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是华夏文明吗

1. 陕北榆林石峁遗址的发现为什么被称为“石破天惊”

因为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处重要遗址，石峁遗址在规模、形制、内涵、所处时代和所处位置上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它的发现足以改写华夏上古历史，所以才被国内学者以“石破天惊”来形容：

1、从规模上，石峁遗址占地超过四百万平方米，超过了著名的良渚和陶寺等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完全超过了人们的认知，而且对这种古城目前还找不到任何的史料存在，这在特别重视古文献和田 野考古相结合的我国是非常特殊的案例。

5、石峁所处的位置远离传统学者认为的华夏文明核心区域之外，更靠近草原地带，一般被认为是文明落后地区，但石峁的发现证明四千多年前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发达的文明，这一文明又在历史上无声无息，对它的深入研究必然将改变上古华夏文明的固有认知体系。

2. "2019行走黄河""石“破天惊，这里深藏哪些华夏谜团"

《行走黄河》这个节目发现的石峁遗址，让观众了解到古代的纴木建筑技术，也让观众了解到古代独特的玉门瑶台的特色。任何一个遗迹的出现，都会让观众更加深刻了解到古代的历史文明，华夏谜团真的很多，还需要考古专家更努力去发现，去验证他们的存在；那些我们所好奇的谜团，其实就安静地埋藏在地下面，等待更多的人去发现它们。

这个看起来散乱的石峁遗址，却诉说着华夏文化的开始。

3. 中国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城址，和华夏文明有什么关系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所以，它属于考古学概念。

石峁遗址的得名，是它位于现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村，所谓“峁”，就是指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黄土丘陵”。这个地方发现之后，地处黄河之畔、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就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且，它也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

同时，发现的殉人也证实这一点。由于盗墓原因，墓主已经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墓中有一具年轻女子的尸骨，其姿势仍是当年那样，侧身面对着自己的主人，身体呈弯曲状，就如生前的那种卑躬屈膝。这些都提示：当时的社会，应该已经有了奴隶社会的明显特征。

这些考古人员的发现，对于研究4000年前的社会结构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至于石峁遗址能否和华夏文明相关联，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然而，此处的发现，并不妨碍大家将目光投向于更加遥远的年代，中国文明发源的一些秘密，也许就藏于这些遗址中，三皇五帝的传说也许从来没有离我们太远。

4. 一个叫什么峁城遗址距今4200年

石峁（mǎo）遗址是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夏早期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位于陕西回省神答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的秃尾河北侧山峁上，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初步判断其文化命名为石峁类型，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据专家研究有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也有专家提出了质疑，但是随即著名史前考古学家沈长云先生的反驳； 石峁遗址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窗口，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的中心。
石峁遗址是距今约4000年左右，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这个曾经的“石城”寿命超过300年。1976年，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戴应新在山西进行考察，从山西民间听到关于神木石峁的一些信息，于是专门到石峁考察，此后先后有来自西安和北京的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
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以及“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5. 哪一个遗址能解释华夏的存在，还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前夜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所以，它属于考古学概念。石峁遗址的得名，是它位于现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村，所谓“峁”，就是指中国西北地区的一种“黄土丘陵”。这个地方发现之后，地处黄河之畔、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就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且，它也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

同时，发现的殉人也证实这一点。由于盗墓原因，墓主已经已经无法考证，不过，墓中有一具年轻女子的尸骨，其姿势仍是当年那样，侧身面对着自己的主人，身体呈弯曲状，就如生前的那种卑躬屈膝。这些都提示：当时的社会，应该已经有了奴隶社会的明显特征。

这些考古人员的发现，对于研究4000年前的社会结构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至于石峁遗址能否和华夏文明相关联，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然而，此处的发现，并不妨碍大家将目光投向于更加遥远的年代，中国文明发源的一些秘密，也许就藏于这些遗址中，三皇五帝的传说也许从来没有离我们太远。

6. 神木的石峁古城遗址难道还不能证明夏朝存在吗

夏都迁都多少次了？不是夏朝遗址？凭什么确认。石峁遗址和大禹出生活动时间相符，和大禹出中原治水路线相符，且为石头城。大禹之父用石墙堵洪水，失败，说明他父亲是擅长建石头城的人。且禹都有这样的规模很正常，因为其子是夏朝的缔造者，第一个大一统的奴隶制王朝，所以能有这样的规模正常，而且用人祭祀在奴隶制王朝中非常正常。还有最近有人说什么黄帝的帝都。。。尧都有4500历史，尧的祖先黄帝就比他晚吗？还什么同一时期的不同部落的人，完全胡说八道。。。有一切都合乎情理合乎历史传说及记载的答案不去证实，搞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答案去误导他人。请考古人员切实客观的按专业来进行挖掘查证。

7. 石峁遗址的保护工作

石峁遗址发现于上世纪70年代，因数千件流散的玉器而闻名。由于遗址的范围大，遗址范围内的修路、取土等建设活动，甚至对遗址的滥挖、盗掘等仍时有发生，遗址的保护形势急迫。鉴于遗址的重要性和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与会学者纷纷呼吁，应在当地尽快设立石峁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对遗址的日常监管和看护。同时，尽快制定保护措施和遗址的保护规划。
通过加强宣传，增强当地居民文物保护意识，避免遗址进一步遭到破坏。加大对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打击盗掘的力度。保护好遗址是后续所有工作得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神木的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如何同经济发展相协调，如何保护展示，这是政府应当慎重并着手考虑的。专家希望，石峁遗址的发掘能纳入到当地文化建设的体系，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尝试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协调发展。陕西省文物局刘云辉副局长表示，将会继续大力支持做好石峁遗址的文物考古及遗址保护工作，推动石峁遗址的研究走向深入。 黄帝活动在石峁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史有明言的，那就是《史记》、《汉书》有关黄帝的陵墓在距石峁不远的陕北子长一带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查《汉书·地理志》，其上郡阳周县下确实记有“桥山在南，有黄帝冢”的字样，阳周即今陕北子长县，当今陕西黄陵县以北偏东三四百里的地方。除此之外，《汉书·地理志》上郡肤施县下还记载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陕西榆林，在子长县北，毗邻石峁所在的神木县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黄帝的冢墓，还有人们祭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同时,依据《潜夫论·志氏姓》、《列子》、《山海经》《大荒西经》、《左传·成公十三年》、《国语·晋语四》、《国语·齐语》等典籍分析,认为不仅黄帝后裔白狄在陕北地区活动，黄帝部族的直接后裔周人的也都在陕北活动。
最后，沈长云教授再次强调，根据考古专家发现石峁古城的年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正与黄帝活动的时间大体相当，由此更能确定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所居。 《光明日报》国学版（2013年4月15日第15版）刊发了烟台大学人文学院陈民镇先生《不要把考古与传说轻易挂钩》一文，认为把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挂钩，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石峁古城有没有可能是黄帝后裔的居邑呢？在传统的古史观念中，黄帝与尧舜等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徐旭生先生所说的“华夏集团”。
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距今约4300年，相当于“龙山时代”。我们知道，“龙山时代”是中国文明发生的关键阶段，中国文明在这一阶段逐步定型。过去一般将“龙山时代”的年代定为距今4600年至4000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龙山时代”的上限在距今4300年，良渚文化的下限在距今4300年以前，这一调整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需要我们重视。如果同时代山西襄汾的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那么陕北的石峁古城是否便是黄帝部族的居邑呢？
这便涉及到黄帝的时代问题。《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如果这一记载有一定的根据，再结合《说文》中一“世”三十年的记载，黄帝到大禹之间间隔了900年。结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夏代始年的认识，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实际上这也是通常人们对黄帝时代的认识。如果石峁古城直接与黄帝有关，至少是与一般的记载相冲突的 。 来源： 光明日报
拙文《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发表以后，引起学界不少人的关注。其中有对拙文提出批评者，如陈民镇先生。他认为我的论证是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说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他承认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在龙山晚期，但却以同时代的襄汾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为由，提出尧舜以前的黄帝不会居住在石峁。按照《路史·发挥》“黄帝至禹，为世三十”的记载，他认为黄帝的年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我有关石峁古城为黄帝部族居邑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石峁遗址所属的考古文化只是反映了北方草原文化的性质和游牧传统，与黄帝代表的华夏文明是不相称的，石峁古城可能是北方草原文明的人群对南方农耕文明的一种防御性建筑。
所谓不要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与古史传说轻易挂钩，这话我也赞成。但这里的关键似乎并不在可否让考古学遗址与古史传说挂钩，而在于这样的挂钩是否准确与合理，或如作者所说，在于你这个钩挂得是否轻率与简易。实际上，当今考古界这类“挂钩”的做法早已屡见不鲜，如将登封王城岗说成是禹都阳城、将襄汾陶寺遗址说成是尧舜都邑等等。作者对此并未加以反对，却独反对“将黄帝文化落实到某种考古文化”，这是何道理！想必作者会说，其所主张的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然而学术研究的是非优劣难道可以用“大多数”或“少数”作为评判标准么?
“大多数学者”所称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理。如当今多数学者（包括作者）都说陶寺古城是尧的都邑，然而先秦古文献到底有哪一部明确指出尧都在今山西襄汾陶寺的呢？《史记》只是说“昔唐人都河东”，后人将唐人理解为陶唐氏，又将陶唐氏说成是的尧的“号”，于是变成了尧都在河东。殊不知顾颉刚早就指出：“在《左传》上，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见《古史辨》第一册），《鹖冠子》中甚至有“尧伐有唐”之语，《吕氏春秋·古乐》亦分陶唐氏与帝尧为二事，是尧与唐并不能混为一谈。他之后的徐旭生虽仍坚持帝尧陶唐氏的说法，却又对陶唐氏在河东（即晋南）的认识大加批驳，说陶唐氏旧地只是在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事实上，《史记·货殖列传》早有“尧作于成阳”的记载，成阳在今山东菏泽地区，不知今学者为何置《史记》的记载于不顾。限于篇幅，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也不能对舜的居邑及夏文化的地域等问题展开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我有关论述的文章。这里只是想借此例子表明，不在“大多数”范围内的学术主张，不一定就是没有道理而应该被弃置不顾的。
回到黄帝与石峁古城关系的争议上来，我感到作者对我的批评，仍是靠着“大多数”立论，以所谓“一般认识”作为是非标准，提出他的不同于我的主张的。
首先是黄帝的年代问题。前已指出，作者强调陶寺古城与尧舜有关，就是为了显示作为“五帝”中的后两位“帝”生活在龙山时期，即石峁古城开始建造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来衬托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与石峁古城无关。说黄帝为“五帝”之首而远在尧舜之前，当然是“一般认识”，然而这个认识对不对呢？当今学者，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开始，包括徐旭生，实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马迁《五帝本纪》所记述的那样一套以黄帝为首，其他几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了，大家都承认所谓“五帝”实只是史前各个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并且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去证明这各个部族的首领在历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黄帝，其作为周人的祖先，我们到底有何证据说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们把黄帝——周人这支氏族的世系与颛顼诸帝的世系比较的结果，还是有什么确切的史料证明黄帝生活的时代一定比诸帝久远？帝喾据说是商人的祖先，我们姑且相信这个说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并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说明，凭什么就说他一定在黄帝、颛顼之后，而在尧舜之前呢？所可论定者，大概只有颛顼在尧舜稍前的一些时候，因为有《左传》诸书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说颛顼作为有虞氏的首领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无从论定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作者在这里给出的黄帝距今5000年而在尧舜之前的“证据”，即所谓《竹书纪年》的记载。不幸的是，这条记载的可信性却很值得怀疑。一则，据陈梦家、方诗铭诸家的研究，《纪年》的编年纪事实起自夏，今《路史·发挥》所引《竹书纪年》提及黄帝之事，并非《纪年》原文。其二，就“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这句话而言，亦是罗泌隐括其所用材料之语，非《纪年》原文，而罗泌著《路史》在《今本纪年》之后，并有摘抄《今本》之行为，安知此语不是罗泌据《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结论？我想，即令这句话出自真的《纪年》，也没有必要信以为实，因为《纪年》写作在战国末年，其时已有将黄帝等传说中人物编在一个谱系上的书籍出现，此与黄帝等人本来的部族首领的形象已发生了很大改变，《纪年》照此而称说黄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岂可信以为真。这里，我倒想问，除了这类战国晚近的文献，还有哪些先秦时期的古籍能够提供黄帝距今5000年的证据呢？
其次是黄帝与华夏暨华夏文明的关系问题。作者仍按老套路说，黄帝作为一般认识中的“华夏始祖”，其所创造的文明当然是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只分布在长江、黄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黄帝及其部落不会在北方长城地带留下他们的足迹。这套看似有理的说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它无法回答何以有那么多文献，而且是较早的文献提到黄帝活动在今北方长城地带的问题，如拙文所举，不仅陕北留有黄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黄帝与蚩尤征战并在那里“合符”和作为都邑的文献记载，还有他的后裔白狄族与周人活动在陕晋一带的记载与考古学遗迹。作者对我所举的这些论据未做正面回应，也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看来，作者是混淆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祖先黄帝传说与真的黄帝部族的历史这二者间的界限。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华夏民族形成以后体现在华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而我国华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各蛮夷戎狄的长期融合而成为一体后才出现的事情。至于华夏族何以奉黄帝为共同祖先，并把他置于诸位祖先之首，则是周人属于黄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缘故。作为周人祖先的黄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这与他日后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而被当作华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两回事情，二者互为关联却并不矛盾，我们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实背景。
最后是石峁遗址及所属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作者将石峁古城所属的考古学文化归入草原文化的范畴，将石峁居住的人群视作与南方农耕文明相对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不严密又不科学。所谓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开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风光的。石峁遗址属于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基本属于一种农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阶段，而石峁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开沟文化的早期。这里涉及到朱开沟文化分布区域早晚期地理环境的变迁问题。学者研究，当朱开沟文化的早期，其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尚为森林草原景观，降水量也较多，是较适宜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的，考古发现也证明其时朱开沟的农业生产已发展到较高的程度（田广金《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页）。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这个地方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环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观转化，当地的经济也才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这已相当于商代开始的时期了，我们不能以后例前，说黄帝时期这里的人们就是从事畜牧业经济，甚至是“游牧经济”。可以设想，正是这样一种气候环境的变迁，才促使居住在这里的黄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东徙南迁，才有了后来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并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为主导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华夏民族的形成。从这个角度看，石峁古城作为周人祖先黄帝族的居邑，也可称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

8. 石峁遗址的发掘意义

地处黄河之畔、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中国文明的前夜”入选201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以公元前2000年的三重石头城墙和玉画双绝的英姿乍露，吸引着考古学家的目光。
石峁遗址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元性和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资料。有国内专家直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石峁城址的发现。石峁城址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所对应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聚落形态演变、人地关系及遗址的功能。
石峁城址还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背景，更对进一步了解早期的历史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发现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中国史前格局的认识。
2012年10月，经中国考古学会、国家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等40余位考古专家，对神木县石峁遗址发掘现场联合考察认为，石峁遗址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城址，对于进一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遗址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
经过大量考古调查、勘探和部分发掘，考古队在遗址中发现了保存相当完整、基本可以闭合的石砌城墙及城门、角楼和疑似“马面”等附属设施。通过分析调查，专家初步认定石峁城址应当始建于龙山中期，延续至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阶段，无疑是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是黄河腹地二里头遗址之外一个重要遗址。

9. 石峁遗址的历史年代

根据清理出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并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专家初步认定最早一处是“皇城台”修于龙山中期或略晚（距今4300年左右），兴盛于龙山晚期，夏（距今4000年）时期毁弃，属于中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这个“石城”的寿命超过300年。

10. 哪一遗址反映了夏朝的文明

夏墟，夏朝的都城遗址，一般指洛阳二里头遗址。

墟是有人住过而现已荒废的地方，如殷墟，加朝代名，则指历史上该朝代都城遗址。由于都城变化，夏墟、殷墟都有不同地点的。

中文名
夏墟
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市
简介
夏朝的都城遗址
发掘时间
1959年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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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沿革

遗址价值
位置境域
洛阳市盆地的夏朝都城，发掘过的有偃师二里头遗址夏墟。
年代分布约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00年（一说前1730年～前1720年）。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地，并初步被确认为夏代中晚期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盆地偃师市二里头村，该遗址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面积约3平方公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认为我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
发掘沿革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和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证实了殷商的存在。对《史记·殷本纪》的肯定，必然引发出《史记·夏本纪》也为信史的认识。由此，二十世纪5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课题。1959年夏，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二里头遗址宫殿基址群发掘现场
经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数十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获，1977年，夏鼐先生根据新的考古成果又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该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此遗址的兴盛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已持续了四十多年，遗址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迹有宫殿建筑基址、平民居住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墓葬和窖穴等；出土的器物有铜器、陶器、玉器、象牙器、骨器、漆器、石器、蚌器等。遗址的中部发现有3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其中，最大的两座已正式发掘。宏伟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平面略呈正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根据出土的遗迹现象，可以将1号宫殿建筑基址的主殿复原成一个“四阿重屋”式的殿堂，殿前有数百平方米的广庭。基址四周有回廊。大门位于南墙的中部，其间有3条通道。这样的宫殿建筑只有掌握了大量劳动力的统治者才能建成。由此也可证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建筑，虽时代较早，但其形制和结构都已经比较完善，其建筑格局被后世所沿用，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