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城东庄村文化遗址

⑴ 我国古代陶瓷发展三大突破及三大阶段

夏、商、周朝时期的陶瓷文化 ：带釉的硬陶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
隋唐朝时期的专陶瓷属文化：隋朝在瓷器烧制上，有了新的突破，不但有青瓷烧造，白瓷也有很好的发展，发展到唐代，不但釉药发展成熟，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我们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
明清朝时期陶瓷文化 ：明代开始，窑址都趋於集中在景德镇，无论官窑或民窑都偏向於彩绘瓷器，宋瓷前都以单色釉为主，而明代后走入了彩绘世界，清朝中国瓷器可谓登峰造极。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是悠久的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耀灿烂。

⑵ 陶罐为什么不会消失

1959年，考古专家们来在山西省运城市芮自城县东庄村遗址挖掘出了数量庞大的古文物，据专家检测、鉴定这批文物是在新石器时期生产的，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当时的技术限制等因素，这里面的很多东西专家们都不认识，甚至在古籍上都没有相关的记载。更别说是知道用来做什么的了。

在这些物品中有一个瓦罐状的东西，特别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注目，这个东西是个不规则的圆柱形，体积不是很大，专家测量了器物的长度，也只不过十厘米左右，上面有个口，还不到五厘米，下面的口直径也才十厘米左右，在这个器皿的中间，还有两个相对的不规则小洞，对一个这样奇怪的东西，专家们都做了很多种猜想，但是并没有谁的说法得到大家的公认。

⑶ 母系氏族的概括

晚期智人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加。
原始群的组织形式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因而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氏族公社。氏族公社的出现。
与婚姻制度密切相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自一切兄弟和姐妹间，甚至母方最远方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定，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马恩选集》4卷37页）。氏族公社有母系和父系之分。最先出现的氏族公社是母系氏族公社。
一、母系氏族公社的重要遗址
我国母系氏族公社的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六千余处。这些遗址，主要分展于六个文化系统。
裴里岗文化：中心在河南新郑县裴李岗西北7.5公里处。文化层不厚。
主要有一些灰源墓葬和器物群。同类文化在登封、郑县等地也有发现。年代约在公元前5千年以前。
磁山文化：首次发现于河北省武安县西南20公里的磁山，面积约8万平方米，是华北平原最初被认识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手制的陶器、琢制的磨盘等。
仰韶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建国以来，已发现遗址千余处。以陕西关中、河南大部、山西及河北南部为中心，远及甘肃青海东部、河套平原、河北北部及湖北西北部。其中西安半坡遗址和陕县庙底沟遗址最为著名。半坡遗址发现于1953年，1954-1957年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
揭露面积达1万平方米。发掘出比较完整的房基四十多座，各类墓葬二百多处。
陶窑六座，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村落。属于半坡类型的遗址还有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村、渭南史家、山西芮城东庄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
河姆渡文化：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得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河姆渡文化进行了两次发掘，确认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宁绍平原东部地区。
马家窑文化：有遗址四万余处，东起泾、渭河上游，西至龙羊峡附近，北入宁夏清水河流域，南达四川地区。因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窟而得名。
马家浜文化：最初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有苏州越城等十余处遗址。
二、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祖织
通过这些遗址的布局、遗物的情况和古文献的记载，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出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组织状况。
1、一个村落就是一个氏族。进入氏族公社前后，人类大都离开了洞穴和森林，往往聚族而居。
从而形成一个个村落。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等处都发现了原始村落。其中半坡、姜寨的村落布局相当清楚。半坡村落由居住区、氏族墓地和公共窑场三部分组成。居住区约30000平方米。
中心为一近方形大房，其北半月形分布着45座小房。姜寨有五组建筑群：东、西、南三方各一群，北方两群，每群建筑物以大型房屋为主，附近有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型房屋，共百余座。这说明，母系氏族阶段的人们已经定居。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标志，即图腾。图腾相当于族徽，或为动物，或为植物，或为无生物。此时姓氏也可能已经出现。这些都反映出氏族公社的血缘性。
2、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一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按性别按年龄的自然分工。
青壮年男子主要从事带有偶然性的狩猎、捕鱼和防御猛兽等活动。
而妇女主要从事比较稳定的采集和原始农业，对氏族集团的生存和繁衍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实行族外婚，“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庄子·盗跖》），氏族成员的世系和财产，只能按母方确定。因此，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历史学家之所以把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母系氏族公社”，就是这个缘故。
3、氏族首领由公选产生。
没有特权，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因而当时尚无私有观念。氏族首领不脱离生产，氏族事务由大家决定。仰韶文化村落中的大房子，可能就是氏族的会议厅。文献记载：“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池论训》）。“刑法不用而冶，甲兵不起而王”（《高君书·画策》）。这些记载，大概说得就是母系氏族全盛时期的状况。氏族范围内的一切财产都归公有，墓地、土地、树木、草场、河流，莫不其然。
以上这些。
就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内部的基本情形。用一句话来概括：所谓母系氏族制或母权制，是指世系按母方来确认和计算，成员死后财产归母方血缘家族继承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氏族公社的典型形态。
三、母系氏族公社的经济生活
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人类的经济生活有较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劳动工具有了改进。虽然还存在着一些打制工具，但磨制的新石器已占了很大的比重。半坡一地出土的磨制石斧就将近三百件。
还有大量的石斧、石锄、石铲、石刀、石簇等。这些都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其次，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无论是哪一个文化系统都从事农业。仰韶文化居民主要种粟。半坡遗址的F2、37罐和F38室内曾发现粟的遗物，H115中所贮之粟多达数斗。当时黄河流域也可能种稻。至于蔬菜,亦有种子发现。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有丰富的稻作遗存。在第四层的居住区内有米粒、稻谷、稻种等堆积，最厚处达一米以上。其数量之多。
保存之完整，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是罕见的，说明我国是世界上水稻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除了粟、稻外，在许多遗址中还有大量的松子、酸枣及动物骨骼等，说明采集、狩猎、捕鱼在农业中仍占一定的比重。
再者，出现了原始畜牧业。仰韶文化时的家畜饲养业并不发达，出土的动物骨经鉴定仅狗、猪两种，数量不多，且形体不大。其余羊、牛、鸡、马尚难断定是否已经驯化。河姆渡家畜饲养较为发达。
第四。
手工业初见端倪。不仅筑土木以为宫室，而且开始普遍烧制纺轮。半坡等地母系氏族遗址中有大量的陶器，其中采陶的制作工艺相当先进。

⑷ 黄帝、尧、舜、禹的小故事

传说黄帝以后，先后出了三个很出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名叫尧（音áo）、舜（音shùn）和禹（音yǔ）。他们原来都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后来被推选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那时候，做部落联盟首领的，有什么大事，都要找各部落首领一起商量。

尧年纪老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

尧说出他的打算后，有个名叫放齐的说：“你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继承你的位子很合适。”

尧严肃地说：“不行，这小子品德不好，专爱跟人争吵。”另一个叫讙兜（音huāu dōu）的说：“管水利的共工，工作倒做得挺不错。”

尧摇摇头说：“共工能说会道，表面恭谨，心里另是一套。

用这号人，我不放心。”

这次讨论没有结果，尧继续物色他的继承人。有一次，他又把四方部落首领找来商量，要大家推荐。到会的一致推荐舜。

尧点点头说：“哦！我也听到这个人挺好。你们能不能把他的事迹详细说说？”

大家便把舜的情况说开了：舜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人们叫他瞽叟（音gǔsǒu，就是瞎老头儿的意思）。舜的生母早死了，后母很坏。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傲慢得没法说，瞽叟却很宠他。舜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待他的父母、弟弟挺好。所以，大家认为舜是个德行好的人。

尧听了挺高兴，决定先把舜考察一下。他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还替舜筑了粮仓，分给他很多牛羊。那后母和弟弟见了，又是羡慕，又是妒忌，和瞽叟一起用计，几次三番想暗害舜。

有一回，瞽叟叫舜修补粮仓的顶。当舜用梯子爬上仓顶的时候，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来，想把舜烧死。舜在仓顶上一见起火，想找梯子，梯子已经不知去向。幸好舜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双手拿着笠帽，像鸟张翅膀一样跳下来。笠帽随风飘荡，舜轻轻地落在地上，一点也没受伤。

瞽叟和象并不甘心，他们又叫舜去淘井。舜跳下井去后，瞽叟和象就在地面上把一块块土石丢下去，把井填没，想把舜活活埋在里面，没想到舜下井后，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钻了出来，又安全地回家了。

象不知道舜早已脱险，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跟瞽叟说：“这一回哥哥准死了，这个妙计是我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哥哥的财产分一分了。”说完，他向舜住的屋子走去，哪知道，他一进屋子，舜正坐在床边弹琴呢。象心里暗暗吃惊，很不好意思地说：“哎，我多么想念您呀！”

舜也装作若无其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事情多，正需要你帮助我来料理呢。”

以后，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象也不敢再暗害舜了。

尧听了大家介绍的舜的事迹，又经过考察，认为舜确是个品德好又挺能干的人，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这种让位，历史上称做“禅让”（禅音shàn）。其实，在氏族公社时期，部落首领老了，用选举的办法推选新的首领，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舜接位后，也是又勤劳，又俭朴，跟老百姓一样劳动，受到大家的信任。过了几年，尧死了，舜还想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让给尧的儿子丹朱，可是大家都不赞成。舜才正式当上了首领
大禹治水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叫人们过不了日子。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音gǔn）。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后代的人都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到会最晚。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符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音gāoyáo），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⑸ 1959山西遗址内发现的“陶罐”，为何让专家赞叹高科技

1959年，山西省的考古专家们在山西运城市芮城县东庄村遗址中挖掘出了数量庞大的古文物，根据鉴定，这些文物大都是新石器时期生产的，距现在差不多有近5000多年的历史。

在这些文物之中，有一个文物非常特殊，它是在一个炉灶之中发现的，外形酷似陶罐，又不是陶罐，因为它的底部有一个孔洞，两边中部偏上处也有2个对称圆孔，根本无法用来装水。

当时，专家们特意对它进行了测量，它的高度差不多15厘米，上口径约5厘米，下口径约10厘米，3个圆孔的孔径均为2厘米。

之所以说这个文物特殊，是因为在场的考古专家们竟然都不认识它，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甚至后来大家回去翻阅完现存的所有古籍文献，都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

所以，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只好将它作为一件破损的陶罐进行处理。

⑹ 黄河的资料 200字

黄河 [huáng hé]
中国第二长河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60个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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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中国北部大河，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52443平方公里。世界长河之一，中国第二长河。[1]

黄河北源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脉支脉查哈西拉山南麓的扎曲，南源发源于巴颜喀拉山支脉各姿各雅山北麓的卡日曲，西源发源于星宿海西的约古宗列曲。呈“几”字形，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

黄河中上游以山地为主，中下游以平原、丘陵为主。由于河流中段流经中国黄土高原地区，因此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所以它也被称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但是在中国历史上，黄河下游的改道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黄河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中国人称其为“母亲河”。每年都会生产十六亿吨泥沙，其中有十二亿吨流入大海，剩下四亿吨长年留在黄河下游，形成冲积平原，有利于种植。[2]

中文名称
黄河
英文名称
Yellow River
别称
中国母亲河、河水、浊河
所属水系
黄河水系
地理位置
中国北部
流经地区
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发源地
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
主要支流
汾河、洮河、渭河等
河长
约5464公里
河流面积
约752443平方公里
平均流量
2571立方米/秒
注入海洋
渤海
沿岸重要城市
兰州、银川、郑州、济南、东营

⑺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翻译成现代文并解释什么意思）

span name=whlm id=whlm韩建业：在战国至汉代的各类文献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各不相同，有多种说法。据顾颉刚、刘起釪等先生考证，至少有6种“三皇”说，第一种是燧人、伏羲、神农，其他还有女娲、祝融、共工等。“三皇”一词战国末期才出现，具体人选都是汉代才排定，很难说有多少历史根据。司马迁当然知道“三皇”的说法，但大概觉得不可信，所以没有写什么《三皇本记》，《史记》最早只有《五帝本记》。“五帝”一词也是战国后期才出现，并先后有7种五帝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中的黄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与黄帝同时的炎帝、蚩尤、少昊、太昊，与颛顼、帝喾同时的祝融、共工，与尧、舜同时的周稷、商契等，在传说中也都很著名，我们可以将他们统归入“五帝时代”。黄帝、蚩尤等可能既是部落族系名称，有一部分也属于英雄人物的名字，尤其尧、舜、禹的人格应该是很充分的。古代常有氏族名、地名、首领名同一的情况。

记者：远古没有文字，历史主要靠口耳相传，在黄帝、炎帝、蚩尤等的“传说”流传千百年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用考古文化学加以印证，其理论根据是什么？

韩建业：史前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近一个世纪艰苦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如果真有过一个“五帝时代”，那么那时的氏族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基本被发现。可以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古史系统，一个在传说史料中，一个在史前考古资料中。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达成二者之间的互证与互释。我们现在进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在方法方面，除由近及远和点面结合这两条外，还应当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战争冲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二是部族集团的辗转迁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激烈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巨变现象，部族集团的迁徙可能会引起文化格局的明显变动，并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发达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黄帝族系所创造，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

记者：那么，黄帝部族的文化对应的是考古发现中的哪个文化？是如何确认的？

韩建业：要探讨黄帝文化，需要以夏文化的认定作为基础，而夏文化又是以对商周文化的确定为前提的。由于有了甲骨文的考古发现，目前商周文化已被完全确定。以此往前做科学的论证发现，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总体上属夏文化无疑，对其进行考古前溯发现，其形成主要是以晋西南（包括黄河南岸的灵宝、陕县一带）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我们重点考察晋南豫西地区的文化变迁，发现公元前2600年左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之初），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因素的陶寺类型代替了临汾盆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龙山前后期之交），陶寺类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类型代替。前后两次大的变动，与发生在晋西南的先秦文献中记载的陶唐氏伐西夏（“唐伐西夏”）和后稷流放丹朱（“稷放丹朱”）的事件应分别有对应关系。这就不但确认了陶唐氏文化，还将夏文化的渊源追溯到了庙底沟二期类型。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晋南豫西文化的更早源头是仰韶文化二期的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500～前3000年），而这正与黄帝以晋西南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为根本的情况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晋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灵宝“铸鼎塬”一带，发现了北阳平等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与当时的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聚落为几万平方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黄帝以晋西南（及其附近）为中心的说法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由此，我们也可知道黄帝、尧、舜、禹之间的确有密切关系。

记者：那么，从考古上看，庙底沟类型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韩建业：公元前4800年左右，中国史前文化完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形成仰韶文化。至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下王岗类型碰撞和融合的基础上，在晋南、豫西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庄类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东庄类型发展成庙底沟类型，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对仰韶文化其他区域的影响也明显加大，就连太行山东麓原后岗类型分布区也纳入庙底沟类型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仰韶文化实际上近似于一种“泛庙底沟类型”式的状态，虽然也可分若干类型，但彼此间的共性不是其他时期可以比拟的。

记者：那么，作为“黄帝”部族的庙底沟类型有何特点？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哪些贡献？

韩建业：庙底沟类型以发达的粟作农业为基础，流行花瓣纹（圆点、勾叶、三角纹，苏秉琦先生将其与中华的“华”联系）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陶瓶（苏秉琦先生称其为“酉”瓶，认为有特殊功能），有崇鸟（凤）习俗，墓葬素朴而少见随葬品，聚落已有明显分化。从灵宝10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2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来看，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但还不能说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空前统一、异常强大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其典型因素圆点、勾叶、三角纹等遍见于目前考古发现的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等当中，说明其影响范围西至青海东部，其北逾燕山，东达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这与《史记》所载黄帝的活动范围几乎相同！这个过程不但使中原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围地区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加强了中原乃至于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统一性，极大地增进了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认同感，促成了更广大范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以“黄帝”及其文化作为其共同认知核心的“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庙底沟期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传说中黄帝及其部族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各种文明要素多已形成。《史记》中就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的记载。事实上，庙底沟类型的确有陶鼎，当时也完全有热锻铜器的可能（在陕西临潼姜寨就已经出现过更早的铜器），但或许还不具备铸鼎的技术。考古上最早能够铸鼎是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事了，与此还有1000多年的间隔。在文字纪事方面，有“仓颉作书”的说法，有人说仓颉为黄帝臣。事实是，虽然在仰韶文化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刻划符号，但不见得是文字。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龙山时代（尧舜时期）应当已经产生文字，与庙底沟类型还有数百年的间隔。可以说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始祖”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涿鹿之战”确立了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炎、黄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奠定了古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记者：炎帝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那么，哪个考古学文化对应炎帝部落呢？

韩建业：很多记载都说炎帝的兴盛时代早于黄帝，那么其早期文化遗存也应早于庙底沟类型。徐旭生先生考证炎帝部落的中心地域在渭河上游宝鸡一带，这里恰好也是属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类型的发源地。因此，炎帝与半坡类型就可能存在对应关系。半坡类型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内部结构井然有序，反映了社会管理功能的加强，但贫富分化尚不十分明显 。同时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半坡类型在约公元前4300年突然衰落，而被东庄类型（庙底沟前身）色彩浓厚的“史家类型”所取代，这或许与炎黄之间发生的“阪泉之战”有关，黄帝文化对炎帝文化的影响很大。综合来看，我们说半坡类型可能属于炎帝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对半坡类型的研究是我们打开炎帝历史的钥匙。

记者：我们常说“炎黄同源”，这在考古学上有根据吗？

韩建业：《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关于炎帝和黄帝本源的最重要的记载。由此可知二者由同一源头分化而来。从考古学上来看，以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为代表的东庄类型，时代介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 ，实际上是半坡类型东进并与晋南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 ，严文明先生称其为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如此正可解释炎黄同源且其兴盛期早晚有别的说法。

记者：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先祖和多种作物的发明者，那么，炎帝部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

韩建业：先秦文献中，没有将炎帝与“神农”、“烈山”联系起来的记载。“炎帝神农氏”的称号是汉晋以后出现的。应该说，农业的产生不可能由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来完成，它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其形成经过是漫长的。我国的水稻种植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黍、粟的发明也有八九千年的历史，都远早于炎帝时代。但炎帝及炎帝部族可能是我国旱作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半坡类型石爪镰、陶爪镰、石铲等农业工具数量很多，反映农业发达，而这也是其聚落整齐有序、房屋规整舒适、陶器美观大方的前提。可能正是由于炎帝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特殊贡献，其关于农业的事迹才会被代代传颂，后来还有了“神农氏”的称号。此外，半坡类型彩陶所蕴涵的神秘观念、向心凝聚的聚落形态，尤其是对仰韶文化共同体形成所起的作用，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提到蚩尤、炎帝、黄帝，我们马上想到“涿鹿之战”，而历史书上一写到上古时代，也肯定会重点介绍“涿鹿之战”，看来这一战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建业：是的，涿鹿之战是炎黄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当时黄河流域各部族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当时黄河流域实际存在三大集团，他们是西部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中部以蚩尤为代表的黎苗集团以及东部以少昊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开始的时候，大概以炎帝和蚩尤族系最为兴盛。炎帝自西而东、蚩尤自东而西分别扩张，终于在河北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蚩尤暂时居于优势。但后来继炎帝而兴起的黄帝族系势力大长，联合炎帝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再次交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失败的黎苗集团被迫迁徙。而与黎苗集团若即若离的东夷集团也只好暂时服从于华夏集团。黄河、长江流域的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可以说“逐鹿之战”奠定了公元前4000纪早期中国的基本格局。当然三大集团的斗争和交流一直在继续，到尧、舜、禹时代，还有“唐伐西夏”、“稷放丹朱”，“禹征三苗”等事件，这正构成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线。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经过“禹征三苗”事件后，随着黎苗集团的衰灭，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成熟的文明时代———夏代。可以说中国上古三大集团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都有重要贡献，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记者：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上是如何体现？现在我们把考古与文献传说结合来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那是怎样一个过程？

韩建业：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三大集团的真面目开始自历史传说的迷雾中渐渐显露出来。我们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属炎黄华夏集团文化，分布在河北一带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属蚩尤黎苗集团的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属少昊东夷集团。公元前4800年左右仰韶文化形成后，半坡类型开始逐渐扩展到陕西大部乃至于鄂尔多斯地区西南部，并进而朝人烟稀少的东北方向继续拓展，后岗类型同时也向西发展。二者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乃至于冀西北一带碰撞并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若从细部来说，鲁家坡类型中后岗类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强烈一些。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冲突并以蚩尤略占上风的真实反映。公元前42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的前身———东庄类型在晋西南的形成和崛起，并显示出旺盛的创新、进取和开拓精神。首先向文化相对薄弱、空白地带多的晋中、内蒙古中南部挺进，形成与东庄类型相似的白泥窑子类型，大大扩充了东庄类型的实力。然后再向周围强烈施加影响。向西，使原半坡类型进入其晚期阶段（史家类型）。向东南，使豫中、豫西南地区遗存也带上了浓厚的东庄类型色彩；向东北，使原属后岗类型的冀西北和晋北区文化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马家小村类型，表明黄帝族系的触角虽已伸至涿鹿一带。但向东影响最小，显然与后岗类型所代表的蚩尤势力的顽强抵制有关。这时太行山两侧表面上的和平共处，或许正是黄帝和蚩尤双方经多次较量后而暂时势均力敌的表现。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时的冀西北大部文化已与庙底沟类型很相似，而太行山以东地区文化则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这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江汉，成为后来三苗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源头。总之，涿鹿之战确立了庙底沟期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黄帝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综合起来看，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这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有明确的体现。三大集团在中国文明形成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分别而已。以华夏为首的三大集团共同缔造了中国早期文明，这说明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在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原地区高潮时对外辐射、低潮时吸纳百川，有着其他任何地区都不能比拟的重要地位，并最终形成夏商周阶段以中原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这又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体的。

背景：

我们是“炎黄子孙”，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黄帝陵祭典活动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的清明时节，我们都要在炎帝陵和黄帝陵举行对炎帝、黄帝的公祭典礼。

但炎帝、黄帝离我们太远了，那个时代的文字我们还知之甚少，对于黄、炎帝的了解和认知，通常都是来源于距他们几千年后的先秦文献，也因此，那个时代被冠以“史前时代”、“传说时代”的名称。有人不禁要问，这些记载是不是后人“编”出来的呢？有多少可信度呢？我们拿什么来证明那些传说中的事件和人物是真正发生过的呢？这是一个十分严肃而又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

有人说，如果没有史前考古，文献、传说的真实性是那么令人怀疑；如果没有文献、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通过考古发现理清上古时代的文化谱系，就可望找出考古遗存与传说所反映的史实的对应关系。这已被夏商周考古学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证实。我们发现，后世的文献记载和传说，多半不是后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杜撰的，而是民族的记忆，是史实的反映。

在世界范围内，埃及和西亚的古代文明都已完成传说与考古的互证过程；而在中国，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以《逸周书·尝麦》篇所记最为详明：“昔天之初，诞作二后 ，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命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所谓赤帝即炎帝，而“二后”当指炎帝和蚩尤 。我们从该段中至少可归纳出：

（1）炎帝、黄帝、蚩尤、少昊至少有一段时间共存。

（2）起先炎帝和蚩尤冲突，炎帝处于劣势；其后黄帝和蚩尤争战，蚩尤遭到擒杀。

（3）炎帝和黄帝关系密切，曾先后对付共同的敌人蚩尤。

（4）蚩尤居于少昊之地，似乎二者亲近，但此后蚩尤被杀而少昊安好，又说明他们之间有重要区别 。至于涿鹿的地点，一般以为就在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但也有其他说法 。

人物档案：

韩建业，1967年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已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王湾三期文化研究》、《涿鹿之战探索》、《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禹征三苗探索》、《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先商文化探源》、《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殷墟西区墓地分析》等学术论文30余篇，已出版专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岱海考古（一）》等8部/span

⑻ 黄帝铸鼎于荆山，荆山说的是哪的荆山

在河南灵宝。

《史记来·自封禅书》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须，龙须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上天，乃抱其弓与胡胯号。
《尚书》记载：荆、河唯豫州，荆就是灵宝荆山。
荆山就在今灵宝市境内。

⑼ 关于炎黄帝、尧、舜、禹的传说

韩建业：在战国至汉代的各类文献中，提到的“三皇”、“五帝”各不相同，有多种说法。据顾颉刚、刘起釪等先生考证，至少有6种“三皇”说，第一种是燧人、伏羲、神农，其他还有女娲、祝融、共工等。“三皇”一词战国末期才出现，具体人选都是汉代才排定，很难说有多少历史根据。司马迁当然知道“三皇”的说法，但大概觉得不可信，所以没有写什么《三皇本记》，《史记》最早只有《五帝本记》。“五帝”一词也是战国后期才出现，并先后有7种五帝说，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中的黄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与黄帝同时的炎帝、蚩尤、少昊、太昊，与颛顼、帝喾同时的祝融、共工，与尧、舜同时的周稷、商契等，在传说中也都很著名，我们可以将他们统归入“五帝时代”。黄帝、蚩尤等可能既是部落族系名称，有一部分也属于英雄人物的名字，尤其尧、舜、禹的人格应该是很充分的。古代常有氏族名、地名、首领名同一的情况。

记者：远古没有文字，历史主要靠口耳相传，在黄帝、炎帝、蚩尤等的“传说”流传千百年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今天我们用考古文化学加以印证，其理论根据是什么？

韩建业：史前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近一个世纪艰苦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如果真有过一个“五帝时代”，那么那时的氏族集团的遗存及其时空框架也应基本被发现。可以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了两个古史系统，一个在传说史料中，一个在史前考古资料中。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方法，达成二者之间的互证与互释。我们现在进行五帝时代的考古学探索，在方法方面，除由近及远和点面结合这两条外，还应当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战争冲突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二是部族集团的辗转迁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激烈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上的巨变现象，部族集团的迁徙可能会引起文化格局的明显变动，并常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这都是比较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发达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黄帝族系所创造，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

记者：那么，黄帝部族的文化对应的是考古发现中的哪个文化？是如何确认的？

韩建业：要探讨黄帝文化，需要以夏文化的认定作为基础，而夏文化又是以对商周文化的确定为前提的。由于有了甲骨文的考古发现，目前商周文化已被完全确定。以此往前做科学的论证发现，以豫西为分布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总体上属夏文化无疑，对其进行考古前溯发现，其形成主要是以晋西南（包括黄河南岸的灵宝、陕县一带）为中心的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向推移的结果。我们重点考察晋南豫西地区的文化变迁，发现公元前2600年左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之初），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东方因素的陶寺类型代替了临汾盆地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到了公元前2200年左右（龙山前后期之交），陶寺类型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类型代替。前后两次大的变动，与发生在晋西南的先秦文献中记载的陶唐氏伐西夏（“唐伐西夏”）和后稷流放丹朱（“稷放丹朱”）的事件应分别有对应关系。这就不但确认了陶唐氏文化，还将夏文化的渊源追溯到了庙底沟二期类型。再向前追溯，会发现晋南豫西文化的更早源头是仰韶文化二期的庙底沟类型（公元前3500～前3000年），而这正与黄帝以晋西南为中心和冀州以山西为根本的情况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与晋西南隔河相望的河南灵宝“铸鼎塬”一带，发现了北阳平等面积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与当时的黄河长江流域一般聚落为几万平方米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黄帝以晋西南（及其附近）为中心的说法增添了强有力的证据。由此，我们也可知道黄帝、尧、舜、禹之间的确有密切关系。

记者：那么，从考古上看，庙底沟类型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韩建业：公元前4800年左右，中国史前文化完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形成仰韶文化。至公元前4200年左右，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下王岗类型碰撞和融合的基础上，在晋南、豫西地区形成独具特色的东庄类型。公元前4000年左右东庄类型发展成庙底沟类型，其实力进一步增强，对仰韶文化其他区域的影响也明显加大，就连太行山东麓原后岗类型分布区也纳入庙底沟类型的势力范围，这时的仰韶文化实际上近似于一种“泛庙底沟类型”式的状态，虽然也可分若干类型，但彼此间的共性不是其他时期可以比拟的。

记者：那么，作为“黄帝”部族的庙底沟类型有何特点？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哪些贡献？

韩建业：庙底沟类型以发达的粟作农业为基础，流行花瓣纹（圆点、勾叶、三角纹，苏秉琦先生将其与中华的“华”联系）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陶瓶（苏秉琦先生称其为“酉”瓶，认为有特殊功能），有崇鸟（凤）习俗，墓葬素朴而少见随葬品，聚落已有明显分化。从灵宝100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2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房屋来看，当时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已经迈开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但还不能说已经进入文明社会。

空前统一、异常强大的庙底沟期仰韶文化其典型因素圆点、勾叶、三角纹等遍见于目前考古发现的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大溪文化等当中，说明其影响范围西至青海东部，其北逾燕山，东达海岱，东南至江淮，南达江湘。这与《史记》所载黄帝的活动范围几乎相同！这个过程不但使中原文化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围地区文化的发展，客观上加强了中原乃至于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统一性，极大地增进了中国大部地区的文化认同感，促成了更广大范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以“黄帝”及其文化作为其共同认知核心的“早期中国”的文化基础。可以说，庙底沟期中原文化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

传说中黄帝及其部族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各种文明要素多已形成。《史记》中就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的记载。事实上，庙底沟类型的确有陶鼎，当时也完全有热锻铜器的可能（在陕西临潼姜寨就已经出现过更早的铜器），但或许还不具备铸鼎的技术。考古上最早能够铸鼎是夏朝晚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事了，与此还有1000多年的间隔。在文字纪事方面，有“仓颉作书”的说法，有人说仓颉为黄帝臣。事实是，虽然在仰韶文化中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刻划符号，但不见得是文字。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龙山时代（尧舜时期）应当已经产生文字，与庙底沟类型还有数百年的间隔。可以说黄帝作为我们的“人文始祖”对中华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涿鹿之战”确立了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炎、黄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奠定了古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

记者：炎帝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那么，哪个考古学文化对应炎帝部落呢？

韩建业：很多记载都说炎帝的兴盛时代早于黄帝，那么其早期文化遗存也应早于庙底沟类型。徐旭生先生考证炎帝部落的中心地域在渭河上游宝鸡一带，这里恰好也是属仰韶文化一期的半坡类型的发源地。因此，炎帝与半坡类型就可能存在对应关系。半坡类型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聚落内部结构井然有序，反映了社会管理功能的加强，但贫富分化尚不十分明显 。同时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半坡类型在约公元前4300年突然衰落，而被东庄类型（庙底沟前身）色彩浓厚的“史家类型”所取代，这或许与炎黄之间发生的“阪泉之战”有关，黄帝文化对炎帝文化的影响很大。综合来看，我们说半坡类型可能属于炎帝部族所创造的文化，对半坡类型的研究是我们打开炎帝历史的钥匙。

记者：我们常说“炎黄同源”，这在考古学上有根据吗？

韩建业：《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是关于炎帝和黄帝本源的最重要的记载。由此可知二者由同一源头分化而来。从考古学上来看，以芮城东庄村仰韶遗存为代表的东庄类型，时代介于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之间 ，实际上是半坡类型东进并与晋南土著文化融合的结果 ，严文明先生称其为半坡类型的关东变体。如此正可解释炎黄同源且其兴盛期早晚有别的说法。

记者：炎帝又被称为“神农氏”，被认为是我国农业的先祖和多种作物的发明者，那么，炎帝部族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表现在哪些方面？

韩建业：先秦文献中，没有将炎帝与“神农”、“烈山”联系起来的记载。“炎帝神农氏”的称号是汉晋以后出现的。应该说，农业的产生不可能由一个人甚至一代人来完成，它需要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其形成经过是漫长的。我国的水稻种植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黍、粟的发明也有八九千年的历史，都远早于炎帝时代。但炎帝及炎帝部族可能是我国旱作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半坡类型石爪镰、陶爪镰、石铲等农业工具数量很多，反映农业发达，而这也是其聚落整齐有序、房屋规整舒适、陶器美观大方的前提。可能正是由于炎帝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特殊贡献，其关于农业的事迹才会被代代传颂，后来还有了“神农氏”的称号。此外，半坡类型彩陶所蕴涵的神秘观念、向心凝聚的聚落形态，尤其是对仰韶文化共同体形成所起的作用，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提到蚩尤、炎帝、黄帝，我们马上想到“涿鹿之战”，而历史书上一写到上古时代，也肯定会重点介绍“涿鹿之战”，看来这一战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建业：是的，涿鹿之战是炎黄时期最重大的事件，是当时黄河流域各部族矛盾尖锐化的集中体现。当时黄河流域实际存在三大集团，他们是西部以炎帝和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集团、中部以蚩尤为代表的黎苗集团以及东部以少昊为代表的东夷集团。开始的时候，大概以炎帝和蚩尤族系最为兴盛。炎帝自西而东、蚩尤自东而西分别扩张，终于在河北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蚩尤暂时居于优势。但后来继炎帝而兴起的黄帝族系势力大长，联合炎帝与蚩尤在涿鹿一带再次交锋，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失败的黎苗集团被迫迁徙。而与黎苗集团若即若离的东夷集团也只好暂时服从于华夏集团。黄河、长江流域的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可以说“逐鹿之战”奠定了公元前4000纪早期中国的基本格局。当然三大集团的斗争和交流一直在继续，到尧、舜、禹时代，还有“唐伐西夏”、“稷放丹朱”，“禹征三苗”等事件，这正构成中国文明形成和发展的主线。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经过“禹征三苗”事件后，随着黎苗集团的衰灭，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成熟的文明时代———夏代。可以说中国上古三大集团对于中国的文明发展都有重要贡献，并在此基础上逐渐融合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记者：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上是如何体现？现在我们把考古与文献传说结合来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那是怎样一个过程？

韩建业：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进展，三大集团的真面目开始自历史传说的迷雾中渐渐显露出来。我们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属炎黄华夏集团文化，分布在河北一带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属蚩尤黎苗集团的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属少昊东夷集团。公元前4800年左右仰韶文化形成后，半坡类型开始逐渐扩展到陕西大部乃至于鄂尔多斯地区西南部，并进而朝人烟稀少的东北方向继续拓展，后岗类型同时也向西发展。二者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乃至于冀西北一带碰撞并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若从细部来说，鲁家坡类型中后岗类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强烈一些。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冲突并以蚩尤略占上风的真实反映。公元前42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的前身———东庄类型在晋西南的形成和崛起，并显示出旺盛的创新、进取和开拓精神。首先向文化相对薄弱、空白地带多的晋中、内蒙古中南部挺进，形成与东庄类型相似的白泥窑子类型，大大扩充了东庄类型的实力。然后再向周围强烈施加影响。向西，使原半坡类型进入其晚期阶段（史家类型）。向东南，使豫中、豫西南地区遗存也带上了浓厚的东庄类型色彩；向东北，使原属后岗类型的冀西北和晋北区文化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马家小村类型，表明黄帝族系的触角虽已伸至涿鹿一带。但向东影响最小，显然与后岗类型所代表的蚩尤势力的顽强抵制有关。这时太行山两侧表面上的和平共处，或许正是黄帝和蚩尤双方经多次较量后而暂时势均力敌的表现。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时的冀西北大部文化已与庙底沟类型很相似，而太行山以东地区文化则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这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江汉，成为后来三苗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源头。总之，涿鹿之战确立了庙底沟期仰韶文化所代表的华夏集团的主导地位，使黄帝及其中原地区成为古代中国的认知核心，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综合起来看，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这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有明确的体现。三大集团在中国文明形成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分别而已。以华夏为首的三大集团共同缔造了中国早期文明，这说明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在文明起源过程中，中原地区高潮时对外辐射、低潮时吸纳百川，有着其他任何地区都不能比拟的重要地位，并最终形成夏商周阶段以中原为核心的国家政权，这又说明中华文明是一体的。

背景：

我们是“炎黄子孙”，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

黄帝陵祭典活动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的清明时节，我们都要在炎帝陵和黄帝陵举行对炎帝、黄帝的公祭典礼。

但炎帝、黄帝离我们太远了，那个时代的文字我们还知之甚少，对于黄、炎帝的了解和认知，通常都是来源于距他们几千年后的先秦文献，也因此，那个时代被冠以“史前时代”、“传说时代”的名称。有人不禁要问，这些记载是不是后人“编”出来的呢？有多少可信度呢？我们拿什么来证明那些传说中的事件和人物是真正发生过的呢？这是一个十分严肃而又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

有人说，如果没有史前考古，文献、传说的真实性是那么令人怀疑；如果没有文献、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通过考古发现理清上古时代的文化谱系，就可望找出考古遗存与传说所反映的史实的对应关系。这已被夏商周考古学的卓越研究成果所证实。我们发现，后世的文献记载和传说，多半不是后人为了某种目的而杜撰的，而是民族的记忆，是史实的反映。

在世界范围内，埃及和西亚的古代文明都已完成传说与考古的互证过程；而在中国，这项工作正在进行……

“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以《逸周书·尝麦》篇所记最为详明：“昔天之初，诞作二后 ，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命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所谓赤帝即炎帝，而“二后”当指炎帝和蚩尤 。我们从该段中至少可归纳出：

（1）炎帝、黄帝、蚩尤、少昊至少有一段时间共存。

（2）起先炎帝和蚩尤冲突，炎帝处于劣势；其后黄帝和蚩尤争战，蚩尤遭到擒杀。

（3）炎帝和黄帝关系密切，曾先后对付共同的敌人蚩尤。

（4）蚩尤居于少昊之地，似乎二者亲近，但此后蚩尤被杀而少昊安好，又说明他们之间有重要区别 。至于涿鹿的地点，一般以为就在今冀西北涿鹿一带，但也有其他说法 。

人物档案：

韩建业，1967年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专业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和北京市拔尖创新人才。正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已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王湾三期文化研究》、《涿鹿之战探索》、《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禹征三苗探索》、《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先商文化探源》、《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殷墟西区墓地分析》等学术论文30余篇，已出版专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岱海考古（一）》等8部。

⑽ 仰韶文化起源于哪呢

图一、彩陶人面鱼纹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图二、彩陶瓮（半山类型）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给传统“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最近10多年，中国考古学再度成为世界人文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一系列5000—6000年前的城址和文字、铜器、礼制建筑等“文明”史迹不断被揭示于中华大地上，给传统文明观中的“中原三代中心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使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成为世纪末中国考古学上争论最多的一个课题。

（一）仰韶时代中晚期是“城”的初现与中国文明的萌芽期

在距今6000—4800年间，相当于中原编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是“城”产生的初期阶段。城首先出现于长江中游的澧县城头山，之后扩展到黄河中下游，但也仅见城头山、西山和西康留三座。初城时代已经与简单社会所没有的许多复杂因素共存，但离文明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

1、仰韶时代中晚期私有制产生、阶级分化和特权等级的形成，是原始社会组织结构“危机”的体现，表现出社会进步、文明萌芽的根本特点。

初现的城是原始社会的发展、进化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从外部形态和功能上说，夯土城圈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以环壕为特点的大型聚落构筑技术的提高和形态的完善，但这些多为圆形的初城显然又保留了浓重的环壕聚落的形态残余。在应付越发频繁的外部战争、内部冲突中，壕防向城防的转变，聚落的防御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