文化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从古国、方国到帝国这样一个完整过程，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也集中代表了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
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的描述和归纳，可以具体地概括以四川盆地为重点的长江上游古文化序列。李学勤先生最近强调指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53）。希望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断努力，会更好地展示四川盆地以巴蜀文化为中心的古文化发展进程和具体面貌，探讨其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⑵ 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5分钟以内主要讲太阳神鸟

金沙遗址博物馆导游词

刚才大家在参观过程中，已看到我们的考古工作人员田野工作的情形，现在请随我来看看考古后期整理工作的情况。

刚刚看到的那些器物在现场经过测绘、照相、登记、装袋等一系列工作后，就会送到这里来进行清洗，筛选、拼接、修复、绘图、拓片、整理、分析、研究编写报告等一系列后期工作。每一个过程都需要极其的细致与极大的耐心。

技术人员常常要在一大堆器物的碎片中，寻找探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福尔摩斯一样，把各种不同形状的碎片根据它们的形状、颜色、质地来进行拼接，最大可能的恢复它们的原貌。
在器物最大可能的修理复原后，就要分门别类地进行绘图工作、有纹饰、图案的器物还要做拓片工作，考古工作者会详细精确地描绘与记录下每件遗物的细部特征，最后根据这些特征编写出科学的考古发掘报告。

（走出遗迹馆）

在我们的对面就是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陈列馆是一座斜坡式的方形全钢结构建筑，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它与遗迹馆的外形一方一圆，一起构成博物馆内的两个主体建筑。各具特色，相得益彰。它们均采用斜坡的方式，喻示着金沙遗址从大地上冉冉升起。其顶上的方格就像考古发掘中的一个个探方，显示着金沙遗址的大量遗迹尚未发掘，神秘的宝藏还未彻底探明。两座建筑就象两片叶子飘落在摸底河两岸的大地上，建筑在这里与地界充分的交融，在交界处模糊了彼此，让我们不要去惊扰这片神圣的土地和那些沉睡了千年的精灵，而那些已经被破译的远古信息却在清晰地再现与表达。

我们面前这条静静流淌的河流被称为摸底河，她由西向东把金沙遗址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几千年来她默默无闻的陪伴着金沙遗址，但是它到底源于何时，却不得而知了。而“金沙”这个美丽的名字，启用于何时，我们也不得而知。在金沙遗址范围内发掘的一座五代后蜀时期墓葬出土的墓碑上，将此处称为“金沙乡”，隶属当时的犀浦县，说明至少在五代时期“金沙”这一名称就已存在了，并一直沿用到现在。金沙遗址的命名则是在2001年。早在1995年~2000年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该遗址范围内的黄忠小区、三合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陶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其性质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黄忠村区域，因此将遗址定名为“黄忠村遗址”。（考古学遗址的定名常以发现地的小地名来命名）2001年2月初，一建筑公司在“三合花园”以南隔摸底河相望约800米处的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现在遗迹馆的位置）开挖小区下水管道，施工中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力，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与发掘工作。并开始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起来，认识到它们应是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就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

（过摸底河后）

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陈列馆展览面积约6000平方米。分为五个展厅，主要以金沙遗址所发掘的重要遗迹和遗物为主要内容，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以科学、通俗、生动、活泼的方式，从古蜀金沙王国的生态环境、建筑形态、生产生活、丧葬习俗、宗教祭祀等方面，全面展示金沙文明的辉煌与灿烂。我们接下来的参观将从二楼走下一楼，再从一楼走到地下一层。在地下一层里，不仅有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厅《金沙之谜》，还有我们的4D影院，每隔20分钟（暂定）会放映精彩的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暂名），那里还有许多参与互动项目，它们将会诱发你的思古之情，让你重温古蜀文化的传统智慧，而各项有趣的游戏更会为你增添一份快乐与惊喜。在地下一层中还设有书吧、礼品商店、咖啡厅、快餐店等休闲设施。有兴趣和时间的朋友，在我们的发现金沙之旅结束后，可以到这些地方去看看、坐坐。

第一厅 《远古家园》

（介绍半景画）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故国家园远古时期的某一时刻：

碧野蓝天，万物萌发，薄雾淡烟，白云飘浮。茂密的森林由近至远，直达天边；重叠的建筑自大而小，横陈眼前。伴随着林间禽鸟的高唱，摸底河清波潋滟，流水淙淙，自然天籁之中，还夹杂着几声驯畜家禽的鸣叫。纵目天际，大气涌动。放眼春野，生机盎然。近处农田中，有人精耕细作，远方森林里，有人狩猎捕获，河中的独木舟上，有人放鱼鹰捕鱼，村寨院落边，有人进行手工制作，还有小孩在玩耍嬉戏，稚情欢歌……

当朝霞出来，西北远处的雪山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传说中古蜀族的祖先蚕丛、柏灌就是从这西北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平原。而后来鱼凫王田于湔山时仙去，杜宇王最后归于西山。蜀族的兴起与山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西北的高山对于蜀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是古蜀人心里的神（圣）山，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她开创了古蜀王朝流淌不息的文脉，护佑着古蜀人在这一片沃土上繁衍生息。

这是一首田园的牧歌，一派祥和的气氛，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相亲的美好画景。其实这是一幅虚构的场景，但却来源于众多考古学材料的学术支撑。金沙遗址及同时期其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建筑遗迹与丰富器物，还有众多的动物植物标本等，都为我们复原这一场景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大量考古学资料证明，金沙时代成都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是一个自然森林密布、野生动物繁多的天地。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吨计的象牙，还有大量野猪犬齿、鹿角、麂骨、犀牛骨、马牙等，并埋藏有大量乌木。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遗存现象（脚下的陶器套箱），这一切，都向人们昭示出，数千年前成都平原气候温暖湿润，河渠纵横，植物繁盛，动物成群。在这舒适宜人的环境中，金沙先民繁衍生息，辛勤劳作，从事着农业、狩猎、渔捞、家畜饲养以及手工业等生产活动，世世代代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

而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描述出了成都平原的美丽图景：

《汉书&S226;地理志》说：“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

《后汉书&S226;公孙述传》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

《华阳国志&S226;蜀志》叙：“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毦，丹、黄、空青之饶……”。

在周围的这几个展柜里，展出的是金沙遗址及其附近同时期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动植物标本，有象的臼齿、鹿角、野猪的犬齿、黑熊的臼齿、马骨、狗骨、还有灵芝等。这一件件珍贵的标本正是金沙时期成都平原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

金沙遗址位于北纬30。41，，东经104。，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特别的。这个纬度线具有神奇的魄力。在这条线上，有地球上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有地球上最荒凉的流浪的沙漠；这里有众多古代文明留下了的深刻烙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河文明、古希腊、苏美尔、玛雅、巨石、河姆渡、良渚、大溪等），这里有佛教的圣地，伊斯兰教的故乡，基督教的中心、道教的仙境，还有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最奇怪的湖泊、最瑰丽的山体、最壮观的大潮、最汹涌的海流……，璀璨金沙是这条神奇线条上又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这是一个互动参与活动，当你击拍这个台面的任何一个位置，就能看到你想知道的世界早期文明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而在那边的触摸屏里还有一些关于金沙遗址动植物群的资料，你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查找相关动植物知识。

第五厅 《解读金沙》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3000年前一段辉煌灿烂的文明奇迹般地展示在人们眼前，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创造了这段历史？是谁铸造了这个奇迹？他们何以如此辉煌？他们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五年过去了，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一些谜底在慢慢揭晓，有的疑问已经找到答案，但却仍有大量的迷团还未解开。

第一，辉煌之谜

《华阳国志&S226;蜀志》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说：“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为我们描绘出了古蜀杜宇王时期的强大与宽阔。那么这段文献是否可靠呢？

其实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就发现了许多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重要遗迹。梳理这些考古资料，发现它们的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非常相似，它们应是同一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物，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黄忠村等遗址，这些遗址绵延十余公里，彼此之间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其时以十二桥遗址发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这些遗址统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

十二桥遗址商代木构建筑群系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建筑遗存。建筑遗迹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量的木构件及建筑材料呈规律分布，且保存较好。发现了两种建筑结构，一是用传统楫铆连接法建造的大型建筑。根据地梁卯孔的布列构成关系分析，其复原长度当在12米左右，推测其可能是金沙时期又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在这个遗址里还发现有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它的长度在30米以上，跨度达7米，这座建筑的建筑 结构是，先将许多下端削尖的原木桩打入土中，构成密集的桩网。在木桩的上端绑扎纵横交错的大小地梁，形成方格状的基础结构，再在其上铺设木板，作为居住面。房顶为两面坡，檩橼上铺发厚厚的茅草。压迫种建筑的居住面高于户外地面，并且悬空，彩桩基础，起到了防潮隔湿的作用。尤其适应当时成都平原河流纵横，又未经整冶，洪水时有发生，地下水位高，地面普遍潮湿的地理环境。

此时期成都市区周围其他相关遗存中也出土了大量文物。

这件在成都市郊出土的西周大铜罍，高达66厘米。岷江小区工地出土的铜尊，其纹饰特点深受中原地区同类型器物的影响，但制作上却要显粗糙简陋许多。在成都方池街遗址出土的这件石跪人像造型风格则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众多石跪人像如出一辙，只是体形更为高大。十二桥遗址出土的这些石饼形器也与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可能用途也是一样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的规模恢宏，气派雄伟的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是个呈方形的三级夯土台。它的底边103.7米见方，一、二级各宽18米，第三级31.3米见方，高有10米多，总体积为35574立方米。这座土台始建于商代晚期，应是此时期象征古蜀国国家权力的大型标志性礼仪建筑，是古蜀统治阶层举行祭祀大典的又一神圣之地。它也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时期的宗教性祭祀土台。

五十年代发现的新繁水观音遗址是成都平原发现较早、发掘面积较大的一处商周时期文化遗址。该遗址出土的陶器与金沙遗址陶器面貌基本相同。

1959年、1980年彭县竹瓦街先后出土了两批窖藏青铜器，是这个时期目前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的一处文化遗存。这批青铜器具有强烈地地方特色，代表了金沙王国时期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又体现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交流，是研究四川盆地青铜礼器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材料。

广泛分布、势力强劲的金沙王国在十二桥文化时期也影响到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在东达湖北西部、北到陕西南部、南达川西南地区都发现文化面貌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三峡以西的中坝遗址与哨棚嘴遗址晚期，及三峡以东的中堡岛遗址、朝天嘴遗址、红花套遗址等，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遗址等地，分布范围相当广阔。

这些现象证明了以金沙为代表的蜀文化不仅与长江中游地区存在着深层的文化互动关系，同时又与北边的商周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和交流。成都平原腹心地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绽放的文明之光，粲然彰示了一种开放、精进的文化姿态及一个强势的古蜀政治、经济及宗教文化的格局。

目前从这众多同时期遗址情况看，以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最高，遗址内具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每一个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高规格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成都平原众多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因此可以说在公元前1200-前600年，金沙应是古蜀王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也即是古蜀王国的第二个都城所在。此时，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同时存在着的几十处文化遗存，它们如同满天星斗，围绕在金沙遗址周围，一方面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烘托出金沙遗址在这一时期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又与金沙遗址一起共同构架出了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强大宏伟的面貌。

第二，来源之谜

当我们领略了金沙王国的雄浑壮阔与奇幻绚烂后，会不禁地问，这个神秘的王国来自哪里？他们从天而降，还是拨地而起？其实成都平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传说中古老的蜀族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蜀”不仅是一个族号,也是一个国号。相传蜀国经历了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数个王朝，然而古蜀国的面貌却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众多神话传说中，文献资料中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近几十年经过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地努力，已基本了解到古蜀文明发展历程的大致脉络。

其实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蜀地早在四五千年前，即已进入文明社会。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新津县龙马乡宝墩遗址命名，年代约为公元前2800年～前1700年，约当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夏代早期。

宝墩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这些古城址，南起新津宝墩，北至广汉三星堆，西起都江堰芒城，东至成都，即遍布于平原核心地区的古城址群。各古城均建在河流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其布局规范，结构严整，面积在10～60万平方米之间，城墙采用平地起建斜坡堆砌法修筑而成，在有些城址内还发现有大型礼仪建筑遗迹，古城可能兼具防御、治水、经济文化、政治宗教中心等功能。这种相对独立的、高于氏族部落的古城址群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地区此时已进入文明起源的历史阶段。

这是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发现的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大房子，长度达50米，宽约11米，面积约550平方米。房屋呈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一致。该房屋以卵石为墙基，于卵石中埋木柱。墙体可能为木柱间编竹笆，内外抹草拌泥形成墙体。房内垫土中掺入红烧土防潮，房内无隔墙，有五个台子横列于中部，台子间间距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都挖有小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推测可能以圆竹作为护壁，于护壁内填卵石，护壁外抹泥形成台子。根据这座建筑附近地层堆积比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又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这座房屋不是一般的生活居所，而可能是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在这座大房子旁边发现的小型房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座大房子布局，它们的门向都是朝着大房子，清楚地表现出这座房子的重要性。

这些陶器与石器出土于八个古城址中，它们是宝墩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表现出了当时生产生活的一些状况。

距今4000年前后，古蜀文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典型的三星堆文化正式形成，其年代为公元前1700～前1200年，约当中原夏商时代。分布范围以三星堆遗址为核心，辐射至四川大部分地区及鄂西、陕南一带。

三星堆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分布密集的房屋建筑基址、气势恢宏的祭祀遗迹、精美绝伦的文物瑰宝，这一切，都有力地勾画出一个繁荣故国的雄姿风仪，折射出一段灿烂文明的七彩光焰。
从考古材料看，三星堆王国衰落消亡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而金沙遗址正好与之相接踵，在此时开始兴旺繁盛。距三星堆遗址38公里的金沙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及文化信息都显示出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关系。大量资料表明，金沙文明就是直接秉承三星堆文明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壮大，辉煌的金沙文明实是三星堆王国政权迁徙南移的结果。

第三，去向之谜（遗韵）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左右，金沙王国也逐渐走向了衰微。从考古资料看，那些曾经热闹繁华的村落在此时已大多荒芜人烟，有的还沦为了墓地，神圣的祭祀场所也变成了一片废墟，古蜀国的都城再次迁移，去向不明。

其实当金沙文明被历史的风雨洗尽铅华，早期蜀文化之文脉却蜿蜒潜行、承传不坠。成都平原发现的大量战国时代遗迹与遗物明晰地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晚期蜀文化图卷。巨大的船形棺、精丽的漆木器，奇峭的蜀式铜兵器及至今难以释读的“巴蜀图语”等，皆是当时文明华表之见证。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称为晚期蜀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前300年。

金沙晚期开始出现的船棺葬式，以及金沙遗址流行的陶尖底盏，在战国早期还有较多的发现都清楚地表明了金沙王国的大致去向这点。

古文献中曾有杜宇传位于鳖灵（即开明）的一段史事，讲“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上世纪50年代在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一件铜壶上以错金银技法刻划着精美的《宴乐渔猎攻战图》，反映了战国时期蜀地社会生活之大貌。而战国时代的一系列木椁墓、船棺墓的出土则具有更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此期墓葬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木椁墓等最为重要。 木椁墓是此时蜀地最常见的葬制。新都马家木椁墓墓内出土铜礼器多具规范的器物组合定式，推测系使用的标准礼器。其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多具楚文化特色，对探究当时蜀、楚间的文化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船棺则是以整木凿制成独木舟形以装殓遗体及随葬品的葬具。其形拟舟楫，具承载灵魂升天之象征意义。2000年发现的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则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棺合葬墓，为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为墓坑，上有地面建筑，结构讲究。墓坑长30.5米，宽20.3米，面积约为620平方米。墓中现存大型船棺、独木棺等葬具17具，其中最大的船棺长18.8米，直径1.5米。墓葬多次被盗，仍出土了大量的漆器、竹编器和陶器等。商业街船棺墓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数量、体量最大的船棺合葬墓，为研究古代陵寝文化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商业街船棺墓葬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并于当年评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商业街船棺遗址博物馆也正在筹建中，不久的将来各位就可以莅临现场参观。

当我们追溯完金沙遗址的来源与去向后不难看出，古蜀历史是如此的源远流长。我们了解到其实当历史的脚步在跨进金沙时代之前，早就有着厚重的积淀，而当它迈过金沙之后，仍在继续向前，最终，百川归海，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至此，历经千载沧桑的古蜀文明古蜀社会顺应时代潮流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

第四，未解之谜

上承三星堆，下传晚期蜀文化的金沙王国的发现，在新世纪初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震动。我们在庆幸已找到了三星堆的流向和战国蜀文化的源头之时，却被更多的谜团所困扰。近几年的发掘，虽然已经为我们揭开了金沙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但是金沙仍然还有许多空白和谜团是我们现在无法解答的。

岁月掩埋了金沙，也保存了金沙。随着现代文明的步伐，一个过去我们从不知晓的国度，一段失落的文明，就这样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在这一片厚实的泥土下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发现呢？在下一秒又会有什么新的疑问呢？恐怕谁也不能回答。但是我们相信籍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与深入，文明的碎片会一点点的拼接，金沙神秘的面纱也终将被全部的撩起，金沙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我和大家的金沙发现之旅在这里就要结束了。但就像我们金沙遗址的发掘一样，这是一个了犹未了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许多精彩节目，会让你的这次旅程更加精彩和丰富。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体验金沙互动参与活动，也可选择观看四维特效影片《金沙传奇》，利用现代高科技，去几千年前的古蜀王国里体验一番。

谢谢大家。希望与您再次相约金沙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