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

① 西安的历史

西周伯姬昌（来周文王）在今西安源城西南长安县沣水中游西岸营建丰京，将臣民从岐山周原迁于此。又一年，命子姬发（周武王）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后者为政治中心，前者为宗教、文化中心，合称"宗周"。是为西安建城之始。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后，以丰镐为都，是为西安作为都城之始。西周历12代约300年，公元前771年亡于犬戎。

② 西安有哪些历史

西周伯姬昌（周文王）在今西安城西南长安县沣水中游西岸营建丰京，将臣民从岐山周原迁版于此。又权一年，命子姬发（周武王）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后者为政治中心，前者为宗教、文化中心，合称"宗周"。是为西安建城之始。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后，以丰镐为都，是为西安作为都城之始。西周历12代约300年，公元前771年亡于犬戎。

③ 北京和西安各有什么历史文化遗迹

丢死人，把回民街这么个坊上吃饭的地方当历史文化遗迹
我在北京居住过15年，又是西安人，我来回答
西安：蓝田猿人遗址，半坡遗址，西周丰镐遗址，秦阿房宫遗址，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遗址，汉文帝霸陵，汉宣帝杜陵，唐长安城及唐大明宫遗址，唐华清宫遗址，唐大慈恩寺，唐荐福寺，元代王府遗址，明西安城墙，明秦王府遗址，西安钟楼，西安鼓楼

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山戎文化遗址，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大葆台汉墓，唐法源寺，辽天宁寺，房山金陵，元大都，元代运河北京段，明清两代皇城，紫禁城，明十三陵，卢沟桥，清代的万寿山颐和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圆明园遗址

④ 朱天章是否有宗教信仰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元朝的建立蒙古帝国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德里苏丹国、波兰、匈牙利、罗斯公国、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地处中原与漠北的交界处。上都是蒙元帝国继哈刺和林之后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是标志着蒙元帝国走向辉煌的历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刑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一带，在滦河上游的冲击平原——金莲川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总理中原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确立了崇尚懦学的王道思想，兴复“文治”，以“实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河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北依龙岗，南临滦河，放眼金莲川，1259年建成开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开平升为府，一跃为夏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扩建开平府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当时的北平称作燕京，1264年改为中都，八年后改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国走向全盛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潜藩时期的领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业的发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继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之大成，马上打天下，马下治臣民，文韬武略，多有建树。三代相继，成为蒙元帝国的全盛期。 大元帝国先后有六个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元王朝中期以来，发生的“南坡之变”、 “两都之战”、 “上都兵变” 等宫廷斗争和流血冲突，都证明了上都极重要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国的广袤的地域和稳定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荣和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许多外国使者、传教土、商人、游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见，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王恽《中堂事记》记载，中统二年(126t年)，发郎国(欧洲)使者曾到开平朝见忽必烈， “献卉服诸物……上嘉其远来，回赐金帛甚渥”。同年高丽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丽参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庞德四年(1300年)缅国木连城首领阿散哥遣其弟者苏率91人的使团来中国。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见者苏。至正二年(1342年)罗马教皇的使者马黎诺里一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顺帝召见。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来，被称为“色目商贾”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带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极高的礼遇。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详细记述了上都的宫殿、寺院、宫廷礼仪、民情风俗，向世界介绍了上都，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国外的科学家也来到上都工作，促进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波斯科学家扎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筹建天文台，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台正式成立(也称北司天文台)。忽必烈汗赐封扎马刺丁为提点，为元王朝任命的第一任天文台长。扎马刺丁研制子多种大型天文仪器，并制定了“万年历”。曾任北司天文台少监的冯天章及著名科学家郭守敬都曾受到扎马刺丁的影响。 上都城有着众多的佛寺、道宫、回回寺和文庙。除了蒙古萨满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很活跃．著名的两次佛道两次大辩论影响深远。佛道两家争辩，由朝庭下旨组织辩析．两家相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 第一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长老福裕驳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领李志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汉地佛道两教代表人物进行第二次辩论。参加辩论的佛教僧侣300多人，道士200多人，达官显贵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弥恒、八思巴作为统领释教的帝师和克什米尔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领也参加了辩论大会。各抒己见，不同思想文化争鸣，轰动朝野。 上都由于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所以通行着多种语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汉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庙、八思巴帝师寺地位崇高。懦学、蒙古字学、医学、天文学都很兴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诏书大讲“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 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国颁发了一道诏书， “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有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拨巨款重建孔庙。至顺二年(1331年)和 至元二年(1336年)两次颁发诏令，向上都孔庙赐碑。 有庙即有学。孔庙得到尊崇，儒学也广为传播。中华文化三大传统，懦、道、佛都有了深入发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爱”。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为法， “道法自然”，崇尚无为的自然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佛家从“解脱”坐标观照人生，信奉“无常故苦”的价值判断，为人们提供了解脱方法和途径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切。二是对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视心性修养。儒、道、佛得深入阐释和东西方多种宗教与学说的广泛发展都说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与繁荣。 中华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蒙元时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广收兼容有着显著的特点，这是和贯通欧亚的广袤疆域与文化大视野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大融合相一致的，这样的历史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中华文化也正是在不断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础形成的。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著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 《窦娥冤》、 《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0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的时空。上都作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发祥地有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与大都相比，上都视为“蒙古人的故土”。与大都相比，同样作为蒙元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体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萨满教、质孙宴、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药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潜藩之际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莲川建立幕府，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论、人才等多方面的准备。从36岁的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苦心经营十年，46岁时(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道国学古录》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国的政治军事中心哈刺和林较近，是沟通南北东西的重要枢纽。对联络、控制拥有强大势力的漠北蒙古宗亲贵族，在政治、军事上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样成为蒙古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结合部，是融汇蒙古草原文化与汉族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时期无可争议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说，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蒙古文化高度发展，吸纳多种文化的有益成分，达到历史性的高度。作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对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世界强国，也对世界的文化发展和人类的文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

⑤ 西安最古老的地方是什么在哪

1.兵马俑:是始皇陵的从葬坑，位于秦始皇陵东侧约1公里半处
2.西安古城墙:建于明洪武年间（1370枣1378）年，以公元6世纪时隋唐皇城墙为基础扩展形成
3.秦始皇陵是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陵园。秦始皇自即位起，就修骊山为陵墓，并六国后。
4.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兵马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
5. 西安-咸阳帝王陵墓秦在公元9世纪还只是黄河上游的—个小部落, 到了公元771年西周I朝
6.钟楼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西安的重要标志之一。钟楼上悬挂铜钟，用以报时，故名钟楼
7.华清池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唐皇家园林一。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保护区.华清池亦名华清宫
8.大清真寺位于西安鼓楼西北的化觉巷内，它与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并称为中国西安最古老的两座清真寺
10.骊山 骊山位于西安临潼县城南，属秦岭山脉的一个支脉。远看形似一匹青色的骊马，故名“骊山”
11.阿房宫 西安阿房宫是秦王朝的巨大宫殿，遗址在今西安西郊15千米的阿房村一带，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大雁塔位于和平门外4公里的慈恩寺内，相传唐代永徽3年。赴印度取经的玄奘法师
13.西安半坡遗址 即半坡遗址博物馆，位于西安市东郊约六公里的半坡村，是黄河流域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
14.法门寺法门寺，因舍利而置塔，因塔而建寺。原名阿育王寺，， 唐初改名法门寺。
15.杨贵妃墓杨贵妃墓位于兴平县城西12.5公里的马嵬坡。杨贵妃，名玉环，今山西永济人，被称为我国古代的一大“美人
18.大兴善寺位于西安城南约2.5公里的小寨兴善寺西街。始建于晋武帝司马炎泰始至泰康年间，距今1600余年
19.小雁塔位于距西安城1公里处的荐福寺内。荐福寺是在唐高宗死后百日，为其献福而建的，所以最初起叫献福寺
20.唐乾陵是唐十八陵中最西的一座，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唐朝第三位皇帝高宗与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陵园
21.黄帝陵，为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为汉代所建，轩辕庙内古木参天，有黄帝手植的轩辕柏
22.张良庙张良庙傍山依水，古朴典雅，终年云霭缭绕，颇有仙家灵气
23.诸葛亮墓武侯祠大殿正中神龛上端坐诸葛亮塑像，极显慈祥睿智。他左手持六韬兵书，右手抚膝。琴童书童待立身旁，一持宝剑一捧印绶
24.昭陵博物馆,依唐朝三朝元老李 墓而建。内除李 墓外，还有2个碑石陈列室和出土文物，雕刻绘画展厅
25. 秦王宫是西影厂为拍摄大型历史片《秦始皇》，于1988年修建的仿秦代大型宫殿建筑
26.大重阳万寿宫位于终南山北麓，西安市西南40公里处户县祖庵镇，是道教三大祖庭之一
27.杜公祠位于长安区韦曲镇东的少陵塬畔距西安约12公里是杜甫的祠堂，它北倚少陵原，南临樊川
28. 香积寺建于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是净土宗二世祖善导法师的衣钵弟子怀诨为祭祀善导圆寂而营建的
29.兴教寺兴教寺塔又称玄奘灵塔。位于长安区兴教寺慈恩塔院内，玄奘（602-644），唐代高僧，唯识宗创始人之一
30.茂陵茂陵是西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位于西安市西北40公里的兴平县城东北南位乡茂陵村
31.乾陵乾陵位于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帝武则天的合葬墓陵，墓因山为陵，气势雄伟壮观...更多乾陵
32.汉阳陵是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王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
33.药王山药王庙，为纪念我国隋唐时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而建，位于陕西耀县城东的药王山上
34.玉华宫玉华寺是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域取经归来做禅译经，圆寂之处
35.炎帝陵炎帝陵座落在宝鸡市南郊七公里处的常羊山顶。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
36.汉长安城遗址位于西安城西北约5千米。在西汉200多年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37.香溪洞风景区香溪洞风景区位于安康市城南约5公里处。据碑文记载，创建于明代成化初年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原点，位于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
39.西安镇北台古长城最大的烽火台——镇北台镇北台位于城北4公里之红山顶上
40.周原遗址位于扶风、岐山二县交界的京当等村，是先周居民的生活栖居地
41.司马迁祠墓司马迁为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不朽的著作《史记》
42.党家村古建筑村距今已逾600年的韩城党家村古建筑村落已被列入“国际传统居民研究项目”中

⑥ 孛儿只斤·忙哥剌的开城安西王简介

若非对历史熟知或有所研究的人，谁能晓得如今看来毫不起眼的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在700多年前竟然是西北军事、政治的中心，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忙哥剌在此设王相府，史书谓之“西土重镇焉”，地位曾与元上都相当。
元代开城安西王府遗址位于固原城南20公里处六盘山北段东麓的开城镇，是元世祖忽必烈之子安西王忙哥剌设在六盘山地区的王相府，也是蒙元政权早期西北军事、政治的中心。自“成吉思汗晚年征西夏，尝置老营，即山避暑”开始，经历蒙哥汗和忽必烈汗的征战、驻守，于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即建元后的第二年，“乃是忙哥剌以忽必烈汗爱子开藩于此”，这里即成为安西王忙哥剌在六盘山的府邸。
透过今天裸露的残垣断壁，可以追寻蒙元时期成吉思汗、蒙哥汗和忽必烈三代最高统治者经营的踪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名震寰宇，陨落六盘山；蒙哥汗率军驻跸，出卑可敦病亡六盘山；元政权的创建者忽必烈经营六盘山，为爱子设立开城王府，显现了六盘山北连蒙古草原，南通川蜀的中枢地位，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其特殊的历史与文物价值，被国务院于200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的保护面积9.21平方公里，范围东至银平公路西侧，西至妥家山村，南至黑刺沟村，北至罗家山村。2007年，成为中国与中亚5国政府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捆绑申报点。

⑦ 元朝资料！

面积少了很多，元朝时期总面积至少2200万平方公里（还不包括分封出去的4大汗国，若算的话不少于3500万平方公里）
今天则只有960万平方公里，这还包括不知道能不能收回来的南海，藏南，东海等地。

元朝人的服饰

天子质孙（一色服）,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纳石失（金锦也）、怯绵里（翦茸也），则冠金锦暖帽。服大红、桃红、紫蓝、绿宝里（宝里，服之有 者也）。服红黄粉皮，则冠红金褡子暖帽。服白粉皮，则冠白金褡子暖帽。服银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加银鼠比肩（俗称曰襻子答忽）。夏之服凡十有五等，服答纳都纳石失（缀大珠子于金锦）。则冠宝顶金凤钹笠。服速不都纳石失，（缀小珠于金锦）。则冠珠子卷云冠。服纳石失，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珠宝里红毛子答纳，则冠珠缘边钹笠。服白毛子金丝宝里，则冠白藤宝贝帽。服驼褐毛子，则帽亦如之。服大红、绿、蓝、银褐、枣褐、金绣龙五色罗，则冠金凤顶笠，各随其服之色。服金龙青罗，则冠金凤顶漆纱冠。服珠子褐七宝珠龙褡子，则冠黄牙忽宝贝珠子带后檐帽。服青速夫金丝 子（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则冠七宝纱带后檐帽。
百官质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石一，大红怯绵里一，大红冠素一，桃红、蓝、绿官素各一，紫、黄、鸦青各一。夏之服凡十四等，素纳石失一，枣褐浑金间丝蛤珠一，大红官素带宝里一，大红明珠褡子一，桃红、蓝、绿、银褐各一，高丽鸦青云袖罗一，驼褐、茜红、白毛子各一，鸦青官素带宝里一。

百官公服：
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一品紫，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径二寸，无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绯罗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文。
幞头，漆纱为之，展其角。
笏，制以牙，上园下方。或以银杏木为之。
偏带，正从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犀。三品、四品以黄金为荔枝。五品以下以乌犀。并八胯， 用朱革。
靴，以皂皮为之。
仪卫服色：交角幞头，其制，巾后交折其角。凤翅幞头，制如唐巾，两角上曲，而作云头，两旁覆以两金凤翅。
学士帽，制如唐巾，两角如匙头下垂。
唐巾，制如幞头，而隋其角，两角上曲作云头。
武弁，制以皮，加漆。
庶人除不得服赫黄，惟许服暗花苎丝紬绫罗毛毳，帽笠不许饰用金玉，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许用翠花。

⑧ 元朝的科学技术是通过哪些途径传递下来的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

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

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其中的一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学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4）、元大都与“京通”大运河

北京的历史约有2000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可·波罗曾经赞扬元大都说：“城是如此美丽，布置的如此巧妙，我们竟是不能描写他了!”

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莲花池以东，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旧城东北）。

除了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基督教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白塔、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

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编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记载。

通惠河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进入河道，以及由大运河，最后经通州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北京积水潭）。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内陆城市变成东方繁荣、昌盛的大港。黄仲文《大都赋》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秾芬”之写照。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5）、刺桐港——“东方第一港”

古代的泉州因环城大量种植由海外引进的刺桐树而得名“刺桐港”。历史上泉州的丝绸、瓷器与铜铁制品工艺先进，质量上乘，享誉海外。公元684年（唐嗣圣元年）该地开始立州建置，名曰武荣州，公元711年（景云二年）改称为泉州。

自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至北宋后期，海外已有31个国家和地区与泉州进行通商贸易，南宋则有58个；而到了元代，泉州与海外的通商贸易已涉足近百个国家与地区，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元政府不但曾经在泉州设置行省，以加强和巩固该地政治和军事地位，而且在1281年元政府还做出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这一极富开放性的政策使得泉州对于四海商贾颇具感召力，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泉州的繁荣昌盛，泉州也在此时赢得“东方第一港”之赞誉。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

《泉州府志·城池》曰：“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即《东方闻见录》)中写到：“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

（6）农业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

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在进入黄河流域的初期，曾经尝试用自己原先擅长的畜牧业代替农业生产（后经耶律楚材的劝阻而收敛），这是一种倒退现象。

但是在元朝入主中国，基本平定全境之后，自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禁止圈占农田为牧场，并派遣官员清理被侵占为牧场的民田，按籍悉归于民或听民耕垦；设立专管农业的机构，派人到地方检查农业生产（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五事”的前两个，便是“户口增、田野辟”）；招集流民，鼓励垦荒，并且免税一年，第二年税收减半；组织军民屯田；建设水利（中央与地方分别设都水监与河渠司），整治黄、淮水系（当时黄河经淮河入海，经常引起下游地区严重水患，元中央政府征调各地人力物力大力加以整治，从而免除了水患）。另外，在通惠河开凿之前，元世祖已经下诏命官员组织财力与人力凿通通河，以改变隋代大运河的水陆并用、迂回曲折的不合理走向。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氾胜之书》（“氾”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

《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
《天工开物》也是一部经典。
元时中国棉花种植区域扩大，尤其是南方棉花种植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创新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无疑对解决穿衣问题至关重要。

另外，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

（7）、文学艺术与活版印刷术的改进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元朝小说创作也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将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并使之成为拉弦乐器，就是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胡琴。胡琴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虽然胡琴的历史久远，但是与现代样式最为接近的胡琴出现于元代的中国。自元代伊始，胡琴这种伊斯兰乐器便取代先前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后来的三弦也是在这两种乐器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成为所谓的“民族乐器”。

在活版印刷术方面，王祯（同时还是农学家）设计出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更详见：http://www.jianhuashe.net/BBS/UTopicView）

⑨ 西安的历史文化

西安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有周、秦、汉、隋、唐等在内的13个朝代在此建都，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曾经作为中国首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100多年。早在100万年前，蓝田古人类就在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已经出现了城垣的雏形；2008年，西安高陵杨官寨出土距今6000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市遗迹，被选为当年中国考古发现之首，这是中国发现的迄今最早的城市遗址，也将西安地区城市历史推进到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建国以来，世界上已经有200多位国家首脑和政要访问古都西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俄罗斯总统、德国总理、法国总统、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韩国总统等。

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新石器“半坡先民”在此建立部落，半坡人的经济生活中，农业生产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焚毁树木，开垦农田，种植粟等旱地作物。当时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所使用的工具是石头、兽骨、鹿角和陶片等制造的。除粮食生产外，半坡人也已开始种植蔬菜。家畜饲养业在当时已出现了，当时养的牲畜有猪和狗两种，以猪为主。打猎、捕鱼也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

1957年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就地建成了西安半坡博物馆，于1958年4月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是中国第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也是新中国第一座史前聚落遗址博物馆。博物馆面积约3000平方米，有半地穴式的房屋、窖穴、圈栏及起防护和泄洪作用的大围沟等遗迹，比较完整的保留的半坡原始社会村落的原貌。

西安，在西周时称为“丰镐”。“丰镐”，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的丰京和镐京的合称。西周伯姬昌（周文王）在今西安城西南营建丰京，将臣民从岐山周原迁于此。又命子姬发（周武王）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后者为政治中心，前者为宗教、文化中心，合称“宗周”，为西安建城之始。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后，以丰镐为都，为西安作为都城之始。

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公元前841年，镐京“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是最早的大规模群众暴动驱逐国王事件。

都城咸阳，阿房宫大部分面积在今西安市境内，兵马俑和秦陵在今西安市境内（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秦的宗庙在渭河南岸，荆轲刺秦王，就发生在秦章台宫（后来的汉未央宫前殿）；廉颇蔺相如，秦王坐章台。秦代宫殿布局还没有形成宫城、皇城和三大殿的布局。秦咸阳城地跨渭河南北。

公元前202年，刘邦取得政权，在长安（今西安城西北郊汉城）建立西汉王朝。刘邦定都关中，取当地长安乡之含意，立名“长安”，意即“长治久安”。

汉长安城位于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上，面积约36平方公里。在西汉时期，作为首都的长安城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居民众多的城市。汉长安是在秦咸阳遗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史记》：“汉长安，秦咸阳也”，张衡《西京赋》云：西汉长安“乃览秦制，跨周法”，《三辅黄图·序》也云：“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旧唐书 地理志》说：“京师，故秦之咸阳，汉之长安也。”秦咸阳从惠文王以后，就不断向南扩展，在渭河以南修建了章台、兴乐宫、甘泉宫、信宫、阿房宫及七庙等建筑。刘邦夺得天下后，经娄敬、张良等的劝说，建都长安。修缮秦的兴乐宫而改为长乐宫，在秦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即汉长安城是在秦都咸阳基础上建立的，说明在都城选址上是汉承秦制的。 汉朝宫阙均在今西安市汉城保护区内，位于北二环以北，而汉代的武帝文帝景帝陵墓，在今咸阳市境内。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史称“西有罗马，东有长安”。

西汉末年的公元9年，大司马王莽正式称帝，曾改都城长安为“常安”。

公元582年，隋文帝颁令在汉长安城东南的今西安城址营建新都大兴城。隋开国之初，都城仍在长安旧城，因久经战乱，残破不堪。因此，隋文帝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故长安城，于龙首原以南汉长安城东南选择新址，建造新城大兴城。

唐定都长安后，改隋大兴城为长安城，并进行了增修和扩建。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在原外郭城东北龙首原上营建大明宫。之后年间又不断修建城墙、城楼、兴庆宫等建筑。宫城完全与今西安市重合，皇宫与今西安市明城墙重合。唐代帝王陵，如昭陵、乾陵等则大部分在今咸阳市境内。而在唐代，唐十八陵全部在京兆府的辖县内，乾陵是京兆府奉天县。

自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开始，至唐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基本就绪，历时72年。城市面积84.1平方公里，布局规划整齐，东西严格对称，分宫城、皇城和外廓城三大部分。城市结构布局充分体现了封建社会巅峰时期的宏大气魄，在中国建筑史、城市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

五代时，后梁改京兆府为雍州，设大安府，后唐改大安府为京兆府。宋代置陕西路，后置永兴军路。赵匡胤统一中国后，曾经有意迁都长安，最后由于部下反对，只得放弃金代改永兴军路为京兆府路。

元初，长安城的范围依然沿用韩建“新城”，并使用京兆府的名称。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元世祖封其三子忙哥为安西王，镇守其地，建安西王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遂该京兆府为安西路。后来由于发生安西王叛乱，安西国被撤。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又改安西路为奉元路。据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所绘《奉元城图》，四面仅各一门，南门偏东，北门偏西，东西两门也不对称，城内建筑也无对称格局。市场集中在城内西北隅，有马市、羊市和秦川驿等。东北隅有太子府（明秦王府）、城隍庙、察院等。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游历于此，写到：“城甚壮丽，为京兆国之都会……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人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

明代形成了今天西安的格局，西安的名称也源于明代。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大将军徐达进兵奉元路，明朝政府即改奉元路为西安府。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同年西安府城东北隅开始营建秦王府。秦王府时称“王城”，后讹为“皇城”，明洪武七年至十一年新修了城垣，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和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分别修建鼓楼钟楼，其位置也与元代的敬时楼和钟楼无异。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西巡西安后，曾经提议迁都西安，不过他回到南京之后便病死。

清代西安城内设置依旧，但在城东北修建一座满族驻防城，在城东南修建了汉军驻防城，以及增加了钟楼西南的总督布院署等。庚子之变时，慈禧和光绪西逃驻跸西安长达一年时间。

1911年10月22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西安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占到总城面积约四分之一的满城被起义军攻陷并焚毁，成为西安城内的一处死角。

1921年冯玉祥第一次督陕，在原秦王府城（八旗教场）修改房屋，驻扎军队。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曾经建立国民政府西京筹备委员会。

抗战时期河南等地失守，大批难民沿陇海路涌入西安，主要集中在火车站和尚仁路（今解放路）一带。尚仁路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商业区，西安城内的商业重心也开始集中到了城市的东部。

在中共长征之后，陕北地区成了苏区，西安成为国民党的重要前线，在此发生了西安事变。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属陕甘宁边区辖市。

1950年改由西北军政委员会领导，1953年1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北行政委员会管辖，西安市属西北行政委员会。

1953年3月12日，改为中央直辖市，为全国12个中央直辖市之一；1954年6月19日改为省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