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千

Ⅰ 河南龙山文化的经济

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种植粟类作物。生产工具多用石、蚌、骨料制造，常回见穿孔石刀、石镰、蚌镰、骨铲答等；也有木耒一类工具。居民饲养猪、狗、羊、牛等家畜 ，以养猪最为普遍。制陶业进步，大量使用轮制技术。多灰色陶，常见鼎、鬲、斝、豆、甑、盆与双耳罐等陶器。房屋多是涂抹白灰地面的建筑，一般10～20平方米，适合小家庭居住。房子周围有储藏东西的窖穴。在汤阴白营发现有方形水井，内有加固井壁的井字形木架，这是中国北方地区较早的水井。

Ⅱ 韩姓追根求缘

“韩”，古时又作“涵”，《说文解字》解释为井垣之意，就是水井周围的栏圈。韩的姓氏来源，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 黄帝传承
这是韩姓起源各种传说中最古老的一种。黄帝时代是我国父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黄帝族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开始，沿渭河 黄河向东发展势力，与炎帝族合二为一，消灭东夷族首领蚩尤，建立了以黄帝族为首的部落联盟，黄帝因此被称为我国的人文初祖，中国人也称炎黄子孙。传说中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世本》记载，黄帝娶了西陵氏的雷祖(嫘祖)，生了青阳和昌意，昌意又生了颛顼。《山海经》记载：昌意后来被贬谪到若水，生子韩流；韩流娶淖子族的姑娘阿女，生了颛顼。颛顼是五帝之一。
韩流既是人名，也是其所在氏族的名称。韩流氏族是从昌意族中分化出来的，这个氏族便以韩为姓，第一批韩姓人由此产生。
韩流所处时代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考古学者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汤阴白营等遗址内发现了水井。井的四壁用井字形的圆木棍自下而上，叠垒而成。井字形木架的木棍交叉处都有榫扣合。韩字从韦，韦在古代写作“韦”，韦字形状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结构十分相似。韩流族有可能是因为发明了水井而被称为韩流，“韩”字的古义为井垣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 以国为姓
公元前11世纪中叶，西周灭商，平定管叔 蔡叔与武庚的叛乱后，实行大分封。周公旦分封周成王之弟于韩，为姬姓之国，地处今山西河津东北。但韩国国力太弱；在春秋时期被晋国所灭。韩国亡国之后，国人便以韩为姓。
三 韩武子之后
韩国为晋国所灭以后，出了一位韩武子，其名万，字武子，他因侍奉晋献公立下大功，被晋献公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西南。韩武的子孙便以韩为姓。
四 曲沃桓叔之后
西周晋穆侯娶齐女为妻，长子为太子“仇”，次子为“成师”。晋穆侯死后，穆侯的弟弟殇叔自立为君。4年后，太子仇攻杀殇叔，继位为晋文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的都城在冀(今山西冀城东南)。文侯的儿子昭侯在位时，把文侯的弟弟成师封在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号为桓叔。
曲沃桓叔广招人马，扩张势力。从曲沃桓叔受封开始的六七十年间，翼地昭侯和曲沃桓叔两派势力之间冲突不断。曲沃桓叔死后，世子继位，为曲沃 伯。 伯袭杀昭侯之子孝侯，晋人又立孝侯之子鄂侯为君。鄂侯死后，子哀侯继位。第二年(前716年)，曲沃 伯去世，其子继位，即曲沃武公。晋哀侯九年(前709年)，曲沃武公发兵攻打翼城，俘获晋哀侯，晋人又立哀侯之子继位，称小子侯。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掉晋哀侯。公元前705年，曲沃武公设计诱杀小子侯。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公元前679年，周僖王正式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尽并晋国之地。 杀掉晋哀侯的韩万即韩武子。有人认为韩万是曲沃成师之子，分封采邑于韩，因以韩为姓，代为晋卿。
五 亡国后国人以韩为姓
曲沃桓叔之子韩万的玄孙韩厥，曾为晋国正卿，帮助韩姓在晋国逐渐扩大了势力。春秋晚期，晋国由韩氏 赵氏 魏氏 知氏 范氏 中行氏六卿专权。公元前490年，范氏 中行氏灭于赵。公元前453年，韩 赵 魏三家共灭知氏，三分其地。从此，晋国为韩 赵 魏三国瓜分。前403年，韩厥的七世孙韩虔(景侯)时，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
战国时期，韩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韩国起初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后来迁至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到韩哀侯时，攻灭郑国，迁都于郑都新郑(今河南新郑)，疆域包括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介于魏 秦 楚三国之间。 韩哀侯的曾孙宣惠王开始称王。到宣惠王的玄孙韩王安时，韩国势力日衰。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俘韩王安，置颖川郡(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市)。韩国灭亡后，国人以韩为氏，颖川成为韩姓的第一个郡望。
六 出大汗氏改姓为韩
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把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其中的出大汗氏改为韩。 由于译音不同，出大汗氏在史书还有步大汗氏 步六汗氏 步汗氏 潘奚氏 破六韩氏 破六汗氏 破落汗氏 破落韩氏等多种译法。北魏末年，有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人破六韩拨陵领导的农民起义。

Ⅲ 汤阴县的历史沿革

汤阴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就有先民居住，经考古发掘在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构架水井，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水井，是人类群居极其重要的标志。夏代，夏帝廑（胤甲）、孔甲把都城定居在今县东16公里的西河村。孔甲在这里作了《破斧之歌》，成为“东音”（东方音乐）的开山之作。商代，这里属于商都的畿辅之地，纣王在商都拒谏的故事时时传来。纣挖比干心之后，比干负伤从商都逃到今县东16公里的高岗上死去，高岗因名枉人山，今存庙宇纪念。接着，纣囚西伯姬昌（周文王）于今县北4公里处羑里城，周文王于羑里城七年著述出《周易》，今存羑里城（文王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AAAA景区。西周时期，周武王灭商建立起周王朝之后，“封纣子武庚于邶” ，遗址在今县东16公里处邶城。 管叔和蔡叔勾结武庚举行叛乱，周公旦率兵平定了叛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和霍叔。自此，西周得以安定。春秋时期，相传孔子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来到今县东16公里处邶城一带，听到人们传唱着许多或激情亢奋、或委婉含蓄、皆悦耳怡人的诗歌，便嘱咐弟子们悉心收集起来，整理成《邶风》19首，融入了《诗经》之中；孔子和弟子们来到今县城东南3公里的孔村一带，一群沿路玩耍的孩童阻挡了他们前行的车辆，孔子留下来在这里讲学，至今五个孔村里还传颂着孔子当年讲学的趣事。乡人女诗人嫁给许穆公，因称许穆夫人。许穆夫人提出联齐抗狄以救卫，齐桓公闻知，即发兵复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文字记载的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一生诗作很多，由于战争频繁多有散失，仅存《诗经》中《泉水》、《载驰》、《竹竿》三首四言诗，文辞清新，脍炙人口，倍受历代文人推崇。齐桓公在阻止狄族进攻中原援救邢、卫战中，曾率兵于今白营、胡营一带安营扎寨。其媵（yìng，妾）卫女爱兵惜将，深受拥戴，由于过度操劳，病逝于军中。因战事紧张齐桓公只好将卫女葬于此地，将士们以枪、戈、钺、斧等兵器挑起铠甲、衣衫作幡祭祀卫女。由祭祀卫女而衍生出的大型舞蹈跑帷子传承至今，已被列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战国时期，汤阴属魏。公元前350年，荡阴地名开始出现。公元前259年（即秦昭王四十八年，魏安厘王十八年），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窃得虎符，于汤阴县南9公里处今将城椎杀了晋鄙，夺取兵权，率兵救赵。名医扁鹊（秦越人）行医至此，汤阴县东南7公里之伏道被秦太医令李醯所派力士杀害，当地民众请求扁鹊弟子们同意，以隆重礼节将扁鹊安葬在此地。今存扁鹊墓庙，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秦属邯郸郡。西汉高祖二年（前205）置县，属河内郡；东汉建安17年（212）改属魏郡；县令张迁，字公方，东汉陈留郡己吾县（今河南省宁陵县西南）人。累任郎中、谷城县长、汤阴县令。张迁敦厚纯朴，垂爱在民。在他的治理下，社会风气良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们种地之后露宿在野外，也不会有任何问题。腊月行祭之日，他将囚徒放假回家，囚徒们感念他的恩德，都能按时归来。遇到计算人口赋税等问题，他也不麻烦乡人。黄巾起义后，许多地方都被烧毁，惟独他治理下的县城完好无损。张迁改任时，境内民众奔走相告，送别者多如云涌。后人撰书《张迁碑》记录他的事迹，成为当代书法界弥足珍贵的瑰宝。三国，属魏。“魏文帝幸洛道病，有巫师以水饮之，立愈”，遂赐名宜师沟（今宜沟）；曹植到羑里城祭祀，赋诗一首《诘纣》：“崇侯何功，乃用为辅？西伯何辜，囚之囹圄？囹圄既成，负土既盈。兴立炮烙，贼害忠贞。”西晋，属汲郡。永兴元年（304）七月，战事逼近荡阴，双方在城南展开大战，惠帝司马衷部因长途跋涉，加上酷暑难熬，于七月二十四日在今下扣一带败了下来。混战中惠帝司马衷颊中三箭，随从百官侍卫看到战争打败，纷纷逃散。在今云村一带，乱兵向晋惠帝举刀时，侍中嵇绍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护卫惠帝而惨遭杀害，鲜血溅染了惠帝的衣服。惠帝被擒后，行至今光村时，左右兵士看到惠帝血衣，劝他洗去，惠帝说：“这是嵇侍中的血，不要洗去。”后人因建嵇绍祠纪念，今存相关村名十多个。隋，属汲郡。开皇六年（586）复置汤阴县，于县东17里（今之古贤）置县城，十年（590）并入安阳；十六年 （596）再置于县西南30里（今鹤壁市故县村），改曰荡源；乡人赵孝逸 ，官四门助教，书法与北周名家赵文深齐名。赵文深学王羲之，孝逸效法王献之，都非常有建树。平凉之后，王褒入关，举国上下皆学习王褒的书法，惟有赵文深、赵孝逸他们两人坚持学习二王书法。隋朝建立后，临二王之作品，往往被人们争相购买。乡人尧君素曾为隋炀帝鹰击郎将，李渊起兵后，派人到河东浦坂城下招降尧君素。尧君素斥退说客，后被叛逃所杀。唐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唐太宗下诏说：“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可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唐，贞观元年（627），改名汤阴。置今址为县城。大约在广德二年（724）大诗人杜甫过汤阴，察看了“八王之乱”古战场，瞻仰了嵇公祠，作下《伤春》诗。其中之四写道：“再有朝廷乱，难知消息真。近传王在洛，复道使归秦。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萧关迷北上，沧海欲东巡。敢料每危体，犹多老大臣。岂无嵇绍血，沾洒属车尘。”唐代文学家韩愈针对“文王拘羑里”的史实，感慨良多，写下《拘幽操》赞颂周文王：“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宋，属相州。绍圣初（1094），苏轼自定武赴岭南，一路风尘，来到汤阴吃到一种豌豆大麦粥，不由得诗性骤发。因此赋诗一首《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朔野方赤地，河壖但黄尘。秋霜暗豆荚，夏旱臞麦人。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时珍。青斑照匕筋，脆响鸣牙龈。玉食谢故吏，风餐便逐臣。飘零竟何适？浩荡寄此身。争劝加饮食，实无负吏民。何当万里客，归及三年新。”宣和初（1119），改属浚州；后仍属相州。北宋崇宁二年即1103年，著名民族英雄岳飞年诞生于汤阴县东永和乡孝悌里。金（1127～1234）汤阴属彰德府。元（1271～1368）汤阴属彰德路。乡人许有壬（1287～1364）， 字可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登进士第，授同知辽州事。至治二年（1322）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劾治不法官僚豪家。次年升中央监察御史。向英宗上疏强国富民十条建议，多被采纳。许有壬历官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惠宗（顺帝）七朝，政绩显著，累官左司郎中、两淮都转运盐使、中书参知政事、中书左丞、集贤殿大学士。为政近五十年，他曾多次针对科举制度、漕运、军队建设等国家大事，直言不讳地向朝廷提出批评和建议。有壬善笔札，工词章。著有《至正集》和《圭塘小稿》，曾为《大元大一统志》作序。明（1368～1644）汤阴属彰德府。乡人李鐩（1448～1529） 字时器，今汤阴县五陵镇镇抚寨村人。明成化八年（1472）进士，初授都水主事。累官鸿胪少卿、工部侍郎、工部尚书。成化年间任刑部郎中时，奉命赴山西赈灾，在救灾同时，广开水渠，浇灌农田上百万亩，成绩卓著。弘治初年奉诏上书，条陈治理朝政十事，并精将简政，加强军备，制定防御策略，对稳定边防局势起到重要作用，深得弘治帝赞许。后，鐩遭宦官排斥，被迫辞职。清（1644～1911）汤阴属彰德府。乡人王伯勉（1618～1677） 字子健，号东皋。今汤阴古贤村人。清顺治三年（1635）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清廉自守，声望颇高。著有《东皋文公集》，曾为康熙《汤阴县志》作序。乾隆十五年（1750），清高宗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南巡返京途中过汤阴，分别到岳飞庙、羑里城（文王庙）祭祀，留有七言诗二首与祭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皇帝爱新觉罗？ 载湉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逃至西安，返回北京途中，在汤阴县宜沟镇下榻，今存行宫；到岳飞庙祭祀，光绪皇帝赐题“百战神威”，慈禧太后赐题“忠灵未泯”匾文，悬挂于岳飞庙至今。中华民国时期，汤阴1912年属河北道；1924年属河南省。1932年8月属第十二行政督察区，10月属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38年属豫北道；1945年秋属河南省第三行政区。1947年3月，解放军为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扼住中原重地，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在晋南反攻的同时，向平汉线实施进攻，专打王仲廉集团（长期守候在新乡、汲县、汤阴、安阳等地，约10万人），进行连续作战，以便和晋南作战一起，给陕北和山东我军作战以有力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于3月下旬发起了豫北战役。4月5日，兵临汤阴城下，围城打援。5月1日下午4时，开始总攻。5月2日拂晓，解放军占领县城。接着于汤阴县城东南石家庄村接受了国编三纵总部司令孙殿英、副司令刘月亭、参谋长邓喧甫等残部的投降，解放了汤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汤阴1949年10月属平原省安阳专员公署；1952年属河南省安阳专员公署。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考察黄河返京途中，在汤阴火车站停留，接见了汤阴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察看了站台上的岳忠武王故里碑，称赞岳飞是一个大好人，指示要保护岳飞庙。1954年9月，淇县并入汤阴；1957年鹤壁、鹿楼两区从汤阴县分出，建立鹤壁市；1958年汤阴属新乡专署；1959年11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前来汤阴考察，参观了岳飞庙。1961年属安阳专署；1962年淇汤分设；
1983年11月安阳行政公署撤销，汤阴县划归安阳市管辖。

Ⅳ 井栏的最早的水井

从考古发现来看来，中国最早源的水井是木结构水井。河南汤阴白营发现的一口龙山文化早期的水井，木井栏高2.65米，井壁有木架有46层11米高。（注：《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载《考古》1980年第3期。）而中国最早的水井是距今6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水井，井由200多根底部削尖的桩木和长圆木构成，井架呈方框形。（注：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第14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Ⅳ 韩姓的来历和渊源

“韩”，古时又作“涵”，《说文解字》解释为井垣之意，就是水井周围的栏圈。韩的姓氏来源，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 黄帝传承
这是韩姓起源各种传说中最古老的一种。黄帝时代是我国父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黄帝族从陕北的黄土高原开始，沿渭河 黄河向东发展势力，与炎帝族合二为一，消灭东夷族首领蚩尤，建立了以黄帝族为首的部落联盟，黄帝因此被称为我国的人文初祖，中国人也称炎黄子孙。传说中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世本》记载，黄帝娶了西陵氏的雷祖(嫘祖)，生了青阳和昌意，昌意又生了颛顼。《山海经》记载：昌意后来被贬谪到若水，生子韩流；韩流娶淖子族的姑娘阿女，生了颛顼。颛顼是五帝之一。
韩流既是人名，也是其所在氏族的名称。韩流氏族是从昌意族中分化出来的，这个氏族便以韩为姓，第一批韩姓人由此产生。
韩流所处时代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考古学者在龙山文化时期的河南汤阴白营等遗址内发现了水井。井的四壁用井字形的圆木棍自下而上，叠垒而成。井字形木架的木棍交叉处都有榫扣合。韩字从韦，韦在古代写作“韦”，韦字形状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水井结构十分相似。韩流族有可能是因为发明了水井而被称为韩流，“韩”字的古义为井垣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 以国为姓
公元前11世纪中叶，西周灭商，平定管叔 蔡叔与武庚的叛乱后，实行大分封。周公旦分封周成王之弟于韩，为姬姓之国，地处今山西河津东北。但韩国国力太弱；在春秋时期被晋国所灭。韩国亡国之后，国人便以韩为姓。
三 韩武子之后
韩国为晋国所灭以后，出了一位韩武子，其名万，字武子，他因侍奉晋献公立下大功，被晋献公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西南。韩武的子孙便以韩为姓。
四 曲沃桓叔之后
西周晋穆侯娶齐女为妻，长子为太子“仇”，次子为“成师”。晋穆侯死后，穆侯的弟弟殇叔自立为君。4年后，太子仇攻杀殇叔，继位为晋文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晋的都城在冀(今山西冀城东南)。文侯的儿子昭侯在位时，把文侯的弟弟成师封在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号为桓叔。
曲沃桓叔广招人马，扩张势力。从曲沃桓叔受封开始的六七十年间，翼地昭侯和曲沃桓叔两派势力之间冲突不断。曲沃桓叔死后，世子继位，为曲沃 伯。 伯袭杀昭侯之子孝侯，晋人又立孝侯之子鄂侯为君。鄂侯死后，子哀侯继位。第二年(前716年)，曲沃 伯去世，其子继位，即曲沃武公。晋哀侯九年(前709年)，曲沃武公发兵攻打翼城，俘获晋哀侯，晋人又立哀侯之子继位，称小子侯。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掉晋哀侯。公元前705年，曲沃武公设计诱杀小子侯。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公元前679年，周僖王正式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尽并晋国之地。 杀掉晋哀侯的韩万即韩武子。有人认为韩万是曲沃成师之子，分封采邑于韩，因以韩为姓，代为晋卿。
五 亡国后国人以韩为姓
曲沃桓叔之子韩万的玄孙韩厥，曾为晋国正卿，帮助韩姓在晋国逐渐扩大了势力。春秋晚期，晋国由韩氏 赵氏 魏氏 知氏 范氏 中行氏六卿专权。公元前490年，范氏 中行氏灭于赵。公元前453年，韩 赵 魏三家共灭知氏，三分其地。从此，晋国为韩 赵 魏三国瓜分。前403年，韩厥的七世孙韩虔(景侯)时，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
战国时期，韩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韩国起初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后来迁至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到韩哀侯时，攻灭郑国，迁都于郑都新郑(今河南新郑)，疆域包括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介于魏 秦 楚三国之间。 韩哀侯的曾孙宣惠王开始称王。到宣惠王的玄孙韩王安时，韩国势力日衰。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俘韩王安，置颖川郡(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市)。韩国灭亡后，国人以韩为氏，颖川成为韩姓的第一个郡望。
六 出大汗氏改姓为韩
北魏孝文帝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把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其中的出大汗氏改为韩。 由于译音不同，出大汗氏在史书还有步大汗氏 步六汗氏 步汗氏 潘奚氏 破六韩氏 破六汗氏 破落汗氏 破落韩氏等多种译法。北魏末年，有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人破六韩拨陵领导的农民起义。

Ⅵ 古代汤阴是现在的哪里

汤阴县隶属安阳市，是被联合国命名的千年古县，是著名的“三圣之乡”[1] 汤阴县交通便利，在其方圆250公里范围内，有郑州、石家庄、济南、太原4座省会城市，所以汤阴成为辐射豫、冀、鲁、晋4省的商品集散地。便捷的交通是汤阴的主要特点。京广铁路与汤鹤支线和汤台铁路连接南北西东，使汤阴成为豫北地区重要的铁路运输枢纽。京珠高速公路、107国道和鹤台、汤上省道公路在境内纵横交错。汤阴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丰富的农富产品资源和旅游资源，同时汤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县，是历史名人岳飞的故乡。境内有岳飞庙、羑里城、扁鹊墓庙、岳飞故宅、夏都西河遗址、邶城遗址等文物古迹。

Ⅶ 在河南汤阴白营发现了一口约4500年前的古井有什么特征

在河南汤阴白营发现了一口约4500年前的古井。此井深达11米，可称得上是深水井了。井壁用木棍自下而上层层叠起，累计有46层。木棍交叉处有榫，使两根木棍之间能固定起来，对保护井壁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上往下视，木棍层层相压，成“井”字形，由此可见当时井字造字时是像实物之形的。

Ⅷ 历代井田制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安阳小屯商代甲骨卜辞中已出现“井”、“田”两字，井之原意为井水，后引申演化为对同饮一井之水的居民聚落（包括其所耕田地）之称。直至郑玄注《周礼》，方有以古时田制“似井之字”，故称“井田”之说。田字已具古时田制之形，并不需要以井字再加修饰。后世又有以井字为模拟占时田制之形而造者，更属望文生义。今解井田，当取其古时原有之义，即同井者所耕之田。古时“耕”字有作“阱”者，当是反映了古时人们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史实。

中国古代农业起源甚早，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开始实行定居耕作。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汤阴白营、洛阳矬李、山西襄汾陶寺等龙山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江苏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嘉兴雀幕桥等良渚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中，均已发现有井，与“黄帝穿井”的传说相印证。可见中国古代凿井技术发明之早。此一时期凿井，主要为饮水之用，随之形成了人们聚井而居的居住方式和以同井之人为一个耕作单位的劳动和管理方式。汉武梁祠石室黄帝画像左题云：“黄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垂衣裳，立宫宅。”杜佑《通典》卷三云：“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详。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其说虽晚出，当有所本。据此可推测井田制的起源之早。《论语•泰伯》云：禹“尽力乎沟洫”。《左传•哀公元年》载，夏少康失国，逃奔有虞，“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其“一成”，为方十里；百井之田。据此可知，夏代确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当因夏而来。井田制在长期实行的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所发展和变化。

井田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榖梁传•宣公十五年》载：“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韩诗外传》卷四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条载：“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考工记》匠人条载：“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司马法》载：“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Ⅸ 关于我国原始农业兴起的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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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起源，古籍中有许多美丽动听的传说故事，经常要归功于伟大的神农、后稷和黄帝或其他帝王、名臣等等(1)。但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农业的起源，仅凭古史传说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丰硕成果。近半世纪以来我国的考古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国原始农业的基本面貌，而近几十年来的民族学，又使这个基本面貌更加清晰和生动。

一．农业的发明

农业是在采集基础上产生的。产生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在长期的采集野生植物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一些可食植物的生长，经过无数次的实践，终于将它们栽培、驯化为农作物，从而发明了农业。当农业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时，就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曾在山西省朔县峙峪和沁水县下川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石刀、石锯镰、石磨盘、石磨棒等采集野生谷物的工具。其年代是距今28000—12000年，在地质年代上属于更新世晚期，当时处于冰期和间冰期交替之中。冰期气候干冷，狩猎不易，植物减少，人们的食物匮乏，迫使人们努力去采集野生植物充饥，也加深了对野生植物的观察和认识。在距今13000—12000年左右，处于间冰期，气候转为较温暖湿润，草本作物生长较为茂盛，禾本科植物增多，人们更易于采集到野生谷物，也会更加珍惜这些野生谷物。人们先是注意加以保护，然后尝试进行种植。一旦尝试成功，就会加以推广。农业也就诞生了。

因此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将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让它生长，到成熟时用手摘取，这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民族学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云南的独龙族就是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既清除了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又可利用带起来的泥土掩埋种子。农作物长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和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2)

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1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稻作遗存和水稻植硅石，可能就是属于这一阶段。玉蟾岩遗址发现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属栽培古稻，其年代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环遗址的植硅石鉴定结果，表明12000年前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为食物。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经出现。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年代为距今11000—8000年。(3)这3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典型的农业工具，可见当时的种植水稻的方式是与上述云南独龙族类似。

与此阶段同步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能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如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0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年)等。这一阶段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被称为“火耕”或"刀耕火种”。

大约到了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农业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谷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扩大种植面积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压力。但是天然的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毕竟有限，必须开辟新的耕地。人们除了用火焚烧地面上的野草杂树之外，还要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和刨掘树根，平整地面，以便于播种，使庄稼顺利生长。而这些作业仅凭双手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工具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用来砍伐的石斧、石锛，用来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脱壳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栽培驯化，野生的谷物逐步进化，品质得到改良，初步脱离了野生状态，产量相应提高。农业也就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了。但是，当时还不可能会对土地进行施肥，因此种植几年之后，地力衰退，产量下降，就将土地抛荒，另辟新地种植。称之为抛荒制。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体上是属于这一阶段。如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距今7800—7300年)，黄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游的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遗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遗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乡县罗家角遗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耜、骨耜、木耒(痕迹)、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一整套农业工具，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稻(籽粒或壳)，属于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此外，还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脱离了火耕阶段。特别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农具，而整地又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因此这一阶段的原始农业也被称为“耜耕农业”。

大约从距今6000多年开始，原始农业进入了时期。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农田的开辟，产量的提高，有了更多的粮食可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可以比较长久地在一个地方定居，村落规模逐渐扩大。而人口的增加又迫使人们去耕种更多的土地，生产更多的粮食和饲养更多家畜，导致原始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农具的种类增加，石质农具通体磨光，制作得更加精致、实用，提高了劳动效率。农田得到进一步整治，修整沟渠等排灌措施，对田里的庄稼加强保护管理(如铲锄杂草，驱赶糟蹋庄稼的野兽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址，都属于这一阶段。考古学家不但在这些遗址中发掘出大量木、石、骨、蚌质地的农具和数量众多的粮食作物遗存以及畜禽骨骼，更为难得的是发现了农田遗址。如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和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6000年前的水田遗址。特别是草鞋山遗址的水田是由小块水池状的水田串联而成，小者几平方米，大者十几平方米，互相间有水口串联，并有水井、水塘、水沟等配套设施，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已日趋成熟。同时也表明原始农业的耕作制度已由原始的抛荒制进步到熟荒耕作制，而南方则可能已是连续耕作制，土地的利用率大大提高了。大约从5000多年前到4000多年前这段时间里，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发达时期。农具的制作更加精致实用，种类增加。如石锄、石镢的普遍使用，石铲更为扁薄宽大，精工磨制，出现了有肩石铲、穿孔石铲、穿孔石刀，石镰的制作也较以前进步，粮食加工工具杵臼的出现和推广，晚期还出现了石犁，标志着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农作物的种类增多，粟、黍、稻、麦、豆、麻已成为主要粮食作物，特别是水稻种植已扩大到黄河流域，粮食的产量有较大的增长。畜牧业进一步得到发展，后代称为“六畜”的马、牛、羊、猪、狗、鸡等均已饲养，采集渔猎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水井的开凿并被使用到生活和生产上，给定居生活提供更大的方便，使人们可以向距离河流和泉水较远的地区扩展。发达的原始农业不但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开始有了剩余产品，为积累了财富，而且为制陶等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创造了条件，也为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处于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有：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华南地区的石峡文化，福建的昙石山文化等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的原始农业已形成三大经济类型，即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以黄淮地区为中心的粟、稻混作农业，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基本上已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大体格局。二．作物的栽培

农业的产生是以粮食作物的栽培为标志。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农作物标本，说明黄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种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经种植小麦。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则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粟 粟是属于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作物，原产于中国北方，一直是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它是从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的。何时驯化，尚不清楚。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了炭化粟粒、粟壳或谷灰。其中最早的为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河南省新郑县沙窝李遗址，前者距今8000年左右，后者距今7000多年。磁山遗址共发现了88个存有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均堆积在窖穴的底部，十分疏松，出土时略为潮湿，颜色显绿，风干后成灰白色，大部分已成粉末状。粉灰之中，可以看到清晰的外壳，颗粒完整，外部形态圆隆饱满，直径约2毫米，与粟粒基本相同。经灰象法鉴定证明是粟。有些窖穴的底部粮食堆积中发现有完整到陶盂，可能是盛取粮食的容器。有些窖穴在粮食堆积的底部整齐地摆放着猪、狗等家畜(骨架)，可能是存放粮食时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而放人的。新郑沙窝李遗址也发现一片面积约o．8—1．5平方米比较密集的粟的碳化颗粒。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粟的遗存。这些粟粒有的是存放在窖穴里，厚达18厘米。有的是放在陶瓮、陶罐或陶钵中。其中有的可能是作为种子而保存的，也有的是放在坟墓里作为随葬品，可见粟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距今4800多年的粟粒，体积达1立方米多。说明至迟在距今5000年前后，粟也成为黄河下游的主要粮食了。

黍、稷 黍稷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者称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者称为稷。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说明黍在中国的栽培也有近8000年，与粟一样古老。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和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也都发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壳。在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里，还发现了堆积达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作为种子贮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遗存。它们和粟一样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麦 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麦的遗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和大麦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出土了数百粒小麦，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大麦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来麦子在新石器时代还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稻 稻是一年生的禾本科草本作物，喜温暖、潮湿，是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最主要粮食作物。栽培稻是从野生稻驯化来的。驯化的时间大约在1万多年前。考古学家在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物蛋白石，但已具有人工干预的痕迹，说明当时人们不但已经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而且可能已尝试人工种植。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3粒半1万年前的稻粒，其中一粒是野生稻，其余属古栽培稻。在广东英德市牛栏洞遗址也发现了1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浙江省浦江县上山遗也发现了9000年前稻作遗存。这就证明我国栽培水稻的历史已有万年之久。到了8000年前左右，水稻的种植在长江流域中游和淮河上游都颇具规模。考古学家在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李家岗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壳和稻谷遗存，有的保存极好，出土时如同新鲜稻谷。在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稻谷遗存。经鉴定都属于古栽培稻。说明已经越过选育、驯化阶段，形成了早期稻作农业文化。大约到了7000年前，我国的稻作农业已进入发展阶段。淮河流域下游、长江中下游都已发现很多稻作文化遗址，如湖南省的临澧县胡家屋场、岳阳市坟山堡遗址，湖北省宜都城背溪、枝城北以及秭归县柳林溪遗址，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余姚市河姆渡遗址，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这些遗址的年代距今7300—6800年。说明这一时期，稻作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到普及，并且水稻品种也得到了初步的改良，已有籼稻和粳稻两个品种。到了6000年前，我国的原始稻作开始进入发达阶段，水稻种植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稻田的整治已初具规模。到了5000年前，水稻的种植已经遍布长江流域各地以及华南、闽台地区，甚至连黄河流域(如陕西、河南、山东)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水稻的驯化、培育成功，是我国原始农业的巨大成就之一。

蔬菜瓜果 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粮之外，还要吃蔬菜瓜果。根据资料，商周时期我国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已经相当发达，推测其起始年代应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目前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葫芦、菱芡、甜瓜子、莲子、桃核、梅核、枣核、栗壳以及菜籽等实物，年代最早可达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野生植物，看来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培育粮食作物方面，同时采集一些野生果实充饥，不可能有人工种植。不过，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曾出土过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的一座房子遗址里发现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内盛碳化了的菜籽，经鉴定是属于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将菜籽装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显然不是为了食用，应该是供来年种植使用。由此可见，我国人工种植蔬菜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国，至今仍然是民间最主要的蔬菜。

纤维作物及蚕桑 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兽皮夏穿树叶，以后逐渐学会利用野生葛、麻的纤维纺织布料制成衣服。当原始农业发展以后，人们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尝试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也从采集野生的蚕茧进而学会养蚕缫丝纺织衣服。这个过程可能要晚于粮食作物的栽培，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才发展起来的。首先被驯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异株植物，雌株结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为粮食，被列为“五谷”之一。雄株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过程中发现了雄麻纤维可做衣料，从而逐渐加以栽培种植。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内出土过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残迹，是目前最早的实物标本。另一种纤维作物苎麻是雌雄同株，大约与大麻同时被种植，浙江省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了一些苎麻布和苎麻绳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纤维植物，但是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过6000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说明当时原始先民可能已经有意识的加以保护利用，甚至也可能尝试种植它。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饥过程中，会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利用野蚕茧丝，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终于将它驯化成家蚕。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两件5400年前的陶蚕蛹，钱山漾遗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蚕丝带、丝线和绢片。可见至少在5000年前，我国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这是纺织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说明黄帝“淳化……虫蛾”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

三．家畜的驯化

在旧石器晚期，由于狩猎工具的改进和狩猎经验的积累，人们捕捉野兽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将一些暂时不吃的活的野兽或小动物放在天然地洞内或圈以栅栏养起来，以备日后捕捉不到野兽时食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洞养或圈养的野兽也越来越多。天长日久，部分野兽的性情开始渐渐温顺起来，进而驯化为家畜。这样就开始了原始的畜牧业。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与农作物的栽培同步的。从考古资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经开始饲养狗、猪、牛、羊、马、鸡等家禽家畜。

狗 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早在狩猎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进入农业时代，狗会有一部分成为肉食对象。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为家畜之一。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华北狼有很大区别，已具备家养狗的特征。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狗的形态特征。

猪 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家猪骨骼，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猪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7000年前的陶猪模型，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猪鬶，其形态则属于典型的家猪。在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经常以猪作为随葬品，说明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可见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羊 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羊一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对象。因此北方的遗址中发现的家羊遗存较南方为多。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陶塑器盖把纽，呈羊头状，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过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发现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陶羊，其形态属于家羊。看来，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驯化已经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养羊，因此，各地的遗址发现羊骨骼也较多。

牛 作为肉食的牛，主要是黄牛。耕牛则包括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它们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过黄牛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牛的残骨和牙齿，半坡遗址也出土过牛的牙齿，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还发现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齿。说明牛的驯养早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饲养黄牛。水牛的饲养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遗址也出土了7个6000年前的水牛头骨。在北方，山东省的大汶口、王因遗址，河北省的邯郸涧沟村遗址，陕西省的长安客省庄遗址，都发现过水牛骨骼。可见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牛已经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了。

马 马的驯养比较晚，在我国一些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未发现马的遗存。我国家马的祖先是生活在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蒙古野马，最早驯养马的也应该是这一地区的先民。只在半坡遗址发现2颗马齿和1节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马。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东省历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市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出土过马骨。

鸡 鸡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发现原鸡的遗骨，西安半坡遗址也发现原鸡属的鸟类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条件加以驯化。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山东省滕县北辛等遗址都有家鸡遗骨出土，说明家鸡的驯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都已饲养家鸡，成为主要的家禽。总之，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猪)在新石器时代都已经驯养了，除了马较晚之外，其它畜禽驯养的都早到七八千年前，远远超过传说中黄帝“淳化鸟兽虫蛾”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