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遗址分布图

①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分布》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15万平方米。这是黄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难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样，其年代分属于两个时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庄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年代当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相近。
二
长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不论从其广阔的分布区域还是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上，都令人们耳目一新。这批城址，暂可分作两群。
A、川西城址群
位于成都平原西侧岷江上游两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川西平原确认的4座史前城址，规模均较大，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的面积均达30余万平方米，宝墩城址面积也达25万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内外两重城垣，面积也达12万平方米[13]。据初步研究，这4座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间。
B、江汉城址群
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湘、鄂两省境内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东西两侧。目前确认的有8座。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率先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14]和湖北江陵阴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头山古城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其时代据最新发掘成果已重新确定为早期城墙始筑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院[17]、公安鸡鸣城[18]、应城门板湾[19]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推测在距今5000年~4800年。这一区域内的城址，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20]规模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也约80万平方米。
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心区,近年也有发现大规模城址的报道[21]，因具体情况尚不明朗，目前暂不作讨论。
三
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注意：
1.这些城址，仅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发育和最为发达的两大地区。
2.中国早期城址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前，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继衰亡。其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约在距今4800年〜4300年间。而且各地城址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大体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别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且多位于该文化的腹心地区。城址规模有大有小，若仅依此标准固然可以划作不同的等级，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小城址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龙山时代长达千年的兼并战争和万国林立的历史真实，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和小国（姑称之为国）对大国的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区域的霸权势力范围和区域政治中心,但远非有些人所说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结构[22]。因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说明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加剧，其各自筑城防御的目标，或说可直接面对的敌人，重在内――同一文化相邻部落集团，而非外――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戒备和对立的关系。再从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看，当时在各独立的文化区域内，尚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一种各自为政，割据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谈不上大城者为都，小城者为邑的等级结构。张忠培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权贵分割成被他们分别统治的地域势力范围。把良渚文化中众多的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时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情况，有理由说大体与之类似。而正是遂后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区首次完成了这统一进程，在一个比较辽阔的区域内最先建立起一尊统治的局面，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奠定了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开了三代文明在这一地区持续辉煌发展的首页。
4.城址的兴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为例分析，登封王城岗城址[24]的年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废弃。由城内发掘及出土物观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岗遗址的繁荣期。淮阳平粮台[25]的夯土城垣属不晚于三期的遗存，南门卫房属三期（下另叠压一层房基，未发掘），内侧第7、8、9层叠压主城墙，似此时城墙或者已废。但外侧叠压主城墙的附加夯土（编1〜5层）则属第四期，表明城墙曾经从外侧修补增筑。城内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为三、四期遗存，则这一时期应是遗址的繁荣期。进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内出菱形方格纹罐形鼎、篮纹罐及残 ，同属于第三期的H45内出侈沿深腹细绳纹罐、长瘦袋足绳纹 及I式盘、敛口斜腹盆等来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两段。则平粮台古城始建于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废弃，而至第四期时，再次修补重筑。其间城址存续的二百余年间，曾经废弃、修补，重筑的过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叠压在3层下，被H316打破，城墙及H316和3层同属郝家台二期，表明城墙存续的时间也不长。辉县孟庄城址的情况也是迭经修废[27]。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巨大动荡和激烈变革。
四
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批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中原城址群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后期庙底沟文化发生严重裂变，各地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纷纷崛起。此前蓬勃发展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北达河套平原，南至汉水中游，东到郑洛地区，西至渭河上游。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区别，但其主体文化面貌则大体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敛口钵、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铁轨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发达，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多见白衣彩陶，主要用圆点、月牙形，弧线三角或直线条带组成花状几何形彩绘图案和写实的鸟纹。表明这一地区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繁荣发展的时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和郑洛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同时崛起。它的实质是各氏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由此，各区域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随之增强，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加剧。此时秦王寨文化的扩张便是一个耐人深思的例证。据孙祖初对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这一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大体限于郑洛地区及沙颍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东平原、黄河沿岸地带、晋南地区、伏牛山北麓。发生于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日趋激烈，直接导致保卫氏族集团内部公共财产的设防城堡相继出现。这种大型防御设施的产生及其掠夺性战争的加剧，必然推动氏族集团内部的变革，促使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集中并进而与神秘的宗教权力相结合，从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权显贵，产生出最早的特权阶层，为早期国家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把中原地区推入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这一点上，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似乎走着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江汉平原区的屈家岭文化等，与中原地区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为发达。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独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讨这一问题，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历史进程开始。经过对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各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原地区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过大量聚敛私人财富进而树立其在氏族集团内部的权威，而是通过攫取公共财产分配权及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而取得的。就这一时期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几处聚落遗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郑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渑池班村[31]、新安盐东[32]等遗址的发掘中，均可见仓储区在聚落内部相对集中，可知储存的财物仍为氏族成员的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与这一结论相吻合。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33]、后庄王[34]、西山、洛阳王湾[35]和陕县庙底沟[36]等处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均为单人葬，尽管墓葬规格有别，但皆极少见随葬品。孟津妯娌遗址M50的主人，从其埋葬位置和墓圹规格观察，显然是一位氏族权贵，但除了棺椁和佩戴的象牙箍显示其权威外，却并不见有更多的身外之物。这些情况，与同时期的其它地区随葬用器物的丰富多彩，适成为鲜明的对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庙底沟遗址中仅有的两座各随葬一只蛋壳彩陶杯的墓葬中，两只杯子明显具有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仅有的随葬两件背壶的一座墓葬，墓主人为老年女性，两背壶却又系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器物。与之相比较，同期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县陵阳河[38]发现的大墓均有二层台、棺椁，墓中随葬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礼器和工具、猪头、猪下颚骨等视为财富的标志物。曲阜西夏侯[39]、临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则随葬多达百余件的陶器。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地中都表现的非常明显，表明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财富已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上转移并集中。相对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权贵们在财富的拥有量上与氏族一般成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内，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合理，换言之，这是一个大致平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氏族集团内部团结，提高氏族权贵们的威望和号召力，增强对外扩张的力量。掌握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发言权的氏族权贵们，同时也就获得对其它氏族的生杀予夺大权，最初的绝对权威就这样树立起来。郑州西山、渑池班村遗址发现的残酷的人祭遗存，可以视为对违犯族规家法而对氏族成员处以极刑的例证。不靠大量聚敛个人财富，而是大体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通过攫取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建立个人绝对权威，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历史传统，在中原龙山时代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扬。
第二，中原地区氏族部落集团的统治者们，推行了一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并得到社会广泛拥护的路线，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促使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完备。包括完善官僚体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创立刑法；仍据《五帝本纪》帝舜之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 过，赦；怙终贼，刑。”发展强大的军队。按黄帝之时，已“教熊貔貅豸区虎，”张守节在《正义》中谓此“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似是以猛兽命名的军队番号。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区有关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中原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未见有耗费民力的大型礼仪建筑，可知这一部族的传统是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的。反观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的统治者们，此时却在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忙于修建规模巨大的贵族坟山和祭坛，穷奢极欲，无度挥霍，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制作工艺复杂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后随葬。对社会财物的巨大浪费，终于导致社会崩解，文化式微。从这一意义上，乃是最早说明了一个被后世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的简单真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第三，中原地区“天下一尊”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决非一场平稳的过渡，而是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战争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的完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进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最终决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方战胜落后的陈腐的一方的结果。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灭商，战国时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统，无不反复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夏部族所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是以嵩山及其周围地区为基点，以伊洛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开推进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强大的东夷部族集团。夷夏斗争的序幕，约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经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区，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颍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历史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应该讲的也是这一时期夷夏斗争的故事。东夷集团在龙山时代力量之强大，约略可从山东境内如城子崖等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址、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发现[42]及以精美蛋壳黑陶为代表的制陶业和整个手工业的高度发达而见一斑。龙山时代夷夏斗争的结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点我们可以从夏王朝建立之后夏夷斗争仍然时断时续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启示。夏初，太康无道，夏政凌迟，因而失国。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实质上是东夷部族对中原夏王朝政权的一次颠覆。而后羿代夏后，夏后相逃至同姓斟灌氏处避难。寒浞代羿，灭二斟，杀帝相。其时,相妃后 以有孕之身，逃归有仍，生少康，更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杀少康以斩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更有夏遗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联合二斟残余力量，灭浞复国，史称“少康中兴”。由这段历史可见，中原夏部族曾以联姻方式与东夷集团某些部族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而整个东夷集团则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样，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尊统治的政治局面，始终处于分裂割据，内乱不已的状态，使得夏人可以从容进行联姻结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战略，从而最终建立并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后，促进了以青铜冶铸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尽管东夷集团的强大力量一有是以后整个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胁，但显然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法根本扭转其颓势,而只是强弩之末了。
第四，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尧、舜、禹的时代，约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也正与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领导的统一战争约略同时。这一时代产生的许多优秀的部族集团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部族集团领袖是在严酷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并经部族成员推举出来的。流行于这一进程晚期被后世文献推崇备至的“禅让制”，其实质就是部族集团领袖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考验深受拥戴而经推举产生。这一进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43]，包括舜之代尧，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禅让”，而是夹有暴力的夺取。即便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如果说尧、舜以贤、孝礼让而名于天下，则大禹纯粹是以勤奋智慧和功绩卓著而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的。部族集团领袖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并深受拥戴，因而被授予许多特权并由此成为夏以后世袭天下的统治集团建立专制制度的基础。至启杀益而自立，这一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蜕变而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由此中国社会沿着夏王朝开创模式的轨迹，开始了漫长的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历程。
第五，中原地区“天下居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泛吸纳各地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宽广胸怀和能力，决定了它成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炉,奠定了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础。
仰韶晚期及整个龙山时代的中原社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是一座融汇四方文化精华的巨大熔炉。早在仰韶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就与东邻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岭文化广泛交融。至龙山时代，则更多地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业中一定数量的黑陶的生产，器表装饰中的泥饼、泥条和圆形镂孔装饰等，器类中的鼎、规鬲、瓮、豆、杯等。来自东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代表君权和神权结合的玉琮上的兽面纹等，在二里头夏文化乃至后来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并发展而为最具特征的文化内涵。在这些陶器、玉器、兽面装饰等的表象后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内蕴的统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显其博大精深。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广泛吸纳各地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社会，必然不断发展进步。有些学者在探讨山东龙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衰落时，往往将之归结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说”是这一研究的必然归宿。但是，大约肆虐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范围内广见记载的一场人类浩劫。中原文化同样面对无情洪水的威胁。它非但没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实际上，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内乱不已的社会局面，一个暴虐的统治集团，腐败透顶，失去民心的社会统治，即使在短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也正应是中原周边地区几支辉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统一并最终建立夏王朝为标志的话，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巩固，则是以后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发现的刻划符号，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刻字陶文[45]等，可见文字的发明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后，曾经在推行文字的统一和使用传播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只有囿于目前的资料，这一进程，仍然只能认为完成于以甲骨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为标志的商代时期。

② 对照《中国原始人类主要遗址分布》图说一说图中氏族聚落重要遗址分布范围的变化，并简单说明其原因。

遗址大多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原因是水边适合人类及动植物生长,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因此黄河和长江才成为我国的母亲河,它见证了我国5000的历史.

③ 中国境内古人类遗址分布图，说出古人类遗址分布特点和原因

1、分布：我国的远古人类分布在祖国的东南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天南海北都有发现，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带和长江中下游地带,也就是黄河的支流所在地,渭水,洛水,汾水等等，总体是东部多于西部,中原多于其他地方。古人类主要分布如下图：

2、分布特点：概括而言,我国原始人类遗址都分布在江河流域,土地资源丰厚的平原地带.

3、分布原因：原始人类主要依赖捕鱼、畜牧、种植等简单劳作生存,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要求较高,因此会选择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的地带居住,这样更有利于繁衍生息.

(3)中国遗址分布图扩展阅读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主要是制造简单工具以作打猎和采集的用途，以中国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为例，据考究，他们使用石器和木棍来猎取野兽，并懂得采集果子来充饥。

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将植物结实加以播种，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食物来源变得稳定。农业与畜牧经营使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下来，已经能够制作陶器、纺织。人类生活开始关注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人类开始出现文明。

中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仍是以狩猎渔业为主，出现氏族社会，人们发明弓箭，渔矛，渔网等打猎工具。人们开始在原野中生活，并不断迁徙。人们发明房屋建筑技术，发明独木舟。开始驯养狗、羊和猪，开始磨制简单石器。在世界上的森林地区，可以看到森林地开始被开发的迹象。森林地的急遽开垦是新石器时代的事情。

新石器时代，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这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 ，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距今1万多年以前开始 ，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④ 在中国地形图上找出中国早期人类遗址地区名称

1、北京猿人：生活在距今大约70-20万年。1921年8月由瑞典的地质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发现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

2、元谋人：发现于1929年5月，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

3、丁村人：遗迹在山西省襄汾县南约 5公里的丁村南的同蒲铁路两侧。1954年进行大规模发掘时在汾河东岸共发现十个石器地点，1976年又在汾河西岸发现了新的石器地点。

4、山顶洞人：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1930年发现。

5、河套人： 我国新人化石。1922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河岸砂层中发现。

6、柳江人 ：我国新人化石。1958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通天岩洞穴中发现，故名。

7、麒麟山人 ：我国新人化石。1956年在广西来宾县麒麟山洞穴内发现，故名。

8、资阳人 ：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县城西黄鳝溪修建铁路桥时，在桥墩基坑中发现。

9、峙峪人 ： 1963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在朔城区峙峪村北的黑驼山脚下，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处遗址距今约两万八千年，1965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北京猿人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山顶洞人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元谋人

⑤ 观察下图《中国原始人类遗址分布图》： （1）填写下图：河流②________⑥_________原始人遗

⑥ 中国古人类分布地图

1、元谋人

因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定名为“元谋直立人”，俗称“元谋人”。“元谋”一词出自傣语，意为“骏马”。

元谋人牙齿化石是1965年“五一”节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元谋县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约为170万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在约在170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一带，榛莽丛生，森森郁郁，是一片亚热带的草原和森林，先有枝角鹿、爪蹄兽等第3纪残存的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再往后推移一段时间，则是桑氏鬣狗、云南马、山西轴鹿等早更新世的动物出现在这片草原和森林。

它们大多数都是食草类野兽。为了生活下去，元谋人便使用粗陋的石器捕猎它们。根据出土的两枚牙齿、石器、炭屑，以及其后在同一地点的同一层位中，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大量的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证明他们是能制造工具和使用火的原始人类。

2、蓝田人

因1964年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故命名为“蓝田人”。蓝田人的生活年代，本来认为是距今约69万年前到95万年前，但是1987年重新测定后认为是距今约70万年前到115万年前。

蓝田人在1963年中国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村附近被发现，化石为一30多岁女性的头骨。1963年7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调查队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在蓝田县城西北约10公里的泄湖镇陈家窝发现了一老年女性下颌骨化石。

第二年5月，在公王岭地层中发现一个基本保存完整的中年女性头骨化石。经对此头骨化石进行室内修复，复原出一完整的猿人头骨化石。原研究者把陈家窝的下颌骨和公王岭的头骨归到一起，命名为“蓝田中国猿人”，简称“蓝田猿人”或“蓝田人”。

3、北京人

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科学命名为“北京直立人”又称“中国猿人北京种”，是生活在更新世（历史学为旧石器时代）的直立人。化石遗存于1927年在中国北京市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发现。

北京人手脚分工明显，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但还是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

4、和县人

中国的直立人化石 ，1980～1981年发现于安徽和县陶店镇汪家山北坡的龙潭洞。包括1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2块头骨碎片、1块下颌骨碎片和9枚单个牙齿。头盖骨属一青年男性个体，有许多特征和北京人相似，但又具有若干较北京人进步的特征。

这表明和县人是直立人中的进步类型，可能与北京人中的较晚者相当。和县人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铀系法的测年结果为距今19万～15万年，热释光法（见考古年代学）测得的年代在距今20万年以内。伴生的动物化石属于南北混合的动物组合。

5、马坝人

中国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属早期智人。1958年发现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狮子山石灰岩溶洞中。

马坝人，距今12.95万年至13.5万年，是介于中国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一种古人类型，属早期智人，是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的重要代表。马坝人属于中国东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也是迄今为止广东省唯一的古人类。

6、长阳人

长阳人化石在1956年发现于湖北省长阳县西南下钟家湾村一个称为“龙洞”的石灰岩洞穴中，由贾兰坡教授命名为“长阳人”。长阳人化石近于现代人的特征较多，没有北京猿人那么原始。

“长阳人”是中国长江以南最早发现的远古人类之一。“长阳人”不仅具有现代人的特征，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原始特征。距今年代不少于19.5万年，为“更新世中期的后期”古人类化石，迟于马坝人、早于丁村人。

7、丁村人

丁村人是发现于中国山西襄汾县丁村的早期智人化石，距今二十多万年，属于晚更新世早期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丁村遗迹在山西省襄汾县南约5公里的丁村南的同蒲铁路两侧。1953年，建筑工人发现了石器和脊椎动物化石。1954年大规模发掘时发现了三枚人类的牙齿化石，为同一个体的10余岁小孩的门齿2枚，臼齿1枚，1976年9月在丁村人牙齿化石出土的同一地点的砂砾层中，又发现一个小孩右顶骨化石。

8、金牛山人

“金牛山原始人头骨”的考古发现，被列为“1984年“年度世界十大考古科技”之一。

金牛山遗址位于大石桥市西南8公里，长大铁路线东侧，东距渤海湾20公里，是一座由震旦纪的白云质大理岩、石灰岩和云母片岩夹菱镁矿等多种岩石组成的孤立山丘，为中国东北地区最早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金牛山海拔69.3米，面积为0.308平方公里。

金牛山人居住的洞穴遗址，位于山的东南部，已发现的剑齿虎，肿骨鹿、大河狸等中、更新世动物群化石分析表明，该洞穴主要堆积时代距现在30—40万年间。该遗址出土的古人类遗骨化石较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更加完整。从头骨壁的厚度小于北京猿人而大于现代人这一点判断，金牛山人是猿人与智人的过渡类型。

(6)中国遗址分布图扩展阅读：

古人类化石

长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远古人类化石十分稀少。根据地层、动物群的研究和科学测定，“金牛山人”生存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距今28万年左右。“金牛山人”的头骨化石十分完整，初步观察，它既有原始的特征，也有一些接近智人的进步特征，而且脑量大于同时期的猿人。

“金牛山人”化石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时期人类发展的空白，为对猿人体质特征及体质演化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这项重大的发现被列为本年度世界十大科技进展项目之一。

广东英德发现万年前古人类化石。在青塘遗址黄门岩1号洞地点发现的墓葬地层关系清晰，葬式为较明确的“蹲踞葬”。人骨共存碳样经加速器质谱(AMS)测定，年代距今13500年左右，时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是广东乃至岭南发现年代最早的墓葬，表明距今1万多年前，岭南古人类已具有明确的生死观念和有意识的埋葬行为。

此前，广东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仅见牙齿或头骨化石，距今1万年以前保存比较完整的人体骨架尚属首见，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岭南古人类体质特征研究、华南地区晚期智人DNA测序与基因研究、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古人类演化与迁徙、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食谱与古病理研究等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⑦ 求一份全中国远古人遗址分布图！！！急需，有悬赏

北京人考古发现的北京人，又称北京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内在在科学上常称容之为“北京直立人”，英学名为Homo erectus pekinensis。中国的直立人化石。生活在距今大约70-20万年。遗址发现地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生活在黄河流域。山顶洞人（Upper cave man）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因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而得名元谋人发现于1965年5月，发现地点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当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随元谋人出土的石器共七件，人工痕迹清楚。经考古学家断定，石器是元谋人打制而成的。在元谋人化石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炭屑，后来还发现了两小块烧骨。考古学家研究，这些是当时人类用火的遗迹。中国地质科学院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10万年。蓝田人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直立人。分别发现于陕西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生活在80万年至75万年前，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公王岭地带

⑧ 中国境内所有原始人类遗址及名称的地图（要求全）

我国也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发现远古人类遗址最多的国家
其中著名的有云回南元谋人遗址、北京答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陕西蓝田人遗址等。而贵州开阳的打儿窝崖厦古人类遗址，也是近年来发现的比较重要的古人类遗址之一。

1．元谋人
（1）我国境内已确定的最早人类。（2）生活时间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3）是在云南省元谋县境内发现的。

2．北京人
（1）生活在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2）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发现的。（3）主要特征：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使用天然火；过着群居的生活。

3．山顶洞人
（1）距今约一万八千年。（2）与北京人生活地区相同。（3）主要特征：外形同现代人基本相同；懂得磨制和钻孔技术；懂得人工取火；进入氏族公社时期。

⑨ 对照中国远古人类人类主要遗址分布图说一说图中原始社会后期文化遗址分布范围

第一分布广,我国的远古人类分布在祖国的东南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天南海北回都有发现!
第二答,又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带和长江中下游地带,也就是黄河的支流所在地,渭水,洛水,汾水等等!
第三,总体是东部多于西部,中原多于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