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票市近期出现古墓遗址

㈠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共77处）

序号编号名称时代地址221Ⅱ－1北京金代皇陵金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门口村北的九龙山主峰下222Ⅱ－2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明至清北京市西城区223Ⅱ－3袁崇焕墓和祠明至民国北京市崇文区224Ⅱ－4邢国墓地周河北省邢台市225Ⅱ－5所药村壁画墓汉河北省望都县226Ⅱ－6隆尧唐祖陵唐河北省隆尧县227Ⅱ－7张柔墓元河北省满城县228Ⅱ－8怡贤亲王墓清河北省涞水县229Ⅱ－9纪晓岚墓地清河北省沧县230Ⅱ－10崔家河墓群周山西省夏县231Ⅱ－11沙梁坡墓群汉山西省天镇县232Ⅱ－12古城堡墓群汉山西省阳高县233Ⅱ－13王家峰墓群南北朝山西省太原市234Ⅱ－14什贴墓群南北朝山西省晋中市235Ⅱ－15栗毓美墓清山西省浑源县236Ⅱ－16扎赉诺尔墓群汉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237Ⅱ－17王昭君墓汉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238Ⅱ－18韩匡嗣家族墓地辽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239Ⅱ－19吐尔基山墓辽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240Ⅱ－20萧氏家族墓辽内蒙古自治区奈曼旗241Ⅱ－21张应瑞家族墓地元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242Ⅱ－22袁台子墓晋辽宁省朝阳县243Ⅱ－23冯素弗墓十六国辽宁省北票市244Ⅱ－24辉发河上游石棚墓周吉林省梅河口市、柳河县245Ⅱ－25刀背山墓地新石器时代黑龙江省鸡西市246Ⅱ－26鸿山墓群周江苏省无锡市247Ⅱ－27徐州墓群汉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248Ⅱ－28象山王氏家族墓地晋江苏省南京市249Ⅱ－29东阳土墩墓群周浙江省东阳市250Ⅱ－30高氏家族墓地明浙江省乐清市251Ⅱ－31于谦墓明至清浙江省杭州市252Ⅱ－32李白墓唐安徽省当涂县253Ⅱ－33武夷山崖墓群青铜时代福建省武夷山市254Ⅱ－34朱熹墓宋福建省建阳市255Ⅱ－35朱轼墓清江西省高安市256Ⅱ－36嘴子前墓群周山东省海阳市257Ⅱ－37萧王庄墓群汉山东省济宁市258Ⅱ－38洗砚池墓群晋山东省临沂市259Ⅱ－39崔芬墓南北朝山东省临朐县260Ⅱ－40韩氏家族墓地唐山东省莘县261Ⅱ－41明鲁王墓明山东省邹城市262Ⅱ－42应国墓地周至汉河南省平顶山市263Ⅱ－43许慎墓汉河南省漯河市264Ⅱ－44韩愈墓唐河南省孟州市265Ⅱ－45范仲淹墓宋河南省伊川县266Ⅱ－46欧阳修墓宋河南省新郑市267Ⅱ－47李诫墓宋河南省新郑市268Ⅱ－48青山墓群周湖北省枝江市269Ⅱ－49九连墩墓群战国湖北省枣阳市270Ⅱ－50关陵三国湖北省当阳市271Ⅱ－51南汉二陵五代广东省广州市272Ⅱ－52藤桥墓群唐至明海南省三亚市273Ⅱ－53凉山大石墓群战国至汉四川省德昌县、喜德县274Ⅱ－54瑞峰崖墓群汉四川省青神县275Ⅱ－55塔梁子崖墓群汉四川省中江县276Ⅱ－56黄伞崖墓群汉四川省宜宾县277Ⅱ－57孟知祥墓五代四川省成都市278Ⅱ－58石城山崖墓群宋至明四川省宜宾县279Ⅱ－59泸县宋墓宋四川省泸县280Ⅱ－60交乐墓群汉贵州省兴仁县281Ⅱ－61八塔台墓群周至明云南省曲靖市282Ⅱ－62营盘村墓群明至清云南省永胜县283Ⅱ－63查木钦墓群唐西藏自治区拉孜县284Ⅱ－64秦东陵秦陕西省西安市285Ⅱ－65张骞墓汉陕西省城固县286Ⅱ－66明秦王墓明陕西省西安市287Ⅱ－67蔡伦墓和祠清陕西省洋县288Ⅱ－68明肃王墓明甘肃省榆中县289Ⅱ－69楼兰墓群新石器时代至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290Ⅱ－70五堡墓群青铜时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291Ⅱ－71洋海墓群青铜时代至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292Ⅱ－72阿日夏特石人墓隋至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泉县293Ⅱ－73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墓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294Ⅱ－74速檀·歪思汗麻扎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295Ⅱ－75叶尔羌汗国王陵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296Ⅱ－76艾比甫·艾洁木麻扎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297Ⅱ－77哈密回王墓清至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㈡ 想知道: 北票市 从耶律仁先家族墓到耶律仁先家族墓开车怎么走

不用走,因为你出发点到终点就是一个地方,或者起车后左,然后在向左,然后在向左,然后到了

㈢ 北票市发现的“神秘”青铜戈，究竟破解了哪些谜底

1967年春，在辽宁省北票市发现了一件青铜戈。类似的青铜戈，在我国各地都有发现，可以说，这种青铜兵器很普通。可专家经过鉴定，却发现了这件青铜兵器的特殊性：它的主人的地位不仅十分显赫，而且它还破解了燕国历史上的三个谜团。这是一件什么样的青铜器呢？它又破解了怎样的千古之谜呢？

这样一来，似乎顺手就把第二个谜团给破解了，一段燕国的黑暗历史被证实了。这段黑历史，是发生在公元前315年，燕国的一次严重的叛乱。叛乱是由燕国的一些权臣暗中联合发起的，他们聚集的乱军，已经威胁到当时的燕王哙。而燕王哙却没能很好的处理这次叛乱，使得叛乱引发的战乱达数月之久。叛臣最后还引来了齐国的军队，三十天后，燕国被攻下，燕王哙被处死。正因为燕王之死，才有了当时还在赵国的公子职被遥立为燕王。

燕王职戈破解的第三个谜团，就是燕国的兵力状况。根据有些民间的传说，我们甚至会觉得，当时燕国的兵力很弱。可这件青铜戈却给了我们相反的答案，燕国的兵力其实很强，证据就在这件燕王职戈的作用上。燕王职戈的真正作用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燕王赐给手下的。赐给谁的呢？铭文上清楚地写着——燕国的大司马。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制基本沿用了周朝的制度，司马一般负责掌管军政战争相关的事务，一般还分为左司马和右司马。而在两个司马之上的，就是大司马。小编不说大司马负责什么工作，不说大司马有多牛，只说一件，大司马，一般是要达到统兵十万级别。这么说来，即使小小的燕国只有一个大司马，那么，燕国的军力，也至少要在十万以上。

今天，这件燕王职戈不仅成为真正的国宝，它还成了辽宁北票市的一张对外宣传的王牌“黑山白水川州郡，龙鸟燕戈一层楼”，古老的文物，在新的时代里，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名片”的作用。

㈣ 朝阳与什么历史,特产

朝阳市 - 历史文化
朝阳是一座历史名城，自西汉起就设置了郡县，朝阳古代文化源远流长，“鸽子洞”古人类遗址证明，早在 10 多万年前朝阳大地已有人类祖先繁衍生息。境内牛河梁遗址，证明这里早在 5000 年前就存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型的原始文明社会，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了 1000 多年。近年来，在朝阳境内发现的鸟化石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大量发现的一亿三千万年前的鸟化石，填补了世界生物进化研究的一项空白，它证明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鸟类的祖先是在中国，在辽西的朝阳。朝阳人杰地灵，数以百计的宝塔古刹点缀着山河大地，使朝阳充满古文化的深邃魅力。
朝阳的历史文化在辽宁省以至于国内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独特优势。多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了朝阳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
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朝阳悠久的历史可上溯到距今1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喀左县水泉乡大凌河畔发现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北部最早的古人类聚居地。出土的人类牙齿化石和动物化石、打制石器和灰烬层表明，当时的远古人类在这里已经从事狩猎、采集并用火熟食，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在今建平县发现的古人类上臂骨及肱骨化石表明，距今四五万年前，朝阳大地上出现了与现代人体制征相似的原始“新人”——建平人。 据1979年喀左东山嘴祭坛和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生活在朝阳大地上的原始人类，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已迈入人类文明社会的门坎，出现了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从积石冢群出土的大量精美彩陶和以玉猪龙为首的玉器看，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以及审美意识都达到了相当的文明水准。朝阳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遗址的发现，有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古代文明社会，从而使朝阳地区成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发 祥地之一，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推前了1000多年。
东北最古老的历史名城
朝阳历史古城的发展及其地位，标志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独特的历史优势。位于朝阳城东南郊的柳城历史久远，战国时，燕置塞上五郡，柳城属辽西郡。至汉朝时，柳城已成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后被三郡乌桓据为统治中心，曹操北伐乌桓曾挥师柳城，可见柳城在秦汉时期已成为东北重镇。公元342年，前燕王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都为龙城， 十六国时期前燕、后燕、北燕立国88年期间，龙城为三燕都城达52年之久。一座繁华的都城——龙城也成为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
历代塞外战略要地
朝阳古称塞外辽西之地，由于地理位置处于中原通往东北的古代交通要衢，历史民族活动方面处于中原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互相交流及融合发展的纽带地区，因此中原历代王朝都在此设边关重镇，而东北各族入主中原时也要把这里作为必争之地，使朝阳成为历代塞外战略要地。
隋唐时期，朝阳为营州，被称为“隋唐王朝的中央政府与东北各族往来的枢纽”，也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各族继续统一和推行封建制度的前沿阵地。根据战争的需要，还开通了中原到辽西的营州古道，从营州可到辽东、朝鲜、日本，使营州的经济文化产生了交替繁荣的局面。而辽西营州也成为盛唐文学经常描写的边塞题材之一。
辽金元时期，是契丹、女真和蒙古族于中国北方迭起兴盛时期，而地处辽西的朝阳地区，也成为这些北方民族与中原两宋王朝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
明清时期，朝阳仍为重要建置之地。清朝时，朝阳为清帝东巡的要路驻跸之所，也是清政府借地养民屯兵蓄锐之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曾从朝阳调集蒙古骑兵开赴沿海口岸驻防。尽管随着清朝对全国的统一与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朝阳作为塞外战略要地的作用也相应转移，但历史上多次成为辽西以至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事实，却使它的重要战略地位永存史册。
历史上多民族聚居交融之地
朝阳在历史上是中原各族与东北各民族交流的纽带地区。隋唐时期，朝阳是多民族聚居交融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曾在朝阳境内居住的民族有契丹、突厥、室韦、奚族等。由于隋唐多次大规模东征高句丽，中原汉族随之大量涌入定居。
辽金元时期，北方三大族系——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兴盛发展，都将辽西作为重要基地，因此地处辽西的朝阳在当时也处于一个多民族交替融合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 明清时期，朝阳辟有蒙古王公封地，因此居住着大量蒙古族。这时期中原汉族因移民垦荒也大量迁入，且渐居多数。清代以后，由于民族分布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迁移事件，民族分布状况趋于稳定，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朝阳民族分布的基础。
丰富的文物古迹
朝阳的文物古迹，不但以流源长、分布广、类型多、价值大而成为本地悠久历史的标志，而且为中华民族流源及其文明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
人类居住遗址在朝阳分布广泛，各个时期均有遗存发现，计有4000多处，最早的古人类居住址为喀左县鸽子洞旧石器时代中期古人类居住址，这是与北京周口店人文化相一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
随着代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度的城镇的兴起，古代建筑迅速发展，寺庙和古塔遍布城乡。朝阳较早的寺庙可追溯到5000年前红山文化时期的喀左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这种祭祀建筑为古人祭奠祖先和天地所用。朝阳现存古塔址22处，多为辽代所建，著名遗存古塔有朝阳城内的南塔、北塔、城东凤凰山上的中寺摩云塔、喀左县城的利州塔等，这些古塔造形美观、工艺精巧，堪称古代建筑的珍存。朝阳现存古代寺观址142处，其中辽金元时期的22处、明清时期118处，近现代2处。著名的寺庙宫观有佑顺寺、惠宁寺、万祥寺、天成观、玉清宫等。朝阳还发现古代石桥2座，其中凌源天盛号金代石拱桥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发现冶炼址4处，最早的一处为春秋时期。发现窑址20处，以辽金元时期陶瓷砖瓦窑居多。发现古墓葬410处，各时期均有遗存。
朝阳市境内出土文物数万件，计总量约占全省的近三分之二，而且文物珍品尤多。陶瓷类文物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遗址中，金器类文物以商周青铜器最为著名，石玉类文物极为广泛，书画类文物在晋代、辽代及元代壁画墓中多有发现。所有这些蕴藏于朝阳这片被称为“神秘土地”上的丰富的文物古迹，作为巨大的历史财富，将日益显示出更为深远的意义。
光荣的革命传统
在历代社会变革中，朝阳人民都以坚苦卓绝的精神推动了历史发展，特别是在近现代的革命斗争中，朝阳人民以英勇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清朝末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朝阳人民，不堪屈辱，不畏强暴，同封建王朝、官府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1836年至1911年的70多年间，朝阳地区爆发了十几起规模较大的民众武装起义。1861年，朝阳县李风奎率部分挖金工人和破产农民起义攻入县城，连破凌源、赤峰，震惊清廷。1900年，朝阳县铧子沟邓莱峰为反抗外国传教士的侵略压迫，组织了联庄会并成立了“抗洋会社”民众武装，与外国侵略者和腐败的清政府军队进行浴血奋战，最后英勇就义。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重重盘剥百姓，1915年至1917年间，朝阳地区连续发生了建平侯文广、朝阳赵子馥、北票高振英等领导的大规模武装抗捐斗争。1922年，凌源县张明久领导的武装抗捐斗争持续8年之久。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朝阳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特别是1925年中共热和工委建立后，以热察绥早期党的领导人陈镜湖为首的共产党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使朝阳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有了迅速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朝阳人民不畏强暴投入了抗日救国的人民战争。日本侵略者在侵占热和的进程中，首先受到了辽西抗日义勇军的沉重打击。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北票的兰天林部、朝阳的刘振东部、喀左的李天德部和郭文连部、建平的高体乾部等抗日武装，如尖刀直插敌人心腹。朝阳县石明信沟人民屡遭洗劫英勇不屈，坚守故土不容侵犯直至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朝阳再度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战场。战斗在朝阳地区的党政军民与国民党军队和地主武装进行了浴血奋战，为解放朝阳、解放全中国创造了不朽的英雄业绩。 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进程中，朝阳地区涌现出了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出生于建平的陈镜湖，是从李大钊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即已参加革命的早期共产党员，曾任内蒙古特委书记等职，为抗日救国献身而被称为革命先驱。出生于朝阳县的赵尚志烈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将领，他智勇杀敌，令敌闻风丧胆，名震四方，被誉为“北国雄狮”。出生于朝阳县的刘桂伍烈士，在西安事变中为抗日救国荣立“捉蒋”首功，后奋战抗日疆场壮烈牺牲，成为全国人民敬佩的英雄。此外，出生于朝阳县的孟广忠、出生于建平的张耀华、出生于凌源的马瑞馥、出生于喀左的莫德、杜根德、出生于北票的张振堂等革命先烈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而英勇献身，他们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深厚的文化艺术积淀
朝阳的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民间性、民族性、民俗性、地方性的特点，形式纷繁，历史久远。
古老传统的泥塑、石刻、木雕艺术一直在朝阳流传，并有新的发展。民间艺术巧匠在复修佑顺寺、惠宁寺、天成观等工程中，显示了古老绝技，其雕刻之精胜过往昔。民间雕刻、泥塑既继承了民间传统，又增添了新的科学技法。
刺绣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朝阳民间刺绣，据考古发掘，于唐、辽、金已形成了独特风格。朝阳民间刺绣以服装、枕套、台布、门帘、鞋袜等日用品为主体，内容分为花、草、鱼、虫等门类，技法细密，色彩鲜艳，典丽端庄。 朝阳民间剪纸艺术发源于宋代。民间剪纸内容广泛，以民间剪纸艺人自选题材为主，以传统题材最有特色，历史传说、神话和戏曲剪纸也颇有佳作。朝阳的剪纸艺术融化“冀”、“鲁”简练淳厚的韵味，又汇集江南明快、纤巧的情致，染上朝阳的山水风光，形成了独特风格。
朝阳的表演艺术不断发展。京剧于清朝末年传入朝阳地区；二人转艺术也于清末传入朝阳地区，成为朝阳地区主要的曲艺形式之一；朝阳的评剧艺术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话剧艺术于20世纪40年代传入朝阳地区。朝阳的传统戏曲有着广泛的影响。到20世纪60年代，朝阳的戏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被誉为辽西的山里红派。在戏剧创作实践中，成长起了山里红派作者群。在戏曲革新方面，遵循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突出了辽西山里红派的艺术特征，从剧作到演出都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皮影戏源于冀中，在朝阳民间流传历史久远，形成音调高亢、柔美、风趣活泼的风格。如今的皮影扩大了幕面、改进了灯光，利用种种现代手段，把神话故事表演得异常精彩。 朝阳的民间文学底蕴丰厚。在多民族的朝阳，民间神话传说犹如绚丽的珍珠，让人挖掘不尽、采撷不完。这块浸透着古国文明的大地也哺育出了文坛上的几位杰出人物。1837年出生于北票下府的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著述了《大元盛世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文史巨著，被称为“蒙古族的曹雪芹”。出生于凌源万元店的蒙古族风俗学家、思想家罗布桑却丹，于民国初年著作的《蒙古风俗鉴》被誉为蒙古族的网络全书，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1847年出生于建昌的画家张 晋，一生创作了大量优秀国画，艺术造诣高深，流传很广。这三位名家被称为朝阳文坛“三杰”。在现代文坛上，以玛拉沁夫、胡景芳为代表的朝阳籍作家也占有一席之地。
努鲁尔虎山自然保护区
努鲁尔虎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朝阳县古山子乡境内，以溪流、林木、花草、山石见长，面积达二千公顷，山谷长十余里。谷内溪水如光似练，峰回岭转，像北斗而曲折，像长蛇而蜿蜒，明灭可见；谷底巨石堆积，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有立有卧，有蹲有坐，有爬有跑，有背有抱，各具其态。山谷四周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蔚然浑秀，郁郁苍苍。一年四时不同，风景各异。春，风和日丽，草木吐绿，红杏枝头春意闹；夏，云蒸霞蔚，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秋，天高云淡，层林尽染，“万木霜天红烂漫”；冬，白雪皑皑，描银点玉，青松挺拔入云天。四季百鸟声喧，雉兔群群，獐鹿驰逐，生趣盎然。谷之深处，天然瀑布有三，特色各异，令人赞叹。
桃花山风景区
龙城区周边景点——桃花山风景区位于北票市桃花吐镇，由桃花山、寺院和桃花山庄三部分组成，是一个集自然、人文和生态景观为一体的新兴生态旅游风景区。桃花山孤峰高耸，极其雄壮。山腰有许多大岩石、层峦叠起、形状奇特。山南侧为槐树林，开花时节满山芳香。山北侧是大面积松树林，枝繁叶茂，四季长青。山顶有古井。山东侧有无底洞。山西南侧有寺庙，自古就有许多神奇的传说。
桃花山寺院建于清末，分上、中、下寺。上寺位置 最高，凭借大巨石下面的天然山洞修建而成，登之远眺，山河尽收。中寺位于山腰，也是凭借天然山洞建筑而成，寺内香火旺盛，游客不断。下寺位于桃花山西南脚下，建筑规模较大，松柏环绕，清幽雅静。寺内供奉玉皇大帝。每年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九月初九都有盛大的庙会，唱戏三天，游人数万，远近闻名。
桃花山庄位于桃花山西南侧，占地千余亩，由自然风景林、果园、养殖园、放牧园和休闲度假餐饮园组成，整个庄园重视环境保护，尊重生态与自然，形成了种、养、游三位一体生态系统完善的良性循环模式。2002年被省环保局批准为辽西第一家“省级生态农业庄园”，同时被朝阳市文联批准为“辽西艺术家活动基地”。
每年春天，山庄都举办“桃花节”和“诗、书、画”三会。秋天，山庄举办“采摘节”。山庄环境优美，绿化覆盖率高达98%，果园有桃、李、杏等十几个品种，数万株果树。山庄休闲度假村建筑风格自然古朴，土墙、草房、小桥、流水、池塘、水车，风景独特。还有“采风亭”、“风雨亭”和荷花池、游泳池等休闲设施，餐饮、住宿、娱乐设施齐全。
凤凰山风景区

朝阳大凌河风景
凰山，古称龙山、和龙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AAA级景区，位于辽西朝阳市城区东部4公里处。占地55平方公里，最高峰海拔660米。凤凰山不仅是辽西历史名山，也是燕、辽时享有盛誉的佛教圣地。早在1660年前，燕王慕容皇光就在山上修建了迄今为止东北地区最早见诸史籍的佛教寺院－龙翔佛寺，因此成为东北佛教的“祖庭”，凤凰山之龙翔佛寺成为东北佛教第一寺。后经历代建构，形成了三塔（现存摩云塔、大宝塔，凌霄塔倾圮后重修）四寺（延寿寺、天庆寺、云接寺，华严寺已不存）古建主体，此外还有北魏摩崖佛龛、辽代古道降香十八盘、清代倒座观音洞和卧佛古洞等古迹遗存。凤凰山植被丰茂，是国家濒危珍稀鸟类黑鹳的重要栖息地。自然景观主要有金驼望月、象鼻山、天然大佛等，凤凰山之龙山景区山高壁陡，谷狭壑险，或孤峰独秀，或群峦横黛，或形若苍龙游云，或神似怪兽卧岭，置身其中，奇趣无穷。

朝阳市 - 朝阳特产
麻花布
朝阳麻花布，采用家织大布为坯。以驴皮烫腊制成缕花版，缕花版用圆形、半圆形、水滴形、鸭蛋圆形、对弧形、方形、菱形、柳叶形等为点组成花卉、鸟鱼、葫芦、如意、盘肠等图案。图案构成有二手连续，如散点式、波纹式、折线式和复合式；四手连续，如散点式菱形连缀、波形连缀等。用白土子、绿豆淀纷、蛋清调成浆糊，将大布铺于平整的案板上，固定、放上缕花版，用浆糊漏印出连续的图案。待漏印的图案晾干后，放入靛蓝的锅里煮染，后将浆料漂净，就成了漂亮的麻花布。麻花布由于浆料在浸染过程形成裂纹而浸染出冰裂纹，有如腊染，可谓妙韵天成。麻花布因用靛蓝煮染，色彩鲜艳、不褪色，映衬着白色的国家，古朴典雅。是人们制作被褥、门帘、衣裳、衣裳的好布料。随着旅游市场的开发 , 朝阳麻花布会放出奇异的光彩。
山杏仁
朝阳市是我国特产—山杏仁的主要产地之一。它与河北的张家口、承德和唐山市并称为山杏仁四大基地。朝阳山杏大都为天然林，近几年人工载培林有所发展。山杏仁有甜、苦两种，杏仁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及磷、钙、铁，可加成杏仁霜，杏仁茶等滋补佳品。还可加工成工业用油，亦可作药用。山杏仁还是著名的锦州小菜原料之一，杏核可提取栲胶或活性炭，这种活性炭是造纸和高级纤维板的原料。
酸枣仁
酸枣仁堪称朝阳一宝。朝阳地区向阳的山坡、丘陵、平原及路旁，酸枣林及酸枣丛随处可见。酸枣树届蓖李科的落叶灌木和小乔木。据现代医学分析，酸枣仁中含酸枣体皂贰和桦木素、桦木酸及蛋白质、脂肪油和谷甾醇，其生仁可作兴奋剂，熟仁则为镇静剂，是消毒去火之良药。酸枣肉中含有水果中罕见的蛋白质，还合有糖、无机盐及维生素等。

㈤ 中国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是哪十大

1、烟墩堡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的重庆市丰都县，出土标本 1万余件，其中石制品 1341件，以砾石为原料，主要采用锤击法打制而成，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这在中国南方旧石器一直中尚属首次发现。 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认识南北工业传统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桥梁作用，对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研究也提供了可供对比的研究资料，具有一定科学价值和科学意义。

2、妯娌遗址位于河南省孟津黄河岸边，自仰韶晚期延续到龙山早期，居住区居北，墓葬区居南，窖穴区和制石工场居西。墓葬多有生土二层台，发现有迄今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墓葬，出土文物丰富多样，有黄河中游最大的石壁及三件形制相同、大小依序的陶铙形器等。妯娌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对王湾二期文化石器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3、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指分布于成都市的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 6 处古城，面积在 11 － 60 万平方米不等。其中郫县古城城址中部发现被若干中小环绕的面积达 55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 其内筑有 5 个长方形卵石台。古城群属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前身，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该遗址群的发现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当时的社会结构河宗教信仰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4、应国墓地主要是周代应国贵族的埋葬地，其中也包括应国灭亡后部分楚国贵族墓葬与两汉时期的一些平民墓，地属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地区薛庄乡。应国墓地共发掘应国墓葬 42 座，排列有序，具有“族墓葬”特征。出土文物数千件，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所出铜器铭文涉及大射礼、俯聘礼、帝王庙号、丧服制度，对古代礼仪制度与诸侯方国史研究有重要价值。排列有序的国君墓葬，为同时期墓葬断代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5、安丙墓 位于双河镇东 2 公里处，是南宋资政大学士、少师。鲁国公安丙夫妇及族属墓群。墓地及地面局附属物规模宏大。墓内结构反映了宋代古建筑的独特风格，尤其是浮雕、动植物、器乐等图案情态自然，形象逼真。工艺十分考究，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研和参观价值。该址的发现被列为 “96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 。 1996 年 2 月，安丙墓被当地村民挖墓坑时发现，后经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墓葬 5 座及地面附属建筑遗址 4000 余 m2 。 安丙及其家族墓座东朝西 , 由北至东南方向排列。前为九层护坎，后枕山坡。墓葬均为顶券式石构建筑 , 由墓室及墓道两部分组成 , 并设有排水系统。主墓 (m2 、 m1) 为安丙及福国夫人之墓 , 风格、大小相同。 m3 、 m4 墓墓主不详，风格、大小一样。 m5 墓与主墓相似，但小于主墓，据考证为安丙孙女安宝孙之墓。 安丙墓规模宏大，墓室雕刻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对研究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6、马楼三国吴简是1996年10月在长沙市中心的走马楼建设工地中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的。这批埋藏了1700多年的三国时期孙吴纪年简牍，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等，共计14万余枚，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这是中国上世纪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 出土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至40字。

7、北票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西山坡上，因村中有一清代喇嘛庙，庙后有山洞而得名。山坡为大凌河的二级台地，坡下为大凌河的冲击平地。东北距北票市 20 公里。墓地南 1 公里即大凌河，由此溯大凌河而上约 30 公里即朝阳市。该墓地市 20 世纪 70 年代当地村民在取土时发现的。

8、出土文物 3100 余件（套），其中铁马鞍具、成套铜鎏金镂孔带具、酱釉陶羊尊首见于三燕文化墓葬，丰富了该文化内涵。 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是迄今为止发掘规模最大的鲜卑族文化遗存，共发现墓葬 419 座，时代为 3 世纪末到 4 世纪初，出土了近 3000 件文化遗物。墓葬形式和很多随葬物等均为以往所不见，展示了鲜卑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色。头盔 . 铁甲 .. 马具组成的甲骑具装，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实物。大量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共存，表明鲜卑族内部社会结构已由游牧向农耕转变。马具金器等还可以看初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同类器物的强烈影响。

9、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多数形体较大，包括北魏至北宋延续 500 年的石 、 玉、 陶、 铁、 木和泥造像 200 余尊，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有佛、 菩萨、 弟子、 罗汉 、 飞天、 供养人等多种题材。造像有浮雕 、 镂雕、 线刻、 贴金、 彩绘，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为山东地区北魏至北齐时期的石佛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断代标本。以北魏、东魏、北齐造像为主的佛教窖藏，位于中国北部山东省的青州市。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一处延续千余年的著名佛教寺院。窖藏坑位于寺院遗址的最北部，南北长 8.7米、东西宽6.8米，坑内有规律地埋藏有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时期的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最大的高320厘米，最小的仅高20厘米。造像雕刻技巧高超，包括浮雕、镂雕、线刻、贴金、彩绘等多种技法。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为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的实物资料。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发掘是近年来中国境内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代表了自北魏至宋元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杰出成就，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及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近年来，经过我馆业务人员日复一日地整理、拼接、粘对，这些曾惨遭破坏的艺术珍品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的佛像精品先后在美国、日本、德国、瑞士、英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精品展或大型专题展。当人们看到那些面带微笑的佛像、衣着雍容华贵的菩萨、呼之欲出的飞天、生动活泼的护法和多姿多彩的荷莲时，无不被其深深折服。

10、双乳山汉墓东北 1.5公里处的福禄山顶部椰油两座陵墓，封土高大，保存尚好，其形制、排列、规模等都和双乳山汉墓相似，所以我们推测也是西汉济北王陵，显然，这里应该是稀罕济北国的王陵区。福禄山汉墓的发现，也为证明双乳山汉墓为西汉济北王陵提供了佐证。墓葬凿山为陵，为呈甲字形的竖穴石扩木椁木，主要由封土、墓道河内外墓室几个部分组成，总长85米，总深22米，凿石量约8800立方米。墓主人二椁三棺殓葬，出土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金饼、车马器具等2000余件，该墓未经盗扰，保存完整，增加了对汉代考古、历史的认识。

在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附近新发现的两座吐蕃古墓中，发掘出大量丝织品及绘在棺木上的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的彩色木板画。

㈥ 关于我国原始农业兴起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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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起源，古籍中有许多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经常要归功于伟大的神农、后稷和黄帝或其他帝王、名臣等等(1)。但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农业的起源，仅凭古史传说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丰硕成果。近半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国原始农业的基本面貌，而近几十年来的民族学，又使这个基本面貌更加清晰和生动。

一．农业的发明

农业是在采集基础上产生的。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在长期的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长，经过无数次的实践，终于将它们栽培、驯化为农作物，从而发明了农业。当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时，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曾在山西省朔县峙峪和沁水县下川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石刀、石锯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采集野生谷物的工具。其年代是距今28000—120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更新世晚期，当时处于冰期和间冰期交替之中。冰期气候干冷，狩猎不易，植物减少，人们的食物匮乏，迫使人们努力去采集野生植物充饥，也加深了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认识。在距今13000—12000年左右，处于间冰期，气候转为较温暖湿润，草本作物生长较为茂盛，禾本科植物增多，人们更易于采集到野生谷物，也会更加珍惜这些野生谷物。人们先是注意加以保护，然后尝试进行种植。一旦尝试成功，就会加以推广。农业也就诞生了。

因此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将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让它生长，到成熟时用手摘取，这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民族学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云南的独龙族就是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既清除了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又可利用带起来的泥土掩埋种子。农作物长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和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2)

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1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稻作遗存和水稻植硅石，可能就是属于这一阶段。玉蟾岩遗址发现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属栽培古稻，其年代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环遗址的植硅石鉴定结果，表明12000年前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为食物。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经出现。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年代为距今11000—8000年。(3)这3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典型的农业工具，可见当时的种植水稻的方式是与上述云南独龙族类似。

与此阶段同步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能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如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0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年)等。这一阶段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被称为“火耕”或"刀耕火种”。

大约到了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农业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谷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扩大种植面积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压力。但是天然的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毕竟有限，必须开辟新的耕地。人们除了用火焚烧地面上的野草杂树之外，还要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和刨掘树根，平整地面，以便于播种，使庄稼顺利生长。而这些作业仅凭双手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工具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用来砍伐的石斧、石锛，用来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脱壳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栽培驯化，野生的谷物逐步进化，品质得到改良，初步脱离了野生状态，产量相应提高。农业也就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了。但是，当时还不可能会对土地进行施肥，因此种植几年之后，地力衰退，产量下降，就将土地抛荒，另辟新地种植。称之为抛荒制。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体上是属于这一阶段。如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距今7800—7300年)，黄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游的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遗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遗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乡县罗家角遗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耜、骨耜、木耒(痕迹)、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一整套农业工具，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稻(籽粒或壳)，属于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此外，还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脱离了火耕阶段。特别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农具，而整地又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因此这一阶段的原始农业也被称为“耜耕农业”。

大约从距今6000多年开始，原始农业进入了时期。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农田的开辟，产量的提高，有了更多的粮食可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可以比较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定居，村落规模逐渐扩大。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们去耕种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和饲养更多家畜，导致原始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农具的种类增加，石质农具通体磨光，制作得更加精致、实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农田得到进一步整治，修整沟渠等排灌措施，对田里的庄稼加强保护管理(如铲锄杂草，驱赶糟蹋庄稼的野兽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址，都属于这一阶段。考古学家不但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木、石、骨、蚌质地的农具和数量众多的粮食作物遗存以及畜禽骨骼，更为难得的是发现了农田遗址。如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和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6000年前的水田遗址。特别是草鞋山遗址的水田是由小块水池状的水田串联而成，小者几平方米，大者十几平方米，互相间有水口串联，并有水井、水塘、水沟等配套设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已日趋成熟。同时也表明原始农业的耕作制度已由原始的抛荒制进步到熟荒耕作制，而南方则可能已是连续耕作制，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大约从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这段时间里，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达时期。农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实用，种类增加。如石锄、石镢的普遍使用，石铲更为扁薄宽大，精工磨制，出现了有肩石铲、穿孔石铲、穿孔石刀，石镰的制作也较以前进步，粮食加工工具杵臼的出现和推广，晚期还出现了石犁，标志着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增多，粟、黍、稻、麦、豆、麻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种植已扩大到黄河流域，粮食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畜牧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后代称为“六畜”的马、牛、羊、猪、狗、鸡等均已饲养，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水井的开凿并被使用到生活和生产上，给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们可以向距离河流和泉水较远的地区扩展。发达的原始农业不但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为积累了财富，而且为制陶等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也为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等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已形成三大经济类型，即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基本上已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大体格局。二．作物的栽培

农业的产生是以粮食作物的栽培为标志。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农作物标本，说明黄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种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经种植小麦。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则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粟 粟是属于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原产于中国北方，一直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它是从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的。何时驯化，尚不清楚。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炭化粟粒、粟壳或谷灰。其中最早的为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省新郑县沙窝李遗址，前者距今8000年左右，后者距今7000多年。磁山遗址共发现了88个存有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均堆积在窖穴的底部，十分疏松，出土时略为潮湿，颜色显绿，风干后成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状。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颗粒完整，外部形态圆隆饱满，直径约2毫米，与粟粒基本相同。经灰象法鉴定证明是粟。有些窖穴的底部粮食堆积中发现有完整到陶盂，可能是盛取粮食的容器。有些窖穴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整齐地摆放着猪、狗等家畜(骨架)，可能是存放粮食时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而放人的。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发现一片面积约o．8—1．5平方米比较密集的粟的碳化颗粒。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这些粟粒有的是存放在窖穴里，厚达18厘米。有的是放在陶瓮、陶罐或陶钵中。其中有的可能是作为种子而保存的，也有的是放在坟墓里作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4800多年的粟粒，体积达1立方米多。说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后，粟也成为黄河下游的主要粮食了。

黍、稷 黍稷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者称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者称为稷。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说明黍在中国的栽培也有近8000年，与粟一样古老。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和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也都发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壳。在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里，还发现了堆积达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作为种子贮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遗存。它们和粟一样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麦 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麦的遗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和大麦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出土了数百粒小麦，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大麦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来麦子在新石器时代还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稻 稻是一年生的禾本科草本作物，喜温暖、潮湿，是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最主要粮食作物。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来的。驯化的时间大约在1万多年前。考古学家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但已具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而且可能已尝试人工种植。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3粒半1万年前的稻粒，其中一粒是野生稻，其余属古栽培稻。在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也发现了1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也发现了9000年前稻作遗存。这就证明我国栽培水稻的历史已有万年之久。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种植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颇具规模。考古学家在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李家岗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壳和稻谷遗存，有的保存极好，出土时如同新鲜稻谷。在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经鉴定都属于古栽培稻。说明已经越过选育、驯化阶段，形成了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大约到了7000年前，我国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发展阶段。淮河流域下游、长江中下游都已发现很多稻作文化遗址，如湖南省的临澧县胡家屋场、岳阳市坟山堡遗址，湖北省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以及秭归县柳林溪遗址，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说明这一时期，稻作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种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到了6000年前，我国的原始稻作开始进入发达阶段，水稻种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规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种植已经遍布长江流域各地以及华南、闽台地区，甚至连黄河流域(如陕西、河南、山东)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水稻的驯化、培育成功，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巨大成就之一。

蔬菜瓜果 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粮之外，还要吃蔬菜瓜果。根据资料，商周时期我国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已经相当发达，推测其起始年代应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目前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葫芦、菱芡、甜瓜子、莲子、桃核、梅核、枣核、栗壳以及菜籽等实物，年代最早可达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野生植物，看来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培育粮食作物方面，同时采集一些野生果实充饥，不可能有人工种植。不过，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曾出土过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的一座房子遗址里发现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内盛碳化了的菜籽，经鉴定是属于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将菜籽装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显然不是为了食用，应该是供来年种植使用。由此可见，我国人工种植蔬菜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国，至今仍然是民间最主要的蔬菜。

纤维作物及蚕桑 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兽皮夏穿树叶，以后逐渐学会利用野生葛、麻的纤维纺织布料制成衣服。当原始农业发展以后，人们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尝试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也从采集野生的蚕茧进而学会养蚕缫丝纺织衣服。这个过程可能要晚于粮食作物的栽培，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才发展起来的。首先被驯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异株植物，雌株结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为粮食，被列为“五谷”之一。雄株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过程中发现了雄麻纤维可做衣料，从而逐渐加以栽培种植。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内出土过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残迹，是目前最早的实物标本。另一种纤维作物苎麻是雌雄同株，大约与大麻同时被种植，浙江省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了一些苎麻布和苎麻绳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纤维植物，但是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过6000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说明当时原始先民可能已经有意识的加以保护利用，甚至也可能尝试种植它。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饥过程中，会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利用野蚕茧丝，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终于将它驯化成家蚕。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两件5400年前的陶蚕蛹，钱山漾遗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蚕丝带、丝线和绢片。可见至少在5000年前，我国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这是纺织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说明黄帝“淳化……虫蛾”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

三．家畜的驯化

在旧石器晚期，由于狩猎工具的改进和狩猎经验的积累，人们捕捉野兽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将一些暂时不吃的活的野兽或小动物放在天然地洞内或圈以栅栏养起来，以备日后捕捉不到野兽时食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洞养或圈养的野兽也越来越多。天长日久，部分野兽的性情开始渐渐温顺起来，进而驯化为家畜。这样就开始了原始的畜牧业。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与农作物的栽培同步的。从考古资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经开始饲养狗、猪、牛、羊、马、鸡等家禽家畜。

狗 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早在狩猎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进入农业时代，狗会有一部分成为肉食对象。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为家畜之一。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华北狼有很大区别，已具备家养狗的特征。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狗的形态特征。

猪 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家猪骨骼，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猪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7000年前的陶猪模型，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猪鬶，其形态则属于典型的家猪。在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经常以猪作为随葬品，说明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可见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羊 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羊一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对象。因此北方的遗址中发现的家羊遗存较南方为多。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陶塑器盖把纽，呈羊头状，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过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发现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陶羊，其形态属于家羊。看来，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驯化已经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养羊，因此，各地的遗址发现羊骨骼也较多。

牛 作为肉食的牛，主要是黄牛。耕牛则包括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它们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过黄牛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牛的残骨和牙齿，半坡遗址也出土过牛的牙齿，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还发现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齿。说明牛的驯养早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饲养黄牛。水牛的饲养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遗址也出土了7个6000年前的水牛头骨。在北方，山东省的大汶口、王因遗址，河北省的邯郸涧沟村遗址，陕西省的长安客省庄遗址，都发现过水牛骨骼。可见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牛已经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了。

马 马的驯养比较晚，在我国一些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未发现马的遗存。我国家马的祖先是生活在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蒙古野马，最早驯养马的也应该是这一地区的先民。只在半坡遗址发现2颗马齿和1节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马。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东省历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市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出土过马骨。

鸡 鸡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发现原鸡的遗骨，西安半坡遗址也发现原鸡属的鸟类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条件加以驯化。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山东省滕县北辛等遗址都有家鸡遗骨出土，说明家鸡的驯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都已饲养家鸡，成为主要的家禽。总之，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猪)在新石器时代都已经驯养了，除了马较晚之外，其它畜禽驯养的都早到七八千年前，远远超过传说中黄帝“淳化鸟兽虫蛾”的年代。

㈦ 禹州商周古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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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评选出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按时代先后排列如下： 1.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发现； 2.云南元谋人的发现； 3.陕西蓝田人的发现； 4.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金牛山人的发现； 5.广东曲江马坝人的发现； 6.河北阳原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7.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8.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9.湖南道县玉蟾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 10.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1.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2.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3.湖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遗址的发掘； 14.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5.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6.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7.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8.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9.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 20.重庆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1.湖北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2.河南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23.河南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4.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25.上海青浦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6.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27.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28.湖北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29.甘肃临洮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0.青海乐都柳湾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 31.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掘； 32.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3.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4.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35.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
追问：
晕，我爷爷那一辈啊
回答：
我的第二个补充回答的前几项应该合适。第一项1930年就已经发现、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