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羌考古遗址

㈠ 请问除了殷墟以外，全国还有那些著名的商代考古遗址

你好~我是学考古的，正好老师给我们讲过这方面的知识。
商代早期：二里头文化四期，典型遗址有河南偃师二里头（也就是偃师商城）http://ke..com/view/324639.htm
商代中期：属于二里岗文化，包括郑州商城遗址和湖北盘龙城
http://ke..com/view/135210.htm
http://ke..com/view/355841.htm
商代晚期：属于小屯文化，典型遗址是河南安阳殷墟
http://ke..com/view/7980.htm

希望能够帮到你~

㈡ 世界上唯一以考古遗址命名的国家是哪一个

历史上大津巴布韦城盛极一时，其巨大的影响力一直蔓延到19世纪的80年代。1980年，津巴布韦共和国独立时，国名即取自这座伟大的古城，它是世界上唯一以考古遗址命名的国家。

㈢ 叹古代羌人迁徙的散文

青海高原古羌自古就与中原华夏保持着紧密联系，不仅有着十分悠久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而且是古代西域、南亚文化与华夏文化沟通的重要通道。尽管青藏高原一直天水一方，但就在这天老地荒、雪域绝境、大漠草原之间，古老的高原民族为了生存、迁徙和交流，以无畏的气概、惊人的毅力，锲而不舍地探寻高原与外界的通道，看到外部精彩的世界。应该说这是古羌在这一地区自身发展的历史记录。从人类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来看，一个民族的发展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至深。古羌从青海高原走出，散布到五湖四海，立起了千邦万国。

青海历史上古羌悲壮的

三次大迁徙
据历史记载：羌人第一次远古时代的大迁徙，主要是朝着两个方向。
一是炎黄两大羌戎部落中若干部分相继东迁，炎帝部落达今山东一带。《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说：“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得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国语・周语》说：“齐、吕、申、许由大姜”。说明当时从河南到山东有相当众多的古羌戎后裔。随着羌戎东迁山东半岛，古代羌戎中流传的昆仑神话也随之东传，形成了蓬莱神话。根据《泰山记》、《登泰山记》、《名山揽胜》中记载：北方广为流传的碧霞元君常说“尝礼西王母，七岁问道法”。说明西王母不仅是古羌首领而且还是一个传教布艺的大师，碧霞经常去请教学习她。还有，西王母除周穆王崇拜她外，尚有汉武帝、东方朔、董仲舒、三茅真君也曾多次求见过西王母。这就说明古羌影响巨大，在华夏民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事实上，就华夏族在上古形成的成分看，华指早期定居于中原地区并进入“力农学务”农耕文明的族群；夏即指从中国西部，包括今甘肃、青海地区逐步东进到中原地区，并从事农牧的羌人。此前称羌，“穴居野处，采牧为主”的牧羊人，到中原后，称为戎，意为弃牧从耕的人。如此看来，历史不能不说“华”和“夏”以显示华夏族的正宗正统与不可替代性。
二是羌戎自陕甘青地区西迁到今新疆西南莎车、疏勒至葱岭以西帕米尔高原。《汉书・西域传》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日若羌。若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更往西有“西夜国……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可见，古代羌戎西迁西域者为数很多。这些记述清楚地表明，如今居住在新疆地区的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等少数民族族源无论如何与西羌族难以分割。有记载说，希腊公元前550年瓶画《赫克利斯与海中圣怪特立同比武》正与青海大通出土的舞蹈纹盆相仿，亦见之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阿塞拜疆等地的岩画也同工异曲。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谓天为“撑梨”、“唐代译突厥语”为“登里”，今土耳其诸族称天为“撑梨”。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早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一文中就指出了这条古代羌戎走过的交通路线。西迁的羌戎可能在夏商周之前，已经成为后来维吾尔、塔吉克、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各族的先民了。
第二次大迁徙发生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这次迁徙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着较详细的记载。生活在青海等地的先民族被称为“古羌人”或“西羌”。也就是说，在距今4000年前大约与华夏族差不多同时期，我国古羌族业已形成，“羌文化应是与华夏文化同样的古老的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河湟羌人开始向农耕过渡。秦始皇时，曾筑长城设防，西阻羌人。这一时期的中原王朝，特别是秦国的崛起，给中原文化圈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而这种强势必然导致开疆拓土的国内战争，从秦献公兵临渭首，灭狄戎，至西汉时期频繁的羌汉战争，迫使羌戎各部落向黄河、长江上游、金沙江南北的云、贵、川、藏及青南高原广大西南地区迁徙，并与土著相融合，形成后来的藏、白、怒、哈尼、傈僳、纳西、拉祜、普米、阿昌、土家等族的先民。毛佑全、李期傅所著的《哈尼族》中说：“哈尼族有悠久的历史，与纳西、拉祜等民族，同源于古代的氐羌族群”。据汉文史书记载：氐羌群游牧于青海高原，其中有一部分逐渐往南迁流，散布到川西南、滇西北、滇东北广大地区。让人一呼三叹的是2000年12月17日，三星堆出土之青铜文物中，有一尊女性铜像特别引人注目，其造型端庄、柔美、慈惠，在众多的出土文物，如纵女人铜像、金杖、鸟头铜像中，这一尊女性铜像是唯一的，显得弥足珍贵，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应当说，三星堆文化遗址代表的是古蜀国蚕丛时代，其国王当为男性。然而，以古蜀国如此发达的文明，却要供奉这样一尊女性铜像，可见其非同小可。多数学者认为青铜女像即是西王母。西王母属古羌人女王，而古蜀国，显然是由氐羌人建立，应属西王母的后世子孙。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男权社会里，独独地供奉一位女性祖先。据考证，古蜀国约建立在4000年前，而西王母古羌当在五千年前，史书上有古羌人曾南迁的资料，这证明古蜀国与西王母有渊源关系，而西王母当然属于他们的始祖和祖神被隆重祭祀或供奉，也就尘埃落定。《普米族简史》还记载：“先民起源于西北青藏高原的古羌人”。川西羌族则直接说“青海是他们的故乡”。至今云南羌族、白族、纳西族等有“叫魂送鬼”的习俗，最后叫到祖先原来的地方去，从青海迁移的都叫“来啊来啊，到青海湖边去!”抒发了一片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据考证，“咸池”是一种乐曲名称，是属西王母音乐系统的，初传到荆楚之地，成为“洞庭之野”，使之开始“畏”，继而“惑”，终而“乐”。荆楚乐人改革并超越西王母之古韵，而不自得，调律常新。起源于青海昆仑山地区的舞蹈“朗玛”、“堆谢”、“果日谢”、“锅庄”见于彝族的“对角”舞，均属古代西王母舞蹈之类。兴犹未尽、情犹未了之中，曾给这里各民族以重大影响。
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华夏的历史舞台为匈奴、鲜卑、氐、羯及羌等少数民族提供了最佳的表现自己的舞台，羌族与匈奴、羯、氐等少数民族竞相内迁，建立自己的政权，经过100多年各民族的角逐和交往，把民族大融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经过这次大迁徙大融合后，除了青海果洛地区的党项羌和四川茂汶地区冉龙羌还保留其种部落外，绝大多数羌族已

基本汉化，或融合到其他民族中去了。

青海历史上诸多民族
五次大融合

青海高原地处偏远，在传统的中国“正史”里，这里一直被列入“边外”，视为“夷蛮”之乡。但从秦汉以来，近至明清，却一直冲突不断，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土埋白骨血溅草，月冷黄昏鬼守门”的诗句，印证了历史上很多大的战场都在这里展开。究其原因，一是它地处我国北方草原地带边缘，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地，自古是汉羌民族文化冲突的焦点；二是它地处中国西北之腹地，中亚与东亚的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民族迁徙及扩张，东西交通往来的需要，必然使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今天，在西宁周边地区，或沿湟源峡西行，“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一百里一城”，军事的遗迹障塞墩燧，星罗棋布，使人仍可想见当年这里狼烟四起，金戈铁马，大军呼啸于古战场之壮烈画卷。
据《青海随思录》记述，青海历史上大的冲突基本可以划分两类：一类是秦汉时期中原对青海地区的扩张以及河湟羌戎部落对内地的进犯；唐代青海地区吐蕃政权与唐政权的和战纠纷；另一类是吐谷浑时代和元代蒙古族对青海地区的武力征服及占领。恰恰正是这些大的冲突的发生与延续，促进了这一地区民族的融合、经济的开发、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的进步。这一历史结局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也是青海汉、藏、蒙古、回、土族等社会演进到今天这样的格局的重要历史成因。
秦汉时期中原对河湟地区的扩张及开发促进了青海第一次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汉代，汉民族开始大量进入青海，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派将军李息和郎中令徐自为率汉军10万征西先零、封养、牢姐等诸羌(牧驻今湟源、海晏、共和县)，结果羌人战败，大部被归降，还有一些羌人“去湟中、依盐池左右”，也就是退居到青海湖西南诸地。于是河湟有许多空地，从内地迁移一部分汉族从事垦种，这是由于征战，汉民族进入青海之始。
汉神爵元年(前61年)，后将军赵充国率军六万西征羌族。羌族被平定后，赵充国便向汉宣帝三上“屯田奏”，奏文大意是：从临羌(今湟源东)到浩门(今民和)一带，已开垦和未开垦土地有二千顷以上，留步兵一万二百八十一人分屯各要塞处垦田。同时对湟水流域交通进行整修，从湟峡(西宁小峡)经过丹地(今湟源)到青海湖地区，沿途修路架桥七十余处。这是由于原来征战的将士留下来屯田，成为青海汉民族之始。
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人，携重金到卑禾羌海(今海晏)，下辖四城。西海郡设立，人口稀少，于是又增新法令“犯者徙之西海”，从此犯者人口以千、万记数，这是由于充军成为青海汉民族之始。然而随着“五胡乱华”的开始，汉民族或内迁，或被同化，南北朝后即无踪迹了。隋炀帝西巡后，又曾“发天下轻罪徙居之”，然而很快便退出了。
河湟地区属陇西，为金城、西平等郡，包括临羌(今湟源)、安夷(今平安)、破羌(今乐都)、允吾(今民和)。全面加强了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和治理。特别是汉代，为了控制匈奴南下，在河湟地区大肆推行屯兵制，以屯田开发资助军饷，以养马设厂为军需所用，于是从内地征调大批汉人丁男戊卒，大军万人，小军千人，屯田牧耕，烽戊逻卒，万里相继，以却强敌。当时政府在西北的牧苑马厂最多达以36所，因罪遣送放牧的官奴罪犯动辄达到数万人之多，马匹数量最多高达40多万匹。军队屯田的范围不仅扩展到河湟地区、河西走廊，远到河源腹地、新疆，甚至到今天的中亚一带。不仅防止了匈奴对汉朝西北边境的侵犯，也大大推动了河湟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青海地区汉羌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后来汉朝设立“西海郡”，“徙者数千”又打通了与西域各国的通道，形成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出现了与西域通商的“青海道”，进一步促进了西域各国与青海及内地的经济、文化、商旅往来。
吐谷浑时期是青海地区发生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时间大约在两晋时期即太康四年至十年(公元283年―公元289年)。吐谷浑原是东北鲜卑族的一支，后迁徙至河套地区，20年后晋永嘉之末(公元313年)西晋发生混乱，吐谷浑族趁机率众西行，到了�罕、甘松地区，即今甘南(四川北部)一带。此后跨过洮河，西到白兰即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北至青海湖，以至南达四川西北部。他们在这一地区兼并羌氐，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吐谷浑在青海一带建立了长达三百多年之久的吐谷浑国，这也是青海地区第一个统一的封建民族政权。吐谷浑时期，除鲜卑族外，还有羌族、氐族、匈奴、高车、契骨、柔然、契丹、女国、象雄、吐蕃、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这些语言不同、族属不一的氏族部落，经过三百多年漫长的历程，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为青海民族的历史形成奠定了新的基础。学术界一直认为今天青海的土族，其始祖即当时的吐谷浑族。
这一时期青海地区另一支大的民族迁徙是党项族的迁移。党项本属羌族一支，世居古析支(今青海东南部河曲一带)。吐谷浑占据青海后，一部分党项族为吐蕃和吐谷浑所融合，另一部分融合部分汉人、回鹘人向陕、甘、宁地区内迁，到了今甘肃庆阳、陕北地区和宁夏中宁、固原一带。吐蕃强盛后击败吐谷浑，青海部分党项族再次东迁，主要向贺兰山以东地区迁徙，并进入河套地区，有一部分寄居在河西走廊一带，与当地民族进行了新的融合。
唐代吐蕃与中原关系的发展促进了青海地区民族第三次大融合。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崛起，统一当地诸羌，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国。
吐蕃的兴起给唐朝边境带来了很大威胁，双方发生过大非川、大良川、石堡城等多次大战，最终达成了《唐蕃会盟》，通过和亲政策，建立了甥舅关系。唐蕃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双方的经济贸易和往来，在今日月山设立第一个茶马互市，从此内地工匠、工艺人又同藏人通婚，为青海地区多民族的融合谱写了新的篇章。
元明清时代蒙古族的扩张形成了青海地区第四次大的民族融合和交流。宋宁宗元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先后几次对外扩张，西征欧亚，占领了中亚、西亚的广袤土地。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青海藏区和西藏均为蒙古统治，蒙古人开始迁入青海，设有西宁州，包括乐州和廓州(今乐都、化隆)。原来各藏族部落变成了蒙古王爷的封地，青海各地设立了蒙军的台站栈道，各哨卡都由蒙古军人驻守。青海今天藏区许多蒙语地名，诸如“那拉撒拉”、“恰卜恰”、“若兰布拉”、“丹噶尔”、“哈拉库图”、

柴达木、德令哈、希里沟等，就是这个时期的历史遗迹。到明清两代，蒙古族又有亦不剌、卜儿孩、俺答汗、却图汗、顾始汗诸部西入几次向青海的迁徙，直到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平息后，清政府在《青海善后事宜》中才正式确定了蒙古族两翼二十九族青海的属地范围，核定了青海蒙古族的正式封号，这就是形成今天青海蒙古族的历史基础。蒙古族进人青海，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领地，许多地方的蒙古族信奉喇嘛教，已与青海当地藏族结合为兄弟一家。
另外，早期藏文史籍一直称蒙古民族为“霍尔”，并云“地在西夏之北”，直到明清，藏族才分称蒙古族为“索布”(阻卜)、土族为“霍尔”。有专家认为，霍尔是“早期对吐谷浑故地的一些非汉人的泛称。”在今青海东部和广大藏族地区有许多与霍尔有关的地名。近代，西藏藏北草原上的牧民也被称为“霍尔”，有“霍尔三十九族”之说；今四川甘孜州所属的道孚、卢霍、朱倭、甘孜、东谷五个地区总称为“霍尔五地”，可见，霍尔曾是青藏高原上一个人口数量众多的部族，这些成为现代藏族的霍尔人必与蒙古人有关，但也不能否认与古老吐谷浑人的渊源关系。
在蒙古西征的漫长岁月中，蒙古人还以签军的形式将中亚一带的伊斯兰教徒带回中原内地，并在甘、宁、青、滇等地予以安置。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于是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入中国境内，或以军队形式令其屯田自力，或与汉人杂居以定归属，逐步形成了甘青等地的回族聚居地带。这是蒙古西征之后西北地区又一次大的民族融合，也是青海多民族聚居的又一次历史发端。
明代是汉族迁居河湟并取得较大成就的时期，也是青海历史上第五次民族迁徙和交流。从明初开始，汉民族成为青海多民族格局的一支重要的主体民族，一直繁衍发展到了现在。青海邑人中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秀英，很有才华，深受宠爱，但有一点不合时尚的缺憾――脚大，因此人们当面尊称为“马皇后”，背后直呼“马大脚”。有一年南京珠玑巷(又说竹子巷或珠丝巷)的市民正月十五闹元宵，有男扮女装骑马戏闹者，被佞臣瞧见，谗言于朱元璋：“男扮女装者，女貌大脚，倒骑在马上，手舞足蹈。”朱元璋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是暗喻我朱家天下倒行逆施吗!孰可忍，士不可忍!回到宫中立令将珠玑巷居民围而杀光。就在这时，马皇后劝言：“爱民如子，仁德宽厚，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下兴，天下兴则社稷固。”朱元璋一听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下令全部发配塞外，撵到了青海。这个传说与《纲鉴总论・广注明朝杀京民条》的注述：“帝(太祖)以元宵灯谜画一妇女，手怀西瓜乘马。而马后脚甚大。上日：‘彼以皇后为戏谑’盖言淮西妇马(皇)后脚大也，乃杀京民之不安本分者”的记载相吻合。
又据湟源县大华乡的池汗村和塔湾乡的塔湾、崖根、红土湾、后庄、河南、阿家图村，申中乡的申中、韭菜沟村，波航乡的纳隆村，城郊乡的河拉台、纳隆口等五乡十一村1704户家族宗谱的调查(1985年)，其中有1413户、6651人的祖籍在南京江淮一带，系明洪武、浙江、天启年间被充军、移民而来的。
清代入居青海的汉族祖籍，主要是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等地。其中屯边诸多来自江浙、皖、鄂等地，做生意者多数来自晋、陕等地。
汉民族的大量迁入，大大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成分，对农业、商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开发起过重要作用，也在文化上对其他民族产生过重要影响。

㈣ 陕西 考古遗址 都有哪些

从早到晚：蓝田人遗址、宝鸡北首岭遗址、西安半坡遗址、西周丰镐遗址、扶风岐山周原遗址、宝鸡鱼国墓地、周公庙墓地、韩城芮国墓地、秦代阿房宫遗址、秦都咸阳城遗址、秦始皇陵、西安曲江遗址、西汉长安城长乐宫、未央宫遗址、西汉帝陵、唐长安城遗址、唐代大明宫遗址、唐十八陵、扶风法门寺地宫、铜川耀州窑、黄堡窑遗址.......太多了，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㈤ 4、多选19世纪后半期,考古学家谢里曼发掘的著名古代希腊遗址是什么

特洛伊古城
谢里曼根据荷马古诗描述，寻找到了传说中的特洛伊古城

㈥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半坡遗址中有哪几例典型建筑

第一例是考古编号为“半坡F21”的建筑。按发掘记录，穴底发现三只柱洞，皆直壁，深度各为80厘米、100厘米、110厘米，其中有一柱洞，似为后来加的柱洞遗迹。其余二柱洞相对中轴的两个对称位置上，已遭破坏，估计原来应有一柱洞。即复原为对称布置的四中心柱。这个建筑的顶部做法，只能推测了。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四柱顶杈上架四横梁，构成周围椽木的中间支点；另一是以四柱顶杈为中间支点，先于对角架设四椽，顶部相交构成其余柱椽的顶部支点。柱洞梁达80～110厘米，说明栽柱技术已较发达，而这可能也反映了四柱尚未用横梁联系之可能较大，因此认为后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些。此建筑遗址的入口已残破，只能按同类型的复原。沟状门道为了防水，上面推测是有雨篷的。门道两侧未见柱洞，其做法应是在门道前方先架设一大叉手，顶部支撑门道横梁前端。从建筑内部中间的火塘可知，当时的饮食上已用烧烤。此火也作冬天取暖之用，顶上有孔，排烟之用。

第二例是考古编号为“半坡F39”的建筑。这一建筑的室内地面以与室外地面平，周围柱洞应是侧部围护结构的遗迹。值得注意的是，据发掘记录，南部的入口处排列有柱洞，说明门限很高，以至需要内设木骨。所谓门限，实际上是因袭穴壁概念的矮墙；鉴于柱洞较小，周围大约同门限矮墙的高度。这是初期的地面建筑形式，实际上是构筑起来的木骨泥墙代替挖土形成四壁。复原墙高，可以竖穴的一般深度来估算，约80～100厘米高。门内外有垫土，作为踏跺。墙上的屋顶亦推算为半穴居的情形。房子的构架，根据中轴偏北的中柱遗址，可设想屋盖木构，一中柱为中间支点，先架一椽，悬臂之室中心，形成其余柱椽的顶部支点，从而形成端正的方锥形屋顶。周围排柱没有特别粗的，这说明还是萌芽状态的墙体构造与屋盖全同，即墙体和屋顶还较含混不清，所以尚无“屋檐”。这种构架方式，扎结节点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因此受力后会产生一些变形。墙体因变形而外倾，有点像粮囤的形状，这也可以减少雨水对墙体的流侵，是否故意如此，则不得而知了。

半坡穴居遗址

第三个例子是考古编号为“F6”。这是一座圆形的建筑，当然其圆是不太规则的，直径约为6.70米。中部偏北有两个柱洞，柱洞有防火栏杆护坎墙。南部被灰炕打破部分还有对称的两柱，故复原为四根中柱。这个遗址的重要现象是，墙体较薄(16～20厘米)，泥墙内的木骨遗迹多为半圆、楔形、矩形等扁长柱洞，即木骨多为劈裂加工的木材，其截面长边多在10厘米左右，长边沿圆屋切线布置，其间无较粗的木材。这个遗址的入口处埋有木骨遗迹，推知门限的高如坎墙，可略起掩蔽作用，也可减少地面的尘土吹入室内。另外，门内两侧设隔墙，墙后形成适于卧寝要求的隐静空间。

㈦ 夏朝的考古发掘与文化遗址

夏朝的遗址集中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处，学界称“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发现，1956年发掘洛达庙遗址的时候，人们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称为洛达庙类型。1959年起在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王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在洛阳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器形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很快，在洛阳偃师灰咀和二里头、郑州洛达庙、巩义稍砦、渑池鹿寺、陕县七里铺等地都发现了这类古文化遗存。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洛阳二里头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资料越来越丰富，许多碳14测定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 世纪。考古界遂把这种文化定名为二里头文化，并做为夏文化的主要讨论内容。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各地都有发现，已达100多处。这些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珍贵资料。

㈧ 名词解释：河姆渡文化、半坡村落遗址

半坡村遗址

半坡村遗址在西安的东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村落遗址。遗址略呈椭圆形，北面为氏族墓地，南面为居住区，东北面为陶器窑场。居住区内的房屋共有36座，分为两片，都有一定的布局，房屋有大有小大的面积达160平方米左右，两片各有一间，可能是氏族（或部落）首长的住室或议事集会场所。墓葬是男子、女子分别葬在一起，说明了这里尚实行族外婚。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等，多磨制得比较精致合用。还有骨器、陶器等。这里已经处于“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有粟、稻等，用石磨盘、石磨棒以去谷皮。还开始种植白菜、芥菜等。家畜饲养业已出现，主要饲养猪、狗。居民除经营这样的原始农业和饲养业外，还要捕鱼、狩猎、采集果实以补助生活。
半坡居民的主要手工业有制陶器、石器、骨器、纺织、木工等。陶器是手制的，有瓮、罐、瓶、盆、钵、鼎等。上绘黑色或红色漩涡纹、波浪纹、几何纹、花瓣纹、鱼纹、鹿纹和人面形图案等。人们称这类陶器为彩陶。有些彩陶造型和纹饰十分精致美观。
有些彩陶上刻画着类似文字的符号，这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萌芽。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第一次发现于(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因而命名。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科学的方法进行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约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简介

河姆渡文物该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在1973－74和1977－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发现，被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它的发现，不但改变了中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统传说，许多考古学者还依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编辑本段
特征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
河姆渡干栏式建筑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归根到底还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近年来，在长江下游一代却不段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 遗址 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编辑本段
现存遗址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文化鲻山遗址
鲞架山遗址
慈湖遗址
小东门遗址
傅家山遗址
名山后遗址
塔山遗址
田螺山遗址
白泉遗址
灵山遗址
河姆渡文化陶器河姆渡文化是分布于中国浙江杭州湾南岸平原地区至舟山群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年代大约在西元前4000年到5000年之前，因以浙江余姚河姆渡村遗址发掘最早，故称作河姆渡文化。
该文化最早在1973年被发现，在1973－74和1977－78年两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在建筑方面，遗址中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食物方面，植物遇存有水稻的大量发现，被断定是人工栽培的水稻，此外植物残存尚有葫芦、橡子、菱角、枣子等。动物方面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
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斧等打猎工具，亦有较也有装饰品。多的是木器和骨器，其中发现中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其他包括木柄骨制的耕田用具耜、和刀铲等切割器具，亦有大量纺织工具。在河姆渡并出土了中国境内所发现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平，估计最高烧成温度达1000摄氏度。
编辑本段
文化遗产

河姆渡文化玉石河姆渡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360年-前3360年。 主要分布于浙江宁绍平原。以夹炭黑陶为主，少量加砂、泥质灰陶，均为手制，烧成温度800-930℃。器型有釜、罐、杯、盘、钵、盆、缸、盂、灶、器盖、支座等。器表常有绳纹、刻划纹。有一些彩绘陶，绘以咖啡色、黑褐色的变体植物纹。
河姆渡文化则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例子。因遗址首先是在浙江省馀姚县的河姆渡被发现，故1976年命名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4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发展的时间介於裴李冈、磁山文化及半坡文化之间，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分布以长江流域为主，环境与华北不同，所以观察河姆渡遗址立体造景，可发现自然景观与裴李岗、磁山及半坡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
自然环境
河姆渡遗址位於长江下游地区，河湖泥沙沉积土壤肥沃，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遗址附近水源丰富，适合需要水的稻作生长，普遍都发现稻谷、稻壳、稻杆、稻叶的遗存，是中国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佳例证，也是目前世界稻作史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记录。当地降水多，气温高，应属常绿阔叶林和亚热带落叶阔叶林，森林有水鹿、野猪、牛等动物。河姆渡出土的大量野生动物遗骸，以鹿科动物最多，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农具“骨耜”即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密布如织的沼泽，又为水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发展渔猎、饲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遗址中所发现的柄叶连体木桨，证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猎活动中乘用。杆栏式的房屋也反映出为适应南方高温潮湿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河姆渡文化与华北黄河流域文化有所差别。 河姆渡文化遗址周边山水
住屋特质
据地理勘测，河姆渡建筑遗址附近有一座小山，东北面当时是一片湖泊，这样的地理位置最适合杆栏式建筑型式。杆栏式住屋有许多特色，使居民能临水而居。地板在地面上通风凉快，可防潮防溼，也可防止大雨过后的氾滥，及不卫生的蒸气和低飞的昆虫聚集。残馀弃物可从地板空隙掷出，随水漂流；在陆上的杆栏建筑掷出物可成犬猪的饲料，地面上又可燃起熏出浓烟的火以防蚊虫。如建筑在地形崎岖之地，还可减免填土、挖掘；又因居高临下，也可防敌人袭击。
河姆渡遗址出土许多桩柱、立柱、梁、板等建筑木构件，构件上有加工成的榫、卯（孔）、企口、销钉等，显示当时木作技术的杰出。柱子两端凸出的小方形称为榫、柱上凿出可将榫插入的孔为卯。遗址中所发现的两种木构衔接法，令人惊叹不已，至今仍为木工工艺所沿用。一是企口板，企口可将两块木板拼接在一起而不露缝隙，遗址中发现的企口板两侧各有一道企口，可与另一块侧边削薄的木板相接，如今我们的木质地板还是用这方法拼接。另一是销钉孔，带销钉孔的榫和梁柱的卯垂直相交，用销钉栓住，榫头就不会从卯口脱出了。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技术，可说已为中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基础。
编结纺织
河姆渡出土的纺轮、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据推测这些可能属於原始织布机附件，显示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由手工编织发明了原始的机械。
原始音乐
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的骨哨，是一种乐器，也是一种狩猎时模拟动物声音的狩猎工具。浙江杭州市还能看见一种用小竹管做成，发出鸟鸣声的竹哨，显然是河姆渡骨哨的遗存。陶埙也是河姆渡的出土遗物，埙身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中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市面上观光区兜售的陶笛与此相似，只是河姆渡的陶埙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可见它的原始。河姆渡遗址充分显示出南方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发展不亚於华北的文化，这可证明中国文化其实是多元发展，各有特色的！
经济和宗教生活
酒器的出现显示农业收获较前丰富，才有馀粮酿酒。河南龙山文化中，还流行以猪、牛、羊、鹿的肩胛骨为材料制成卜骨，将卜骨加以烧灼，观察兆文以解释吉凶。占卜显示此时已有某种程度的信仰。另外在龙山的两座窖穴里还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说明当时已能铸造铜器。一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处於原始农业社会解体阶段，最终发展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
编辑本段
经济状况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宁绍平原的农业经济和家畜饲养都比较发达。在河姆渡遗址的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叶、稻壳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 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 1 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远古各氏族文化遗存中所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代表性的农具是翻耕土地的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骨耜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出土了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 1 米的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
家畜主要有猪和狗。破碎的猪骨和猪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捏塑的体态肥胖的陶猪和在黑陶钵上刻划的猪图饰。有一件陶盆上同时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像，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许多骨耜是用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说明水牛当时已被驯养。
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经济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制陶业、纺织业、骨器制作、竹木器加工都比较进步。这一带的氏族先民烧制的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种类比较单一，无论炊具还是炊食器一律都是夹炭黑陶，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 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还比较原始。稍晚出现了一些夹砂红陶和褐陶。各种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在 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陶器的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比较容易破碎，到了晚期，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些器物已经用慢轮进行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为复杂的新产品。有些陶器火候较高，烧成温度已达到 1000℃左右。
编辑本段
重要遗存

稻谷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中，在第四文化层上部发现大面积的稻谷、稻秆、稻叶和木屑、苇编构成的稻谷堆积层，平均堆积厚度20～50厘米，最厚处超过100厘米。刚出土时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经农史学家多次抽样鉴定认为是人工栽培水稻，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栽培稻属杂合群体。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为研究我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且纠正了我国栽培水稻是从印度阿萨姆传递过来的传统说法，有力地证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
木构建筑遗迹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在第二、三、四文化层都发现了木建筑遗迹，尤以第四文化层最为密集和壮观，总数在千件以上。主要木构件有木桩、圆木、长方形木材、带丫叉的柱子和地板。
考古学家和古建筑专家对遗迹和木构件分析后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把中国出现榫卯木作技术的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多年。
河姆渡遗址发掘中共发现29排木桩，分析至少有6栋以上建筑。根据木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呈西北———东南走向。从单体看，当时普遍采用连间长房子形式，其中最长一栋房屋面宽达23米以上，进深7米，房屋后檐还有宽1米左右的走廊过道。这栋房子可能是一个家族的住宅，房子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5°～10°。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现代人所继承。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建筑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筑外，在遗址第二文化层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水井遗迹。水井构筑于直径约6米的锅形水坑底部，用边长2米的四排木桩围成一个方形井壁，再在井口套上一个方木框作为围护。水坑四周还设有圆形栅栏，大概作护岸之用。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致使盐份升高、苦卤而不堪饮用。所以水井的出现是人类为提高生活质量所作的努力，是人类本质所使然。
人体遗骸
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没有发现氏族公共墓地，只发现了27座零星墓葬。较完整的骨架仅13具。1978年3月，第二次考古发掘结束后，人类学家韩康信、潘其风先生曾到发掘现场，对他们的年龄、性别、体形、人种作出鉴定。其中未成年的儿童9具，成年人4具，编号M23、M17的头骨保存比较完整。
（1）年龄。M23出自第三文化层，头骨硕大，前额接近阔额型，颧骨宽而外突，下颌厚大，男性特征明显。根据现代人头骨愈合和臼齿磨蚀度推算，年龄在30岁左右。M17头骨前额膨突，枕外隆凸缺乏，下颌枝内翻，尖形颏，特征显示为未成年女性，年龄约13－15岁。
（2）身高。按照遗骸主要骨骼长度，用我国现代人身长特征，换算出身高。M23，身高为169～170厘米。M17身高为152～157厘米。
（3）人种。M23、M17颧骨较高和宽，铲形门齿，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居民相同。而鼻骨低平、凹形鼻梁、低矮的眼眶，与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更为接近，应为南方蒙古人种。
编辑本段
主要器物

陶器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中陶器出土最多、复原率最高的遗址之一，两次考古发掘，出土陶片40万件之多，完整的和可复原的陶器占总出土器物的1/6左右，已获得完整器和复原器1221件。出土陶器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的夹碳黑陶，这是河姆渡先民有意识地在陶土中掺和了炭末，主要是为了减少陶土粘性，提高成品率。陶器的种类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盘、钵、豆、盉、甑、鼎等，按使用功能可以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3个乳钉状足，为安放釜而设置。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
陶盉形似酒壶，前有冲天管状嘴，后为喇吹口，中间以扁平半耳环连结。器壁内外打磨光滑，制作精细，今天看仍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种酒器。
石器
河姆渡遗址石器的数量和种类都不算丰富，共出土874件。按功能分，主要是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两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锛、凿三种，器形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不少打击和琢制的痕迹。大多属于砍伐树木和加工木构件的工具，有的可作为农具和加工骨、木的工具。其它的石器还有砺石和马鞍形石块、石球，后二种可能是谷物和硬壳果实的脱壳工具。
骨器
出土的骨器有3000多件，是河姆渡先民的重要生产工具，按使用功能分为骨耜、骨箭头、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镰、骨鱼镖、管状针等，以骨耜最具特色。
骨耜取材于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耜的外形基本保持原骨的自然形状，上端厚而窄，下端刃部薄而宽。骨面正中有一道竖向浅槽，下端呈圆舌形，其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方孔，上端有一横穿方銎。是为绑扎竖向木柄而设计的。这种制作方法为河姆渡文化遗址所特有。骨耜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磨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遗址出土骨耜有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河姆渡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
木器
共300多件，大多出土于第四文化层，说明距今7000年前，木器已被广泛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木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最为重要的木器是纺织工具和木桨。纺织工具有木（陶）纺轮、齿状器、木机刀、卷布棍、圆木棒、尖头小棒、木（骨）匕等。纺织专家认为是踞织机的零件。有了纺织，说明河姆渡先民已脱离茹毛饮血的野蛮生活，进入初具文明的历史阶段。
木桨共8件，采用整块木料加工制作而成，柄部为圆形，桨叶呈柳叶形。有桨必有船，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划桨行舟，用于捕捞和邻近氏族之间的交通往来。

㈨ 考古学者探寻汉代西域都护府城址遗迹发现了什么

空中俯瞰位于轮台县境内的卓尔库特古城遗址。

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建立的军政体系包括重要城镇、戍堡、关隘、烽燧亭障、邮驿等等，并辅之以屯田开垦。汉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军政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