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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时如何判断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

发布时间: 2021-02-27 01:42:07

A. 考古学家怎样测定文物的时代,急用

用碳14啊!
碳钟,顾名思义,是使用碳来计时的。碳有有许多种同位素,其中有一种叫做碳14,而碳钟,就是利用碳-14来计量文物的时间。
考古学家需要一个十分准确的计时钟表,来估计一件古文物的年代。而单靠史书的记载,得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因为史书也有伪造和记载错误的。幸好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种历史的钟表,它可以准确地记载一件物品的年龄。这个历史的钟表就称为“碳钟”。考古学家还用碳钟来确定古代文物的年代。

计时原理

在神秘而广袤的大自然中,有着形形色色的“钟表”在不停地运行,自动记录下时间老人的行动轨迹,而我们要了解的碳钟就是其中的一员。
原来,宇宙空间中有许多我们看不见的射线,就是宇宙射线,是由宇宙中天体发出的高能粒子组成。它们在撞击地球大气层时,跟空气中的分子发生撞击和变化,产生中子、质子和电子等微粒。当中子和氮气分子中的氮原子核碰撞时,氮原子核就会“捕获”一个中子,释放出一个质子,自己则变成了碳-14。碳-14具有放射性,当它放出电子后又变成了氮。这样,由于宇宙射线的作用,碳-14不断产生,由于自身的放射性,碳-14又不断减少。结果,大气层中的碳-14,数量基本维持不变。

大气中的碳-14和其它碳原子一样,能跟氧原子结合成二氧化碳。植物在进行光合作用时,吸收水和二氧化碳,合成体内的淀粉、纤维素……碳-14也就进入了植物体内。当植物死亡后,它就停止吸入大气中的碳-14。从这时起,植物体内的碳-14得不到外界补充,而在自动发出放射线的过程中,数量不断减少。科学研究发现,经过5730年,碳-14含量减少一半。再过5730年,碳-14又减少一半。这叫做半衰期。因此,检测文物的碳-14含量,再根据碳-14的半衰期,就能得出文物的年代。

下面网址里有更具体的介绍,你可以参考。

B. 怎样判断古代文物的年代

一种是相对年代,即要解决同一处遗址的出土物谁在前、谁在后的问题
另一种是绝对年代,即要搞清楚出土物距今多少年。
绝对年代的判断或测定,可以精准地给出土物一个确定的日历年代。
早期考古学中绝对年代的断定还只能是来自历史时期的铭文等信息。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精妙的科学方法加入了考古年代学研究的队伍中,名气最为响亮的当属诞生于上个世纪 40 年代末的“碳十四(14C)测年技术”。
相对年代的判断,我们通常使用“类型学”和“地层学”两种方法。在中国,这些工作都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
1934 年,中国考古学的一代大师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渭河边的斗鸡台遗址参与发掘了一批重要墓葬,他从出土数量最多的陶器入手,将陶器各部位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极为详细的分类。
例如 “瓦鬲(lì)”研究,即先秦时期关中地区最常见的食器——陶鬲,他将陶鬲按照形状、质地的差别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在每一个类型里又对其口沿、领部、腹部、足部等细部特征进行分别的归纳和对比
由于器物的造型及其材质变化是有着一定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顺序的,通过对统计材料的分析,找到合理的变化顺序,就可以推导出它们之间相对年代关系,
这就是被学者形容为“拉动考古学发展的两架马车”之一的考古类型学。
因为地球的沉积作用还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堆积物,都会形成早晚关系明确的地层或堆积物,其实这就好比演员上台前,总要一层一层的往脸上涂抹各种不同化妆品。
叠压在下面地层中的出土遗物,时代上一般会早于上层出土的遗物,将地层中出土的遗物进行由早到晚的排列,就可以对相对年代做出准确的判断。
1931 年,梁思永先生等在河南安阳后岗遗址进行发掘,清理了自下而上叠压关系明确的三个地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后岗三叠层”。

C. 怎样判定一个出土的古代文物是哪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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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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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夏、商(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时称东夷,周、汉(公元前11世纪——公元220年)时为莒国,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自然风光秀美,是理想的旅游、度假、休养之地。 日照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在莒县陵阳河、东港区两城镇等地,已发现了一些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北京猿人时期)和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存。 夏、商时期,日照属东夷。《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说,西周初年的著名人物姜太公是“东夷之士”。今秦楼街道冯家沟村东南有姜公台,传说即为太公钓鱼处遗址。《史记》亦说他是东海上人。《齐乘》说:“太公,海曲县东吕乡人”。西周到战国前期,日照地属于莒国。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赵王勾践灭吴,徒都琅琊(今胶县县南),日照归越。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灭莒,以莒为邑,日照又属楚,后属齐。公元前284年(周郝王三十一年),燕将乐毅伐齐,入齐都临淄。齐王奔莒,莒人立齐王子法章为襄王。公元前270年,齐将田单破燕军,尽复齐失地,迎齐襄王回临淄。日照仍属齐。公元前255年,楚又北侵,取鲁,封鲁君于莒。日照亦为楚国所占。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日照又归秦国。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日照为莒县之东境,属琅琊郡。 西汉时,日照地区始置县,名海曲,属徐州刺吏部琅琊郡。西汉元帝时,封城阳荒王子光为昆山侯。日照之西半境(今五莲县)属昆山侯国。东汉时,废昆山国,日照更名为西海县。三国魏时,废西海县,并入莒,属青州城阳郡。西晋初年,沿魏制。宋明帝失淮北,日照地区随莒县归北魏南青州东莞郡。公元529年置梁乡县,故址今东港区两城镇,属胶州东武郡。北周改南青州为莒州,郡县仍旧。隋代日照地属琅琊郡莒县。 唐代,日照地随莒县属河南道密州(高密郡)。五代因之。北宋时,属京东东路密州。公元1087年,置日照镇,仍属莒县。日照之名始于此,有“日出初光先照”之意。后日照镇划入胶西县,改京东东路为山东东路。公元1184年(金大定二十四年),升日照镇为县,仍名日照,属益都府莒州,县治于今日照城。元代,日照县属中书省山东东西道益都路莒州。明初,日照属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青州府莒州。洪武年间,为防倭冠,于县之南境置安东卫。清初,沿明制。1730年(清雍正八年)升莒为直隶州。1734年置沂州府,降莒州为散州,日照属沂州府。1742年(乾隆七年)裁安东卫并入日照县,置安东卫巡检司。 1913年2月,日照隶属胶东道。1925年冬,改属琅琊道。1928年撤道制直属于山东省政府。1936年2月,隶属山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日照县政府仍隶属该公署。1940年3月16日,中共领导下的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1月,隶属莒、日、临、赣四县联合办事处,后四县联合办事处改为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1941年8月,日照隶属滨海专员公署。1944年6月隶属滨海区滨中行署(三行署)。1945年4月,滨海专员公署改为行政公署。1946年7月,滨海行政公署改为滨海行政专员公署,日照属该署。1948年8月,日照隶属鲁中南行政公署第六专署,次年7月改称滨海专署。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日照划归沂水专署。1953年8月,又划归胶州专署。1956年5月,改属临沂专署。1984年4月,临沂行署石臼港办事处建立。1985年3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日照县和石臼办事处改为日照市,仍隶属临沂行署,5月正式办公。1989年6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日照市升格为地级市,11月5日对外正式办公。1992年12月7日日照市设区带县,将原属临沂地区的莒县和潍坊市的五莲县划归日照市,同时成立东港区。1993年5月29日设立岚山办事处,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8月20日,成立日照开发区。1995年9月12日,省政府批复设立山海天(省级)旅游度假区。 重要历史人物和当代名人主要有中华武祖、周朝丞相——姜太公,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国民党中央常委——丁惟汾,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丁肇中,作家、《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等。 日出初光先照的地方 拥有中国北方最长的海滨沙滩 日照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海、山、古、林,四大资源优势互补,是理想的旅游、度假、休闲之地。 日照市依山傍海,风景秀丽,“蓝天、碧海、金沙滩”引人入胜,有中国北方最长的海滨沙滩。国家级森林公园——鲁南海滨国家森林公园,郁葱万亩。百公里海岸线,沙质细软,潮平岸阔,定会让您流连忘返。省级名胜区五莲山,“奇秀不减雁荡”。浮来山坐落着中国古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校经处定林寺。 因为被英国版本《世界史便览》记载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亚洲最大的城市”,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一直像蒙着迷人面纱的楼兰姑娘吸引着世界各地考古专家们的目光。寻找逝去的文明——两城龙山文化遗址发掘记 作者:刘新英“两城史前文明”的发掘史两城遗址是1934年发现的。说起它发掘的历史,要上溯到64年以前。1936年,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马对两城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此次工作由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尹达(刘耀)和祁延霈主持,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饮食用具,还有少量的金属、玉器,更有极个别至今仍不能认出的类似文字的东西。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发掘的文物如今大部分在南京博物馆收藏,蛋壳陶的豆、阔沿高柄杯等少数陶器精品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些散落到了异国他乡。 挖掘现场1 现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的历史自然博物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博物馆都藏有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刘敦愿教授又对两城遗址进行了不间断的调查。1957年,山东省文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试掘,但这些发掘非常零散,缺乏系统性,所以也没有什么大的收获。这以后,有关部门对两城遗址的调查一直在陆陆续续进行着,具体调查了多少次,谁也说不清楚。 直到1995年,一直关注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群美国学者和山东大学考古系的专家 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小组,对两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考察。在考察现场,他们几个人一个小组,排成“人”字形编队,对每一寸被认为有价值的土地进行地毯式考察,考察范围以两城为中心,四周辐射到五莲的丹土、叩官,胶南的海青、大场等地,有时一天要步行几十公里。大量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之后,中美专家一致认定两城遗址是一处罕见的龙山文化遗址,其规模和范围很大(具体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研究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于是考察小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申请再次发掘这一遗址,获得了国务院特批。 1999年10月1日,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学院的5位专家学者和我国山东大学的考古专家们开始了有史以来对两城龙山文化遗址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是建国以来我省首次涉外考古项目。发掘中运用了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技术,发掘与钻探、实验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使获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有最确切的证据。1999年年底,野外工作基本结束,共发掘台基2个,面积约700平方米,灰坑140余个,柱洞几十个,还有无数石器、陶器和器物的碎片,具体数字待专业人员修补后才能得知。山东大学考古系主任于海广教授欣喜地告诉记者,这次发掘是1999年国内田野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为龙山文化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神秘面纱背后惊人的遗迹两城遗址的文化层(在地质埋藏中,没有留下人类活动痕迹的地层是生土层,生土层以上为文化层)很有特点,堆积厚度一般为2—5米,主要堆积的是4600年以前到4400年以前日照先民们活动的痕迹。由于缺乏保护,有的地方文化层堆积高度与现在的屋檐一样高,而有的地方却很薄,高高低低差别很大。据考查,七十年前的文化层大约比现在要高1米左右,可见人类活动破坏的触目惊心。 这次发掘最初的选址是位于两城镇六村附近田野里一个地势较高(也就是文化层较厚)的漫岗。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规模较大的建筑台基,面积大约有500平方米。台基上半部分被破坏,但还是保留了1—3米高度的下半部分,遗迹中最大的房间约有百余平方米,有祭祀时点过火的痕迹,有生活废弃物(即垃圾)坑,有若干当时房屋的柱洞,有类似现代地窖的藏贮坑,在这些地下仓库里,祭祀不同对象所用的陶器分不同的层次有序地存放着,遗迹中还发现了墓葬和古代的尸骨。从这些迹象可以判断,如此规模的庄院,需要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建成,充分说明这是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贵族居住区。 考古队对遗址中发现的尸骨、腐朽的木炭和土壤标本,除了用传统的碳十四测定法测定年代以外,还用了最先进的硅酸体分析法,清楚地测定出文化层中各个年代不同的堆积物,并发现当时贵族的城堡内部的结构已经比较复杂,有了居住区、墓葬区和专门祭祀地方的分别。更令考古队惊讶的是,通过钻探的方法,在城的四周还发现了淤泥的痕迹。从这可以看出,当时这一居住区已经有了战争防御系统,用以保卫城内的居民。一个与后来的城池相类似的居住区已初具雏形了。 挖掘现场2 这个大的台基正在紧张的发掘过程中,两城六村一村民在建新房子时又发现了一处较小的台基。这个台基面积大约200多平方米,位于现代村落规划的居民区里,周围都是村民新建的住房,能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台基上同样也发现了柱洞、灰坑、藏贮坑,同时也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收获不小。 通过这两个台基中的遗迹,可以了解两城先民从4600年前至4400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还有人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窥见我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古代文明的缩影。考古队美方负责人、耶鲁大学教授文德安女士激动地说:“美国考古学家都知道,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而龙山文化这一时期在中国又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通过考察,我们又知道了两城遗址是中国这一时期遗址中最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现在看来果然不虚此行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处台基堆积的文化层中,考古学家们又陆续地发现了一些周代、汉代、宋代、元代日照先民们生活过的足迹,证明了这一地区一直有人类在生息繁衍。遗迹中迷人的陶艺及其它 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市民休闲时有个时髦的去处,叫做陶吧。年轻人无聊时可去用陶泥和一些现代化的工具制作古朴的陶制花瓶、罐子等器物,欣赏自己的艺术创造,并美其名曰“陶艺”。可是与4400多年前的两城人的制陶工艺比起来,他们恐怕要自叹弗如了。这次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两城遗址的发掘,收获最多的文物标本就是大量的陶器,其中有一个藏贮坑里就出土了可以复原的几十件陶器的碎片。 两城先民们的制陶技艺非常高超,遗址中已发现的就有黑陶、白陶、红陶、黄陶等多种颜色的陶器。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从外表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有些器物的颜色,因为它本身可能是白陶,外面却刷上了一层红色的“陶衣”,而有的是红陶,披的却是黑色的“外衣”。可见当时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陶器的生活用品作用,而是开始对其进行装饰,有了初步的艺术追求。器物上流行各种器盖、长流、宽把、竖耳、小鼻、泥饼饰、鸟头足、袋足,都很有特色。纹饰以弦纹、竹节纹、附加堆纹为多见,偶有兽面纹和复杂纤细的云蕾纹,为其它遗址所罕见。于教授特别提到了黑陶中的一种蛋壳陶,他说:“就是现在用最先进的工具仿制出来的蛋壳陶,也比不上两城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陶工艺高超,它外壁薄如蛋壳,看似稍碰即碎却恒久弥坚,令人叹为观止。” 按以往的惯例,考古学者一般从器物的外形来推断它的用途,好像有点缺乏力证。而这次,因为对两城遗址的特别关注,考古队专门从美国请来了酒类考古专家和陶器考古专家,从文物标本内壁取样进行化验,通过实验来证明它的用途。譬如:一个出土的陶(“规”下加“鬲”),从前仅是凭借形状被判定为酒器,而这次专家从内壁取样进行化验,证明它的用途其实有两个:一是温酒,一是烧水。 经过初步的浮选,专家们发现,出土的陶器有炊煮器、饮食器、盛储器以及祭祀不同对象所用的不同器物。在堆放文物标本的房间,记者看到了一个陶制的圆形中间有小孔的东西,经介绍得知原来是一个纺轮,是人们纺线的纺车上一个比较关键的部件。由此可见,陶器已广泛地应用于龙山文化时期两城先民的生活中,涉及到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两城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新时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因此这次发掘出土的遗物,除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外,还有以石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记者见到的比较典型的石制生产工具有石斧和箭头。石斧的个体较大,是砍伐用具。用手摸一摸刃部,还能感觉到它当年的锋锐。斧身后部有方孔,可以安上木柄用树皮或兽皮捆扎,与现代斧头的形状相差无几。有的刃中还可见一些小的缺口,大概是当时使用频率很高,砍伐大树时崩坏的。 遗址中出土的箭头很多,每一个都磨制得非常精细,箭头两端很尖,整个形状呈菱形锥体,每一道棱都是整齐笔直的,一端插入木制或竹制的箭柄,用驽弓发射,可射杀猎物,是人们的狩猎工具,这是它的一个用途;结合已发现的城墙和壕沟的遗迹,专家们判断箭头的另外一个用途是用来进攻和防御,射杀敌人,所以它即是生产时的工具又是战争时的武器。通过它既可以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又可以对当时的战争防御有所认识。 这些文物是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直接证据,通过对它们的浮选,可观察到当时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以及人们生活的必须品;通过对它们的化验、测定还找到了当时食用的粮食种类的证据;同时对这一时期陶器、工具、用具和武器的加工技术也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逝去的文明能否追回 据于教授介绍,这次考古队对两城遗址只作了部分发掘。鉴于旅游开发等原因,剩下的将暂缓发掘。已经掘开的部分也将用浮土掩盖,以保护遗迹现场。谈起遗址的保护,于教授讲了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有一天,一位村民去考古队驻地找他,说挖菜窖时挖出一件陶器来,请他去看看。不巧他正好有事出去了,等回来听说后立即赶往该村民家,可是已经晚了。他赶到时等待他的只是一只鼎的一块碎片,其余的碎片在那个村民去找他时已经不知被谁弄到哪里去了!于教授推测那些碎片将会成为一只很完整的陶鼎,他能把它修复得很好,可是太遗憾了,擦肩而过的文物标本就这样消失了。 清理挖掘出的陶片 公元前2000年前后,不知是随着古代文化的变迁,还是政治形势的更迭导致战争爆发,抑或是自然灾害的原因,盛极一时的两城文明谜一般衰落了,再也没有达到过龙山文化时期的昌盛。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后人们就这样一点点地吞噬着自己祖先留下的文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刻意地去保护它,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守着人类史前文明的宝库在生活着,更没有意识到这是当地人千万年的荣耀。 今天,逝去的文明能否追回呢? 我们不妨把两城遗址与西安半坡遗址作一下比较: 位于陕西省会西安的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氐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1953年发现,1956年建立博物馆,1958年正式对外开放。陈列物品有石斧、石铲、石刀、箭头、磨盘、纺轮、陶钵、陶盆、陶罐等,遗址大厅是就地发现、原貌保存的半坡先民居住区的一部分,包括房屋遗迹、窖穴、墓葬等遗迹,面积约3000平方米。 两城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400—4600年之间,1934年发现,现在发掘出的物品有石斧、箭头、纺轮、陶罐、陶(“规”下加“鬲”)、蛋壳陶等,有两城先民中贵族的居住区,遗迹中包括房屋遗迹、窖穴、墓葬等,已开掘面积700平方米,还有更大面积未开掘。 半坡遗址有的,两城遗址也有,遗址规模并不十分逊色,与半坡各代表不同时期的典型文化。而半坡博物馆开馆至今已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平均每年接待游人50余万人次,单是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达几百万元,还不说为遗址周围第三产业带来的一系列收入。 日照作为新兴的沿海开放城市,旅游业刚刚起步,美丽的金海岸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然而,人们在把青山、碧水、蓝天、金沙滩饱览之后,再往何处去就感到茫然。蓝色的文明是不是缺乏一点更深文化层次的陪伴,新兴的城市是不是缺少一些文化底蕴?我们有过“亚洲第一城”的辉煌,也有陵阳河遗址文化的繁荣,只是这繁荣、辉煌的“旧貌”不再。至此,人们应当反思:如何从文明的演变,历史的连续,大文化的烘托,旅游经济的整体上进行适度、有序的开发,让昨日黄花重现异彩? 两城遗址的重大发现似乎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这也许正是眼下旅游圈的人们急于寻找的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大量而丰富的文物,源远流长的文化,不同年代的文化层,为我们提供了招徕客户的旅游产品,范围广泛的遗址到底能容留多少游人,是我们应当认真设计规划的。 旅游这一”朝阳产业”似乎在向我们招手。蓝色的海洋文化与底蕴丰富的远古文化的结合,必将出现一轮蓬勃的朝阳。如果我们也像半坡那样,舍得投资,懂得保护和开发,把自己祖先开拓史前文明的艰难足迹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把两城先民留下的珍贵遗产很好地开发利用起来,一定能够追回那已逝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更加辉煌的时代,续写“亚洲第一城市”之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D. 文物的出土时间可以通过考古办法判断吗.(注意,是出土时间,不是文物年龄)

日照,因“日出初光先照”而得名,夏、商(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时称东夷,周、汉(公元前11世纪——公元220年)时为莒国,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自然风光秀美,是理想的旅游、度假、休养之地。 日照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据考古工作者考证,在莒县陵阳河、东港区两城镇等地,已发现了一些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北京猿人时期)和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和山东龙山文化遗存。 夏、商时期,日照属东夷。《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说,西周初年的著名人物姜太公是“东夷之士”。今秦楼街道冯家沟村东南有姜公台,传说即为太公钓鱼处遗址。《史记》亦说他是东海上人。《齐乘》说:“太公,海曲县东吕乡人”。西周到战国前期,日照地属于莒国。公元前473年(鲁哀公二十二年),赵王勾践灭吴,徒都琅琊(今胶县县南),日照归越。公元前431年(楚简王元年),楚灭莒,以莒为邑,日照又属楚,后属齐。公元前284年(周郝王三十一年),燕将乐毅伐齐,入齐都临淄。齐王奔莒,莒人立齐王子法章为襄王。公元前270年,齐将田单破燕军,尽复齐失地,迎齐襄王回临淄。日照仍属齐。公元前255年,楚又北侵,取鲁,封鲁君于莒。日照亦为楚国所占。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日照又归秦国。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日照为莒县之东境,属琅琊郡。 西汉时,日照地区始置县,名海曲,属徐州刺吏部琅琊郡。西汉元帝时,封城阳荒王子光为昆山侯。日照之西半境(今五莲县)属昆山侯国。东汉时,废昆山国,日照更名为西海县。三国魏时,废西海县,并入莒,属青州城阳郡。西晋初年,沿魏制。宋明帝失淮北,日照地区随莒县归北魏南青州东莞郡。公元529年置梁乡县,故址今东港区两城镇,属胶州东武郡。北周改南青州为莒州,郡县仍旧。隋代日照地属琅琊郡莒县。 唐代,日照地随莒县属河南道密州(高密郡)。五代因之。北宋时,属京东东路密州。公元1087年,置日照镇,仍属莒县。日照之名始于此,有“日出初光先照”之意。后日照镇划入胶西县,改京东东路为山东东路。公元1184年(金大定二十四年),升日照镇为县,仍名日照,属益都府莒州,县治于今日照城。元代,日照县属中书省山东东西道益都路莒州。明初,日照属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青州府莒州。洪武年间,为防倭冠,于县之南境置安东卫。清初,沿明制。1730年(清雍正八年)升莒为直隶州。1734年置沂州府,降莒州为散州,日照属沂州府。1742年(乾隆七年)裁安东卫并入日照县,置安东卫巡检司。 1913年2月,日照隶属胶东道。1925年冬,改属琅琊道。1928年撤道制直属于山东省政府。1936年2月,隶属山东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日照县政府仍隶属该公署。1940年3月16日,中共领导下的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941年1月,隶属莒、日、临、赣四县联合办事处,后四县联合办事处改为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1941年8月,日照隶属滨海专员公署。1944年6月隶属滨海区滨中行署(三行署)。1945年4月,滨海专员公署改为行政公署。1946年7月,滨海行政公署改为滨海行政专员公署,日照属该署。1948年8月,日照隶属鲁中南行政公署第六专署,次年7月改称滨海专署。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日照划归沂水专署。1953年8月,又划归胶州专署。1956年5月,改属临沂专署。1984年4月,临沂行署石臼港办事处建立。1985年3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日照县和石臼办事处改为日照市,仍隶属临沂行署,5月正式办公。1989年6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日照市升格为地级市,11月5日对外正式办公。1992年12月7日日照市设区带县,将原属临沂地区的莒县和潍坊市的五莲县划归日照市,同时成立东港区。1993年5月29日设立岚山办事处,作为市政府派出机构。8月20日,成立日照开发区。1995年9月12日,省政府批复设立山海天(省级)旅游度假区。 重要历史人物和当代名人主要有中华武祖、周朝丞相——姜太公,中国古代著名文学批评理论家(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国民党中央常委——丁惟汾,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丁肇中,作家、《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等。 日出初光先照的地方 拥有中国北方最长的海滨沙滩 日照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海、山、古、林,四大资源优势互补,是理想的旅游、度假、休闲之地。 日照市依山傍海,风景秀丽,“蓝天、碧海、金沙滩”引人入胜,有中国北方最长的海滨沙滩。国家级森林公园——鲁南海滨国家森林公园,郁葱万亩。百公里海岸线,沙质细软,潮平岸阔,定会让您流连忘返。省级名胜区五莲山,“奇秀不减雁荡”。浮来山坐落着中国古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校经处定林寺。 因为被英国版本《世界史便览》记载为“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亚洲最大的城市”,日照市东港区两城镇一直像蒙着迷人面纱的楼兰姑娘吸引着世界各地考古专家们的目光。寻找逝去的文明——两城龙山文化遗址发掘记 作者:刘新英“两城史前文明”的发掘史两城遗址是1934年发现的。说起它发掘的历史,要上溯到64年以前。1936年,当时隶属于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马对两城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此次工作由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尹达(刘耀)和祁延霈主持,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陶器、饮食用具,还有少量的金属、玉器,更有极个别至今仍不能认出的类似文字的东西。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发掘的文物如今大部分在南京博物馆收藏,蛋壳陶的豆、阔沿高柄杯等少数陶器精品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些散落到了异国他乡。 挖掘现场1 现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的历史自然博物馆、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博物馆都藏有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刘敦愿教授又对两城遗址进行了不间断的调查。1957年,山东省文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试掘,但这些发掘非常零散,缺乏系统性,所以也没有什么大的收获。这以后,有关部门对两城遗址的调查一直在陆陆续续进行着,具体调查了多少次,谁也说不清楚。 直到1995年,一直关注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群美国学者和山东大学考古系的专家 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察小组,对两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考察。在考察现场,他们几个人一个小组,排成“人”字形编队,对每一寸被认为有价值的土地进行地毯式考察,考察范围以两城为中心,四周辐射到五莲的丹土、叩官,胶南的海青、大场等地,有时一天要步行几十公里。大量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之后,中美专家一致认定两城遗址是一处罕见的龙山文化遗址,其规模和范围很大(具体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研究将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于是考察小组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申请再次发掘这一遗址,获得了国务院特批。 1999年10月1日,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著名学院的5位专家学者和我国山东大学的考古专家们开始了有史以来对两城龙山文化遗址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这次发掘是建国以来我省首次涉外考古项目。发掘中运用了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技术,发掘与钻探、实验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使获得的每一项成果都有最确切的证据。1999年年底,野外工作基本结束,共发掘台基2个,面积约700平方米,灰坑140余个,柱洞几十个,还有无数石器、陶器和器物的碎片,具体数字待专业人员修补后才能得知。山东大学考古系主任于海广教授欣喜地告诉记者,这次发掘是1999年国内田野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为龙山文化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神秘面纱背后惊人的遗迹两城遗址的文化层(在地质埋藏中,没有留下人类活动痕迹的地层是生土层,生土层以上为文化层)很有特点,堆积厚度一般为2—5米,主要堆积的是4600年以前到4400年以前日照先民们活动的痕迹。由于缺乏保护,有的地方文化层堆积高度与现在的屋檐一样高,而有的地方却很薄,高高低低差别很大。据考查,七十年前的文化层大约比现在要高1米左右,可见人类活动破坏的触目惊心。 这次发掘最初的选址是位于两城镇六村附近田野里一个地势较高(也就是文化层较厚)的漫岗。这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规模较大的建筑台基,面积大约有500平方米。台基上半部分被破坏,但还是保留了1—3米高度的下半部分,遗迹中最大的房间约有百余平方米,有祭祀时点过火的痕迹,有生活废弃物(即垃圾)坑,有若干当时房屋的柱洞,有类似现代地窖的藏贮坑,在这些地下仓库里,祭祀不同对象所用的陶器分不同的层次有序地存放着,遗迹中还发现了墓葬和古代的尸骨。从这些迹象可以判断,如此规模的庄院,需要运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建成,充分说明这是一个龙山文化时期的贵族居住区。 考古队对遗址中发现的尸骨、腐朽的木炭和土壤标本,除了用传统的碳十四测定法测定年代以外,还用了最先进的硅酸体分析法,清楚地测定出文化层中各个年代不同的堆积物,并发现当时贵族的城堡内部的结构已经比较复杂,有了居住区、墓葬区和专门祭祀地方的分别。更令考古队惊讶的是,通过钻探的方法,在城的四周还发现了淤泥的痕迹。从这可以看出,当时这一居住区已经有了战争防御系统,用以保卫城内的居民。一个与后来的城池相类似的居住区已初具雏形了。 挖掘现场2 这个大的台基正在紧张的发掘过程中,两城六村一村民在建新房子时又发现了一处较小的台基。这个台基面积大约200多平方米,位于现代村落规划的居民区里,周围都是村民新建的住房,能保留至今实属不易。台基上同样也发现了柱洞、灰坑、藏贮坑,同时也出土了一批陶器和石器,收获不小。 通过这两个台基中的遗迹,可以了解两城先民从4600年前至4400年前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还有人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窥见我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古代文明的缩影。考古队美方负责人、耶鲁大学教授文德安女士激动地说:“美国考古学家都知道,中国文明在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而龙山文化这一时期在中国又是非常重要的时期,通过考察,我们又知道了两城遗址是中国这一时期遗址中最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现在看来果然不虚此行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处台基堆积的文化层中,考古学家们又陆续地发现了一些周代、汉代、宋代、元代日照先民们生活过的足迹,证明了这一地区一直有人类在生息繁衍。遗迹中迷人的陶艺及其它 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市民休闲时有个时髦的去处,叫做陶吧。年轻人无聊时可去用陶泥和一些现代化的工具制作古朴的陶制花瓶、罐子等器物,欣赏自己的艺术创造,并美其名曰“陶艺”。可是与4400多年前的两城人的制陶工艺比起来,他们恐怕要自叹弗如了。这次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两城遗址的发掘,收获最多的文物标本就是大量的陶器,其中有一个藏贮坑里就出土了可以复原的几十件陶器的碎片。 两城先民们的制陶技艺非常高超,遗址中已发现的就有黑陶、白陶、红陶、黄陶等多种颜色的陶器。更令人惊叹不已的是,从外表上看,根本就看不出有些器物的颜色,因为它本身可能是白陶,外面却刷上了一层红色的“陶衣”,而有的是红陶,披的却是黑色的“外衣”。可见当时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陶器的生活用品作用,而是开始对其进行装饰,有了初步的艺术追求。器物上流行各种器盖、长流、宽把、竖耳、小鼻、泥饼饰、鸟头足、袋足,都很有特色。纹饰以弦纹、竹节纹、附加堆纹为多见,偶有兽面纹和复杂纤细的云蕾纹,为其它遗址所罕见。于教授特别提到了黑陶中的一种蛋壳陶,他说:“就是现在用最先进的工具仿制出来的蛋壳陶,也比不上两城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陶工艺高超,它外壁薄如蛋壳,看似稍碰即碎却恒久弥坚,令人叹为观止。” 按以往的惯例,考古学者一般从器物的外形来推断它的用途,好像有点缺乏力证。而这次,因为对两城遗址的特别关注,考古队专门从美国请来了酒类考古专家和陶器考古专家,从文物标本内壁取样进行化验,通过实验来证明它的用途。譬如:一个出土的陶(“规”下加“鬲”),从前仅是凭借形状被判定为酒器,而这次专家从内壁取样进行化验,证明它的用途其实有两个:一是温酒,一是烧水。 经过初步的浮选,专家们发现,出土的陶器有炊煮器、饮食器、盛储器以及祭祀不同对象所用的不同器物。在堆放文物标本的房间,记者看到了一个陶制的圆形中间有小孔的东西,经介绍得知原来是一个纺轮,是人们纺线的纺车上一个比较关键的部件。由此可见,陶器已广泛地应用于龙山文化时期两城先民的生活中,涉及到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 两城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新时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因此这次发掘出土的遗物,除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外,还有以石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记者见到的比较典型的石制生产工具有石斧和箭头。石斧的个体较大,是砍伐用具。用手摸一摸刃部,还能感觉到它当年的锋锐。斧身后部有方孔,可以安上木柄用树皮或兽皮捆扎,与现代斧头的形状相差无几。有的刃中还可见一些小的缺口,大概是当时使用频率很高,砍伐大树时崩坏的。 遗址中出土的箭头很多,每一个都磨制得非常精细,箭头两端很尖,整个形状呈菱形锥体,每一道棱都是整齐笔直的,一端插入木制或竹制的箭柄,用驽弓发射,可射杀猎物,是人们的狩猎工具,这是它的一个用途;结合已发现的城墙和壕沟的遗迹,专家们判断箭头的另外一个用途是用来进攻和防御,射杀敌人,所以它即是生产时的工具又是战争时的武器。通过它既可以对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有所了解,又可以对当时的战争防御有所认识。 这些文物是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直接证据,通过对它们的浮选,可观察到当时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以及人们生活的必须品;通过对它们的化验、测定还找到了当时食用的粮食种类的证据;同时对这一时期陶器、工具、用具和武器的加工技术也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逝去的文明能否追回 据于教授介绍,这次考古队对两城遗址只作了部分发掘。鉴于旅游开发等原因,剩下的将暂缓发掘。已经掘开的部分也将用浮土掩盖,以保护遗迹现场。谈起遗址的保护,于教授讲了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有一天,一位村民去考古队驻地找他,说挖菜窖时挖出一件陶器来,请他去看看。不巧他正好有事出去了,等回来听说后立即赶往该村民家,可是已经晚了。他赶到时等待他的只是一只鼎的一块碎片,其余的碎片在那个村民去找他时已经不知被谁弄到哪里去了!于教授推测那些碎片将会成为一只很完整的陶鼎,他能把它修复得很好,可是太遗憾了,擦肩而过的文物标本就这样消失了。 清理挖掘出的陶片 公元前2000年前后,不知是随着古代文化的变迁,还是政治形势的更迭导致战争爆发,抑或是自然灾害的原因,盛极一时的两城文明谜一般衰落了,再也没有达到过龙山文化时期的昌盛。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后人们就这样一点点地吞噬着自己祖先留下的文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刻意地去保护它,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守着人类史前文明的宝库在生活着,更没有意识到这是当地人千万年的荣耀。 今天,逝去的文明能否追回呢? 我们不妨把两城遗址与西安半坡遗址作一下比较: 位于陕西省会西安的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氐族聚落遗址,距今5600—6700年之间,1953年发现,1956年建立博物馆,1958年正式对外开放。陈列物品有石斧、石铲、石刀、箭头、磨盘、纺轮、陶钵、陶盆、陶罐等,遗址大厅是就地发现、原貌保存的半坡先民居住区的一部分,包括房屋遗迹、窖穴、墓葬等遗迹,面积约3000平方米。 两城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400—4600年之间,1934年发现,现在发掘出的物品有石斧、箭头、纺轮、陶罐、陶(“规”下加“鬲”)、蛋壳陶等,有两城先民中贵族的居住区,遗迹中包括房屋遗迹、窖穴、墓葬等,已开掘面积700平方米,还有更大面积未开掘。 半坡遗址有的,两城遗址也有,遗址规模并不十分逊色,与半坡各代表不同时期的典型文化。而半坡博物馆开馆至今已接待中外游客2000多万人次,平均每年接待游人50余万人次,单是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达几百万元,还不说为遗址周围第三产业带来的一系列收入。 日照作为新兴的沿海开放城市,旅游业刚刚起步,美丽的金海岸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然而,人们在把青山、碧水、蓝天、金沙滩饱览之后,再往何处去就感到茫然。蓝色的文明是不是缺乏一点更深文化层次的陪伴,新兴的城市是不是缺少一些文化底蕴?我们有过“亚洲第一城”的辉煌,也有陵阳河遗址文化的繁荣,只是这繁荣、辉煌的“旧貌”不再。至此,人们应当反思:如何从文明的演变,历史的连续,大文化的烘托,旅游经济的整体上进行适度、有序的开发,让昨日黄花重现异彩? 两城遗址的重大发现似乎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这也许正是眼下旅游圈的人们急于寻找的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大量而丰富的文物,源远流长的文化,不同年代的文化层,为我们提供了招徕客户的旅游产品,范围广泛的遗址到底能容留多少游人,是我们应当认真设计规划的。 旅游这一”朝阳产业”似乎在向我们招手。蓝色的海洋文化与底蕴丰富的远古文化的结合,必将出现一轮蓬勃的朝阳。如果我们也像半坡那样,舍得投资,懂得保护和开发,把自己祖先开拓史前文明的艰难足迹生动而具体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把两城先民留下的珍贵遗产很好地开发利用起来,一定能够追回那已逝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更加辉煌的时代,续写“亚洲第一城市”之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E. 考古的人怎么检测出土文物的年代

一般在中国来复说,考古制断代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常识问题,某个时代在其物品上是有显著特点的。比如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常用什么来装饰,当然也要综合印证。

楼上说的 碳14是在考究无法追溯的超级远古时代或案件侦察上应用的多些
当然要精确些,但目前在中国和其他一般考古中还没应用到

F. 如何知晓文物的年代,试举例说明几种常见的方法

秦始皇陵位于西安以东30公里的骊山北麓,南依骊山,层恋叠嶂,山林葱郁;北临渭水,逶迤曲转,银蛇横卧。
高大的封冢在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景色优美,环境独秀。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姓蠃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259年出生于赵国京都邯郸,公元前246年13岁即立为秦王,22岁加冕亲政。自公元前236年至公元前221年的15年中,秦国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个诸侯国,彻底结束了战国群雄割据的历史,在血与火中,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秦王朝。"秦皇扫六合,虎势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秦始皇--这位叱咤风云的旷世君主,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千秋伟业,还留有这座神秘莫测的皇家陵园。
古埃及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上王陵,中国秦始皇陵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皇陵。
秦始皇陵于秦始皇即位起开工修建,前后历时38年之久,比著名的埃及胡夫金字塔的修造时间还长8年,动用修陵人数最多时近于80万,几乎相当于修建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
陵园仿照秦国都城咸阳建造,大体呈回字形,陵墓周围筑有内外两重城垣,陵园内城垣周长3870米,外城垣周长6210米,陵区内目前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遗址。秦始皇陵的封土夯筑而成,形成了三级阶梯,状呈覆斗,底部近似方型,底面积约25万平方米,高115米,但由于经历二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现封土底面积约为12万平方米,高度为87米,整座陵区总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秦始皇陵更集中了秦代文明的最高成就。秦始皇把他生前的荣华富贵全部带入地下。
秦始皇陵地下宫殿是陵墓建筑的核心部分,位于封土堆之下。《史记》记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异怪徙藏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考古发现地宫面积约18万平方米,中心点的深度约30米。陵园以封土堆为中心,四周陪葬分布众多,内涵丰富、规模空前,除闻名遐迩的兵马俑陪葬坑、铜车马坑之外 ,又新发现了大型石质铠甲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以及陪葬墓等600余处,数十年来秦陵考古工作中出土的文物多达10万余件。在陵园里设立有多处文物展台,展示了秦陵近二十年来出土的部分文物;布置有水道展区,重现当年陵园内科学周密的排水设施;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意想不到的发现。
在凝重的绿色和高大的墓冢之间,为了让游客身临其境的感受王者的尊荣、王者的威仪,秦始皇陵上演有大型的"重现的仪仗队--秦始皇守陵部队换岗仪式"表演和集"声、光、电"于一体的秦始皇陵陵区、陵园、地宫沙盘模型展示,再现二千多年前神秘陵园的壮观场景,展示数十年来的考古成果,生动直观的揭示秦陵奥秘,展示其丰富内涵。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陵园,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奋和聪明才智的结晶,是一座历史文化宝库,在所有封建帝王陵墓中以规模宏大、埋葬丰富而著称于世。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2002年秦始皇陵荣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G. 考古家是怎么知道一些文物所在的时代

(1)是根据文物本身的各项标记(如文字、图案、风格等),结合历史知识来分析专、辨别;

(2)是通过放属射性同位素碳14来鉴别。
碳14是一种半衰期为5000多年的放射性元素,只能在大气中形成,在最近的几万年里,大气里的碳14浓度变化不大。植物在活着的时候会不断与大气进行代谢,使体内的碳14和碳12的比例与大气中基本相同。植物死亡后,体内的碳14就会停止补充,随着不断衰变,碳14的比例会不断减少。根据测定碳14的剩余数量,可以推断植物或动物或其他物品残骸样品的死亡时间。在2万年内是比较准确的。

H. 考古学家是如何鉴定文物的年代

在考古方面,可根据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推算地质年代。放射性同位素614C被考古学家称为“碳钟”,它可以用来断定古生物体死亡至今的年代。

I. 考古家是怎样根据发掘的文物化石推算它的年代的

一般是根据文物上的碳12来推算的。 当有机体活着时,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由于不断地有碳—12和碳—14排出体外和进入体内,体内的碳—12和碳—14的比值保持为10^12:1。而当有机体死亡后,由于新陈代谢的停止,有机体与外界的物质交换也就停止了,碳—14无法得到补充。这样有机体的碳—14的含量就会不断地减少,过了5730年,只剩下1/2,过了11460年,只剩下1/4。而有机体的碳—12的含量不会由于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化石和遗体中碳—14和碳—12的比值发生变化,时间越久远,碳—14含量越小。用科学方法测定其中碳—14和碳—12的含量的比值即可推算出古生物生活的年代。 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用碳—14法,取得了不少重大科研成就。如应用碳—14法鉴定结果推断我国早在宋代就开始把煤炭用于冶铁。1972年初至19744年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墓中出土了三千多件珍贵文物和发现了一具保存2100年的女尸。考古学家测定该妇女死亡时的确切年代就采用了碳—14法。一般可从棺木上取下一点点木屑,用实验手段测定木材中测定同位素碳—14与碳—12的含量之比就可计算出来。 碳—14法可应用于测定几百年到5万年以前的有机体的年代。更为古老的样品含碳—14太少,就不能用此法准确测定了。

J. 考古学家出土古代的东西时,怎么判断年代的

目前考古断定年代很多时候要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碳十四测年,古地磁断代,树轮矫正等等。其次就是一些类型学的划分,也是很常用的。出土一个文物,它的产地样式等都可以作为断代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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