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丁公遗址

㈠ 邹平是县级市吗有哪些名胜古迹

邹平属于：县。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西北临黄河。邹平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源远流长。西汉置县，古称梁邹。东接淄博，距青岛港250公里，西距济南国际机场48公里，南依胶济铁路，北靠黄河。

邹平下辖5个街道、11个镇：黛溪街道、黄山街道、高新街道、西董街道、好生街道、韩店镇、长山镇、焦桥镇、孙镇、明集镇、九户镇、台子镇、码头镇、魏桥镇、临池镇、青阳镇。858个行政村，户籍人口78万，总面积1250平方公里。

邹平县名胜古迹有：

1、范公祠

北宋范仲淹在邹平渡过了青少年时代，他的“先忧后乐”的思想发端于此，邹平因此被誉为“范公故里”。 县境南部长白山绵延百里，山不高而秀雅，林不广而茂盛，松柏交翠溪流潺潺，向有副岳“小泰山”之称。白云、摩河、会仙三峰，雾霭缭绕，突兀峥嵘，蔚为奇观，古有“洞天福地”之誉。

2、窝峪景区

雕窝峪位于邹平县青阳镇西阿陀村南5华里处，深邃宽阔的山谷长达3华里。青阳镇自1993年起，对峪中王薄起义旧址进行综合开发后，形成了自然、人文、庙文化三大景观。

3、王薄起义遗址

青阳镇根据雕窝峪自然景观和特殊的意境，1993年恢复了王薄起义遗址，从石门到碧霞祠3里多长的峪中，建造了雕塑“王薄亭和王薄像”，并书写了各种体裁的斗方大字，雕刻在不同位置的悬崖、峭壁上，供游人雅赏、观光。

4、邹平长白山

邹平长白山旅游度假区位于邹平县。由鹤伴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白云山、会仙山、玉泉山、黄山、碧云湖、花盆河、范公祠、范仲淹读书洞、唐李庵、醴泉寺、丁公遗址、鲍家遗址、古城遗址、大商遗址、邹平故城遗址、梁邹故城遗址、朝阳故城遗址、高苑故城遗址、梁邹侯墓、王薄起义遗址、梁漱溟墓以及大量古碑、石刻等80余处自然及人文景观组成。

5、唐李庵

唐李庵名称的由来，众说不一。传有唐李二仙曾在此修炼，故名。实际上这是一座小型佛教寺院，现存主体建筑有大殿、东西偏殿各三间，另有跨院僧房、藏经楼和寺南接待香客的客房、寺东的姑子庵草房等，总计有房屋32间，建筑面积为820平方米。

6、鹤伴山

位于邹平县境内，地处邹平县与章丘县交界处，系长白山脉，白云山系，地形复杂多变，山势陡峭险峻，沟谷曲折狭长，悬崖绝壁较多，是经林业部批准，于1992年9月建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公园内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四季分明。

邹平县

地址：邹平县鹤伴二路567号。

邹平县参考资料：http://ke..com/subview/281595/7963681.htm。

㈡ 关于邹平县的地理 历史

邹平历史名人

伏生：秦汉之际邹平人，《尚书》的收藏口传承续者，著游《今文尚书》，历代学者誉之为《尚书》“再造”。

刘徽：魏晋时期邹平人，著名数学家，被誉为“古代世界数学泰斗”，著有《九章算术注》等，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领先世界的地位。

段成式：晚唐时期邹平人，著名文学家，所著《酉阳杂俎》，以内容广博而闻名中外，其诗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

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邹平度过青少年时期，谥号文正，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其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中华民族最高尚的道德规范。

张万钟：明末邹平人，鸽子研究专家，著有《鸽经》，被誉为“世界鸽子研究的真正开创者”。

马骕：清初邹平人，著名史学家，著有《绎史》、《左传事纬》、《十三代瑰书》等。

梁漱溟：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

李广田：邹平人，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与何其芳、卞之琳并称为“汉园三诗人”，曾对民间文学的挖掘作出过显著贡献，后期任云南大学校长，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建庵：中国现代著名版画艺术家，出版过连环画《阿Q正传》、《高而基的童年》，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等职。

郭在贻：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训诂学专家，著有《训诂丛稿》

邹平的最高峰

邹平县隶属山东省滨州市，位于山东省中北部，黄河下游南岸，鲁中泰沂山区与鲁北黄泛平原的叠交地带。东接工业重地淄博，西临山东省会济南，南依胶济铁路，北靠黄河，济青高速公路横穿全境26公里，西距济南国际机场62公里，东距海滨城市青岛240公里。全县辖13镇、3个街道办事处，858个行政村，人口69万，总面积1252平方公里。

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邹平县置县于西汉，现有古文化遗址80多处，出土文物数千件。近年发掘的丁公遗址出土的陶片文字被考古学家认定为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800年。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在邹平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三十年代在邹平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了七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李广田，著名版画家刘建庵，语言学家郭在贻，都是知识界颇有影响的邹平籍人。

邹平县自然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富。南部长白山区为山地丘陵，是重要的林果产地。邹平水杏、礼参葡萄、长山山药、红芽香椿、金星山楂，久负盛名，远销四方。农业主要产品有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畜产品等，小麦和棉花跨入全国优质小麦基地县和优质棉百强县行列。矿产资源，现已探明的有铜、金、银、钼、硫、花岗石、麦饭石、矿泉水、天然气、石油等，特别是铜、金、矿泉水、花岗石等储量巨大。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建材资源和中药材资源。中北部为黄河冲积平原，土壤肥沃，黄河、小清河、孝妇河等主要河道纵横交织，水利工程配套，历来是粮棉集中产地和国家重要的优质粮棉生产基地。

近年来，邹平县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全县形成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良好县风和民风。全县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2002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4.1亿元，实现财政总收入7.3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23亿元，连续15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今年上半年，邹平县克服“非典”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继续保持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全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8%；实现财政总收入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1%和35.4%。

㈢ 邹平旅游景点

邹平历史悠久，文复化源远流长制，人文景观丰富。古文化遗址遍布县境。
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首“丁公遗址”出土的“陶文”将中国的文字历史提前了八百年。邹平西汉置县，人文荟萃。秦汉之际伏生传《尚书》，名闻天下；魏晋之际刘徽作《九章算术注》，光采照人；隋末王薄长白山首举义旗，亨名字内，晚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播芬四海；北宋范仲淹在邹平渡过了青少年时代，他的先忧后乐”的思想发端于此，邹平被誉为“范公故里”，名闻遐迩。明清以降，墨客骚人，纷纷雅集于此，酬答唱和，蔚然一时之盛。马骕、成瓘与经济学者脱颖而出，张实居、郝秋岩等诗家名流独标诗坛，璀璨夺目。近代学者梁濑溟曾在邹平进行了七年乡村建设实施活动。现代著名诗人李广田、版画家刘建庵、语言学家离在贻也都为桑梓邹平增添了亮丽的光彩。

邹平县旅游资源丰富,景点有鹤伴山,黄山,碧云湖,王薄起义遗址,梁漱溟墓,范仲淹读书洞,范公祠,唐李庵等。鹤伴山,黄山均开辟为公园

㈣ 东方文字起源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1），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3），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4），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5），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6），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7），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

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9），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10）。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24），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释：

（1）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续存??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

（7）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

（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

（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6）林??：《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

（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

（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㈤ 邹平都有什么古迹

除了一楼说的这几个，最早的要说苑城的丁公遗址，这个虽然没啥好看的，绝对是远古时期的古迹，比前几个也有名得多。

㈥ 邹平县名胜、名人、美丽传说

旅游胜地
范公祠 坐落于邹平县长山镇河南村，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之享堂。旧志载，该祠为宋治平二年（1065年）邑人知县韩泽所建。后经元、明、清多次修葺，最后一次修葺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建筑分主殿和后殿，歇山式，四角飞檐，斗拱相扣。祠院内原有古槐3株，为宋治平二年（1065年）知县韩泽所植。“文化大革命”中，2株被伐，现仅存1株。因树干空心，干中又生新枝，称“怀（槐）中抱子”。树高10米，干径1.5米，树冠阔径15米，至夏日，枝繁叶茂，浓荫蔽天。1984年，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2000年，县内又经3年次修复。重塑范公像，对主殿壁、柱饰物重新复制翻新，院内新置石碑10通，大门新添石狮2尊，千年古祠，又展现了昔日风貌。
唐李庵 坐落于邹平县邹平镇石樊鲁村西北300米山谷中，系小型佛教寺院。相传古时有唐、李二仙在此修炼而得名。兴建年代失考。碑记记载最后一次重修为明朝隆庆年间。寺院久历风雨剥蚀，殿内彩色壁画大部涂铲。现存有大殿、山门、东西偏殿、跨院僧房、藏经楼及客房共32间。山门左右有重修寺碑4通。院内有丁香、古柏，院东有500余年的文冠果树1株。唐李庵古建筑群，小巧玲珑，布局精密，与周围自然风物浑然一体，堪称胜景。该寺院为县境内仅存的较完整的古建筑之一，1984年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1998年，县两次拨款修葺此寺。
鹤伴山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山东省邹平县境内，地处邹平县与章丘市交界处的长白山脉白云山群落，北距县城15公里。
公园总面积480公顷，其中林业用地356公顷，天然灌木林124公顷。园内有大小山峰18座，主峰玉皇顶海拔728.8米。群山连绵，危岩陡涧，山势陡峭险峻；峪深谷长，茂林葱郁，浓荫蔽天，山中涧泉流溢，鸟啼鹿鸣，景色宜人。公园内15条主要山谷之水流经黛溪河，注入小清河。园内多鸟、兽，据统计鸟类有10目、29科、43属、64种，属市级自然保护区。碧云谷、碧云坊、漱溟桥、翠竹林、鹤伴仙境、仙翁石、抗日桥、铜墙铁壁、一线天、英烈石、抗日洞等23处景点，留下了游客的串串足迹。峪底平坦之处，建有100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楼1座，2000平方米的停车场1处，160平方米的公园办公室和3座游玩景亭。是一处集餐饮旅游、避暑度假、学术研讨、休憩娱乐于一体的理想旅游胜地。环山路蜿蜒曲折直达公园内，每年接待游客达10万人次。
黄山位于邹平县城南侧，据传因土黄得名。其山势状如伏虎，又称虎头崖。山势不高，海拔仅有168.4 米。
黄山古时多庙宇，西岭有碧霞元君庙，东岭有玉皇庙，又有捕蝗之神刘猛将军庙、古大夫庙、黄山文笔峰等建筑，皆金彩绚丽。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召来众多文人墨客、南北商贾，远近善男信女、进香祈愿者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是黄山庙会期，届时南北药商云集，以药材交易为盛，形成了海内外闻名的黄山药会。
1983年，辟为黄山公园后，山上自然景观与现代城市建筑和谐交融，浑然一体，使黄山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黄山北麓东侧，有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园中纪念碑、忆英亭、怀烈亭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北麓西侧的儿童游乐园，不时传来孩子们的阵阵欢声笑语。南坡，济青高速公路犹如苍龙横穿其下，飞驰电掣的汽车洪流，为黄山迎来了勃勃生机。西面，黛溪湖倒映如画，范公像背水面山而立，黛溪山庄簇拥在黄山怀抱之中。东路，林木繁茂，曲径通幽，梁漱溟先生之墓坐落其中。山顶，电视差转台巍然矗立；山腰，环山公路盘旋其间，直通山顶，又有连心亭、仙遐亭、步云亭点缀在绿树葱茏之中；山下山上，红楼拥翠，绿树掩映；登山可瞰全城，入城可仰山景，山城相映，恰如画图。
丁公遗址 丁公遗址位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在遗址中发现大量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遗物。所采集的文物标本除蚌器外，主要有石铲、石锛、磨制石斧等石器，还有骨簇、骨针及具有龙山文化典型特征的蛋壳陶片。陶器中有小陶罐，为泥质灰陶，鼓腹，颈部有一弦纹，口径5.2厘米，腹径8厘米。还有陶瓮残片，为泥质灰陶。细绳纹并附加堆纹。尤为珍贵的是黑陶鬼脸式鼎腿、猪嘴鼎腿等。经考证，为典型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遗存。以上类型的陶器在滨州地区是首次发现，对研究古文化发展有重要意义。该遗址1984年被邹平县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经山东省文物管理局批准，又被定为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邹平工作站。1988年山东大学投资建立了1850平方米的3层考古楼，陈列文物1000多件。丁公遗址是重要的史前遗址，被列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近几年，省内外各界人士到此参观者不断，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将此作为专业教学和科研实习之地。
醴泉寺 醴泉寺位于邹平县境西南长白山中，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后圮。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建寺院，时东山有一泉涌出，中宗赐名“醴泉”，醴泉寺即由此得名。
醴泉寺建于群山环抱之中，坐南面北。大门两侧蹲踞一对石狮，迎门为文昌阁，阁上有殿，塑有文昌帝君神像。殿西有一古钟，径2米，高3米有余，撞击之声，响彻数里。阁南为大雄宝殿，能容千人。中有释迦牟尼石像，系一巨石刻成，仅头部就有1米多高。殿后有东西两个跨院，东为范公祠，西为三星殿等，整个建筑完整和谐，浑然一体。
范公祠，为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祠堂。范仲淹幼年随母嫁适长山，曾寄读醴泉寺，饱经流离寄寓之苦，后官途成名，醴泉寺亦名声大震。范仲淹去世后，县人为其建祠纪念，醴泉寺香火也随之日盛。
寺南5里为黉堂岭，山峪纵深，古木参天，中有一石洞，相传当年范仲淹曾避寺中喧嚣来此攻读，世称“读书洞”，又称“上书堂”。
醴泉寺环境幽美，为一方之名胜。抗日战争爆发前，梁漱溟先生曾在此建乡学并设医院。抗战中，曾为八路军兵工厂和后方医院。1939年清明时，日军扫荡，千年古寺被毁于一炬。现仅有唐志公之碑与石佛头像。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醴泉寺作为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古寺遗址和一代名相范仲淹的求学故地，仍不失为人们吊古励今的游览胜地。

名人
伏生：秦汉之际邹平人，《尚书》的收藏口传承续者，著游《今文尚书》，历代学者誉之为《尚书》“再造”。
刘徽：魏晋时期邹平人，著名数学家，被誉为“古代世界数学泰斗”，著有《九章算术注》等，奠定了中国古代数学领先世界的地位。
段成式：晚唐时期邹平人，著名文学家，所著《酉阳杂俎》，以内容广博而闻名中外，其诗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
范仲淹：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在邹平度过青少年时期，谥号文正，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其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中华民族最高尚的道德规范。
张万钟：明末邹平人，鸽子研究专家，著有《鸽经》，被誉为“世界鸽子研究的真正开创者”。
马骕：清初邹平人，著名史学家，著有《绎史》、《左传事纬》、《十三代瑰书》等。
梁漱溟：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
李广田：邹平人，现代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与何其芳、卞之琳并称为“汉园三诗人”，曾对民间文学的挖掘作出过显著贡献，后期任云南大学校长，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建庵：中国现代著名版画艺术家，出版过连环画《阿Q正传》、《高而基的童年》，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等职。
郭在贻：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训诂学专家，著有《训诂丛稿》

㈦ 范公故里 山水邹平

邹平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人文景观丰富。古文化遗址遍布县境。 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首“丁公遗址”出土的“陶文”将中国的文字历史提前了八百年。邹平西汉置县，人文荟萃。秦汉之际伏生传《尚书》，名闻天下；魏晋之际刘徽作《九章算术注》，光采照人；隋末王薄长白山首举义旗，亨名字内，晚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播芬四海；北宋范仲淹在邹平渡过了青少年时代，他的“先忧后乐”的思想发端于此，邹平被誉为“范公故里”，名闻遐迩。明清以降，墨客骚人，纷纷雅集于此，酬答唱和，蔚然一时之盛。马骕、成瓘与经济学者脱颖而出，张实居、郝秋岩等诗家名流独标诗坛，璀璨夺目。近代学者梁濑溟曾在邹平进行了七年乡村建设实施活动。现代著名诗人李广田、版画家刘建庵、语言学家离在贻也都为桑梓邹平增添了亮丽的光彩。 县境南部长白山绵延百里，山不高而秀雅，林不广而茂盛，松柏交翠溪流潺潺，向有副岳“小泰山”之称。白云、摩河、会仙三峰，雾霭缭绕，突兀峥嵘，蔚为奇观，古有“洞天福地”之誉。屹立山颠北望，黄河、小清河，宛如两条巨龙，自西向东，径奔大海。孝水、月河、黛溪、可花河等水系，自南向北，巧绣沃野，澄碧如画。“鲁中生态明珠”鹤伴山森林公园，“齐鲁小灵岩”佛教寺院唐李庵等景观点缀于其中，倍显锦山秀水之灵气。 邹平四季分明，沃土坦荡，物华天宝。境内铜、花岗岩、麦饭石以及中药材资源蕴藏丰富，邹平水杏、红芽香椿、贡品山药、车头甜柿、青阳小米等弛名国内，琥珀啤酒、碧云洞矿泉水等产品饮誉海内外。<BR>邹平旅游环境优越，区位优势明显，旅游产业迅速崛起，四海宾朋络绎不绝。 邹平是全国唯一的农村地区对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自1986年以来，先后有二千余人次的外国朋友造访邹平。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曾专程来邹平进行考察访问。邹平交通便利，济青高速公路横穿县城，东距青岛港240公里，西距济南国际机场50公里，距周村火车站12公里；通讯设施发达，连通世界各地；全县有旅行社9家，四星级餐馆2家，四星级酒店1家，三星级酒店2家，三星级餐馆1家，二星级酒店1家，接待、购物、娱乐等旅游基础设施完备，热情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邹平，将以秀美的山水、丰富的人文景观和全新的旅游形象欢迎八方的朋友光临！

㈧ 邹平有哪些景观

滨州丁公遗址
丁公遗址位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在遗址中发现大量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遗物。
滨州范公祠
范公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享堂，地处长山城南、孝妇河畔的河南村，濒临河水，古木参天，建筑清新幽雅。
滨州雕窝峪
雕窝峪位于邹平县青阳镇西阿陀村南5华里处，深邃宽阔的山谷长达3华里。青阳镇自1993年起，对峪中王薄起义旧址进行综合开发后，形成了自然、人文、庙文化三大景观。
滨州醴泉寺
醴泉寺位于邹平县境西南长白山中，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后圮。唐中宗时，寺僧仁万重建寺院，时东山有一泉涌出，中宗赐名“醴泉”，醴泉寺即由此得名。
滨州唐李庵
唐李庵名称的由来，众说不一。传有唐、李二仙曾在此-，故名。实际上这是一座小型佛教寺院，现存主体建筑有大殿、东西偏殿各三间，另有跨院僧房、藏经楼和寺南接待香客的客房、寺东的姑子庵草房等，总计有房屋32间，建筑面积为820平方米。
滨州邹平黄山
邹平黄山据传因土黄得名，位于邹平县城南近郊，山城相映，别具特色。其山势状如伏虎，又称虎头崖。山势不高，海拔仅有168.4米，然而自古以来却远近闻名。
滨州会仙山
会仙山在邹平县城西南7.5公里处，高590.8米，为长白山脉北部山群的主峰。周围环拱大小山头几十座，山势起伏，壑峪纵横，千姿百态，气象峥嵘。
滨州鹤伴山
鹤伴山国家森林公园是经林业部批准，于1992年9月建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位于邹平县境内，地处邹平县与章丘县交界处，系长白山脉，白云山系，地形复杂多变，山势陡峭险峻，沟谷曲折狭长，悬崖绝壁较多，公园内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区，一年四季分明。

㈨ 简单说说我国文字的起源及早期演变过程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1），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3），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4），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5），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6），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7），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

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9），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10）。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əך，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24），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释：

（1）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续存•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

（7）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

（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

（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6）林�：《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

（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

（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相关的主题文章：

㈩ 邹平人文

邹平历史来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源人文景观丰富。古文化遗址遍布县境。
1991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首“丁公遗址”出土的“陶文”将中国的文字历史提前了八百年。邹平西汉置县，人文荟萃。秦汉之际伏生传《尚书》，名闻天下；魏晋之际刘徽作《九章算术注》，光采照人；隋末王薄长白山首举义旗，亨名字内，晚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播芬四海；北宋范仲淹在邹平渡过了青少年时代，他的先忧后乐”的思想发端于此，邹平被誉为“范公故里”，名闻遐迩。明清以降，墨客骚人，纷纷雅集于此，酬答唱和，蔚然一时之盛。马骕、成瓘与经济学者脱颖而出，张实居、郝秋岩等诗家名流独标诗坛，璀璨夺目。近代学者梁濑溟曾在邹平进行了七年乡村建设实施活动。现代著名诗人李广田、版画家刘建庵、语言学家离在贻也都为桑梓邹平增添了亮丽的光彩。

邹平县旅游资源丰富,景点有鹤伴山,黄山,碧云湖,王薄起义遗址,梁漱溟墓,范仲淹读书洞,范公祠,唐李庵等。鹤伴山,黄山均开辟为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