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河遗址发掘

A. 殷商遗址发掘的意义

文化价值
殷墟王陵遗址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肯定。 近年来，殷墟仍不断有大量的重要发现，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潜力。如1999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洹北商城，面积达4.7平方公里，丰富了人们对殷墟认识；2000年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M54墓，成为继妇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贵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建筑群，是对商代宫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发现；2002年在
殷墟王陵遗址
小屯村南路西段发现商代甲骨窖穴，成为继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系列的新发现表明，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也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 多年来，殷墟遗址在国家、河南省和安阳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措施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先后颁布实施了<安阳市殷墟保护管理办法> 、 <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 、 <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 ，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规建设，把殷墟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并相继成立了专业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文物保护、行政管理和游览服务，形成较为完备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有效保护了古代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殷墟王陵遗址
从2001年4月，安阳殷墟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已经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5年多来，安阳市政府先后投入2亿多元巨资，编辑制作了申报文本及其2个补充资料，拆除各类建筑21万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绿化19.7万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边环境。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探索遗址的展示方法，既保护了深埋地下的遗迹，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遗址的可观赏性。特别是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博物馆投资3000万元，由安阳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双方共同管理博物馆的事务。这种中央单位与地方政府合作双赢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遗址打造成了具有较高质量、兼顾保护和展示的大遗址公园。

B. 江西境内所发现的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址有哪些

富庶的临川号称“赣抚粮仓”，有着举世公认的灿烂古代文化，自古就有“才子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临川的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同步。临川酒厂出土的石斧石刀，证实新石器时代，临川就有先民居住。到了尧舜时期，临川先民与洪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临川酒厂西边17公里处三桥乡的尧山，就是尧时先民的避水处。到了三千年前西周时期，临川酒厂附近聚集了大量居民，在临川酒厂东边和南边丘岗上，发现了西周时期文化遗址11处，西边的乐家寨有西周时期文化遗址7处。遗址中发掘大量的生活用具，红陶、硬陶、罐坛、扁型器脚等。在临川酒厂西南1.5公里宜黄河西岸发现的罗家寨遗址，是战国时期的一座城址，城址面积为13310平方米，城内发掘出大量陶罐，并有盂、罍、盘、鼎、餖等。罍是盛酒的器具，而鼎，则是可以用来酿酒的工具。由此证实，早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临川就有酿酒工艺。

C. 仰韶村遗址是怎么发掘的

在河南省渑池县城北，有一处三面临水的小村庄，因北望高耸的韶山，故称仰韶。20世纪20年代，仰韶村发生了一件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这就是仰韶遗址的发现。

最先揭开仰韶遗址神秘面纱的是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他带领一支发掘队来到仰韶村，寻找中华远古文化的遗存。经过30多天的挖掘，获得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及人骨标本，他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详细报道了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成果，并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这批以彩陶为主要标志的远古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和原始社会史研究的第一页。中国近代考古学由此开端，仰韶村也从此驰名中外，成为史学界、考古学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仰韶遗址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再次获得了大批文化遗存，澄清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同时修正了安特生的一些错误认识，为研究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研究表明，仰韶遗址长900余米、宽300余米，面积30万平方米。

仰韶中期彩陶盆仰韶遗址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年代距今约7000—5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是黄河流域势力最为强大的史前文化，也是中国同时期各类新石器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一支，共发现遗址1000多处，主要分布区以陕、晋、豫为中心，西达河西走廊，东至鲁西，北达冀中和内蒙古河套一带，南至汉水流域。

以仰韶村等重要遗址的发掘为基础，综合地域和时代所造成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异，可以将仰韶文化分为三个主要地区、七种类型、三个发展阶段。其中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是仰韶文化的发展中心，可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等类型，代表了这一地区仰韶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在豫中地区可分为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在豫北冀南一带，则可分为后冈、大司空类型。各类型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各自有地域特色。

仰韶文化向人们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由繁荣至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当时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有比较稳定的村落。人们从事锄耕农业生产，种植粟、黍、稻谷等作物，饲养猪、狗、羊和马等家畜，采集榛子、栗子、松子和朴树子等果实及水生物等。彩陶盆内多见鱼纹和网纹等形象，是当时渔猎活动的真实写照。

仰韶文化的房子有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圆形和方形地面式，晚期还出现了方形地面连间式，始终以半地穴式房子最为流行。屋内正对门向的中心设一火塘，有些灶坑内嵌有保存火种的夹砂陶罐。有的在门内两侧筑有低矮的小墙，有的在门道与居室之间有浅方坑形的门坎。屋内居住面和壁面都涂抹草拌泥土并修整得光滑平整，部分经过烘烤，十分坚硬。圆形房屋周壁墙中有密集的壁柱，室内中间有多根主柱以支撑屋顶，复原起来似现在的蒙古包形式。方形房子结构与圆形房子大体相同，也在坑壁和室内挖有柱洞，复原起来呈四角攒尖的方锥体。

埋葬制度多样，有单人葬、多人葬、单人一次葬和集体二次葬，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俯身葬、屈肢葬，个别的实行同性合葬，还有瓮棺葬形式。成人都有成片的公共墓地，同一氏族的成员比较集中地埋葬在一起，随葬品一般比较平均，看不出太明显的贫富差别。儿童瓮棺则成群或零星地分布在居住区的房屋旁边，以瓮、罐、钵、盆为葬具。

仰韶文化的制陶技术已相当成熟，最能代表当时的工艺水平。仰韶人有专门烧陶的窑场，有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形式。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算和窑室等部分组成，陶坯置于窑室底部多孔的窑箅之上。火焰经过底部的火道、火孔进入窑室，烧造出精美的红陶。一般都用泥条盘筑法制成，普遍采用慢轮进行修整，虽然以手工方法制成，但器形规整、色泽光润、构思巧妙。在陶器表面还施加各种纹饰，其中装饰作用最强的是彩陶花纹，这是当时最有成就的一种原始艺术。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构图精巧合理，与优美的器物造型相结合，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成为中国原始艺术创作的范例。半坡类型的彩陶纹饰，以红地黑花为主，也有原地红花或加白衣饰黑、红两色花的，主要有人面形纹、鱼纹、鹿纹等动物形象和象征草木、谷物的植物花纹。神话化的人面纹图像，头上和嘴角都有化妆式的装饰，似含有某种巫觋性质。鱼纹占主导地位，数量多、变化大、形象也逼真，其组合有单体和复体两种形式，不少图案是两条以上的鱼纹相重叠或相连形成一组纹饰，非常生动。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饰进入了成熟发展期。以弧线、弧边三角、曲线、圆点和半圆形、鸟纹装饰等元素，采用二方连续的装饰方法，构成整组花纹环绕器壁，显得绚丽多彩，还出现了多彩纹饰，白地或红地自边，紫红彩、白彩相间，更显得富丽堂皇。

仰韶文化还有一定数量的刻画符号，目前主要发现在圜底钵口沿的黑彩宽带纹上，有50多种。这些符号多是在陶器烧成后刻画上去的，最多的是一道竖划，其次是二道竖划、X形、Z形、正钩形、倒钩形、T字形等形状，也有的像植物形，还有其他多种形式。一般认为是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或者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行程中，仰韶文化不断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仰韶遗址的发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远古文化，在撩开史前文化面纱、触摸中华文明起源的同时，也拉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在当时起到了科学认识本民族发展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的作用，同时也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历史上创造的辉煌，它一经发现，立刻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标志，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

D. 河姆渡文化遗址被发现发现的意义是什么

河姆渡文化是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的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我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

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河姆渡文化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石斧等打猎所用的工具，也有比较少的装饰品，更多的是木器和骨器。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农业上使用的耒耜。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尤其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

在河姆渡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平。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

较为特殊的陶器有陶灶和陶盉两种。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而陶盉则被认为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河姆渡文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遗址中有大量的稻壳，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7000年前的稻米。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

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囤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因此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发现，不但改变了我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说，甚至还可以依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我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除了以稻作农业为主外，还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除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作物遗存，还有其他许多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和薏仁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遗存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最具代表性的农具“骨耜”即采用鹿和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

骨耜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摩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这种制作方法为河姆渡文化遗址所特有。

河姆渡遗址共有骨耜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河姆渡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

遗址中所发现的柄叶连体木桨，证明那时已有舟楫的使用了，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猎活动中乘用。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我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以河姆渡发现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

河姆渡遗址中的许多桩柱、立柱、梁、板等建筑木构件，和加工成的榫、卯、企口、销钉等，显示当时木作技术的杰出。

柱子两端凸出的小方形称为榫、柱上凿出可将榫插入的孔为卯。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把我国出现榫卯木作技术的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多年。

遗址中所发现的企口板、销钉孔两种木构衔接法，令人惊叹不已，至今仍为木工工艺所沿用。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技术，可说已为我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基础。

根据木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呈西北、东南走向。房子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现代人所继承。

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建筑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筑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最早的水井遗迹。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致使盐分升高、苦卤而不堪饮用。所以水井的出现是人类为提高生活质量所作的努力，是人类本质所导致的。

河姆渡遗址中的纺轮、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据推测这些可能属于原始织布机附件，显示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由手工编织发明了原始的机械。

河姆渡遗址中相当多的骨哨，是一种乐器，也是一种狩猎时模拟动物声音的狩猎工具。

陶埙也是河姆渡的代表遗物，埙身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只是河姆渡的陶埙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可见它的原始。

河姆渡遗址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丰富多彩。主要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人体装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其中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萤石制成，在阳光下闪烁着淡绿的光彩，晶莹美丽。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

河姆渡遗址充分显示出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发展不亚于华北的文化，这可证明我国文化其实是多元发展，各有特色的。

河姆渡文化遗址在宁绍平原共有49处，其中以姚江两岸最密集，共有31处，重要遗址有余姚市丈亭镇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宁波市江北区傅家遗址。

1976年，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

1977年至1978年第二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

E. 禹州商周古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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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评选出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按时代先后排列如下： 1.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发现； 2.云南元谋人的发现； 3.陕西蓝田人的发现； 4.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金牛山人的发现； 5.广东曲江马坝人的发现； 6.河北阳原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7.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8.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9.湖南道县玉蟾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 10.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1.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2.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3.湖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遗址的发掘； 14.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5.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6.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7.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8.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9.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 20.重庆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1.湖北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2.河南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23.河南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4.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25.上海青浦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6.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27.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28.湖北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29.甘肃临洮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0.青海乐都柳湾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 31.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掘； 32.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3.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4.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35.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
追问：
晕，我爷爷那一辈啊
回答：
我的第二个补充回答的前几项应该合适。第一项1930年就已经发现、开掘。

F. 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历史文化军事

琉璃河遗址是中国商周时期重要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专遗址东西长3.5公里属，南北宽1.5公里。20世纪40年代发现。1962年进一步调查并试掘，1972年开始发掘。该遗址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包括古城址、墓葬区、居住址三部分。古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地面尚存北城墙和东西城墙的北半部，北墙长829米，东西墙北段尚存约300米，建城年代约在西周初期。墓葬区位于城东南部，以黄土坡村最为集中，墓分大、中、小三型，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中小型墓有熟土二层台，大型墓多有两条墓道。随葬品小型墓以陶器为主，中型墓以青铜器为主，大型墓多被盗。陶器组合为鬲、簋、罐。不少青铜器上铸""铭文，出土的堇鼎和伯矩鬲是极为珍贵的青铜礼器精品。近年出土刻有"成周"文字的甲骨，为确定燕都城址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收获。居住区位于城内及西部，有房屋、窖穴、灰坑、水井等遗址。今遗址区已建立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G.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考古发现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是琉璃河商周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墓地位于专城址东南部的黄土坡村。现已属发掘西周时期墓葬共三百多座。墓葬按其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大中型墓都陪葬有车马，随墓主人生前身份高低而在陪葬车马的数量方面有所差别。已发掘的车马坑有数十座，多数为长方形竖穴坑。车皆为独辕双轮。车马坑的方向和车马的相对位置并不固定。马匹排列整齐。坑中多有车马饲饰件。少数车马坑有殉人，殉狗现象。墓地发现两辆带有伞盖的马车，这在我国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尚属首例。
过去，北京被称为“三朝古都”、“四朝古都”或“五朝古都”，玻璃河的考古发现，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由此算来，北京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古都。1988年，该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市政府决定建馆予以保护和展览，1995年8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H. 考古学家发现的商周遗址是什么

一个朝代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灭亡，但是这个时代的文明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一些承载着文化的遗迹重见天日，给人们讲述着那段昔日的故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遗迹是古老的商周遗址，它的重见天日颠覆了考古界的认知，甚至有专家建议把它修建设成公园。
事情发生在2017年的4月份，在彭阳红河流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们正在进行着考古调查研究。在考古人员们的细心探索下发现了姚河塬商周遗址。这个遗址占地面积达到了60万平方米，大约是整个塬地的三分之一。

这个遗址中专家发现有墓葬，祭祀遗址，制陶作坊，制铜作坊，车马坑，池渠系统，路网，壕沟等遗迹，其中考古专家通过出土的文物诸如陶片，青铜车马器等，可以推断出这个遗址的时期应处于商朝的晚期到西周中期之间。
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各种作坊，都印证了这个遗址的等级非常高，专家在其中一个深度达16米的墓葬中，发现了四辆青铜马车，在墓葬旁边有两个殉葬的马坑，其中殉葬的马坑里的马头都是头朝北方，这可以断定这个墓的墓主人的地位不低。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人们都很重视礼乐制度，一个人的生前地位往往会决定他死后的墓穴规格。在周朝时，只有天子在出行的手能够享受六匹马的车架，而这个墓穴的主人可以享受四匹马的车架，其地位应该是诸侯，这么高地位的周代墓穴还是第一次在宁夏地区被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员、商周考古学家张天恩据此判断：这个墓葬的主人应该是诸侯国中地位较低的诸侯，因为虽然贵为诸侯但是诸侯间也有实力高低地位尊卑。中国自古以中原为腹地，地位高的实力强的诸侯的封地自然也是在中原地区，所以在宁夏地区的诸侯自然是地位稍次的。

I. 隋唐大运河的考古发现

运河遗址考古挖掘被确定为1999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柳孜码头也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精品进入了淮北市博物馆，陈列在一个专门的分馆里。
还有码头遗址的重大发现，1999年在安徽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做过一次隋唐大运河遗址考古挖掘，挖出了一处石质的码头遗址，挖出了一段运河部分河床，下面有八艘唐代沉船，还有几十吨瓷器的残件，其中罕见的瓷器珍品有1200件，被确定为唐宋全国各大瓷器窑口的遗物。大运河经过这次考古挖掘又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瓷器之路。
历史文献上记载的赫赫有名的洛阳天津桥、开封州桥都被发现了，它们都是运河上的大桥，都在市中心，工程宏伟，设计精美，为运河当年船来人往的繁华景象提供了铁证。

J. 琉璃河遗址的出土文物

2002年8月14日－9月30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房山区琉璃河遗址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该地点属于琉璃河遗址墓葬区中Ⅰ区（按20世纪70年代对遗址的分区）的一部分，1995和1999年曾先后在其东部发掘了十余座西周时期墓葬。
本次发掘共发现墓葬14座，包括中型墓3座，小型墓11座，发掘了其中的12座。
从发掘情况看，本次发掘的十余座墓葬均属西周时期的土坑竖穴墓，方向均为北向略偏东。最大的2号墓长3.8、宽2.4米；最小的11号墓长2.4、宽1.2米。最深的2号墓深5.8米，最浅的11号墓深不足1米。墓壁均为直壁，填土均经过夯打，尤其是2、5、13号墓的夯窝十分明显。
各个墓葬的棺椁不等，一般为单棺。2、5号墓为一棺一椁，11号墓未见棺痕迹。棺椁均保存不好，仅存少量板灰，长宽可辨，高度难以确定。棺椁的盖板均为横置。
12座墓中，3、4、6、10、11、13号墓墓主人的骨架保存较好，7、8、9号墓残存少量骨骸，2、5、14号墓已不可辨认。从保存较好的墓主人看，均为仰身直肢葬，双手大部分置于腹部或骨盆上。 殉人见于2、5号墓。2号墓殉3人，其中一人在南部二层台上，东西放置，侧身直肢，头向西，面向北，身上残留有席子的痕迹。另两人在椁内东侧，南北放置，均为仰身直肢葬，面向西，身上覆盖大量青铜车马器，北部一人的面部覆盖着大量扇贝，南部一人的头部放在北部一人的两腿之间。5号墓殉2人，其中一人在南部二层台上，东西放置，仰身直肢，头向西，面向上，身上残留有席子的痕迹。另一人放置在椁内东侧，侧身直肢，面向西，身上覆盖大量青铜车马器。
殉狗的现象较为普遍，一般放置在填土和腰坑中，部分狗骨架残缺不全，狗头的方向一般与墓主人的头向相反，部分狗骨架显示出活埋的迹象，如2号墓填土中的狗骨架。只有13号墓的殉狗较为特殊，该墓除在填土和腰坑内各放置一条狗之外，还在西部二层台上放置了一条狗，且狗的前肢反绑，显然为活埋。 随葬品有陶器、青铜器、玉石器、蚌器、漆器以及海贝、扇贝等。
陶器均放置在墓主人头端或棺椁之间。多者一墓（如5、13号墓）出土陶器十三、四件，少者一墓（如4号墓）仅出土陶器一件。器型一般有鬲、簋、罐、豆、尊、鼎等。
青铜器主要出土于2、5、13号墓等墓，2号墓主要出土青铜礼器、兵器以及车马器；5号墓主要出土青铜车马器；13号墓主要出土有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等。青铜礼器主要有鼎、簋、甗、尊、觯、卣、爵等，兵器主要有戈、短剑、矛、镞，工具有镢、锥等，车马器主要有当卢、缨络、节约、衔、镳、轭、辖等。另外，还出土了青铜面具、盾饰如铜泡等器物，部分铜泡上有“?#93;侯舞易”的铭文。
玉石器较为少见，2、5号墓各出土了一件玉鱼，13号墓出土一件玉璜。另外，在2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玉戈，13号墓出土了一件玛瑙管。
蚌器主要出于5号墓，有蚌泡和蚌鱼，但均已残破。
漆器出土鱼5号墓，残破过甚，器型不明。
海贝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头部，部分也放置于随葬器物上。扇贝只在2、5号墓中有大量发现，主要放置在殉人身上。
本次发掘的12座墓葬，时代均属于西周时期，从初步整理的结果看，7、8号墓的年代最早，属于西周早期；2、3、5、6、9、10、13、14号墓的年代次之，属于西周中期，其中又有偏早和偏晚之分；4、11号墓的年代最晚，属于西周晚期。
本次发掘，是琉璃河遗址近年来收获较大的一次考古发掘，尤其是7、8号墓出土的陶器，显示出这两个墓葬可能是目前琉璃河遗址发现的西周最早时期的墓葬。而2、5号墓出土的大量车马器，也是自80年代以来出土最多的一次，尤其是两墓中出土的青铜组合面具、双鸟头马具、兽头形当卢等都是琉璃河遗址首次发现，丰富了琉璃河西周燕文化的内涵。同时，本次丝路营行发掘的十余座墓葬，在葬俗、葬式等方面与Ⅱ区墓葬有较大的区别，也为研究琉璃河西周燕文化族别、礼制的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