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桶环遗址位于

㈠ 鄱阳湖流域真的会有惊世考古大发现吗

江河湖泊从来都是孕育文明的地方，鄱阳湖同样如此。浩瀚的鄱阳湖流域有着广阔的平原，所以，这里成为人类早期的聚居之所。人们围绕鄱阳湖劳作，农耕、织布、渔猎……生活在这片流域持续上演，早期的人类文明也在湖畔冉冉升起。

考古学家在对这两处遗址进行多次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兽骨以及夹粗砂的条纹陶、绳纹陶，还有野生稻植硅石。据科学探测，这些陶器距今约两万年之久，稻作遗存距今约一万两千年。这样的结果震惊了考古界——这里发掘的陶器和稻作遗存年代，超越了世界上迄今发现的任何一处遗址。

㈡ 江西境内至今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地点在

仙人洞 江西境内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地点在万年县仙人洞

㈢ 发明谷种的人是那里的叫什么名谢谢

是谁发明了水稻栽培？ ――探访万年仙人洞 2004年9月下旬，江 南一个典型的阴雨天，公路两旁的稻穗已经开始变黄，对面的大荷山不到300米高的山顶上云雾缭绕。站在名为“吊桶环”的小丘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打量了一会儿脚下细雨中的大源盆地，转身对我说： “这个地方与10多年前没什么变化。当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差点错过了吊桶环，这一带有很多洞穴，我们调查了仙人洞和附近一个蝙蝠洞，回来经过吊桶环时，我们的向导、万年县博物馆的王炳万馆长对我们说：要不要停下来看一看？我曾在小山顶上捡到过碎陶片。然后我们停车上来看，这一看不得了，找到了一万四千年前的栽培稻，最后这儿发掘的东西比几百米外的仙人洞还多。我们猜测这儿是仙人洞人的‘屠宰场’。” 1．4万年前的栽培稻（或者按照考古学家“保守”一点的惯例，只说“1．2万年前”），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也就是说，可能是仙人洞和吊桶环一带的先民种下了世界上第一棵水稻，这种奇妙的作物从赣东北这个数平方公里的小盆地播向世界，后来养育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 天生一个仙人洞 “首届稻作文化旅游节”和“第四届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正在江西万年只有数万人口的县城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并非所有出席研讨会的学者都同意“万年为世界栽培稻起源地”这样的陈述，在学者眼中，稻作农业发展史的面目就更加扑朔迷离了。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卓有成效的发掘研究不过10年，关于栽培稻和世界稻作的起源，还将有许多争论和新材料的呈现。 但近年来，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重要性无疑已得到学界公认，并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这儿出土了上万年的栽培稻植硅石和上万年的陶器，还有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期间所有阶段的大量石器、骨器、动植物遗存，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权威、北大教授严文明曾指出，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是国内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地层关系最完整、清晰的地点。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发现玉米栽培起源地的美国人马尼士博士，1993年和1995年两次作为美方负责人参与对该遗址的中美联合发掘，他认为，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了许多以前没人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事，是农业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水稻栽培的证据”，“通过国际合作调查，我们可以改写部分中国历史”。 万年县位于鄱阳湖东南岸，属亚热带湿润气候，从古至今都堪称稻米之乡。在离万年不远的东乡县，发现有最靠北的野生稻分布。从明朝开始，这儿出产一种进贡皇帝享用的“万年贡米”，米粒细长，香而不腻。据说万年部分农村今天沿用的谷仓形制，仍与汉代记载一模一样。 从县城往东北方向沿乡村公路行约10公里，便进入大源盆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写有田园诗句的宣传牌立在青黄的稻田间，穿过稻田和青青大源河水，走到小荷山的南山脚下，我们便见到仙人洞人1万年前的居所。这些发明水稻栽培的先人果然聪明，仙人洞的“风水”无疑是一流的。仙人洞是一座冬暖夏凉的石灰岩溶洞，纵深约40米、底宽约19米、弧顶约高14米，洞口约两米宽。仙人洞前方是大源盆地平坦的盆底，大源河蜿蜒流过。出洞口往右800米即为地势稍高的吊桶环。 在“六山一水两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万年县境内，像吊桶环这样的小丘随处可见。“吊桶环”丘顶上有一对巨石如力士抵角，形成一天然岩厦顶棚，下面可供人避雨、穿行，因形似当地人挑水用的吊桶把手而得名“吊桶环”。专家猜测，吊桶环以前可能也是一个封闭的山洞，后来部分坍塌才变成可穿行的过道；仙人洞人可能先住在吊桶环，后来在水位退落时搬到更低的仙人洞，而把吊桶环当做处理猎物和采集物的生产场所。 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大多在喀斯特溶洞发育地区。中国有名的古人类化石，如北京猿人、柳江人、马坝人、金牛山人、和县人、山顶洞人等，均发现于石灰岩洞穴中。原始人类在学会建造房屋之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冬暖夏凉的石灰岩洞穴栖身。万年仙人洞所在的大源乡及临近的盘岭正是石灰岩溶洞较多的地区，大源另有一座大型溶洞，名叫“神农宫”。神农氏正是中国古籍记载及民间传说中发明水稻栽培的先人。 天下水稻本一家？ 11年前，赵志军是作为美国密苏里大学植物考古学博士出现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发掘现场，今天他借“万年稻作文化节”和“第四届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故地重游，身份已成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两次重要发掘的参与者和遗址出土文物中栽培稻植硅石的鉴定者，赵志军可说是本届农业考古研讨会上最受关注的人。他提醒记者注意“栽培稻”起源和“稻作农业”起源的区别，在1998年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赵志军就提出这种观点：从最初下意识的水稻栽培行为到稻作农业的形成，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栽培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稻作农业的出现，稻作农业的形成标志还包括生产工具、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等。 “我们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越来越晚近的地层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栽培稻植硅石，这表明栽培稻的比重不断增大，但同时发现了大量兽骨和鱼骨，显示仙人洞人的生产方式仍以渔猎为主，所以我不能说这儿的栽培稻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在浙江河姆渡发现的7000年前的大量稻谷，意义有所不同，因为看起来水稻栽培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 “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是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所以，世界上以稻米为主食的2／3的人类要感谢仙人洞人。”赵志军笑道。 “但我不认为天下水稻都源自一地，我倾向于水稻多起源说。今天的栽培稻有粳稻和籼稻之分，粳稻适于北方温带气候，生长周期较长，米粒短胖；籼稻米粒细长，适于南方亚热带气候，生长周期短。通过基因分析，人们发现，粳稻和籼稻的差别比它们各自与野生稻的差别还大，所以它们很可能有各自的起源地，从野生稻就开始有区分了。” 坚持天下水稻本一家的一元起源论者也不少。他们认为从野生稻到栽培的籼稻和粳稻之间，存在一种粒型由细长变得越来越短胖的趋势，适应的地域也越来越广。野生稻的变异能力很强，完全可能发展出粳籼这样不同的品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朱乃诚研究员提出水稻“中心起源、边缘发展”学说，颇得人心，指栽培稻在一个中心地区起源，然后逐渐扩散，在周边地区发展、成熟。争论的焦点是那一个中心起源地“花落谁家”。 自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掘后，颇有睥睨群雄之意，与它争夺栽培稻发明权的最有力竞争者要算湖南道县玉蟾岩，那儿也是一个古人类住过的石灰岩洞穴，也发现了上万年前的栽培稻，而且发现的是稻谷（三粒半稻谷），不仅是植硅石。道县附近的江永县也有野生稻的存在。一些湖南的研究者便因此极力主张道县栽培稻的优先权。 江西万年和湖南道县均属于长江中游地区，因此也有学者将栽培稻起源地圈定为“长江中游”或“长江中下游”。这种看法有渐成主流之势。 但其实很多学者心中都清楚，栽培稻起源到底是一元或多元，不同遗址的水稻间是什么关系，还会不会发现更早的栽培稻，这些疑问至今并没有最后结论。 那两年我看了两万个显微样品 提到植硅石和稻谷的差别，该请赵志军博士介绍一点技术细节了。 考古学是一门综合多种手段和方法、思辨与实践并行的学科，好的考古学家都是左右脑并用的有趣人物，这一点往往超越行外人的想像。植物考古说起来有点玄，你想，水稻在地层中埋了上万年，还有多少蛛丝马迹可寻呢？而且，还要区分出野生稻和栽培稻！？ 赵志军介绍说，所谓植硅石，是指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石化细胞，因为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从土壤中吸收液态二氧化硅，充填在细胞中，形成类似动物体内“胆结石”一样的结构，最后整个细胞变石化死掉（比如稻谷壳外层的细胞），这些植硅石能完全保留细胞形态，在地层中也可能被保存下来。植物内部细胞也有形成植硅石的，但基本上以外部的表皮细胞形成最多。 一种植物可能形成不同类型的植硅石，而不同植物也可能有一些同类的植硅石，所以如何利用植硅石鉴定出地层中的植物类型，很难，却又能发挥强大、独到的功效，是近年来考古学的研究热点。“我在密苏里大学时，花了两三年时间专门看不同植物的植硅石，我看了4000多种植物，两万个显微样品，目的就是要找出如何鉴别稻属植物植硅石的方法。先从禾本科植物中分出稻属植物，再在稻属中区分野生稻和栽培稻。” 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的区分有多难？“植硅石只有50微米大，相当于1毫米的1／20，实际就是稻壳的表皮毛细胞，在放大100倍的显微镜下只能看到有一个点，我们在400倍显微镜下看。稻属植硅石有一个特征性的双峰，对每一个植硅石我们要测量5个数据，如峰高、底宽等，然后，把这些数据代入一个统计学的判别公式来作出判断，野生稻和栽培稻区分的准确率在90％以上。” 这种判别方法是赵志军在密苏里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建立的。可以说没有这种方法，就没有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关于栽培稻的重大发现。因为刚开始他们使用“浮选法”，赵志军带着两个民工干了两个月，一无所获。这是一种大海捞针式的工作。在吊桶环，他们最深的探方挖到了地下近6米；在用竹签挖掘、网筛筛过上百立方米的泥土后，赵志军他们最后从40个样品中“逮”到了600余个稻属植硅石个体。 未解之谜：仙人洞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 在刚正式开放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陈列馆”，记者见到了根据遗骨复原的“仙人洞人”头像。看样子是一位脸颊稍长的中年妇女，面貌、气质与今天的当地人颇为相似，不知是否因为记者或复原者受到心理暗示的作用。 据20世纪60年代曾参与万年仙人洞初期发掘的陈文华研究员（现为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介绍，当年他们在仙人洞洞口的大石头下面挖到这位女性和两个孩子的遗骨化石，他们分析，当时可能发生了一场类似地震的灾难，这位母亲带着孩子在逃出洞口时被滚落的大石砸死。 关于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最具悬念的可能就是：两万多年前，仙人洞人从哪里来？距今七八千年之后，仙人洞人又突然到哪里去了？ 赵志军告诉我，当年在吊桶环遗址，挖到5米多时，已经是23000多年前的旧时代晚期了，其实还可以往下挖，看得出来下面还有东西，但是主持发掘的严文明先生说：不挖了，留着以后搞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人来挖吧。严先生因为主要研究新石器时代，怕我们没把握反而破坏下面的地层。所以，仙人洞人的故事还有更古老的部分仍然深埋地下。 发掘还发现，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地下遗存到距今七八千年后突然出现断层，从距今8000年到商周之间是一片空白（万年县境内有大量商周时期以来的文化遗存）。其间数千年，难道仙人洞人蒸发了吗？或者，他们搬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迁徙与栽培稻的传播有没有关系呢？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中间缺失的数千年的环节，等着我们去重拾和补叙。

㈣ 稻谷是谁发明啊

人类何时栽下第一棵稻秧?稻作文明源自何方?不断推进的考古发现为人们呈现出种种不同说法。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出土的五粒古稻谷，将这一起源时间刷新至一万两千年前。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稻作起源，“印度说”、“珠江上游说”、“长江中下游说”等观点一直争论不休。据悉，印度马哈加拉80年代出土的稻谷遗存，距今约6570年，“珠江上游说”则认为7400年，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四文化层中的稻谷，距今为七千年左右，而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则为9100年。 为揭开水稻起源之谜，去年11月初，由哈佛大学、北京大学以及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中国水稻起源考古研究”中美联合考古队汇集国内外专家20余人，在道县玉蟾岩进行挖掘。上世纪90年代，这里出土了四粒一万两千年前的水稻谷壳。此次挖掘的重点，是在一长4米、宽0．5米的土探方内进行。专家们通过采样、浮选等手段，11月19日发现了距今一万两千年的5粒炭化古稻谷。经初步分析认为，玉蟾岩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全世界保存最好最早的古栽培稻遗存地。 1993年11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对玉蟾岩进行了首次挖掘，发现了古栽稻和原始陶片；1995年10月，考古队再次对玉蟾岩进行发掘，对出上标本进行科学测定确认，这里发掘出的世界最早的原始栽培稻和原始陶片，距今12000—14000年之间；2001年3月，玉蟾岩遗址被中国社科院列入“中国20世纪100项重大考古发现”。

㈤ 关于介绍舞阳县历史贾湖文化和传说故事的作文

从目前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看，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从2万年左右开始进入农耕农耕文明阶段，以湖南玉蟾岩遗址为代表，2万年左右开始稻作文明；黄河流域及以北近万年左右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以河南贾湖舞阳遗址为代表，有距今近9000千年的稻作文明；地中海流域距今约6000～8000千年间进入农耕文明阶段，以两河流域古苏美尔文明和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为代表。世界其它地方进入农耕文明相对晚了许多。目前将我国长江流域所发现的上万年以上的农耕文明遗址一概并入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是一种历史的陈腐观，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一个地方是否进入有规模的农耕文明是判断其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万年以上的农耕文明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黄河流域及以北并世界其它地方还没有类似的文明的发现，突显人类文明发祥地的龙头作用，这是人类重要的文明发展史实。这些上万年的农耕文明主要有湖南道县玉蟾岩、湖南临澧竹马村、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广东英德牛栏洞、广西桂林甑皮岩、浙江上山遗址、广西邕宁顶蛳山、江苏溧水神仙洞遗址等等。黄河流域及以北上万年的新石器遗址表现出明显农耕文明特点的不多，河北徐水南庄头、河北阳原于家沟、北京东胡林人村、北京怀柔转年和山西吉县柿子滩等遗址可当作新石器遗址的代表。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黄河流域及以北并世界其它地方上万年的新石器遗址尚未进入农耕文明阶段。黄河流域距今90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稻作文明从实际地理位置分析，还是属于长江流域的淮河支，实质还是长江流域向北发展的稻作文明；而河北磁山遗址大量粟的发现，才真正能代表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目前最早上限，距今7000年前。
湖南道县玉蟾岩：距今2.25～1.85万年，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的农耕文明遗址，发现了人类最早的栽培稻、陶器和人工编织物等。玉蟾岩原始陶片呈黑褐色，火候低，质地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碳、夹粗砂，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开了夹碳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开启智力。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附近类似玉蟾岩的早期遗址还有很多，附近就有三角岩遗存。可见人类起源文明发祥于长江流域决不是孤立偶然，是生生不息。
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时代在距今2～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及距今1.4～0.9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两遗址相距约800米，其中吊桶环遗址应为仙人洞居民狩猎的临时性营地和屠宰场。出土遗物有625件石器、318件骨器、26件穿孔蚌器、516件原始陶片，20余片人骨和数以万计的兽骨残片。发现有1.2～1.4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标本。
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距今1.2万年～8000年前，位于英德市云岭镇东南面的狮石山南麓。发现的水稻硅质体是迄今岭南地区所见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存，将岭南地区稻作遗存的年代前推至距今1.2万年左右。陶片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早期夹碳，晚期不夹碳，只夹砂，纹理不明。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1.2万年～7000年，出土上万件捏制的陶器残片，有专家认为陶器起源与当地人用陶器煮食螺蛳有关。据出土人骨测定，当时的桂林男子平均身高为1.65米，女子为1.56米。他们有卵圆的头、低矮的鼻骨、铲形的门齿，与现代的壮族人、东南亚人极其相似。他们用骨针、葛麻和兽皮缝制衣服，用兽牙、蚌壳作饰品，用赤铁矿粉染色、文身，充满了“野性美”。然而在此繁衍了5000年后，远古的桂林人终于放弃了这个栖息地。7000多年前，地球气候进入了一个温暖潮湿期，高出地面仅1米的甑皮岩变得潮湿多水，这里的先民们走出洞穴，走向平原，利用树木和竹竿搭建了适合南方潮湿天气的干栏式房屋。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长江下游发现的上万年的水稻农耕文明遗址，出土的大量夹碳陶片距今已有1万年左右历史，映证了水稻农耕文明从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传播的方向性。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代表了岭南地区距今10000～6000年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出土距今1万年左右的陶器，形具完整，多达20多件，其数量在广西史前考古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为研究南方史前文明提供了诸多便利；距今8000～7000年的100多座墓葬，在顶蛳山贝丘遗址现已发掘出的400多个古人类遗骸中，有1／3是采用肢解葬的。遗址中出现的南方干栏式建筑形式。
就广西南宁附近，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密集就让人十分吃惊，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早期的遗址分别有：天窝遗址、那北咀遗址、牛栏石遗址、青龙江遗址、长塘遗址、石船头遗址、凌屋坡遗址、南蛇坡遗址、顶蛳山遗址、灰窑田遗址、长江岭遗址、豹子头遗址、龙颈遗址、青山遗址等。天窝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天窝村东面约2.5公里的邕江南岸一个为“螺蛳山”的台地上；那北咀遗址位于邕宁县伶俐五合那窝村南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那北咀”的台地上；牛栏石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粟屋坡西南面约300米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牛栏石”的台地上；青龙江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定西村冲西坡西北面约1公里的青龙江口两侧的台地上；长塘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邕江北岸的长塘火车站东面一个称为“螺蛳山”的台地上；石船头遗址位于原邕宁县良庆乡那黄村北面约3.5公里的邕江两岸一个称为“石船头”的台地上；凌屋坡遗址位于原邕宁县长塘乡五合村凌屋坡南面约50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南蛇坡遗址位于原邕宁县伶俐乡公所南蛇坡西南约1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灰窑田遗址位于南宁市东南面三岸园艺场灰窑田岭下邕江北岸的台地上；长江岭遗址位于南宁市东南面三岸园艺场部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台地上；豹子头遗址位于南宁东南面柳沙园艺场那坝村西南面约2公里的邕江转弯处的北岸台地上；龙颈遗址位于南宁市西北江西老口街北面约2公里的邕江北岸一个称为“龙颈”的台地上；青山遗址位于南宁市青山园艺场青山脚下邕江东岸的台地上。顶蛳山遗址位于原邕宁县蒲庙镇新新村九碗坡自然村东北约1公里的顶蛳山上，1994年发现，1997年至1999年进行全面发掘，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共发现三百多座墓葬共四百多具人体骨骼，出土大批磨制石器、蚌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还发现排列颇有规律的建筑遗迹——柱洞，是广西迄今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林河先生在其《中国巫傩史》一书中详细总结了长江流域农耕文明领先世界的记录：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科技（18000年前临澧竹马村的“高台式土木建筑”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管道施工科技（竹马村的拱形密封管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纺织科技（20000年前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植物纤维编织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制陶科技（玉蟾岩的陶制食物盛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技（玉蟾岩的水稻人工栽培工艺）；
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灵崇拜（玉蟾岩的“搓草纹”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贴塑陶科技（玉蟾岩制陶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雕刻科技（彭头山文明的雕刻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抛光打磨科技（彭头山文明的精制佩饰）；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垦了世界上的第一片稻田（彭头山文明的稻田）；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凿了世界上的第一条灌溉稻田的水沟（彭头山文明的水沟）；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吃上了“令人老而不死”的大米饭（彭头山水稻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阴阳观念（彭头山陶器上的阴阳缕孔）；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灵崇拜（彭头山陶器上的火灵出入孔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月崇拜（彭头山的日月纹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神灵崇拜（彭头山遗址的人形石与鸟形石）；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将稻作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从玉蟾岩到全世界的稻作文化）；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田园生活（两湖平原彭头山文化群）；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象形文字（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帆棂船制造科技（近8000年的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双身画舫制造科技（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之神（高庙、松溪口、征溪口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农耕祭祀（高庙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彩绘科技（高庙文明的朱彩陶器）；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高层建筑科技（高庙的六层高塔建筑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凤凰崇拜（高庙陶纹上的火凤凰图案）；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天圆地方学说（高庙陶纹上的天圆地方图）；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科技（江浙河姆渡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造漆科技（江浙河姆渡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园林科技（江浙河姆渡的盆景工艺）；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学会了集市贸易（6000年前的洞庭湖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航运工业（城头山有舵的远航木船）；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建筑科技（城头山的古商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早让人类享受到了和平的城市生活（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的第一条城市街巷（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筑路科技（城头山宽达五米的卵石大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人造运河（城头山通往洞庭湖的护城河）；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桥梁建筑科技（城头山古城的大木桥）；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的第一批商品陶手工作坊（城头山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修筑了世界上最早的通商港口（城头山码头及先秦的支那湾）；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最先发现了澳洲袋鼠和南极企鹅（湖北5000年前石家河文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化工科技（西南濮人的丹砂）；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精美的青铜艺术（长沙出土的商周四羊尊）；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失蜡法铸铜尖端科技（长沙商周四羊尊）；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完善的货币体制（楚国的金银铜货币体制）；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普及了世界上最早的计量工具天平、法码与算筹（沅陵春秋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算术九九歌诀》（湖南里耶战国遗址）；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炼钢科技（长沙春秋墓钢剑）；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白口铁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铁鼎）；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铁农具铸造科技（长沙春秋墓凹口铁锄）；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帛画（春秋时代两湖平原）；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陶瓷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开辟了最早的“海上茶叶之路”（大西南陆海通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旅行指南》（沅陵汉代吴阳侯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美食谱》（沅陵汉代吴阳侯墓）；是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创造了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各个时期）……太多了，不胜枚举。

㈥ 仙人洞下层遗址与吊桶环中层遗址不属于同一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是对还是错

仙人洞下层遗址与吊桶环中层遗址不属于同一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是错的

仙人洞下层遗址与吊桶环中层遗址属于同一个时期的文化遗存

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大源镇附近的小荷山脚和吊桶环山顶， 坐落于小而湿润的大源盆地内，相距约800米，是中国南方地区典型的洞穴遗址。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两遗址在石制品加工和陶器制作方面有明显差异。陶片为目前发现的中国最原始的陶制品之一。发现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清晰的地层关系证据，并找到新石器早期的水稻遗存。遗址的地层堆积，涵盖了由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完整地层序列，它对于研究人类如何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演进过程。尤其是对有关稻作农业起源、陶器的发现、动物的驯化等重大学术课题的解决提供了相关的考古学证据，揭示出目前我国从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过渡的最清晰的地层关系证据。

㈦ 关于河姆渡遗址的历史问题

河姆渡遗址 Hem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河姆渡遗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编辑本段]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编辑本段]地理环境
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
[编辑本段]经济发展
（1）农业和家畜饲养：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2）渔猎：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3）原始手工业：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编辑本段]考古发现
（1）凤鸟形象牙匕状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2）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3）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4）墓葬：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编辑本段]文化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丰富多彩，在陶器上有雕刻和堆塑的动植物图案，有陶塑的猪、羊、人头等，有骨雕和象牙雕作品，还有至今仍能吹出乐曲的骨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早在六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编辑本段]相关链接
（1）文化的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2）稻作起源问题： 1973河姆渡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因为还有大批农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随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热。与媒体的热情相反，少数顶级考古和农业专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在它的以前还应有较长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连续发掘后，发现上下叠压的距12000年前的几粒野生稻谷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接着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土样标本中检测到人工栽培稻谷的孢粉，从而找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它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科学依据。玉蟾岩古稻的发现，说明亚洲东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小麦、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结果。
（3）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的问题：（1）环境说 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结束，大沽塘古海岸线形成（今329国道南侧），并在海潮作用下不断淤高。这样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渐渐困难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优势逐渐丧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后，排泄流程增加，导致部分洪水东泄，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内涝，河姆渡终于成为水涝灾害频发地区，当遭遇风、暴、潮结合的天文大潮时，河姆渡难免遭受没顶之灾，从而形成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我们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主要器物数量对比上发现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氏族的生存。距今5000年前，全球范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这就是古籍《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圣经》上也有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类似传说。从考古上，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淤泥层，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次特大洪水最后浸蚀了河姆渡——大隐之间的平地，姚江改道东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从四明山下来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地区，向南迁徙。（2）外来文化入侵说 河姆渡遗址第一、二层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有较多的共性，三、四层文化相对比较独立，所以学术界对河姆渡文化的分期存在1－4层都是河姆度文化和3－4层是河姆渡文化，1－2层是马家浜文化的两种看法。后者认为距今6000年前太湖流域曾遭遇特大水灾，马家浜文化举族迁向宁绍平原，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形成以马家浜文化为主、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新文化。

㈧ 最能证明中国是水稻的故乡的遗址是哪里

是谁发明了水稻栽培？
――探访万年仙人洞
2004年9月下旬，江 南一个典型的阴雨天，公路两旁的稻穗已经开始变黄，对面的大荷山不到300米高的山顶上云雾缭绕。站在名为“吊桶环”的小丘上，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打量了一会儿脚下细雨中的大源盆地，转身对我说： “这个地方与10多年前没什么变化。当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差点错过了吊桶环，这一带有很多洞穴，我们调查了仙人洞和附近一个蝙蝠洞，回来经过吊桶环时，我们的向导、万年县博物馆的王炳万馆长对我们说：要不要停下来看一看？我曾在小山顶上捡到过碎陶片。然后我们停车上来看，这一看不得了，找到了一万四千年前的栽培稻，最后这儿发掘的东西比几百米外的仙人洞还多。我们猜测这儿是仙人洞人的‘屠宰场’。” 1．4万年前的栽培稻（或者按照考古学家“保守”一点的惯例，只说“1．2万年前”），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也就是说，可能是仙人洞和吊桶环一带的先民种下了世界上第一棵水稻，这种奇妙的作物从赣东北这个数平方公里的小盆地播向世界，后来养育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 天生一个仙人洞 “首届稻作文化旅游节”和“第四届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正在江西万年只有数万人口的县城热热闹闹地进行着，并非所有出席研讨会的学者都同意“万年为世界栽培稻起源地”这样的陈述，在学者眼中，稻作农业发展史的面目就更加扑朔迷离了。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卓有成效的发掘研究不过10年，关于栽培稻和世界稻作的起源，还将有许多争论和新材料的呈现。 但近年来，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重要性无疑已得到学界公认，并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这儿出土了上万年的栽培稻植硅石和上万年的陶器，还有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期间所有阶段的大量石器、骨器、动植物遗存，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权威、北大教授严文明曾指出，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是国内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地层关系最完整、清晰的地点。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发现玉米栽培起源地的美国人马尼士博士，1993年和1995年两次作为美方负责人参与对该遗址的中美联合发掘，他认为，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了许多以前没人知道的旧石器时代的事，是农业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水稻栽培的证据”，“通过国际合作调查，我们可以改写部分中国历史”。 万年县位于鄱阳湖东南岸，属亚热带湿润气候，从古至今都堪称稻米之乡。在离万年不远的东乡县，发现有最靠北的野生稻分布。从明朝开始，这儿出产一种进贡皇帝享用的“万年贡米”，米粒细长，香而不腻。据说万年部分农村今天沿用的谷仓形制，仍与汉代记载一模一样。 从县城往东北方向沿乡村公路行约10公里，便进入大源盆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写有田园诗句的宣传牌立在青黄的稻田间，穿过稻田和青青大源河水，走到小荷山的南山脚下，我们便见到仙人洞人1万年前的居所。这些发明水稻栽培的先人果然聪明，仙人洞的“风水”无疑是一流的。仙人洞是一座冬暖夏凉的石灰岩溶洞，纵深约40米、底宽约19米、弧顶约高14米，洞口约两米宽。仙人洞前方是大源盆地平坦的盆底，大源河蜿蜒流过。出洞口往右800米即为地势稍高的吊桶环。 在“六山一水两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万年县境内，像吊桶环这样的小丘随处可见。“吊桶环”丘顶上有一对巨石如力士抵角，形成一天然岩厦顶棚，下面可供人避雨、穿行，因形似当地人挑水用的吊桶把手而得名“吊桶环”。专家猜测，吊桶环以前可能也是一个封闭的山洞，后来部分坍塌才变成可穿行的过道；仙人洞人可能先住在吊桶环，后来在水位退落时搬到更低的仙人洞，而把吊桶环当做处理猎物和采集物的生产场所。 世界各地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大多在喀斯特溶洞发育地区。中国有名的古人类化石，如北京猿人、柳江人、马坝人、金牛山人、和县人、山顶洞人等，均发现于石灰岩洞穴中。原始人类在学会建造房屋之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冬暖夏凉的石灰岩洞穴栖身。万年仙人洞所在的大源乡及临近的盘岭正是石灰岩溶洞较多的地区，大源另有一座大型溶洞，名叫“神农宫”。神农氏正是中国古籍记载及民间传说中发明水稻栽培的先人。 天下水稻本一家？ 11年前，赵志军是作为美国密苏里大学植物考古学博士出现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发掘现场，今天他借“万年稻作文化节”和“第四届农业考古学术讨论会”故地重游，身份已成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两次重要发掘的参与者和遗址出土文物中栽培稻植硅石的鉴定者，赵志军可说是本届农业考古研讨会上最受关注的人。他提醒记者注意“栽培稻”起源和“稻作农业”起源的区别，在1998年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赵志军就提出这种观点：从最初下意识的水稻栽培行为到稻作农业的形成，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栽培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稻作农业的出现，稻作农业的形成标志还包括生产工具、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等。 “我们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越来越晚近的地层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栽培稻植硅石，这表明栽培稻的比重不断增大，但同时发现了大量兽骨和鱼骨，显示仙人洞人的生产方式仍以渔猎为主，所以我不能说这儿的栽培稻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在浙江河姆渡发现的7000年前的大量稻谷，意义有所不同，因为看起来水稻栽培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 “可以肯定的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栽培稻是在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所以，世界上以稻米为主食的2／3的人类要感谢仙人洞人。”赵志军笑道。 “但我不认为天下水稻都源自一地，我倾向于水稻多起源说。今天的栽培稻有粳稻和籼稻之分，粳稻适于北方温带气候，生长周期较长，米粒短胖；籼稻米粒细长，适于南方亚热带气候，生长周期短。通过基因分析，人们发现，粳稻和籼稻的差别比它们各自与野生稻的差别还大，所以它们很可能有各自的起源地，从野生稻就开始有区分了。” 坚持天下水稻本一家的一元起源论者也不少。他们认为从野生稻到栽培的籼稻和粳稻之间，存在一种粒型由细长变得越来越短胖的趋势，适应的地域也越来越广。野生稻的变异能力很强，完全可能发展出粳籼这样不同的品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朱乃诚研究员提出水稻“中心起源、边缘发展”学说，颇得人心，指栽培稻在一个中心地区起源，然后逐渐扩散，在周边地区发展、成熟。争论的焦点是那一个中心起源地“花落谁家”。 自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掘后，颇有睥睨群雄之意，与它争夺栽培稻发明权的最有力竞争者要算湖南道县玉蟾岩，那儿也是一个古人类住过的石灰岩洞穴，也发现了上万年前的栽培稻，而且发现的是稻谷（三粒半稻谷），不仅是植硅石。道县附近的江永县也有野生稻的存在。一些湖南的研究者便因此极力主张道县栽培稻的优先权。 江西万年和湖南道县均属于长江中游地区，因此也有学者将栽培稻起源地圈定为“长江中游”或“长江中下游”。这种看法有渐成主流之势。 但其实很多学者心中都清楚，栽培稻起源到底是一元或多元，不同遗址的水稻间是什么关系，还会不会发现更早的栽培稻，这些疑问至今并没有最后结论。 那两年我看了两万个显微样品 提到植硅石和稻谷的差别，该请赵志军博士介绍一点技术细节了。 考古学是一门综合多种手段和方法、思辨与实践并行的学科，好的考古学家都是左右脑并用的有趣人物，这一点往往超越行外人的想像。植物考古说起来有点玄，你想，水稻在地层中埋了上万年，还有多少蛛丝马迹可寻呢？而且，还要区分出野生稻和栽培稻！？ 赵志军介绍说，所谓植硅石，是指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石化细胞，因为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从土壤中吸收液态二氧化硅，充填在细胞中，形成类似动物体内“胆结石”一样的结构，最后整个细胞变石化死掉（比如稻谷壳外层的细胞），这些植硅石能完全保留细胞形态，在地层中也可能被保存下来。植物内部细胞也有形成植硅石的，但基本上以外部的表皮细胞形成最多。 一种植物可能形成不同类型的植硅石，而不同植物也可能有一些同类的植硅石，所以如何利用植硅石鉴定出地层中的植物类型，很难，却又能发挥强大、独到的功效，是近年来考古学的研究热点。“我在密苏里大学时，花了两三年时间专门看不同植物的植硅石，我看了4000多种植物，两万个显微样品，目的就是要找出如何鉴别稻属植物植硅石的方法。先从禾本科植物中分出稻属植物，再在稻属中区分野生稻和栽培稻。” 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的区分有多难？“植硅石只有50微米大，相当于1毫米的1／20，实际就是稻壳的表皮毛细胞，在放大100倍的显微镜下只能看到有一个点，我们在400倍显微镜下看。稻属植硅石有一个特征性的双峰，对每一个植硅石我们要测量5个数据，如峰高、底宽等，然后，把这些数据代入一个统计学的判别公式来作出判断，野生稻和栽培稻区分的准确率在90％以上。” 这种判别方法是赵志军在密苏里大学做博士论文时建立的。可以说没有这种方法，就没有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关于栽培稻的重大发现。因为刚开始他们使用“浮选法”，赵志军带着两个民工干了两个月，一无所获。这是一种大海捞针式的工作。在吊桶环，他们最深的探方挖到了地下近6米；在用竹签挖掘、网筛筛过上百立方米的泥土后，赵志军他们最后从40个样品中“逮”到了600余个稻属植硅石个体。 未解之谜：仙人洞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了 在刚正式开放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陈列馆”，记者见到了根据遗骨复原的“仙人洞人”头像。看样子是一位脸颊稍长的中年妇女，面貌、气质与今天的当地人颇为相似，不知是否因为记者或复原者受到心理暗示的作用。 据20世纪60年代曾参与万年仙人洞初期发掘的陈文华研究员（现为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会长）介绍，当年他们在仙人洞洞口的大石头下面挖到这位女性和两个孩子的遗骨化石，他们分析，当时可能发生了一场类似地震的灾难，这位母亲带着孩子在逃出洞口时被滚落的大石砸死。 关于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最具悬念的可能就是：两万多年前，仙人洞人从哪里来？距今七八千年之后，仙人洞人又突然到哪里去了？ 赵志军告诉我，当年在吊桶环遗址，挖到5米多时，已经是23000多年前的旧时代晚期了，其实还可以往下挖，看得出来下面还有东西，但是主持发掘的严文明先生说：不挖了，留着以后搞旧石器时代研究的人来挖吧。严先生因为主要研究新石器时代，怕我们没把握反而破坏下面的地层。所以，仙人洞人的故事还有更古老的部分仍然深埋地下。 发掘还发现，仙人洞和吊桶环的地下遗存到距今七八千年后突然出现断层，从距今8000年到商周之间是一片空白（万年县境内有大量商周时期以来的文化遗存）。其间数千年，难道仙人洞人蒸发了吗？或者，他们搬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迁徙与栽培稻的传播有没有关系呢？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中间缺失的数千年的环节，等着我们去重拾和补叙。

㈨ 在中国的一些早期遗址中，放心了世界上最早的什么流

“在中国的一些早期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