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大遗址研究与保护

㈠ 为什么说洛阳金村大墓是中国考古永远的痛

古墓作为我们考究历史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古墓里出土的文物包罗万象，有很多都是现代历史学家都叹为观止的。除了文物，古墓里的其他东西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历史也有很大的意义，所以一个古墓的发现，就意味着我们对古代历史的研究更进一步。

因此古墓文化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从古墓里出土的一切文物，不仅仅是它的物体本身的价值很高，它所自带的文化价值也占据着很大的比例。我们应该要培养好这种保护文物的意识，杜绝文物再因为这些问题而流离失所，以免给我们的历史研究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尽我们的一份力量，密切关注文物的流失情况，及时呼吁文物回归祖国。

㈡ 隋唐洛阳城遗址的遗址保护

隋唐洛阳城规模宏伟、气势壮观，是当时世界范围内不多见的大都市。更重要的是，隋唐洛阳城还是中国隋唐都城中保存比较完好的都城遗址。因此，在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中，它被列为国家大遗址保护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作为隋唐洛阳城“一区一轴”项目标志性工程之一，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将于牡丹文化节期间部分对外开放。
1963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建立文物保护小组。1982年以后，洛阳市政府规定在保护区进行建设，要履行报批手续，并由文物部门进行钻探和发掘，重点文物保护区一般不许进行基建。对发掘出土的重要遗迹，如石砌圆形建筑基址、大型石柱础等，修建了保护房或围栏加以保护。1989年又重新明确保护范围，并建立多处石质保护标志碑。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隋唐洛阳城遗址（SiteoftheSui-TangPeriodCapitalLuoyang）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㈢ 为什么说洛阳金村大墓是中国考古的痛

信奉于一些学说，认为人死之后便会去往另外一个世界，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由此去世之人的陵墓应仿照世间，这就使得以帝王为代表的权威之人去世的陵墓十分浩大，陪葬与随葬的人或者物品十分繁多，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留下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但除此之外，由于帝王之类的人物陵墓中有大量的财物，也催生出了盗墓贼这一类职业，他们会从古代的书籍或者是各个地区的消息上来寻找墓穴，获得不义之财。

而在我国的洛阳金村，当年便是发掘出了一座恢宏的古墓，但这座陵墓的发现并没有推动我国考古对这段古代历史的研究，反而是留下了一段难以回首的创伤，那么在此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928年，洛阳金村发现古代大墓

洛阳作为河洛文化形成的中心城市，作为夏商周等13个王朝的都城，建都史长达1500多年，文化底蕴十分的深厚。

在长达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无数个王侯将相或者才子佳人纷纷将自己的陵墓建立在洛阳北邙，因此洛阳保留了许多地上与地下的古代文物，当地的古代墓葬数量十分巨大，在我国整个国家中都十分罕见，而金村大墓所处的位置正是各朝各代帝王陵墓群的核心。

无数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国内仅存三件

在金村出土的这批文物还未被国人所完全觉察时，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已经出现在了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博物馆中都有这批文物的身影。

由于文物流失十分之严重，本应推动我国文化进程发展的文物转眼之间便流落他乡，而且数量还如此巨大，让我国考古学者怎么能不扼腕叹息呢？目前在我们国家，出土于洛阳金村的文物仅存金村大鼎、错金铜尺和命瓜壶三件。

这三件文物分别被收藏于洛阳博物馆、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中，在被埋藏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终于重见天日的文物们却落得了这样的结局，实在是让人遗憾和痛心，这也是我国近代发生的最为惨痛的文物流失事件，更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大缺憾，在未来的历史研究中，我们断不会再发生第二次这样的事情

㈣ 我国大遗址保护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保护格局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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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自觉性空前提升

尽管大遗址作为学术名词，进入公共传播领域时间不长，但是，良渚、牛河梁、二里头这些大遗址“新贵”的发现、发掘和保护，重新书写和阐释了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这些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的重要遗址、遗迹，不仅应被每一个华夏子孙“耳熟能详”，也是世界人类文化历史的骄傲。

除了毋庸置疑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之外，大遗址保护的另两“大”是规模大和影响大。万里长城、千里运河不必说了，朝阳的牛河梁大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无锡鸿山遗址等等，无不占地数公里乃至数十公里，一些大遗址项目甚至跨省跨区域，关于大遗址保护的任一举措都必然影响深远。因此，近年来，从长城资源调查到大运河申遗，从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到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动，关于大遗址保护的每一项活动，几乎都是“国家行动”。“十一五”期间，我国有100个大遗址项目进入文化发展规划，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中，大遗址保护已被列为主要内容。

随着文化传播和城市职能的转化，大遗址保护不仅“修正和改变历史”，也书写和规划城市的当代历史。“纵观无锡发展历程中取得的每一次辉煌，其背后最根本的动力是文化因素，而这些又都根植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中。”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诗意的讲述可以说是很多城市共同的体会。

“规划一块绿地，可以带动上百亩土地升值，而建设一个遗址公园，则可以让整个城市升值;建设一个工业项目，可以服务一个城市几十年，而保护一处大遗址，可以让一个城市受益上百年、上千年。”正如洛阳市委书记连维良所说，厚重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包括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等6处大型遗址，古老的洛阳因此而名，因此受益。僻居乡野一隅的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使朝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天下晓”，更是典型案例。

如何保护这些“声名显赫的文明使者”，为历史和子孙尽可能完整、安全地传承这些影响深远的文明载体?从国家到民众，大遗址保护的文化自觉性空前提升。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周口店、隋唐洛阳城、唐乾陵等多处大遗址专项管理法规施行，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截至目前，国家文物局已批复了90余处大遗址的保护规划。高句丽、殷墟等重要遗址的保护展示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大明宫、郑州商城等大遗址拆迁和环境整治工作有效改善了遗址周边环境，以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新疆段和西安片区、洛阳片区三线两片为核心，包括100处重要大遗址在内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近两年，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大遗址保护理念不断创新，形成了《西安共识》、《良渚共识》、《洛阳宣言》，提出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新理念，大遗址保护进入新阶段。

三大矛盾有所缓和

“举政府之力”几成共识

文化遗产保护千古事，大遗址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镇，大遗址保护也是难上难。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两倍，城市发展将面临“加速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矛盾的焦点是城市人口激增，城市用地急剧扩张，使许多过去处于城市边缘的大遗址逐渐纳入城市用地范围。

首先是如何解决大遗址保护与土地城建之间的矛盾。无锡鸿山遗址范围内的土地，原来都属于无锡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用地。算眼前账还是算传承账?算经济账还是算发展账?算局部账还是算大局账?无锡政府最后将鸿山遗址7.5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用于鸿山遗址公园建设，对遗址规划范围周边的农业用地进行统一规划和引导，并进行农业结构规划，形成了省级都市农业生态园;并充分利用鸿山遗址、泰伯墓等历史文化资源，结合拆迁安置工作，规划建设了鸿山文化新市镇。通过配套功能的完善，使鸿山大遗址保护和宜人宜居环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如何解决大遗址保护与居民生产之间的矛盾。生活在遗址区的居民守着祖先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大遗址，受文物保护法的限制，他们不能办工厂、修路、建房，只能眼看着周边地区的经济不断地超越自己，遗址内的生活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社会治安也不是很好。

每个人都有享受先进文明发展的权利，不能让传承文明成为“落后吃苦”的理由。西安市在大明宫等大遗址保护规划中，针对不同区域的农民和居民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在保护核心区，把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对中青年人员安排就业，对文物保护区实行疏散人口的政策，以减轻对文物本体保护的压力等等。这些做法不一定广泛适用，但是善意的出发点可资借鉴。

由于历史原因，大遗址上往往已经“盘踞”着众多的工厂企业居民住房。拆迁、安置、重建，资金压力大。巨额的资金单单依靠中央补贴远远不够，如何创新投资营运机制，以地方政府筹集为主中央财政补贴为辅，同时支持和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顺利解决了资金筹集的难题，成为大遗址保护要过的第一关。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融资渠道也不同。以西汉南越国遗迹保护为例，对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来说，在城市中心发现这一遗迹，全民“狂喜”，城市规划建设为之绕道，保护资金不成问题。这是发达地区。相对不发达的安阳、朝阳等地区，投入资金虽有多少之别，但“举政府之力”之魄力之见识令人感佩。

保护成果受惠于民

展示特色和法规制定并重

专家表示，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肌理，顺之则胜，逆之则败，遗址各具特色，所以遗址保护的方式也要防止雷同的倾向，要在深化对遗址文化内涵的理解上下功夫，实现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民众体验到文化遗产保护好处，才会成为身边大遗址最有力的守护者。“考古遗址公园是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依托考古成果所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遗址为内容，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相较于单纯的遗址保护而言，它更注重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为全民所共享，其服务公众、反馈社会的功能更加突出。”童明康说。

据介绍，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将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同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将作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大遗址保护的重要内容得到大力推动和支持。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可建成30处考古遗址公园和50处遗址博物馆。对此，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提出针对大遗址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国家应该制定《大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将大遗址保护纳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轨道;其次，由于大遗址保护涉及人口调控、征地、移民、拆迁、环境整治、土地利用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等复杂问题，国家应该出台配套政策来协调和处理这些问题。

过去高楼大厦曾普遍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象征，今天，文化遗产尤其是大遗址则成为城市生活改善的重要标志。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积极保护下，大遗址正在摆脱“蓬头垢面”的形象，逐渐成为城市中最美丽的地方，“莫问遗产兴废事，请君只看大遗址”。

㈤ 隋唐洛阳城的文保规划

早在1963年，隋唐洛阳城便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1988年1月，它又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90年代，洛阳市在编制第三期城市总体规划时，确立以洛河为轴线，洛河南北对称发展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同时规定，隋唐洛阳城城南半部约22平方公里遗址作为绿地保护起来，创造了在市中心黄金地段保存超大面积文化遗址的范例。
2008年12月1日，洛阳市颁布实施了《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条例》，为该遗址的保护提供了可靠保障。
2005年，国家启动大遗址保护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首批36处大遗址之一，隋唐洛阳城保护展示的脚步更是明显加快，这一千年遗迹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 定鼎门展示工程
2007年3月，定鼎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开工，当时累计拆除不协调建筑物、构筑物5万余平方米，搬走企业6家。该工程计划10月完成，今后将作为一个新的文物旅游景点对外开放。晚唐诗人禇载曾赋《定鼎门诗》一首：“郏褥城高门倚天，九重踪迹尚依然。须知道德无关锁，一闭乾坤一万年”，届时市民可现场一睹其风采。
天堂、明堂展示工程
洛阳市还启动了隋唐洛阳城宫城核心区环境整治工程，在市印刷厂一带实施明堂、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计划对17家企事业单位、595户居民实施拆迁安置，拆迁面积约7.8万平方米。天堂、明堂展示工程已经于2014年底完工并对外开放。
应天门展示工程
据洛阳市文物局大遗址办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隋唐洛阳城明堂、天堂、北城墙、应天门、南城墙等保护展示工程已通过立项，隋唐洛阳城遗址将建成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古代城市遗址公园。在原洛阳日报社一带实施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计划对8家企事业单位，167户居民拆迁安置，拆迁面积约1.7万平方米。2015年6月份有关拆迁工作已开始进行。
随着各项保护展示工程的实施，这座在地下沉睡千年的石代都城将逐渐走出象牙之塔，让更多的社会大众通过它触摸历史，感受历史，大遗址保护的成果也将惠及社会大众。
根据概念性展示方案，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共投资3.5亿元，将采用原状模拟的形式展示，包括应天门遗址的门楼、朵楼、阙楼、廊庑及其周边环境都将“全唐风”打造，建筑造型与隋唐洛阳城天堂遗址、明堂遗址、定鼎门遗址相协调，最大限度保持历史建筑的造型比例、尺度与色彩。
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主体共分为三层，首层及夹层为遗址展示和展览区，二层及三层为隋唐洛阳城相关历史展示区。应天门建成后时，游客可登上应天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俯瞰洛阳城，感受隋唐古城风韵。
2015年7月13日应天门复建工程指挥部通知，应天门复建工程将开工建设，定鼎路施工路段将全部封闭。 主词条：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十一五“期间，国家计划投资20亿元，用于全国100处具有重大影响和典型意义的大遗址的保护工作，洛阳片区大遗址将作为全国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予以重点支持。
2005年，隋唐洛阳城作为国家重点保护的首批36处大遗址之一，被重点保护。
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洛阳市中州路以北、定鼎路以东的城市中心区，是隋、唐、北宋洛阳城宫城的核心区域，占地10.59公顷，是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洛阳城营建于隋大业元年（605年），唐代略有增建。隋唐洛阳城包括宫城、皇城、圆壁城、曜仪城、东城、含嘉仓城和外郭城。历史上，洛阳城在武则天时期地位最高、最为宏伟，且这个时期的遗址遗迹保存情况较好，所以重点选择唐代武则天时期洛阳城宫城正殿明堂遗址以及天堂遗址（分别被称为“万象神宫”和“通天浮屠”）实施保护与展示。公园另有宋代太极殿建筑遗址以及隋、唐、宋三代廊坊殿址。
明堂位于隋唐洛阳城中轴线上，是宫城的正殿，也是隋唐洛阳城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建筑。现存的明堂遗址是明堂的中心基址，对其保护采取跨空结构建筑方式对原建筑进行复建，是集遗址保护、文物陈列、考古发掘、模拟展示、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建筑。天堂遗址的保护，在外观上将清晰地再现唐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在内部功能设置上，完全按照现代人居环境要求设计，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隋唐文化。

㈥ 如何进行大遗址保护的规划

一是要突出保护为主，以“申遗”为目的，在维护遗址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下，以系统考古、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据，谋定而动，反复论证，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导性；二是要处理好规划编制与考古研究的关系，处理好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处理好与山水自然环境的关系，并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与现有项目相协调，增强规划实施的可操作性；三是在展示方法上要坚持特色，在不破坏遗址环境风貌，确保可逆性、可识别性的前提下，揭露展示、地面展示、模拟展示等多种形式应各有侧重，搞好试点；四是在总体功能布局上，要与外部大配套相衔接，合理布局，留有余地，要认真梳理交通关系，旅游项目和旅游线路的设计要以遗址为主角，新增建筑的数量体量要严格控制，做好视线保护；五是在细节设计方面，要注重保留遗址文化元素符号，原生树种、建筑材料的选择都要认真分析；六是要坚持文物保护与提高城市品位，带动产业，改善民生相结合，积极开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遗址保护与利用共赢的新局面。（根据浙江省杭州良渚遗址管委会对大遗址保护规划的思想）

㈦ 汉魏洛阳故城的故城保护

195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列为保护古迹之一。
1961年在城址树立一批保护标志。
1964年在故城涉及的4个公社各设一名专职文物保护员。
1972年,以村为单位建立了文物保护小组。
1974年，划定10处重点文物保护区。
1976年，洛阳市成立白马寺、汉魏故城文物保管所，专职保护白马寺和城址。
1989年划定了城址保护范围。
2006年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启动后，汉魏洛阳故城文管所率先实施了宫城阊阖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该工程已于2008年完工。
2009年6月，内城东北城墙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也得以实施。施工人员清理了城墙上的灌木，通过夯土修补、土坯填洞、泥浆注缝、顶部覆土植草等方法来保护墙体。
2011年，宫城二号宫门、铜驼大街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完成。 汉魏洛阳城遗址是公元1－6世纪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重要王朝的都城，位于中原地区的洛阳盆地，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第一次从中亚地区延伸到欧洲，丝绸之路的全貌由此形成。尤其是罗马帝国与中国的通使交流，正是在汉魏洛阳过程掀起的新篇章。汉魏洛阳城遗址代表了东汉至北魏历代中原王朝的文明与文化特征，见证了北魏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大融合所促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展现了城市形制的跨区域、跨时间交流，展现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
这一多元因素促生的新的城市形制还对隋唐以来的中国古代都城和地方城市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不仅展现了丝绸之路沿线城镇有关城市文化的跨地域交流，同时展现了这一交流活动促成的独特城市形制在时间上的持久影响力。作为北魏时期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建筑遗存，北魏永宁寺遗址及《洛阳伽蓝记》等历史文献记述的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其它寺院展现了公元 1 到 6 世纪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北魏永宁寺塔基遗址反映的楼阁式木塔的建筑形象，展现了印度、中亚佛塔建筑与中原传统楼阁建筑的融合，以及佛教在中原传播和本土化的发展历程。

㈧ 什么叫 大遗址保护区

大遗址保护区，就是人们通常把占地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的范围较大、有居民生活、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地下文物遗迹保护起来称为大遗址保护区。在我国已公布的六批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约有500余处是大遗址，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一部分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在有效保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风貌的同时，加强展示和宣传工作，对于全面提高文物保护、管理、利用水平，发挥文物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文物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㈨ 为何说洛阳金村大墓是中国考古的痛，有何深意呢

洛阳金村大墓之所以说是中国考古的痛，主要有以下原因：

1、八座东周王陵大墓被盗掘一空，文物绝大多数流失海外

㈩ 洛阳大遗址的历史和文化

洛阳大遗址
在洛河沿岸、东西不足30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等5处大型遗址，如此密集的都城遗址，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洛阳片区大遗址群，包含了自夏至唐近三千年中华文明与文化重要起源和发展阶段的大规模遗存，不仅在历史文化内涵上具有一定的文明发展延续性，而且在分布区域上具有显著的关联性，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区域。
但是夏林、樊会涛代表在调研时发现，由于隋唐洛阳城等大遗址位于城市建设区和城乡接合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迅速扩大，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基本建设矛盾异常突出，遗址外部环境威胁加剧。如果保护不善，将面临损害或灭失的危险。为有效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们建议：一、加强立法保护；二、加大资金投入；三、工厂和村庄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