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兼遗址

⑴ 浙江省有什么古遗址

1 铜山铜矿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
公布时间：1981年4月13日
位于淳安县的铜峰山,距县城排岭镇约公里,系1970年上半年和1971年12月,该县铜山铁矿筹备处的工人在探矿过程中发现的

位于枫树岭镇铜山锡铁矿区。有老矿洞4处，并出有坑木、蚂蝗板、铁钉、木轮等物。矿井一般均随铜矿丰富、且质量高的矿脉走向而开采。矿渣堆积范围约3平方米，剖面观察有4-5米厚。洞口山崖石壁上，有阴刻楷书摩崖石刻一通，内容为“大唐天宝八年（749）年，开山地取铜，至乾元元年（759年）七月，又至大历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采，续至元和四□（809年）。”文字底边离地表1.30米，方向为南偏东16.4度。

2 良渚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6年11月20日

良渚遗址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余杭县和德清县境内，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
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此后断续发掘至今。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它范围广阔，内涵丰富，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它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 小古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潘板镇俞家堰村西南200米。是一座人工堆筑的大土台，面积约达35万平方米，高出耕地2－3米。采集遗物有马家浜文化夹砂红陶釜、牛鼻器耳、夹砂陶圆柱形鼎足；良渚文化夹砂黑陶“T”字形鼎足；鱼鳍形鼎足，豆把、黑陶罐、盘，有段石锛、大型石犁、石钺等；商周时代的印纹陶圜底罐、和鸭形壶原始瓷等，还有石刀、石戈、石矛、石镞等。

4 茅湾里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北600米。面积约2万平方米。堆积厚1.5米。采集陶片有印纹硬陶罐、坛等，胎多紫褐、红褐色，烧结坚硬，饰米字、网格、方格、云雷纹等；原始青瓷片有盘、盅、碗等，胎灰白，施青黄色薄釉，内底多为螺旋纹。

5 跨湖桥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萧山区城厢街道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7000－8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形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
跨湖桥遗址文化内涵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出土的栽培稻实物将浙江的栽培稻历史提前1000年；出土的独木舟是迄今我国年代最早的。跨湖桥遗址的发掘是我省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个突破，对研究浙江省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6越王城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之际
公布时间：1989年12月12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西北700米城山山巅。1991年试掘。遗址位于山巅，中间低四周高，高处即为人工夯筑的城垣，平面呈横葫芦状，周长1091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城垣内缓外陡，四角有高隆台地。城内有泉水及池。属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屯兵抗吴的军事城堡

7 纱帽山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萧山区进化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是春秋战国时期印纹陶和原始瓷合烧窑址。窑址文化堆积较厚，产品种类丰富，主要器形有碗、罐、瓮等。烧造历史悠久，分布范围较广。印纹陶与原始瓷合烧是越民族先民文化遗存的一个主要文化特征。这样庞大的印纹陶和原始瓷烧造中心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对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历史价值。
印纹陶与原始瓷正处于从陶过渡到瓷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是制作工艺对瓷器起源和发明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东汉成熟青瓷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临安城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南宋
公布时间：2001年6月25日
临安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南部凤凰山，建于南宋高宗赵构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
临安古城城址平面呈方形，总面积约10000余平方米，由大型夯土台基、石砌围墙、门址等组成。有三座城门，城内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主要宫殿区现均被深埋在距离地表3米以下，基址保存相当完好。
临安城遗址对于研究南宋政治、经济及文化，研究南宋皇城的布局，探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和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郊坛下和老虎洞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宋至元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郊坛下窑遗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的乌龟山西麓，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曾在遗址南部进行首次局部发掘，清理龙窑窑炉一座，并发掘了窑旁的部分瓷片堆积。1985年10月－1986年1月，临安城考古队对窑址进行正式发掘，1988年冬，因建设南宋官窑博物馆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1400余平方米，共发现窑炉一座，作坊遗址一处，其中作坊遗址包括房基三座、练泥池一个、辘轳坑两个、釉料缸两个、堆料坑一个，素烧炉一座，以及素烧坯堆、排水沟、道路等遗迹。出土瓷片三万余片，窑具数千件。
老虎洞窑遗址位于杭州市凤凰山北麓，南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西南距郊坛下窑遗址约2.5 公里。发现于1996年，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两座窑炉和作坊遗址，1998年、1999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老虎洞窑遗址的发掘先后被评为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和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郊坛下、老虎洞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官窑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0 富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周至战国 绍兴县富盛镇倪家溇村南300米瓜岭长竹园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4000平方米。发现南北并列两条龙窑。1978年试掘，其中一条龙窑残长6米、窑床宽2.46米。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合烧。原始瓷有碗、盘、碟等，胎质坚密，胎骨灰白，釉呈青色。叠烧时以扁圆形垫珠间隔。印纹陶有坛、罐等。胎呈深紫、深灰色，外饰米筛纹、杉叶纹、回纹。该窑址对研究我国瓷业生产尤其是绍兴地区早期制瓷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1马鞍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绍兴县马鞍镇寺桥村南1公里仙人山、寺桥南500米（凤凰墩）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遗址包括仙人山与凤凰墩两处。仙人山遗址总面积约8000平主米。1985年经局部发掘，堆积厚约1米，分两个文化层：上层出土夹砂红陶，印纹硬陶片和石器。夹砂红陶有绳纹鼎、釜支子。印纹陶饰方格纹、条纹、云雷纹等，器形多见凹底器圜底器。石器有凹槽式有段锛、半月形刀等。属马桥文化；下层出土有泥质灰陶、黑皮陶和夹砂红陶，器形以鱼鳍形足鼎、圈足盆、喇叭形镂孔豆为主。石器有有段石锛、柳叶形镞等。属良渚文化。凤凰墩遗址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1984和1993年局部发掘。文化层厚约1米，出土石器有刀、镞等；陶器以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夹砂红陶为主，部分用刻划、镂孔及附加堆纹。器形有鼎、豆、壶等。属良渚文化晚期。马鞍遗址反映了良渚文化向马桥文化发展的文化继承关系。

12西施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春秋战国 绍兴市区五云门外东北1.2公里处
公布时间：1963年3月11日
西施山，又名土城山，亦称美人宫，传为西施习步处。曾采集有青铜犁、锄、镢、镰等，还有原始青瓷、印纹硬陶和黑皮灰陶碎片。在西施山旁的念佛桥又发现距地表2米以下，有厚0.4米的文化层，采集有青铜剑、矛、铁矛和原始青瓷、印纹硬陶、黑皮灰陶碎片。

13小仙坛窑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汉 上虞上浦镇石浦村北200米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面积约800平方米，窑炉破坏严重。产品制作规整，质量甚高。器形以碗为主，兼有壶、洗、罐等。胎质致密，胎色灰白，釉色青绿。器表饰蓖纹、席纹、水波纹、弦纹等。窑具有垫饼、喇叭形支座等。小仙坛窑址的发现表明早在东汉时期成熟的瓷器已在浙江烧造成功。

14上林湖越窑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五代、宋 浙江省慈溪县的上林湖（原属余姚县）
公布时间：1988年1月13日
上林湖越窑遗址是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古代属于越州，故而得名。195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对窑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先后在慈溪县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杜湖和古银锭湖周围发现了古窑址100余处。越窑开创于东汉时期，唐代和五代时期得到蓬勃发展，越窑青瓷更是闻名遐迩，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汉至隋代，前一阶段是其产生和开始发展的时期，产品较为简单，东汉时期常见的器物有礨、罐、壶、洗、钵、碗等。后一阶段的主要产品有碗、罐、碟、鸡首壶、水盂等，器皿较为笨重。到了唐代，上林湖的制瓷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制瓷业相当的繁荣，曾有“扶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诗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上林湖制瓷业的水平，考古发掘也证明，上林湖早在唐代晚期已经开始烧造进贡皇上的精美瓷器了，当时的瓷器，品种繁多、造型优美，作瓜形，似花朵、像荷叶，轻巧可爱，釉层均匀，色泽滋润，如冰似玉，文人雅士为之赞不绝口。
五代十国时期，浙江为吴越国所割据，在上林湖等地设立了官窑，烧造专供吴越小朝廷使用和向中原进贡的瓷器。这些瓷器的胎质细腻坚硬，制作精细工整，采用先进的釉下彩绘工艺，并用金、银、铜镶边，花纹装饰，采用刻、划、镂、堆塑等多种手法，题材有珍禽异兽、鱼、龟、花草和人物等，构图新颖，颇具情趣。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朝廷派殿前承旨赵仁济继续监理越州窑务，直到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上林湖还在烧造贡瓷。
上林湖越窑青瓷，质优物美，名传天下，自唐代开始，就通过明州、杭州，远销到朝鲜、日本及阿拉伯等地，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15寺龙口青瓷窑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唐—南宋 慈溪市匡堰镇
公布时间：2005年3月16日

寺龙口窑址在1998、1999年经过两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现有龙窑、作坊等遗迹及大量的瓷器，窑址在南宋时期曾烧造过一类产品，有别于越窑传统的青釉产品，而与汝官窑却非常相似，进而被确认为南宋时期为宫廷烧造的御用产品，从而揭开了南宋初宫廷用瓷之迷，也把越窑的烧造历史从北宋中晚期延续到了南宋，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发现。

寺龙口窑址堆积厚达10米以上，一直从晚唐烧造到了南宋，这样烧造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地层叠压关系清楚的窑址，在迄今为止的瓷窑址考古中是不多见的，不但为越窑瓷器编年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成为探讨秘色瓷及南北、官民瓷业交流、融合的重要环节。

16永丰库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元 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
公布时间：2006年5月25日
大型元代仓储遗址。遗址位于宁波市中山西路北侧，府桥街之南。在距现存地表深1.5米处，揭露出以两处单体建筑基址为核心，并有砖砌甬道、庭院、排水明沟、水井、河道等与之相互联系、布局相对完整的元代大型建筑遗迹，同时出土有大量当时各地著名窑系的陶瓷产品与各种建筑构件。通过文献考证，可确认该建筑遗迹为元代的永丰库遗址，是当时衙署的仓储机构。
元代永丰库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地方城市的大型仓储遗址，结构保存基本完整，为研究元代仓储类建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实例，是中国城市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被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7塔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象山丹城镇东塔山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1.5万平方米。经1990年10月和1993年3月两次发掘，清理了包括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发掘面积500多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早期出土泥质红陶豆、夹砂釜、夹炭釜等陶器，发现密集有序的单人墓葬墓葬42座，依据墓向、随葬品及分布位置等，可将这些墓分作3组，随葬品有泥质红陶喇叭形圈足豆、绳纹釜、盆、钵、罐、鼎及玉块等；中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墓葬中有合葬现象，发现一处建筑遗迹；晚期出现大量几何印纹陶。该遗址反映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交融的现象，为钱塘江以南河姆渡文化之后古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18河姆渡遗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河姆渡村
公布时间：1982年2月23日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夏，是河姆渡村的农民在村东北修建排涝站时偶然发现的。闻名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约4米左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层的时代，经过对地层中出土的遗物的碳－14测定，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六七千年。
遗址中有一排排的木柱和板桩，很有规律的沿着小山坡呈扇形分布，这是一种干栏式的建筑，其中大的长23米多，深约7米，前廊深1.3米。许多木构件上还有榫头和卯口，说明采用了榫卯结点的技术，这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稻谷，保存较好，经过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两种。河姆渡遗址出士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分布范围之广，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填补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同时出土的还有骨耜、木箱、骨镰和木材等，都是农业生产或谷物加工的工具。这些发现证明，早在六七千年前，当地的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河姆渡遗址大量稻谷的发现，还有存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人们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的水稻比印度发现最早的水稻还早了三千余年。
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骨，其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等，还有野生的鹿、赤麋、漳、熊，以及在这一地区现在已经绝迹的象、犀牛等，这对探讨古代气候的演变规律和原始畜牧业的起源过程有很大的价值。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19鲻山遗址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年 代：新石器时代 余姚丈亭镇西岙村鲻山东南麓
公布时间：1997年8月29日

面积约5万平方米。1980年试掘，1996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文化堆积厚约3米，划分为10层，文化内涵包括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商周时期，以河姆渡文化堆积为主，出土文物1000余件。石器有斧、锛和以燧石为原料制作的小石器。陶器分夹炭黑陶和夹砂灰黑陶等，器形有釜、罐、盘、钵、豆、鼎等。多素面，纹饰有绳纹、弦纹和锥刺纹等，另还出土河姆渡文化早期干栏式建筑遗迹、大批稻谷、葫芦、鹿角等动植物标本以及骨器和象牙器等。该遗址极大地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为更加全面地了解河姆渡文化的产生、生活状况及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⑵ 广西那里有古代遗址

一、古遗址
（一）柳城巨猿洞
年 代：旧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
简 介：
柳城巨猿洞位于柳城县社冲乡新社冲村西南的楞寨山上。巨猿洞发现于山西麓的峭壁上，洞口距地面约90米。巨猿洞包括巨猿洞Ⅰ号洞及Ⅱ号洞，洞内长28米，面积180平方米。
柳城巨猿洞遗址于1956年发现。1956年至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巨猿洞先后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洞内堆积物厚2至4米，由上而下可分为六层。出土巨猿下颌骨化石3件，巨猿牙齿化石1100多枚。伴生动物化石包括从高等灵长类到低等脊椎动物化石数千件，它们分属哺乳动物的灵长目、啮齿目、食肉目、长鼻目、奇蹄目、偶蹄目六类。主要有猩猩、金丝猴、猕猴、华南毫猪、硕箭猪、拟豺、小猪獾、水獭、似中国黑熊、大熊猫小种、桑氏鬣狗、最后鬣狗、豹、德氏花面狸、灵猫、果子狸、东方剑齿象、似锯齿三棱齿象、云南马、爪兽、裴氏獏、柴氏犀牛、最后双齿尖河猪、多突起河猪、柳城猪、丘齿鼷鹿、湖麂、凤岐祖鹿、云南黑鹿、广西巨羊等，其中有不少为新种。柳城巨猿洞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00万年。
柳城巨猿洞是世界上迄今发现巨猿化石最多的一处洞穴，出土的巨猿化石代表着77个巨猿个体，它的发现对于研究巨猿的形态及人类进化系统诸方面均有重大的价值。出土的其他动物化石作为更新世华南动物群的典型的代表，不仅为解决柳城巨猿洞的地质年代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而且对研究华南更新世早期动物群的分类等问题亦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布兵盆地洞穴遗址群
年 代：旧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
简 介：
布兵盆地洞穴遗址群位于田东县祥周镇，布兵盆地位于田东县百色盆地东南部，是中国南方一个小型断陷盆地，喀斯特地貌发育，洞穴极为丰富，目前有十余个洞穴发现古代遗存。
该洞穴遗址群于1999年被发现。2002年至今，广西自然博物馆和田东县博物馆对布兵盆地茅草洞、吹风洞、么会洞、感仙洞、雾云上洞、宝来洞、雾云洞、陆那洞、小山洞、中山洞、鲤鱼洞（原名定雾洞改名为鲤鱼洞)和村空洞等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在吹风洞发掘的5.5平方米范围内，出土哺乳动物化石1007件，包括哺乳动物化石915，巨猿牙齿化石92件。哺乳动物群共24种，是典型早更新世早期的代表性种属，吹风洞动物群的时代为早更新世早期，距今约200万年左右。2004年么会洞两次发掘的面积30平方米，发现625件哺乳动物化石和8件石制品，哺乳动物22种。其他洞穴均出土过动物化石或石制品。
布兵盆地洞穴遗存，发现了丰富的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和石制品，对于研究东亚早期人类的起源、现代人类的起源和中国南方第四纪环境变化意义重大。
（三）那赖遗址
年 代：旧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
简 介：
那赖遗址位于田阳县城西面约3千米，坐落于田州镇兴城村与那坡镇六合村交界处的山包上，面积约5平方千米。
该遗址于2003年发现，属右江南岸四级阶地，高出山脚约70米，网纹红土层厚1-4米，砾石层距地表10-25米。遗址内散布着丰富的打制石器及加工碎片，器型有手斧、手镐、砍砸器、刮削器等。在遗址的最高点有一处约50平方米的核心区，石制品分布密集。2005年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对那赖遗址进行局部抢救 性发掘，出土大量的砍砸器、手斧、手镐、刮削器等石制品和玻璃陨石。经对与手斧同地层出土的玻璃陨石进行年代测定，该遗址的年代为距今80.3万年。
那赖遗址是一处大型旧石器时代遗址，在遗址内发现的有一定规模的石器加工场，是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中的首次发现，可能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那赖遗址石制品丰富，种类齐全，保存较好，是百色旧石器的重要成员，对研究我国南方史前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四）晓锦遗址
年 代：新石器时代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资源县
简 介：
晓锦遗址位于资源县资源镇晓锦村下锦自然村后龙山，距县城东北方13千米，西面约3千米为资江，西南约30千米为浔江，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
该遗址1997年底发现，广西考古研究所随后对该遗址进行了为期四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40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了大量柱洞、灰坑、水沟和10余座房址，以及陶窑和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片、石器、部分完整器及数万粒碳化稻米等一批重要的文化遗物。
晓锦遗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可以确认为是桂北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发现的大量柱洞、灰坑、墓葬等，在广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是首次发现；碳化稻米的发现也属首次，是两广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一批标本，对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和稻作文化的传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大浪古城遗址
年 代：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
简 介：
大浪古城遗址位于北海市合浦县石湾镇大浪村委古城头村。城址东、南、北三面为护城河，西面临周江古河道。
大浪古城在20世纪60年代被县文物部门调查发现。2002年广西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古城进行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城址呈正方形，边长220米，面积 48,400平方米。城址东、南、北三面有护城河，西面临江。城墙残宽5～20米，残高1～5米。四面城墙的中部均有缺口，可能为城门，除西南角已被破坏外，其余三个角均较宽大且高出周围城墙体, 可能为角楼。现护城河已淤塞，但轮廓清晰。城址内出土数量众多的刻划纹和几何印纹陶片、建筑石构件等遗物，在城中央发现建筑遗址，西门外古河道边还发现了与城门相连的码头遗迹，包括弧形夯土平台、台阶踏跺和船埠等。初步确定大浪古城遗址可能是《汉书》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合浦港之一。
大浪古城的发现，对寻找西汉中期的合浦郡郡治有很大的帮助，也为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这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质料。
（六）草鞋村遗址
年 代：汉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
简 介：
合浦草鞋村遗址位于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草鞋村西南侧的小岭上，遗址西临南流江分支—廉州西门江。
遗址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2007年至2008年，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分布面积 13,310 平方米。发现陶窑、砖窑共22座，建筑遗址5处，水井5口及一批作坊遗迹，呈环状分布于小岭的坡坎四周。出土云树纹和兽面纹瓦当、几何印纹陶片、陶器及大量的筒瓦、板瓦残片，也有米字纹、方格纹及方格带戳印纹陶罐，水波纹陶钵，瓦当，陶垫，陶拍、网坠等。初步确定为汉代岭南地区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为集制陶作坊和窑场于一体的汉代遗址。
草鞋村遗址考古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大规模、完整的汉代制陶作坊遗迹的发现，遗址规模之大、功能之系统、保存之完整，在我国南方地区汉代考古上较为少见。对研究中原砖瓦制作技术南传和汉代官营手工业制度，寻找汉代合浦港及合浦郡治具有重要的史证价值。
（七）越州故城
年 代：南朝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
简 介：
越州故城位于钦州市浦北县石埇镇坡子坪村，距县城60千米，城址南滨南流江，依山筑就。
1963年广东省考古队对位于城址内子城（官厅地）进行试掘。越州故城呈方形，坐北朝南，北高南低。东西南北门对称，城墙残高3～8米，城基最宽处约16米，全部城墙均以红黄色泥与粗沙混合夯筑，每隔百步有一突出城墙外的“马面”，全城周长2080米，占地面积370亩。东南面为一内城码头，穿过护城濠与南流江相连，城址内十字街道与东西南北门对称，呈方形，东北城墙依山筑就，穿山为城门。内城建在西面的一座山岗上，南北长130米，东西宽160米，也呈方形。内城南北宽130米，东西160米，城墙基宽3～6米，残高1～2米，全城四周有护城濠。城内出土有筒瓦、板瓦、兽面瓦当、水波纹、素面陶罐残片、青黄色釉陶碗残片等。
据《南齐书》记载，越州是当时的军事政治中心，越州城自置至废，经历了我国南朝时期宋、齐、梁、陈四个王朝，约废于隋朝中叶。越州故城是目前广西保存较好的南朝城址之一，对研究南朝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八）中和窑址
年 代：宋
类 型：古遗址
所在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藤县
简 介：
中和窑址位于梧州市藤县藤州镇中和村，距县城约10千米的北流河东岸。
遗址于1963年发现。1964年、1973年分别由自治区博物馆和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中山大学等进行了发掘清理，1981年9月和1986年6月时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李辉柄主任率队曾两次到中和窑址考察采集标本。通过挖掘清理发现20多座瓷窑，主要分布在北流河沿岸长约2千米，宽约0.5千米的小山丘上。两次试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中和窑的结构，为斜坡式龙窑，依山势而建，呈长方形。分窑门、火膛、窑床、烟囱四部分。窑长一般为10～60米，宽为1.5～3米。烧制方法早期采用一钵一器仰烧法，晚期兼用迭烧法。瓷器品种式样繁多，有各式碗、盏、盘、碟、杯、洗、盒、钵、壶、罐、瓶、灯、炉、盂、熏炉、魂瓶、枕、腰鼓和印花模具等，以碗、盏、盘、碟等日用器为主。纹饰丰富多彩，主要以缠枝花卉为主，有折枝、缠枝花卉、海水游鱼、海水戏婴、印花模具瓷质有尖状蘑菇形、半球状蘑菇形、平顶等式样。印面所刻花纹分阴、阳两种，颇具特色。其中一件飞鸟花卉印花模具，背面刻“嘉熙二年戊戌岁春季念龙参造”年款。中和窑址的年代应在北宋至南宋的后期，是以生产外销瓷为主的地方民窑。
藤县中和窑址的发现，扩大了我国青白瓷窑址的分布范围，填补了广西青白瓷研究的空白，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研究我国古代外销陶瓷提供新的资料，为研究宋代广西手工业和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对外友好往来，特别是与东盟各国往来有重要意义。

⑶ 汉代人握玉猪陪葬是什么意思

在我国古代，在死者手中放上的玉器，或其他器物，称之为“握”。古人认为，人死时不能空手而去，要握着财富及权力。生人不愿死者空口而去便有了 “哈”，不愿死者空手而去便有了“握”。灵魂不灭的信仰使得慰藉亡灵的厚葬之风产生，死者生前所拥有、喜爱的物件也由此葬入了墓中。
《仪礼-士丧制》云： “握玉手用玄熏，里长尺二寸，广五寸，牢中旁寸，著组系。”这就是说，用长一尺二寸，宽五寸的红黑色织物包裹东西，握在死者手中，并用丝带捆紧。《释名·释丧制》：“握，以物在尸手中，使之握也。”握玉是指死者手中所握的玉器。山西汉墓出土的遗物中，常可见到随葬的玉猪握。玉猪的出土，地域很广，陈大年在叙述广东所出土的玉猪时说： “其流风直遍及吾粤，故凡在东山大小北处发掘，如属汉晋古冢，无不得有玉猪，多系成对出现，此于北方玉猪，想也同一作用。但两方玉猪比较，粤制特别短小及粗糙，此则当粤省文化，当然不及中原，自然因陋就简也。”
因着出土位置的特殊，玉猪多在手握之处，它们明显地具有特殊意义，应视为丧葬玉的一类，而不同于其他动物形玉雕。这种猪形玉握，是汉代葬玉的一部分。那么，玉猪在墓葬中的意义是什么呢?较传统的说法认为，玉猪被视为财富的代表，《齐民要术》引《杂五行书》： “悬腊月猪羊耳，著堂梁上，大富”为一佐证。猪形玉握可能象征死者生前的财富，使死者握了财富而去。
商代多用小猪殉葬，以后不用活的猪，而改用玉或滑石做猪，使死者握于手中。第二种观点即巫术说，丧葬玉具有神秘的巫术功能。夏鼐先生根据出土墓葬中曾有以玉璞陪葬之例，认为陪葬用的玉猪往往刻画粗简，皆非为引起美感，起装饰品的效果，因此必有其他的作用，起巫术作用应是使用此物的原因。这种巫术说，源自汉人对玉的迷信，此观点赞同者颇多。第三，在使用玉猪之前，也使用过贝或其他玉件。
玉猪流行时段为西汉晚期到东汉。就目前考古发掘的资料看，汉代以前玉猪少见，西汉早期所握之物品种类各异，到了东汉时期，所谓的汉八刀式的玉猪，普遍在墓葬中出现，依古方《汉墓出土玉器统计表》所列，东汉墓几乎都用玉猪。第四，玉猪是古人的心理写照，不忍逝者虚空的观念一直存在，汉人对玉的迷信，使得丧葬玉被大量使用，以玉质材为握，成为普遍。握，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
从发掘出土的资料看，在新石器时代的墓中，死者手中所握以兽牙为多，如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新石器时代墓中，在死者手边都有獐牙，多数獐牙压在手指骨之下。山东宁阳堡头发掘的120多座墓，每个墓都随葬有猪等动物头骨，死者手中常握着一两个猪的犬齿。到了商代，有用小猪殉葬之例，而手中则多握贝。因为古代认为贝是财富的象征。周代改用玉，山东济阳的刘台子、陕西扶风岐山、河南三门峡上村岭等墓葬遗址均有葬玉。春秋战国时，死者双手之处，又多见放置玉石片，如洛阳中州一号墓。
西汉时期流行葬玉，西汉早期玉握形态各异，如南越王赵昧手里握的是一对玉锡，而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则是握一对用玉璧改制成的璜形玉。从西汉中期至东汉、魏晋，玉握形状就基本固定下来，玉握的形状为卧猪形。猪作为财富的象征，成为汉代最流行的玉握。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中国古代葬玉礼制化的衰落，玉握作为一种流行的葬俗已不复存在。最早的猪形玉握出土于山东巨野西汉刘鹘墓中。西汉的猪形玉握与东汉的区别在于：西汉的玉猪握形象雕琢真实、细部突出，而东汉雕工简单，随柱形而琢，雕琢手法概括性很强，直雕与斜雕兼用，在玉雕技法上称 “汉八刀”，在汉代玉雕中别具一格。

⑷ 浙江有什么文化遗址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长江流域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内器时代遗址，位于容浙江省余姚市。遗址保存完好，内涵丰富，以发达的耜耕稻作农业、高超的干栏式建筑、独特的制陶技术为文化特征，真实地反映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繁荣的史前文明。

其发现和发掘动摇了中华远古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有力地证明了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

(4)猪兼遗址扩展阅读：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的东北 ，距宁波市区约20千米，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约7000—5000年前）遗址。

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堆积厚度4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⑸ 问一个关于古代中国文化时代的问题.

应称作史前文明：包括中国史前的东北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内东龙山文化、苏浙良渚文化容、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中原仰韶文化等，中国史前文明是大约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这段时期内的中国文明

许倬云教授演讲“中国史前文明”http://www.biku.com/opus/358495.html

⑹ 大连有几处古人类遗址

金牛山遗址年代最久远

在辽东半岛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年代最久远的是今营口地区的金牛山遗址，距今约28万年前，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金牛山遗址发现了人骨化石和人工打制的石器，其年代虽然较距今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和距今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为晚，但却是东北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它证明人类由直立人（猿人）向早期智人进化的旧石器时期的早期，辽东半岛就有古人类居住。在辽东地区发现的古人类遗址还有：今本溪地区的庙后山遗址，距今24万年前，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今海城地区的仙人洞遗址，距今约2万~4万年前，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今丹东地区的前阳遗址，距今18000年前，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大连地区没有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但在1981年于瓦房店市古龙山发展了距今17000年前旧石器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古龙山遗址是大连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古人类遗址，在原始人居住的山洞里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器和大量的兽骨，并有人工用火的痕迹，兽骨中有马骨、鹿骨、猛犸象骨、棕熊骨、野猪骨、羊骨，其中马骨的数量十分惊人，仅马类牙齿就有六七千枚，因此古龙山人又被称作“猎马人”。它证明距今17000年前的旧石器晚期，大连所处的辽南地区就有以狩猎为生的古人类居住。

金牛山、仙人洞、庙后山、前阳、古龙山遗址的发现，证明旧石器时代辽东和辽南地区就有古人类繁衍生息，就其生存状态和打制的石器看，与50万年前的北京地区周口店遗址有很大的一致性和传承关系，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中国猿人向濒临大海气候适宜的东北南部地区迁移而形成的古老的土著种族。

最初的源头始于古龙山人

文化是随人而生的，文化的最原初的含意就是“人化”、“人类化”，有了人，就开始有了文化，尽管原始人的文化是最初始的文化，但它们从根本上使人与动物产生了本质的区别，因而成为人类文化的发端和最初的源头。因此，根据迄今为止的发现，大连文化最初的源头，当始于距今17000年前的古龙山人，大连的古文化萌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由萌生到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瓦房店古龙山遗址的发展，证明了大连地区的古文化萌生于旧石器时代，但是，古龙山遗址给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它仅提供了一个起点和萌芽时期的十分简单的物证，此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如何相传，萌芽后的古文化如何演变，这一时期的先民们属于哪一个古老的种族，其文化属于哪种类型，都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细致地考证。

现有的资料和考古发现证明，萌生于远古的大连古文化，也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距今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开始，最终形成于距今3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大约经历了4000年左右。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大约在距今12000年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根据考古发现，大连地区也较早地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早在六七千年前，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就已经走出山洞，走近大海，非常聪明地在黄、渤海沿岸发现了这块冬暖夏凉、海产丰富、适于生存的“棒打獐子瓢舀鱼”的风水宝地，开始了以渔猎为主兼作农耕的定居生活。

大连地区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多分布于黄、渤海沿岸和沿海岛屿，其中以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最为典型，它完整地堆积了距今7000~3000年前的古人类的遗物，年代层次清晰，像连续的画片一样展示了几千年间古人生活的轨迹，因而成为大连地区史前时期历史分期的坐标，被考古界称为大连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

小珠山文化详解

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约7000年左右，属新石器早期文化。大连地区和小珠山下层同期的遗址，还有大长山岛上马石（下层）、獐子岛沙包子、庄河黑岛北吴屯、普兰店碧流河塔市屯、旅顺北海王家屯等多处。这一时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房屋由穴居变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型，出土的遗物除大量人类食后遗弃的贝壳外，还有兽骨、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等。出土的石器仍以打制的石器为主，有尖状器、刮削器、石网坠等，磨制的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锄和用于粮食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出土的陶器胎质较厚，种类较少，压有装饰性的席纹、之字纹，玉器中有玉斧等，兽骨有獐骨、鹿骨和少量的狗骨。这些发现透露的信息表明，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过着以渔猎为主兼作农耕的定居生活。

小珠山中层文化距今约5000年，同期的遗址还有旅顺郭家村（下层）、北海王家村（下层）、长海县广鹿岛吴家村（上层）和庄河黑岛北吴屯（上层）等。这一时期的文化已较前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是生产工具在不断进化，打制的石器在减少，磨制的石器在增加；二是农业生产工具的品种在增加，并且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猪骨，说明农业生产的比重加大，家畜饲养已经普及；三是陶器的种类增多，制作技术有新的发展，虽然多为手工制作，但已出现轮制技术，陶器的装饰纹也由前期比较简单的压印纹发展到线条复杂的刻划纹；四是这一时期的大连地区和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发生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开始接受山东半岛文化的影响。由于当时的古人已经学会制造船只，掌握了航海技术，大连地区和山东半岛之间已形成了古老的航道。在旅顺郭家村下层出土的陶器，如实足鬶、罐形鼎等，和同一时期山东蓬莱紫荆山、烟台白石村、长岛县大黑山岛北庄的同类器物相类似。在山东半岛上述遗址中也发现了由辽东半岛传入的以刻划纹为特征的直口筒形罐和玉器制品。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大连地区的遗址中发现了最早产生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红地黑彩、红地红彩具有艺术性的彩陶器和作为大汶口文化标志的陶鬶，说明大连文化开始接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一股由南而北跨海而来的文化源流开始注入大连地区，使当地的土著文化发生了新的变化，开始显露出与东北其他地区的区别。

小珠山上层文化距今约4000年，属新石器晚期文化。同期的遗址还有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旅顺郭家村（上层）、老铁山积石墓、甘井子区四平山积石墓、长海县大长山岛上马石（中层）等多处。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遗址较多，说明古人已长期在大连地区繁衍生息，人口在不断增多；二是房屋比较密集，墓葬规模较大，说明当时已形成氏族部落；三是出土的石器基本上都是磨制的，打制的石器已很少见，并发现了贮藏粮食的窖穴和炭化的黍类与大量的猪骨，说明当时的经济类型已以农业为主，已有剩余的粮食可供贮藏，家畜饲养已相当普遍；四是发现了大型的渔具、大型的鱼骨，说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渔业，已由近海捕捞发展到可以捕捞深海鱼类；五是在旅顺郭家村（上层）还发现了舟形陶器，这种仿真陶器与近代的木船相仿，说明当时已有了较为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六是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制作精美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mm~2mm，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这些发现说明了至新石器晚期，大连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了重要的发展，形成了农业为主、农渔并重的格局，并且有了较为发达的制陶业、捕捞业和航海业，并已成为中国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由于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山东半岛古文化的影响，既与东北地区仍然保留着狩猎游牧习俗的古老种族产生了差别，也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如沈阳地区的新乐遗址产生了差别，开始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成为东北地区文化的一个特殊类型。

⑺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分布》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15万平方米。这是黄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难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样，其年代分属于两个时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庄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年代当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相近。
二
长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不论从其广阔的分布区域还是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上，都令人们耳目一新。这批城址，暂可分作两群。
A、川西城址群
位于成都平原西侧岷江上游两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川西平原确认的4座史前城址，规模均较大，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的面积均达30余万平方米，宝墩城址面积也达25万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内外两重城垣，面积也达12万平方米[13]。据初步研究，这4座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间。
B、江汉城址群
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湘、鄂两省境内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东西两侧。目前确认的有8座。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率先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14]和湖北江陵阴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头山古城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其时代据最新发掘成果已重新确定为早期城墙始筑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院[17]、公安鸡鸣城[18]、应城门板湾[19]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推测在距今5000年~4800年。这一区域内的城址，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20]规模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也约80万平方米。
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心区,近年也有发现大规模城址的报道[21]，因具体情况尚不明朗，目前暂不作讨论。
三
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注意：
1.这些城址，仅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发育和最为发达的两大地区。
2.中国早期城址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前，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继衰亡。其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约在距今4800年〜4300年间。而且各地城址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大体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别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且多位于该文化的腹心地区。城址规模有大有小，若仅依此标准固然可以划作不同的等级，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小城址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龙山时代长达千年的兼并战争和万国林立的历史真实，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和小国（姑称之为国）对大国的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区域的霸权势力范围和区域政治中心,但远非有些人所说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结构[22]。因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说明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加剧，其各自筑城防御的目标，或说可直接面对的敌人，重在内――同一文化相邻部落集团，而非外――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戒备和对立的关系。再从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看，当时在各独立的文化区域内，尚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一种各自为政，割据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谈不上大城者为都，小城者为邑的等级结构。张忠培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权贵分割成被他们分别统治的地域势力范围。把良渚文化中众多的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时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情况，有理由说大体与之类似。而正是遂后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区首次完成了这统一进程，在一个比较辽阔的区域内最先建立起一尊统治的局面，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奠定了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开了三代文明在这一地区持续辉煌发展的首页。
4.城址的兴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为例分析，登封王城岗城址[24]的年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废弃。由城内发掘及出土物观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岗遗址的繁荣期。淮阳平粮台[25]的夯土城垣属不晚于三期的遗存，南门卫房属三期（下另叠压一层房基，未发掘），内侧第7、8、9层叠压主城墙，似此时城墙或者已废。但外侧叠压主城墙的附加夯土（编1〜5层）则属第四期，表明城墙曾经从外侧修补增筑。城内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为三、四期遗存，则这一时期应是遗址的繁荣期。进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内出菱形方格纹罐形鼎、篮纹罐及残 ，同属于第三期的H45内出侈沿深腹细绳纹罐、长瘦袋足绳纹 及I式盘、敛口斜腹盆等来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两段。则平粮台古城始建于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废弃，而至第四期时，再次修补重筑。其间城址存续的二百余年间，曾经废弃、修补，重筑的过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叠压在3层下，被H316打破，城墙及H316和3层同属郝家台二期，表明城墙存续的时间也不长。辉县孟庄城址的情况也是迭经修废[27]。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巨大动荡和激烈变革。
四
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批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中原城址群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后期庙底沟文化发生严重裂变，各地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纷纷崛起。此前蓬勃发展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北达河套平原，南至汉水中游，东到郑洛地区，西至渭河上游。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区别，但其主体文化面貌则大体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敛口钵、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铁轨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发达，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多见白衣彩陶，主要用圆点、月牙形，弧线三角或直线条带组成花状几何形彩绘图案和写实的鸟纹。表明这一地区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繁荣发展的时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和郑洛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同时崛起。它的实质是各氏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由此，各区域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随之增强，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加剧。此时秦王寨文化的扩张便是一个耐人深思的例证。据孙祖初对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这一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大体限于郑洛地区及沙颍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东平原、黄河沿岸地带、晋南地区、伏牛山北麓。发生于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日趋激烈，直接导致保卫氏族集团内部公共财产的设防城堡相继出现。这种大型防御设施的产生及其掠夺性战争的加剧，必然推动氏族集团内部的变革，促使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集中并进而与神秘的宗教权力相结合，从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权显贵，产生出最早的特权阶层，为早期国家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把中原地区推入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这一点上，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似乎走着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江汉平原区的屈家岭文化等，与中原地区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为发达。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独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讨这一问题，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历史进程开始。经过对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各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原地区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过大量聚敛私人财富进而树立其在氏族集团内部的权威，而是通过攫取公共财产分配权及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而取得的。就这一时期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几处聚落遗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郑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渑池班村[31]、新安盐东[32]等遗址的发掘中，均可见仓储区在聚落内部相对集中，可知储存的财物仍为氏族成员的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与这一结论相吻合。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33]、后庄王[34]、西山、洛阳王湾[35]和陕县庙底沟[36]等处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均为单人葬，尽管墓葬规格有别，但皆极少见随葬品。孟津妯娌遗址M50的主人，从其埋葬位置和墓圹规格观察，显然是一位氏族权贵，但除了棺椁和佩戴的象牙箍显示其权威外，却并不见有更多的身外之物。这些情况，与同时期的其它地区随葬用器物的丰富多彩，适成为鲜明的对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庙底沟遗址中仅有的两座各随葬一只蛋壳彩陶杯的墓葬中，两只杯子明显具有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仅有的随葬两件背壶的一座墓葬，墓主人为老年女性，两背壶却又系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器物。与之相比较，同期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县陵阳河[38]发现的大墓均有二层台、棺椁，墓中随葬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礼器和工具、猪头、猪下颚骨等视为财富的标志物。曲阜西夏侯[39]、临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则随葬多达百余件的陶器。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地中都表现的非常明显，表明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财富已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上转移并集中。相对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权贵们在财富的拥有量上与氏族一般成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内，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合理，换言之，这是一个大致平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氏族集团内部团结，提高氏族权贵们的威望和号召力，增强对外扩张的力量。掌握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发言权的氏族权贵们，同时也就获得对其它氏族的生杀予夺大权，最初的绝对权威就这样树立起来。郑州西山、渑池班村遗址发现的残酷的人祭遗存，可以视为对违犯族规家法而对氏族成员处以极刑的例证。不靠大量聚敛个人财富，而是大体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通过攫取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建立个人绝对权威，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历史传统，在中原龙山时代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扬。
第二，中原地区氏族部落集团的统治者们，推行了一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并得到社会广泛拥护的路线，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促使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完备。包括完善官僚体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创立刑法；仍据《五帝本纪》帝舜之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 过，赦；怙终贼，刑。”发展强大的军队。按黄帝之时，已“教熊貔貅豸区虎，”张守节在《正义》中谓此“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似是以猛兽命名的军队番号。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区有关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中原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未见有耗费民力的大型礼仪建筑，可知这一部族的传统是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的。反观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的统治者们，此时却在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忙于修建规模巨大的贵族坟山和祭坛，穷奢极欲，无度挥霍，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制作工艺复杂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后随葬。对社会财物的巨大浪费，终于导致社会崩解，文化式微。从这一意义上，乃是最早说明了一个被后世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的简单真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第三，中原地区“天下一尊”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决非一场平稳的过渡，而是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战争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的完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进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最终决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方战胜落后的陈腐的一方的结果。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灭商，战国时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统，无不反复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夏部族所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是以嵩山及其周围地区为基点，以伊洛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开推进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强大的东夷部族集团。夷夏斗争的序幕，约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经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区，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颍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历史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应该讲的也是这一时期夷夏斗争的故事。东夷集团在龙山时代力量之强大，约略可从山东境内如城子崖等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址、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发现[42]及以精美蛋壳黑陶为代表的制陶业和整个手工业的高度发达而见一斑。龙山时代夷夏斗争的结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点我们可以从夏王朝建立之后夏夷斗争仍然时断时续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启示。夏初，太康无道，夏政凌迟，因而失国。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实质上是东夷部族对中原夏王朝政权的一次颠覆。而后羿代夏后，夏后相逃至同姓斟灌氏处避难。寒浞代羿，灭二斟，杀帝相。其时,相妃后 以有孕之身，逃归有仍，生少康，更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杀少康以斩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更有夏遗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联合二斟残余力量，灭浞复国，史称“少康中兴”。由这段历史可见，中原夏部族曾以联姻方式与东夷集团某些部族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而整个东夷集团则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样，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尊统治的政治局面，始终处于分裂割据，内乱不已的状态，使得夏人可以从容进行联姻结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战略，从而最终建立并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后，促进了以青铜冶铸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尽管东夷集团的强大力量一有是以后整个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胁，但显然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法根本扭转其颓势,而只是强弩之末了。
第四，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尧、舜、禹的时代，约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也正与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领导的统一战争约略同时。这一时代产生的许多优秀的部族集团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部族集团领袖是在严酷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并经部族成员推举出来的。流行于这一进程晚期被后世文献推崇备至的“禅让制”，其实质就是部族集团领袖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考验深受拥戴而经推举产生。这一进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43]，包括舜之代尧，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禅让”，而是夹有暴力的夺取。即便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如果说尧、舜以贤、孝礼让而名于天下，则大禹纯粹是以勤奋智慧和功绩卓著而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的。部族集团领袖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并深受拥戴，因而被授予许多特权并由此成为夏以后世袭天下的统治集团建立专制制度的基础。至启杀益而自立，这一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蜕变而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由此中国社会沿着夏王朝开创模式的轨迹，开始了漫长的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历程。
第五，中原地区“天下居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泛吸纳各地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宽广胸怀和能力，决定了它成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炉,奠定了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础。
仰韶晚期及整个龙山时代的中原社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是一座融汇四方文化精华的巨大熔炉。早在仰韶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就与东邻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岭文化广泛交融。至龙山时代，则更多地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业中一定数量的黑陶的生产，器表装饰中的泥饼、泥条和圆形镂孔装饰等，器类中的鼎、规鬲、瓮、豆、杯等。来自东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代表君权和神权结合的玉琮上的兽面纹等，在二里头夏文化乃至后来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并发展而为最具特征的文化内涵。在这些陶器、玉器、兽面装饰等的表象后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内蕴的统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显其博大精深。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广泛吸纳各地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社会，必然不断发展进步。有些学者在探讨山东龙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衰落时，往往将之归结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说”是这一研究的必然归宿。但是，大约肆虐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范围内广见记载的一场人类浩劫。中原文化同样面对无情洪水的威胁。它非但没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实际上，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内乱不已的社会局面，一个暴虐的统治集团，腐败透顶，失去民心的社会统治，即使在短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也正应是中原周边地区几支辉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统一并最终建立夏王朝为标志的话，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巩固，则是以后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发现的刻划符号，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刻字陶文[45]等，可见文字的发明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后，曾经在推行文字的统一和使用传播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只有囿于目前的资料，这一进程，仍然只能认为完成于以甲骨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为标志的商代时期。

⑻ 河姆渡文化遗址被发现发现的意义是什么

河姆渡文化是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的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7000年前长江流域氏族的情况。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我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

黑陶是河姆渡陶器的一大特色。河姆渡文化在人工制品上，石器数量较少，主要是石斧等打猎所用的工具，也有比较少的装饰品，更多的是木器和骨器。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农业上使用的耒耜。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尤其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木制饰品“木雕鱼”。

在河姆渡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漆器，其陶器制作有一定的水平。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

较为特殊的陶器有陶灶和陶盉两种。陶灶发明后，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一直使用的缸灶的前身。而陶盉则被认为是古代的一种酒器。河姆渡文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遗址中有大量的稻壳，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7000年前的稻米。这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稻作文化遗址。

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囤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因此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的发现，不但改变了我国栽培水稻从印度引进的传说，甚至还可以依此认为河姆渡可能是我国乃至世界稻作文化的最早发源地。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除了以稻作农业为主外，还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除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作物遗存，还有其他许多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和薏仁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遗址的动物遗存有羊、鹿、猴子、虎、熊等野生的，以及猪、狗、水牛等家养的牲畜。最具代表性的农具“骨耜”即采用鹿和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

骨耜通体光滑，有的刃部因长久与土壤摩擦而残缺或形成双叉、三叉式。这是一种很具特色的农业生产工具。这种制作方法为河姆渡文化遗址所特有。

河姆渡遗址共有骨耜170件之多，与数量巨大的稻谷堆积物相对应，说明河姆渡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

遗址中所发现的柄叶连体木桨，证明那时已有舟楫的使用了，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猎活动中乘用。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我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以河姆渡发现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

河姆渡遗址中的许多桩柱、立柱、梁、板等建筑木构件，和加工成的榫、卯、企口、销钉等，显示当时木作技术的杰出。

柱子两端凸出的小方形称为榫、柱上凿出可将榫插入的孔为卯。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榫卯结构技术。把我国出现榫卯木作技术的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多年。

遗址中所发现的企口板、销钉孔两种木构衔接法，令人惊叹不已，至今仍为木工工艺所沿用。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技术，可说已为我国木结构建筑打下了基础。

根据木桩的排列与走向分析，当时的房屋呈西北、东南走向。房子的门开在山墙上，朝向为南偏东。它在冬天能够最大限度利用阳光取暖，夏季则起到遮阳避光的作用，因而被现代人所继承。

河姆渡时期的房屋建筑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之有利人类的生活和居住。

除建筑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最早的水井遗迹。河姆渡文化时期，居址周围河沼遍布，但水体与海水相通，致使盐分升高、苦卤而不堪饮用。所以水井的出现是人类为提高生活质量所作的努力，是人类本质所导致的。

河姆渡遗址中的纺轮、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棍、梭形器和机刀等，据推测这些可能属于原始织布机附件，显示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由手工编织发明了原始的机械。

河姆渡遗址中相当多的骨哨，是一种乐器，也是一种狩猎时模拟动物声音的狩猎工具。

陶埙也是河姆渡的代表遗物，埙身呈鸭蛋形、中空，一端有一小吹孔，也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乐器，只是河姆渡的陶埙只有吹孔而无音孔，可见它的原始。

河姆渡遗址的原始艺术品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广，造型独特，内容丰富多彩。主要表现在象牙雕刻、陶器纹饰上面，尤其是一些象牙雕刻器，线条流畅，造型美观，令人叹为观止。

人体装饰品有璜、管、珠、环、饼等，其中珠、环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萤石制成，在阳光下闪烁着淡绿的光彩，晶莹美丽。还有一些以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的装饰品。

河姆渡遗址充分显示出我国南方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发展不亚于华北的文化，这可证明我国文化其实是多元发展，各有特色的。

河姆渡文化遗址在宁绍平原共有49处，其中以姚江两岸最密集，共有31处，重要遗址有余姚市丈亭镇鲻山遗址、三七市镇田螺山遗址、宁波市江北区傅家遗址。

1976年，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

1977年至1978年第二次对河姆渡遗址作发掘并有资料。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分早、晚期。早期为约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晚期为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

⑼ 征集有关猪的文化、典故、习俗、汉字的文章。希望详细点。

天干、地支与五行的对应表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 │ │ │ │ │ │ │ │ │

阳版 阴权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木 木 火 火 土 土 金 金 水 水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 │ │ │ │ │ │ │ │ │ │ │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水 土 木 木 土 火 火 土 金 金 土 水

而丁对应上面的五行中的火，猪年对应亥，就刚好是丁亥年。
再根据以上分析，今年只不过是火猪年。 为何叫做金猪年？

典故：唐高祖武德四年，为整治混乱币制，参照西汉五铢标准进行货币改制，易铢为宝，唐代开元通宝的铸制与流通，促使定都长安的唐朝进入长治久安的盛唐时期。因“铢”而现的贞观盛世年，由于财富之盛被誉为“金铢年”。贞观之治恰逢丁亥猪年，“金铢年”便被民间流传并等同于金猪年，于是必有祥瑞之事发生的丁亥火猪年自此被改称为丁亥金猪年。

⑽ 寻十个文化遗址或非文化遗址的简介。

1.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明清两朝的皇宫。位与北京城的中心。明清时称紫禁城，1925年始称故宫。占地面积极分子2万平方米，现存建筑980余座，有屋8700余间，建筑面积15万平米。是全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皇宫建筑群。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高水平的杰作。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山东省的西南部，有一个孔姓人口占1/5的县级市，她就是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东方圣城”——曲阜。“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曲阜之所以享誉全球，是与孔子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基石。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3皖南古村落
西递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东南部，四面环山，两条溪流从村北、村东经过村落在村南会源桥汇聚。现存明、清古民居124幢，祠堂3幢。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426.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又名大研镇，始建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800余年的历史。坐落于玉龙雪山脚下的金沙江畔，古城东南是数十里良田阔野。形状如同一块碧玉大砚，所以取名大研镇（砚与研同音）。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丽江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成都武侯祠，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南门武侯祠大街，是中国惟一的君臣合祀祠庙，由刘备、诸葛亮蜀汉君臣合祀祠宇及惠陵组成。始建于公元223年修建刘备陵寝。千多年来几经毁损，屡有变迁。武侯祠（指诸葛亮的专祠）建于唐以前，初与祭祀刘备（汉昭烈帝）的昭烈庙相邻，明朝初年重建时将武侯祠并入了“汉昭烈庙”，形成现存武侯祠君臣合庙。现存祠庙的主体建筑1672年清朝 康熙年间（康熙十一年）重建。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成立博物馆，2008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享有“三国圣地”之美誉。成都境内除武侯祠外其他三国文化遗迹
5西安3000年前的西安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核心要塞。现在很多游客涌向西安，参观当时留下来的珍贵兵马俑。秦始皇陵中埋藏着多达6000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人一般大小的兵马俑，让如今的西安蜚声世界。考古发现，当年修建陵墓时耗资巨大，大量的人力物力，无法估价的财富和水银才换来了秦始皇陵 6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文化因首次发现于赤峰红山后而得名。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器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表面光滑，晶莹明亮，极具神韵，并向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大型碧玉猪首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中国出土时代最早的龙形玉器，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因赤峰境内多有龙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称为龙的故乡，红山文化的先民应为龙 的传人。7圆明园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园额“圆明园”。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即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均属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 圆明三园面积五千二百余亩，一百五十余景。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朝听政的正大光明殿，祭祀祖先的安佑宫，举行宴会的山高水长楼，模拟《仙山楼阁图》的蓬岛瑶台，再现《桃花源记》境界的武陵春色。一些江南的名园胜景，如苏州的狮子林，杭州的西湖十景，也被仿建于园中。长春园内还有一组欧式建筑，俗称西洋楼。圆明园还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
咸丰十年（1860）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曾将英法被俘人员囚禁在圆明园为借口，命令米启尔中将于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这场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
同治年间（1862～1874），同治帝准备修复圆明园,供慈禧太后居住。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改建其他建筑。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到破坏。清朝覆灭后，一些军阀、政客、官僚，纷纷从圆明园盗运建筑材料，圆明园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圆明园遗址的整修工作逐步展开。现被辟为圆明园遗址公园。 8广西白龙珍珠城遗址古珠城曾是令人骄傲的南珠标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古珠城残留下的历史遗迹，在今铁山港区营盘镇境内，距北海约60公里。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位于到城东南36公里营盘镇白龙村。珍珠城又名白龙城，传说古时有一条白龙飞到这里上空，落地不见踪影，人们认为白龙降临乃吉祥之地，便从那里建城，称为白龙城。该城濒临大海，离海不远有珍珠母海多处，尤以白龙杨梅池最大。此地历代盛产珍珠，质优色丽，以“南珠”之称闻名于世。流传多年的民间神话故事《合浦珠还》就发生于此。城为正方形，南北长320米，东南宽233米，周长1107米，墙高6米，城基宽6米，条石为脚，火砖为墙，中心黄土夹珠贝夯筑而成。面积七万多平方米，分东、南、西三个城门，门上有楼，可瞭望监视全城和海面，城内设采珠公馆，珠场司、盐场司和宁海寺等。城墙内外砌火砖，中心每10公分一层黄土夹一层珍珠贝贝壳，层层夯实，珍珠城因此得名。城墙周围可见古代加工作坊的遗址和明代钦差大臣《李爷德政碑》《黄爷去思碑》等的遗迹。残贝散落，遍地皆是，可见当年采珠之盛。 9青岛山炮台遗址公园坐落在风景秀美的青岛山上，为岛城最佳观景点之一，这里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唯一的战场，其地下工事保存完好，是一处集教育、休闲、游览为一体的人文景观。 10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 黔西沙井观音洞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句。因为他的名气大，文章又很动人，这“不毛之地”便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把莽莽的云贵高原想象成一片荒漠。一阵阵“蛮烟瘴雨”，把云贵漫长的历史湮没，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找回这“失落的文明”。在此之前，人们研究贵州历史，翻遍了浩繁的史书，好不容易才寻找到几条关于牂牁、夜郎的史料。可是，仔细算来，也不过两三千年的历史。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试掘了黔西观音洞遗址，揭开了贵州“史前文化”的帷幕。“史前文化”是一部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它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无字碑，碑上虽然没有镌刻文字，但那点点斑痕，却依稀可见人类童年时代的足迹。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的发现，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极其邈远的太古，使贵州的历史线索突然向前延伸了24万年。001年6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黔西观音洞文化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入“国保档案”。这是贵州“史前文化”的“第一乐章”，是贵州悠久文化的源头，在此之后，古人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活动更广，创造更多，已发现的古人类、古文化遗址将近百处，在全国占有重要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