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明遗址

⑴ 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文化是什么

良渚文化是以杭州余杭的良渚遗址为代表的一处新石器晚期文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极广，包括长江下游太湖流域36500平方千米的区域面积，但良渚遗址就是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⑵ 良渚文化凭什么说是5000年前的遗迹有人说像西周早期的文明

良渚文化的年代是根据碳14技术判断出来的，比其它方法更准确。

⑶ 良渚先民为什么会消失不见他们去哪里了

2017年，在第三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指出，“良渚文明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的文明”。换言之，国际主流学界承认了良渚遗址是文明遗址，由此也证明了中国的确有5000年文明史，而不是只有3600余年。

被考古学家称赞为“一颗非常耀眼明珠”、“一个世界级重要性”的良渚文明，占据着环太湖的鱼米之乡，为何却突然人去城空，良渚先民究竟去了哪？

然而，良渚先民如何徒步万里，来到白令海峡，并渡过海峡？其实，当时白令海峡可能有一条路，连接了亚洲和美洲。地质学家确认：在最后一次冰河期，海平面下降了150米左右，白令海峡露出了海面，良渚先民或许就此东渡美洲吧！

当然，良渚先民的去向之谜，如今有比较充足考古物证的，只有好川遗址，其他的主要是推测，还缺乏充足的证据链。

⑷ 谁发现了良渚遗址谁命名了良渚文化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镇一带发现并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遗址特点：

1、良渚遗址空间布局上以城址为核心，分等级墓地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台地，城址北面2公里至西面11公里范围内则分布着外围水利系统。

2、城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长命港、钟家港等古河道逶迤穿过这片城址，与城址内外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共同形成了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

研究价值：

1、良渚遗址所反映出来的“良渚精神”，是中国文明传统的部分之一，开创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良渚社会”。

2、良渚遗址可实证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并真实、完整地保存，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

(4)良渚文明遗址扩展阅读

历史意义：

1、良渚文化以神人兽面纹为代表的纹饰和成组使用的固定形器、具有象形和表意功能的刻画符号所反映的文化形态，对后来中国社会意识和思维的发展影响深远。

2、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3、良渚文化规模农业和大型营建工程显示当时社会剩余劳动空前增多。社会财富的非平均分配导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并成为普遍现象，使显贵者阶层、准国家制度形成，露出后来中国宗法政治之端倪。

参考资料

网络-良渚遗址

网络-良渚文化

⑸ 良渚文化遗址的历史意义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新石器时代文化
，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300─4000年
，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课题，它关系到国家的起源。良渚城
柱形玉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墙的发现让人更加确信中华文明至少诞生于距今5300年至4300年之前。良渚文化一向被誉为“文明的曙光”。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考古人员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万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同时代中国最大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发现的，可称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延续上千年後突然消失了，後来有学者认为这是过度依赖单一粮食作物稻谷造成的。[2]但若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前述观点显然并不能成立。因为在此之後的马桥文明尽管在文化层面上与良渚时期差异甚大，可这两个时期的同地居民却令人出乎意料的拥有著完全一致的独特遗传结构，所以较大可能性的排除了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劫难。并进一步以此来判断，其文明程度在末期的急遽衰退更有可能是由人文因素所造成的，例如遭受到同一时期境外不同文明的毁灭性入侵及征服，从而致使当地的原有文明体系产生了巨大的转变。

⑹ 以生产工具为标志，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反映了史前社会的哪一时代

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发现于1936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出土的石器有镰、镞、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制精致，特别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说明当时已进入犁耕阶段。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玉器发现很多，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与良渚遗址同类型的遗址，在长江下游的苏南，直至钱塘江以北的平原地区，分布较广，考古学界统称为“良渚文化”。据对有关遗址出土文物的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700～5300年，先后延续达千年之久。1986、1987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财富的玉器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使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对旧藏玉器重新鉴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误认为是"汉玉"(实际上是良渚玉器)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1994年又发现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台，土层最厚处达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见。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

⑺ 良渚遗址是否能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的历史

良渚遗址能证实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因良渚遗址命名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这个遗址也是中华文明的体现。良渚遗址最早发现于1936年，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实证距今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良渚文化以其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明显分化的社会阶层、凝聚力量的统一信仰、神王合一的权利体系，特别是出现了城市文明等现象分析，这一史前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⑻ 归纳出良诸遗址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表现

良渚文化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远古文明，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约-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瓶窑镇，核心部位于古城“反山、莫角山、汇观山，11条水坝”均在瓶窑境内。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1][2]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4]
中文名
良渚文化
外文名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3]
年代
距今5300-4000年
地址
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
精品荐读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之王，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
作者：说文解物
从河姆渡到良渚，新石器时代的人到底如何织布呢？
作者：春梅狐狸
快速
导航
文化背景文化特征分布范围代表文物文化馆院遗留谜团文化价值
考察发掘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良渚文化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5]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
在前一阶段考古诸多发现的启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目前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遗址发现
1935年5月，在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近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⑼ 良渚文明的关于良诸遗址群

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他们在将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开掘了6个10米见方的探坑。 在12号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从泥土中清理出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12号墓中的玉器全是真玉！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良渚文化经过考古界几十年的发掘研究，对于它的分布范围、上下限的界定、遗址的社会文化性质以及它与太湖流域其他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基于典型遗址地层关系的分析，可以认定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三个密切联系的阶段。至于处在良渚文化层之上的含有印纹陶的堆积，在太湖流域已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这三个文化阶段的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可以从石器、陶器、玉器等的演变轨迹获得证明。
有关良渚文化遗址的社会性质，也已作了诸多的分析，认为已有了私有制的萌芽和临近文明时代的门槛。此外，对良渚文化的向北向南的影响，也提出了应该注意研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远见。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
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
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
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
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
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
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
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
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农业时期，谷物产量的计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来计算。比如一块地上可以打多少箩的谷物之类。
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国古代谷物的收获量通常是按一个“普列甫尔”（约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尔”（约3.53公升）的谷物，折算成1公顷地可收100公升的谷物。再换算成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约为1：6~7（小麦），或1：5（大麦）。这个比例还算是比较高的，在古代意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谷物的产量可达播种量的12~14倍。再就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情况来看，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不同的谷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现象，即刀耕地的产量约是播种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
但不同的耕作技术则有较大的差异，如耜耕（锄耕）或人力挽犁的收获量约是播种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比刀耕提高一半。现代少数民族的这些比便都是较古代欧洲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时间差的关系，人力犁耕由于改善了土壤肥力条件，所以能较刀耕提高50%左右的产量，如就整个刀耕阶段而言，很少可能会突破1：10的比例。
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虫灾害等原因，达不到这一比例。同样，进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阶段以后，维持1：15的收获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难望有更大的突破。这种共性的现象是因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约之故。
虽然以上所举的是古代欧洲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共性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良渚时期粮食的产量水平还是很有启发的。
不要说是原始农业初期，就是有史以来，黄河流域在秦汉以前的谷物产量，也都是长期维持一个平均水平，增长不大；南方的水稻产量是到了唐宋以后才在总产和单产上有飞快的发展，在此之前，增长也是很缓慢的。强大的汉代江南农业，被司马迁形容为“火耕水耨”状态，把“火耕水耨”理解为经营粗放是可以的，但不能看成是落后的代名词。
因为“火耕水耨”是与当时的生态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条件总是与一定的人口相伴随。良渚时期粮食生产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按人力犁耕、耜耕与刀耕的对比，拟定为1：10上升至1：15左右，这样的生产水平也是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在这种生产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生产量的提高，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
并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编织等逐渐专业化的人员，加强了上层统治者王权、军权和神权的地位，增加了他们据有的社会财富。统治者通过加强祭祀，建造极为耗费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高台祭坛，以巩固其统治权力，同时上层贵族死后兴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须随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必然对象征王权、军权、神权和财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钺等追索不已，从而促成了良渚玉器的畸形发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断地制作出来，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产性浪费和负担，无助于全体部族人员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种把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优秀壮健的劳动力量，都集中于对玉器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和兴造巨大的祭坛、墓群上，必然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加上沉重的负担，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虽然不能视为良渚文明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考虑一旦发生某种意外事故如洪水、战争、灾变、需要紧急动员全部族的力量对付时，会削弱部族在竞争中取胜或自我保护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