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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窝铺红山文化聚落遗址

发布时间: 2021-02-15 03:05:01

Ⅰ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的分布》的遗址分布有什么共同点

共同点:1.分布范围广;2.主要集中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
原因:居专住在长江黄河附近地区水源属非常丰富,有水的地方人才能生存,有水的地方猎物多,喝水的冲击还能形成平原,而平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生活在水源充足的地方有利于生存与发展。

Ⅱ 辽宁省铁岭市有红山文化遗址吗

铁岭市区没有的,在它管辖的下面区域有
在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公布更新的申遗后备内名单中,
辽宁容省牛河梁遗址和内蒙古红山后遗址、
魏家窝铺遗址以“红山文化遗址”打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辽宁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的朝阳市、阜新市、锦州市及葫芦岛市,
另外在沈阳康平县及
铁岭市昌图县也有零星发现。

Ⅲ 红山文化具体坐落在哪

红山文化是因发现于红山后而得名,分别于赤峰、通辽、朝阳等地。比较出名的遗址一个是红山区魏家窝铺遗址和朝阳的牛梁河遗址。

Ⅳ 有哪些我国原始农耕时期有代表性的主要文化遗址名称

西安半坡遗址
西安蓝田人遗址
四川资阳人遗址
沈阳新乐遗址
河姆渡遗址
龙山文化遗址
红山文化遗址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

中国原始社会遗址代表文物大全

夏家店遗址

(下层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上层为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300年)

中国北方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发掘年代:1960年
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地,为探寻中国北方青铜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
夏家店上层文化陶鬲:炊器(右上,高37厘米)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短剑:兵器(中,长33.6厘米)
夏家店上层文化陶鼎:炊器(左下,高13.7厘米)
2006-7-22 14:19 candy
东下冯遗址

(公元前19OO年~公元前1500年)

夏商时期遗址,位于山西省夏县。
发掘年代:1974年
为了解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内涵以及探索夏文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石磐:乐器(上,长68厘米)
青铜爵:酒器(下,高12厘米)
2006-7-22 14:19 candy
二里头遗址

(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

夏代晚期城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
发掘年代:1959年至今
二里头文化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装饰品(左上,高14.4厘米)
鸭形陶壶:水器或酒器(左下,高10厘米)
青铜爵:酒器(右下,高22.5厘米)
2006-7-22 14:19 candy
圆山遗址

(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1100年)

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位于台湾省台北市。
发掘年代:1953年
为了解台湾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人兽形玉玦:装饰品(上)
右肩石斧:工具(中)
陶罐及残口沿:盛器(下,最大者高14厘米)
2006-7-22 14:20 candy
东湾仔北遗址

(公元前3700年~公元前500年)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位于香港马湾岛。
发掘年代:1997年
为了解香港地区的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陶器座:炊器(上,高18.2厘米)
长颈圈足陶壶:食器或水器(下,高26厘米)
2006-7-22 14:20 candy
石峡遗址

(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7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广东省曲江县。
发掘年代:1973年。
为探索中国岭南地区原始社会的解体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玉玦:装饰品(上,直径6.3厘米)
玉玦:装饰品(中,直径8.8厘米)
玉琮:礼器(下,长14.1厘米)
2006-7-22 14:20 candy
卡若遗址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县。
发掘年代:1978~1979年
卡若文化命名地,西藏高原新石器聚落遗址的首次发掘。
12号房址:(背景,长54O厘米)
双体兽形陶罐:食器或水器(中,长32厘米)
大理石和粘土岩制项饰:装饰品(背景右,长52厘米)
2006-7-22 14:21 candy
齐家坪遗址

(公元前2000年左右)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发现年代:1924年
齐家文化命名地,揭开了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
陶瓮:盛器(左上,高11.8厘米)
三角纹彩绘陶片:(右上,高4.7厘米)
器耳部陶片:(右中上,高4厘米)
器耳部陶片:(右中下,高4.8厘米)
三角纹彩陶双耳罐:食器(下,高10.2厘米)
2006-7-22 14:21 candy
王城岗遗址

(公元前2469年~公元前1543年)

新石器时代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县。
发掘年代:1975年
对研究中国龙山时代的城和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陶鬶形器:水器或酒器(上,高16厘米)
陶杯:水器或酒器(左下,高8厘米)
陶豆:食器(右下,高12.6厘米)
2006-7-22 14:21 candy
陶寺遗址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9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
发掘年代:1975年至今
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有重要意义。
彩绘龙纹陶盘:水器(上,口径37厘米,高8.8厘米)
陶异形器:具体用途不明(下,高83.6厘米)
玉琮:礼器(背景,边长7厘米)
2006-7-22 14:21 candy
石家河遗址群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位于湖北省天门市。
发掘年代:1954年至今
为探索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突破口。
彩陶高足壶:食器(上,高16.1厘米)
玉人头像:礼器或装饰品(下,高3.7厘米)
2006-7-22 14:22 candy
良渚文化遗址群

(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位于浙江省余杭县。
发掘年代:1936年至今
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玉琮,礼器(上,高4.5厘米)
玉琮:礼器(下,高10厘米)
2006-7-22 14:22 candy
城子崖遗址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100年)

新石器时代城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市。
发掘年代:1931年
龙山文化命名地,是中国史前城址的首次发现
白陶鬶:酒器或水器(上)
黑陶罍:食器或礼器(下)
2006-7-22 14:22 candy
牛河梁遗址

(公元前3770年~公元前292O年)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
发掘年代:1983年至今
揭示了红山文化的祭祀生活。
玉猪龙;礼器(右上,高14厘米)
彩色女神头像:(下,高22.5厘米)
2006-7-22 14:23 candy
柳湾墓地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100年)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氏族墓地,位于青海省乐都县。
发掘年代:1974年~1979年
揭示了当地居民的墓葬形态,对研究甘青地区各原始文化的内涵、序列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彩陶带嘴陶壶:水器(上,高25厘米)
彩陶人像陶壶:水器(下,高34厘米)
2006-7-22 14:23 candy
马家窑遗址

(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7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
发掘年代:1924年
马家窑文化命名地,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首次发现。
彩陶尖底瓶:水器(上,高26厘米)
彩陶豆:食器(下,高16.4厘米)
2006-7-22 14:23 candy
崧泽遗址

(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县。
发掘年代:196O年
崧泽文化命名地,为研究太湖地区原始文化和上海史前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猪首形陶匜:水器(中右,高6.7厘米)
黑陶壶:水器或酒器(中左,高19.5厘米)
鱼鸟形玉璜:装饰品(上、下,长6.6厘米)
2006-7-22 14:24 candy
屈家岭遗址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
发掘年代:1954年~1989年
屈家岭文化命名地,对认识长江中游地区和江汉平原的史前文化有重要意义。
带盖陶甑:蒸煮器(左上,通高35厘米)
镂孔喇叭形圈足陶豆:食器(右下,高17厘米)
陶纺轮:纺织工具(背景,最小者直径3.5厘米)
2006-7-22 14:24 candy
城头山遗址

(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800年)

新石器时代城址,
位于湖南省澧县。
发掘年代:1991年
为深索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形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黑陶壶:酒器或水器(上,高15.5厘米)
彩陶杯:酒器或水器(下,口径10厘米)
2006-7-22 14:24 candy
大溪遗址

(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
发掘年代;1925年至今
大溪文化命名地,首次发现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彩陶碗:食器(上中,高6.6厘米)
单耳彩陶杯:水器(左下,高6厘米,右下,高8.5厘米)
参考资料:中国原始社会遗址代表文物大全

Ⅳ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发源,这样有什么历史依据~有那些王朝与黄河有关~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化, 因 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 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的发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显示出良渚遗址 已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圣地。
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
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文化遗址群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群,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意 义:
良渚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特征、性质与影响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诸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剌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红山文化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大(板)白(城)铁路沿线正在进行的老牛槽沟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一处大型红山文化聚落遗址。据悉,这是自1935年“红山文化”在赤峰红山被发现70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在内蒙古地区发现这样的文化层次纯粹、保存比较完整、房址成排、方圆15000平方米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

据负责该遗址挖掘的考古队队长杨春义介绍,这个大约占地15000平方米的村落,已经被揭露发掘的面积在800平方米左右,目前已经清理出红山文化早期完整的房址4座,灰坑26个。出土6件能复原的完整的陶器和10多件石器,陶器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纹饰有刻划纹、拓印纹、“之”字纹和席纹等。

据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吉平介绍,过去的遗址发掘中大都是红山文化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共存的、伴生的,像老牛槽沟遗址这样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是首次发现。老牛槽沟遗址的年代为红山文化早中期。值得关注的是,正在挖掘的这个老牛槽沟遗址距离1971年在翁牛特旗朝格温都苏木出土的“中华第一龙”的赛沁塔拉嘎查红山文化遗址仅5公里。

有关专家认为,老牛槽遗址的发现,更证实了“红山文化”时期人类生活、居住的方式,以及当时生产、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态和文明程度。对于了解“红山文化”的文化内涵、分布范围、时代的分期断代等,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并向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的传人。

那些王朝与黄河有关:夏商

河洛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化,汉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河洛地区指的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包括颍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纬34°至35°、东经110°至114°之间的地区,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南为外方山、伏牛山山脉,北为黄河,西为秦岭与关中平原,东为豫东大平原,北通幽燕,南达江淮,在古代雄踞于中原,为“天下之中”(《史记·周本记》),即所谓“中国”(西周何尊铭文),是古代中国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
河图洛书是中华文明之始。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上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里讲: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太极图是河洛交会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旋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人族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
河洛地区先民们创造的河洛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的核心和发祥地,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文化,是数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因而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河洛地区文化积淀厚重,历代名家辈出。这里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研究易经的人寻根拜祖,哪个不到河洛汇流处?这里是少林拳,太极拳,轨迹拳,苌家拳的发源地,欲学武术真功的人,舍此何求?
我们依托资源的优势,开设河洛讲坛,传承文明,开拓创新!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在当今中国版图范围之内,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和古代文献记载说明,华夏文化是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母体文化。华夏文化主要源自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夏商文化及其更为久远的河南龙山文化,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已经证实,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
化形成的直接源头。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就这点而言,河洛地区可以说是夏文化、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及其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是以后汉文化、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艰辛努力,释读了甲骨文,利用地下出土文物与古代历史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证明了殷墟确实属于商代晚期都城,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关于有商一代历史的基本可信。

20世纪5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发现了属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遗址,几十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证实,二里岗遗址是一座商代早期大型城址,其中有规模巨大的城墙、数量众多的宫殿建筑遗址,有重要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还有一些“重器”——大型青铜礼器的出土。这就说明该遗址不是一般的大型城址,而应该是商代早期都城遗址之一。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本建设时,在偃师县城和塔庄一带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商代早期城址。此后,考古发现了这座城址的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勘探了“小城”和“大城”城墙与范围,发掘了城门遗址、库房遗址和一些手工业遗址,清理了同时期的若干墓葬。通过对这些丰富考古资料的深入、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偃师商城遗址与郑州商城遗址同样是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而且偃师商城还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保存着宫城与郭城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解决了早期商代王朝的存在问题,从而使安阳殷墟的商代晚期文明在河洛地区找到源头。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商代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址。其后,这里又发现了数十座大型夯土建筑遗址,考古工作者全面发掘了其中的第一、二号大型建筑遗址及其它宫殿建筑遗址。研究表明,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中国古代宫殿建筑遗址。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围绕这一大型夯土建筑群遗址的围墙遗迹,初步研究确认这是宫殿建筑群周围的宫城遗迹。在二里头遗址范围之内还发现了制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贵族墓葬、重要的青铜礼器、玉器等遗物。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证实,晚于河南龙山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不但早于安阳殷墟遗址,也早于郑州商城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据此,学术界一般认为以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不但是一处重要的、典型的“二里头文化”遗址,还是一座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即历史文献所说的“夏墟”。正是由于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但确定了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而且使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更为突出。

河洛地区的夏商王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早期王国。在同时期的当今中国范围之内,各地没有比夏商王国对以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影响更大、更为重要的王国。寻找直接产生夏商王国文明的考古学文化,是实施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体文化。

近年来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中,由于辽西红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一种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区、“多元”学说比较流行,而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性作用却被忽视。我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文明在学术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不同就推导出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从史前向“文明”的过渡,甚至从中还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但大多数考古学文化则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文明化”进程发展,被先进的考古学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极少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于“石化”,近代的民族学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许多生动例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历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着上述历史发展过程。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文明化”过程中,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社会群体,基本在相同时期或稍有先后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万邦”、“万国”的局面。但是这些“万邦”、“万国”,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的、数以“万”计的“国家”,这还是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作为科学常识而言,这些“万邦”、“万国”对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华夏文明的影响不可能是等同的,进而言之,即使当时的“万邦”、“万国”文化对河洛地区的夏文化产生影响,形成于河洛地区的夏文化及华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区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这是因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考古新资料说明,夏文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也就是说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区“土生土长”的考古学文化。我们承认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对同时期及其后的中原地区、河洛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区古代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而不是红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因此,我们以为,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源头来说,夏文化直接渊源于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从对夏王朝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而言,河洛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

Ⅵ 我国原始农耕时代主要遗址的分布!(除了红山、半坡、大汶口、河姆渡)

西安半坡遗址
西安蓝田人遗址
四川资阳人遗址
沈阳新乐遗址
河姆渡遗址
龙山文化遗址
红山文化遗址
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

中国原始社会遗址代表文物大全

夏家店遗址

(下层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上层为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300年)

中国北方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发掘年代:1960年
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命名地,为探寻中国北方青铜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
夏家店上层文化陶鬲:炊器(右上,高37厘米)
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短剑:兵器(中,长33.6厘米)
夏家店上层文化陶鼎:炊器(左下,高13.7厘米)
2006-7-22 14:19 candy
东下冯遗址

(公元前19OO年~公元前1500年)

夏商时期遗址,位于山西省夏县。
发掘年代:1974年
为了解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内涵以及探索夏文化都有积极的意义。
石磐:乐器(上,长68厘米)
青铜爵:酒器(下,高12厘米)
2006-7-22 14:19 candy
二里头遗址

(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500年)

夏代晚期城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
发掘年代:1959年至今
二里头文化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晚期都城。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装饰品(左上,高14.4厘米)
鸭形陶壶:水器或酒器(左下,高10厘米)
青铜爵:酒器(右下,高22.5厘米)
2006-7-22 14:19 candy
圆山遗址

(公元前2400年~公元前1100年)

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位于台湾省台北市。
发掘年代:1953年
为了解台湾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人兽形玉玦:装饰品(上)
右肩石斧:工具(中)
陶罐及残口沿:盛器(下,最大者高14厘米)
2006-7-22 14:20 candy
东湾仔北遗址

(公元前3700年~公元前500年)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遗址,位于香港马湾岛。
发掘年代:1997年
为了解香港地区的史前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陶器座:炊器(上,高18.2厘米)
长颈圈足陶壶:食器或水器(下,高26厘米)
2006-7-22 14:20 candy
石峡遗址

(公元前2900年~公元前27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广东省曲江县。
发掘年代:1973年。
为探索中国岭南地区原始社会的解体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玉玦:装饰品(上,直径6.3厘米)
玉玦:装饰品(中,直径8.8厘米)
玉琮:礼器(下,长14.1厘米)
2006-7-22 14:20 candy
卡若遗址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县。
发掘年代:1978~1979年
卡若文化命名地,西藏高原新石器聚落遗址的首次发掘。
12号房址:(背景,长54O厘米)
双体兽形陶罐:食器或水器(中,长32厘米)
大理石和粘土岩制项饰:装饰品(背景右,长52厘米)
2006-7-22 14:21 candy
齐家坪遗址

(公元前2000年左右)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发现年代:1924年
齐家文化命名地,揭开了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研究的序幕。
陶瓮:盛器(左上,高11.8厘米)
三角纹彩绘陶片:(右上,高4.7厘米)
器耳部陶片:(右中上,高4厘米)
器耳部陶片:(右中下,高4.8厘米)
三角纹彩陶双耳罐:食器(下,高10.2厘米)
2006-7-22 14:21 candy
王城岗遗址

(公元前2469年~公元前1543年)

新石器时代城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县。
发掘年代:1975年
对研究中国龙山时代的城和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陶鬶形器:水器或酒器(上,高16厘米)
陶杯:水器或酒器(左下,高8厘米)
陶豆:食器(右下,高12.6厘米)
2006-7-22 14:21 candy
陶寺遗址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9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
发掘年代:1975年至今
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有重要意义。
彩绘龙纹陶盘:水器(上,口径37厘米,高8.8厘米)
陶异形器:具体用途不明(下,高83.6厘米)
玉琮:礼器(背景,边长7厘米)
2006-7-22 14:21 candy
石家河遗址群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位于湖北省天门市。
发掘年代:1954年至今
为探索长江中游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突破口。
彩陶高足壶:食器(上,高16.1厘米)
玉人头像:礼器或装饰品(下,高3.7厘米)
2006-7-22 14:22 candy
良渚文化遗址群

(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群,位于浙江省余杭县。
发掘年代:1936年至今
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玉琮,礼器(上,高4.5厘米)
玉琮:礼器(下,高10厘米)
2006-7-22 14:22 candy
城子崖遗址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100年)

新石器时代城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市。
发掘年代:1931年
龙山文化命名地,是中国史前城址的首次发现
白陶鬶:酒器或水器(上)
黑陶罍:食器或礼器(下)
2006-7-22 14:22 candy
牛河梁遗址

(公元前3770年~公元前292O年)

红山文化祭祀遗址,位于辽宁省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
发掘年代:1983年至今
揭示了红山文化的祭祀生活。
玉猪龙;礼器(右上,高14厘米)
彩色女神头像:(下,高22.5厘米)
2006-7-22 14:23 candy
柳湾墓地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100年)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氏族墓地,位于青海省乐都县。
发掘年代:1974年~1979年
揭示了当地居民的墓葬形态,对研究甘青地区各原始文化的内涵、序列及其相关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彩陶带嘴陶壶:水器(上,高25厘米)
彩陶人像陶壶:水器(下,高34厘米)
2006-7-22 14:23 candy
马家窑遗址

(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7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
发掘年代:1924年
马家窑文化命名地,是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首次发现。
彩陶尖底瓶:水器(上,高26厘米)
彩陶豆:食器(下,高16.4厘米)
2006-7-22 14:23 candy
崧泽遗址

(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0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上海市青浦县。
发掘年代:196O年
崧泽文化命名地,为研究太湖地区原始文化和上海史前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猪首形陶匜:水器(中右,高6.7厘米)
黑陶壶:水器或酒器(中左,高19.5厘米)
鱼鸟形玉璜:装饰品(上、下,长6.6厘米)
2006-7-22 14:24 candy
屈家岭遗址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
发掘年代:1954年~1989年
屈家岭文化命名地,对认识长江中游地区和江汉平原的史前文化有重要意义。
带盖陶甑:蒸煮器(左上,通高35厘米)
镂孔喇叭形圈足陶豆:食器(右下,高17厘米)
陶纺轮:纺织工具(背景,最小者直径3.5厘米)
2006-7-22 14:24 candy
城头山遗址

(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800年)

新石器时代城址,
位于湖南省澧县。
发掘年代:1991年
为深索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形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黑陶壶:酒器或水器(上,高15.5厘米)
彩陶杯:酒器或水器(下,口径10厘米)
2006-7-22 14:24 candy
大溪遗址

(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

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
发掘年代;1925年至今
大溪文化命名地,首次发现了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彩陶碗:食器(上中,高6.6厘米)
单耳彩陶杯:水器(左下,高6厘米,右下,高8.5厘米)

Ⅶ 赤峰红山文化遗址在哪

红山文化遗址,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

Ⅷ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

Ⅸ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分布》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15万平方米。这是黄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难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样,其年代分属于两个时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庄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年代当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相近。

长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不论从其广阔的分布区域还是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上,都令人们耳目一新。这批城址,暂可分作两群。
A、川西城址群
位于成都平原西侧岷江上游两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川西平原确认的4座史前城址,规模均较大,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的面积均达30余万平方米,宝墩城址面积也达25万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内外两重城垣,面积也达12万平方米[13]。据初步研究,这4座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间。
B、江汉城址群
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湘、鄂两省境内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东西两侧。目前确认的有8座。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率先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14]和湖北江陵阴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头山古城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其时代据最新发掘成果已重新确定为早期城墙始筑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院[17]、公安鸡鸣城[18]、应城门板湾[19]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推测在距今5000年~4800年。这一区域内的城址,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20]规模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也约80万平方米。
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心区,近年也有发现大规模城址的报道[21],因具体情况尚不明朗,目前暂不作讨论。

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注意:
1.这些城址,仅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发育和最为发达的两大地区。
2.中国早期城址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前,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继衰亡。其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约在距今4800年〜4300年间。而且各地城址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大体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别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且多位于该文化的腹心地区。城址规模有大有小,若仅依此标准固然可以划作不同的等级,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小城址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龙山时代长达千年的兼并战争和万国林立的历史真实,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和小国(姑称之为国)对大国的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区域的霸权势力范围和区域政治中心,但远非有些人所说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结构[22]。因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说明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加剧,其各自筑城防御的目标,或说可直接面对的敌人,重在内――同一文化相邻部落集团,而非外――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戒备和对立的关系。再从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看,当时在各独立的文化区域内,尚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一种各自为政,割据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谈不上大城者为都,小城者为邑的等级结构。张忠培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权贵分割成被他们分别统治的地域势力范围。把良渚文化中众多的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时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情况,有理由说大体与之类似。而正是遂后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区首次完成了这统一进程,在一个比较辽阔的区域内最先建立起一尊统治的局面,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奠定了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开了三代文明在这一地区持续辉煌发展的首页。
4.城址的兴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为例分析,登封王城岗城址[24]的年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废弃。由城内发掘及出土物观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岗遗址的繁荣期。淮阳平粮台[25]的夯土城垣属不晚于三期的遗存,南门卫房属三期(下另叠压一层房基,未发掘),内侧第7、8、9层叠压主城墙,似此时城墙或者已废。但外侧叠压主城墙的附加夯土(编1〜5层)则属第四期,表明城墙曾经从外侧修补增筑。城内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为三、四期遗存,则这一时期应是遗址的繁荣期。进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内出菱形方格纹罐形鼎、篮纹罐及残 ,同属于第三期的H45内出侈沿深腹细绳纹罐、长瘦袋足绳纹 及I式盘、敛口斜腹盆等来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两段。则平粮台古城始建于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废弃,而至第四期时,再次修补重筑。其间城址存续的二百余年间,曾经废弃、修补,重筑的过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叠压在3层下,被H316打破,城墙及H316和3层同属郝家台二期,表明城墙存续的时间也不长。辉县孟庄城址的情况也是迭经修废[27]。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巨大动荡和激烈变革。

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批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中原城址群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后期庙底沟文化发生严重裂变,各地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纷纷崛起。此前蓬勃发展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北达河套平原,南至汉水中游,东到郑洛地区,西至渭河上游。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区别,但其主体文化面貌则大体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敛口钵、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铁轨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发达,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多见白衣彩陶,主要用圆点、月牙形,弧线三角或直线条带组成花状几何形彩绘图案和写实的鸟纹。表明这一地区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繁荣发展的时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和郑洛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同时崛起。它的实质是各氏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由此,各区域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随之增强,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加剧。此时秦王寨文化的扩张便是一个耐人深思的例证。据孙祖初对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这一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大体限于郑洛地区及沙颍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东平原、黄河沿岸地带、晋南地区、伏牛山北麓。发生于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日趋激烈,直接导致保卫氏族集团内部公共财产的设防城堡相继出现。这种大型防御设施的产生及其掠夺性战争的加剧,必然推动氏族集团内部的变革,促使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集中并进而与神秘的宗教权力相结合,从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权显贵,产生出最早的特权阶层,为早期国家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把中原地区推入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这一点上,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似乎走着相似的道路。

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江汉平原区的屈家岭文化等,与中原地区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为发达。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独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讨这一问题,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历史进程开始。经过对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各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原地区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过大量聚敛私人财富进而树立其在氏族集团内部的权威,而是通过攫取公共财产分配权及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而取得的。就这一时期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几处聚落遗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郑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渑池班村[31]、新安盐东[32]等遗址的发掘中,均可见仓储区在聚落内部相对集中,可知储存的财物仍为氏族成员的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与这一结论相吻合。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33]、后庄王[34]、西山、洛阳王湾[35]和陕县庙底沟[36]等处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均为单人葬,尽管墓葬规格有别,但皆极少见随葬品。孟津妯娌遗址M50的主人,从其埋葬位置和墓圹规格观察,显然是一位氏族权贵,但除了棺椁和佩戴的象牙箍显示其权威外,却并不见有更多的身外之物。这些情况,与同时期的其它地区随葬用器物的丰富多彩,适成为鲜明的对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庙底沟遗址中仅有的两座各随葬一只蛋壳彩陶杯的墓葬中,两只杯子明显具有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仅有的随葬两件背壶的一座墓葬,墓主人为老年女性,两背壶却又系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器物。与之相比较,同期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县陵阳河[38]发现的大墓均有二层台、棺椁,墓中随葬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礼器和工具、猪头、猪下颚骨等视为财富的标志物。曲阜西夏侯[39]、临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则随葬多达百余件的陶器。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地中都表现的非常明显,表明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财富已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上转移并集中。相对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权贵们在财富的拥有量上与氏族一般成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内,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合理,换言之,这是一个大致平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氏族集团内部团结,提高氏族权贵们的威望和号召力,增强对外扩张的力量。掌握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发言权的氏族权贵们,同时也就获得对其它氏族的生杀予夺大权,最初的绝对权威就这样树立起来。郑州西山、渑池班村遗址发现的残酷的人祭遗存,可以视为对违犯族规家法而对氏族成员处以极刑的例证。不靠大量聚敛个人财富,而是大体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通过攫取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建立个人绝对权威,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历史传统,在中原龙山时代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扬。
第二,中原地区氏族部落集团的统治者们,推行了一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并得到社会广泛拥护的路线,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促使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完备。包括完善官僚体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创立刑法;仍据《五帝本纪》帝舜之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 过,赦;怙终贼,刑。”发展强大的军队。按黄帝之时,已“教熊貔貅豸区虎,”张守节在《正义》中谓此“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似是以猛兽命名的军队番号。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区有关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中原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未见有耗费民力的大型礼仪建筑,可知这一部族的传统是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的。反观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的统治者们,此时却在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忙于修建规模巨大的贵族坟山和祭坛,穷奢极欲,无度挥霍,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制作工艺复杂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后随葬。对社会财物的巨大浪费,终于导致社会崩解,文化式微。从这一意义上,乃是最早说明了一个被后世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的简单真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第三,中原地区“天下一尊”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决非一场平稳的过渡,而是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战争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的完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进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最终决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方战胜落后的陈腐的一方的结果。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灭商,战国时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统,无不反复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夏部族所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是以嵩山及其周围地区为基点,以伊洛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开推进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强大的东夷部族集团。夷夏斗争的序幕,约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经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区,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颍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历史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应该讲的也是这一时期夷夏斗争的故事。东夷集团在龙山时代力量之强大,约略可从山东境内如城子崖等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址、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发现[42]及以精美蛋壳黑陶为代表的制陶业和整个手工业的高度发达而见一斑。龙山时代夷夏斗争的结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点我们可以从夏王朝建立之后夏夷斗争仍然时断时续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启示。夏初,太康无道,夏政凌迟,因而失国。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实质上是东夷部族对中原夏王朝政权的一次颠覆。而后羿代夏后,夏后相逃至同姓斟灌氏处避难。寒浞代羿,灭二斟,杀帝相。其时,相妃后 以有孕之身,逃归有仍,生少康,更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杀少康以斩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更有夏遗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联合二斟残余力量,灭浞复国,史称“少康中兴”。由这段历史可见,中原夏部族曾以联姻方式与东夷集团某些部族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而整个东夷集团则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样,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尊统治的政治局面,始终处于分裂割据,内乱不已的状态,使得夏人可以从容进行联姻结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战略,从而最终建立并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后,促进了以青铜冶铸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尽管东夷集团的强大力量一有是以后整个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胁,但显然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法根本扭转其颓势,而只是强弩之末了。
第四,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尧、舜、禹的时代,约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也正与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领导的统一战争约略同时。这一时代产生的许多优秀的部族集团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部族集团领袖是在严酷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并经部族成员推举出来的。流行于这一进程晚期被后世文献推崇备至的“禅让制”,其实质就是部族集团领袖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考验深受拥戴而经推举产生。这一进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43],包括舜之代尧,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禅让”,而是夹有暴力的夺取。即便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如果说尧、舜以贤、孝礼让而名于天下,则大禹纯粹是以勤奋智慧和功绩卓著而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的。部族集团领袖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并深受拥戴,因而被授予许多特权并由此成为夏以后世袭天下的统治集团建立专制制度的基础。至启杀益而自立,这一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蜕变而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由此中国社会沿着夏王朝开创模式的轨迹,开始了漫长的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历程。
第五,中原地区“天下居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泛吸纳各地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宽广胸怀和能力,决定了它成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炉,奠定了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础。
仰韶晚期及整个龙山时代的中原社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是一座融汇四方文化精华的巨大熔炉。早在仰韶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就与东邻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岭文化广泛交融。至龙山时代,则更多地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业中一定数量的黑陶的生产,器表装饰中的泥饼、泥条和圆形镂孔装饰等,器类中的鼎、规鬲、瓮、豆、杯等。来自东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代表君权和神权结合的玉琮上的兽面纹等,在二里头夏文化乃至后来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并发展而为最具特征的文化内涵。在这些陶器、玉器、兽面装饰等的表象后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内蕴的统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显其博大精深。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广泛吸纳各地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社会,必然不断发展进步。有些学者在探讨山东龙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衰落时,往往将之归结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说”是这一研究的必然归宿。但是,大约肆虐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范围内广见记载的一场人类浩劫。中原文化同样面对无情洪水的威胁。它非但没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实际上,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内乱不已的社会局面,一个暴虐的统治集团,腐败透顶,失去民心的社会统治,即使在短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也正应是中原周边地区几支辉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统一并最终建立夏王朝为标志的话,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巩固,则是以后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发现的刻划符号,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刻字陶文[45]等,可见文字的发明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后,曾经在推行文字的统一和使用传播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只有囿于目前的资料,这一进程,仍然只能认为完成于以甲骨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为标志的商代时期。

Ⅹ 在中国著名的文化遗址中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是什么遗址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众多。

不完全统计有华南的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华北的磁山文化、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半坡文化遗址、姜寨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大溪文化遗址;

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等。

现着重列举如下:

1、洞穴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

地点在春湾镇高村牛窿洞,陂面镇紫云岩、赤豹岩,石望乡马腰岩,春城镇崩石埇、旧石角,马水乡蛤窿洞。

这7个石灰岩洞穴均发现遗存有剑齿象、纳马象、犀牛、熊、鹿、野猪、豪猪、猪獾、牛、羊、鼬等动物的牙及骨化石、烧骨和螺壳等,在旧石角洞穴还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绳纹夹砂粗陶7件。

但未发现人类使用的工具,还未能足以证实是古人类居住的文化遗址。有待今后发掘,进一步弄清其文化内涵,然后再作确切结论。

2、彭头山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

彭头山遗址,位于湖南省澧县大坪乡平原中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彭头山遗址主要文化堆积为彭头山文化时期遗存, 是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8200-7800年。彭头山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以往所发掘过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完全不同,已被命名为彭头山文化。

3、姜寨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

姜寨遗址,中国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以仰韶文化为主的遗址。位于陕西省临潼区城北,地处临河东岸的第二台地姜寨遗址上。

姜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北路,地处临河东岸的第二台地上。面积约5万平方米。

1972~1979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和临潼区文化馆合作,由巩启明等主持进行11次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1.658万平方米,是迄今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

该遗址仰韶文化堆积由下到上依次为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或称西王村类型)。

4、半坡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浐河东岸,是黄河流域一处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以上。

1953年春,西北文物清理队在西安东部浐河东岸的二级阶地上发现了半坡遗址。同年9月,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发现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一1957年,先后进行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1万平方米。

已发掘出46座房屋、200多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250座墓葬,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约1万件,还有粟、菜籽遗存。半坡遗址博物馆于1958年4月28日建成开放。

5、平粮台古城遗址(新石器时代末期)

平粮台古城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河南省 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村西南方。平粮台古城址即是宛丘之地,距今已有4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目前发掘出土进代最早的一座古城址。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陈风宛丘》以及《东门之枌》、《尔雅注疏》、《晋书》中均有记载。根据史书记载和地理方位分析,平粮台可能是太昊之墟、神农之都的古宛丘都城。

这座古城时代最早、面积最大、保留最好,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国家的起源、早期奴隶制等重大学术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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