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邑遗址

Ⅰ 山阳城遗址的历史文化

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汉代到东魏一直为山阳县治所在的古城墙遗址．“山阳”专铭文陶罐，是1987年西汉晚属期墓葬出土的只有19厘米高的小陶罐；“山阳万年”陶罐也只有31厘米高，为泥质灰陶，平沿方唇，折肩斜腹平底，为西汉早期器物。山阳城遗址是东汉末年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被魏文帝曹丕废帝后封“山阳公”的地方。《后汉书》记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以河内山阳邑万户奉汉献帝为山阳公。山阳城里住过“皇帝”，并允许刘协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祭祀天地宗庙，并在此居住了14年，死后葬于距山阳城不远的古汉山。山阳城是当时一座重要的城邑。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是当时历史社会的见证，可以通过墓葬的形制、出土器物的不同组合或有文字的器物的出土等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面貌与社会现象，特别是带有铭文的器物的出土，可以对史书记载进行补充，更正与纠正史书记载的错误，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正确可靠的实物资料。“山阳”、“山阳万年”铭文陶罐的出土，印证了史书记载有关“山阳城”遗址的文献材料。

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考古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发现了商代城邑遗址，引发出商代历史地理上

Ⅲ 历史上位于长江下游的石头（城邑）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战略要地

广义的抄石头城是如今南京市的别称，狭义上是指南京老城城西的石头山石头城。
石头城位于南京市鼓楼区，是一处六朝时期的著名遗迹，遗址位于现清凉山一带，有“东吴第一军事要塞”之称。筑于楚威王七年（前333年），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吴国孙权迁至秣陵（今南京），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头城。
石头城扼守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是保障当时首都建康城西部安全的军事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石城虎踞”之称。石头城以地势雄伟险要的战略要塞成就了“虎踞龙盘”的成语典故内容。

Ⅳ 吴城遗址的复原保护

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既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该遗址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吴城遗址先后在1984、1987年分别列为市、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
“殷墟文化过长江，江南又一春”，面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吴城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苏秉琦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考古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吴城文化分为商代中期、晚期以及商末周初三个时期，这儿是吴城文化的都城所在地，前后延续整整400年。
40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但它却成为打开江南古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和研究年代学的一把“标尺”。据考察，在这个被誉为“赣之魂”的商代城邑遗址，有城墙、房址、陶窑、墓葬、水井、宗教祭祀场所等，是相当完整的都邑结构。已出土完整的石器、青铜器、陶瓷与玉器等文物4000余件，刻化陶文或符号200余个，几何印纹陶纹样40余种。
樟树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决定从现起全面展开对吴城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工作。“古文化、古城、古文明”，是再现吴城文明的“三部曲”。按照保护展示的规划，将兴建吴城遗址博物馆，建设吴城商代遗址保护展示园区，较全面而形象地展示吴城遗址研究成果及重大文化价值；2003年至2005年，复原商代房址、冶铸作坊、祭祀场所、制陶作坊等重要遗址，进行地面展示；2006年至2010年，逐步恢复符合吴城文化时期的生态环境，或有利于现存遗址保护的自然与文化环境，从而建立永久性的国家历史文化遗址园区。
作为国家文物局“十五”计划的重点保护项目，吴城遗址保护展示的工程浩大恢宏，将历时10年，预计将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由国家拨款。而其中要做的工作也相当复杂，为保护遗址和建设博物馆，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而且需要运用高科技攻破各项难关。到2010年，吴城遗址将成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依托其现存的历史遗迹，结合修复的吴城风貌，成为一个半封闭的公园景区，对外展示商代吴城的风采，让逝去的吴城文明再现于世。

Ⅳ 早期城邑与环壕聚落的区别

有关我国古代“城”的出现，古文献中就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如《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造五城”；《礼记·祭法篇》正义引《世本》曰：“鲧作城郭”等。我们姑且不论这些文献资料的可信性程度如何，仅传说中时代较早的神化人物黄帝的具体的生存年代就很难确定。因而，要探讨“城”的起源，我们还必须把目光移向以田野发掘为中心的考古学。
以往，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大都局限于起源的时间。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非“城”之起源问题的全部内容。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对有关的考古资料进行综合而全面的考察。自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迄今，考古工作者已在山东、河南、内蒙、湖北、湖南等地发现了20余处史前时期的城址。同时，城堡出现以前的史前聚落在各地也多有发现和揭露。这些在古文献中无迹可寻的实物资料，自然就成为我们探索“城”之起源问题的真实而可靠的线索。现有的考古资料已能令我们相信，古代的“城”起源于史前时期的环壕聚落，是环壕聚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城的构成要素源于
环壕聚落
要探索古代“城”的起源，首先必须着眼于早期城址的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我们才有可能把握住它起源与发生的线索和脉络。城不单是指城墙，还包括其它诸多构成要素。考古发现中的房址、窖穴、墓葬、陶窑、水井等遗迹都是其构成要素的物质体现，都是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
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大都建造在平原或低矮的丘岗台地上。面积大小有别，一般都不太大，多在数万至30余万平方米间，个别达到120多万平方米。如湖北天门县石家河城址，若以城外环壕所围面积计算，则已达180余万平方米。[1]城之平面形状多近长方形或近于方形，个别则略呈圆形，如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2]或呈扁椭圆形，如山东阳谷县景阳岗城址。[3]城垣结构多呈一重式，个别为东西二城并列而中间共用一墙者，如河南登封县王城岗城址；[4]还有如山东寿光县边线王城址呈内外二重式结构，小城位于大城内东南部。[5]关于大小二城的关系，虽有学者据初步发现的个别迹象认为，大城是在小城废弃后建造的，约建造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较后者晚了100年左右。[6]但我们觉得，大城的建造可能晚于小城，但未必定是在小城废弃后。因为很难设想，在新建的大城内人们怎能容忍旧城的残垣断壁存在，它必会妨碍新城的规划与建设。而要彻底摧毁旧城，又是一项不可小视的巨大工程。同时，城堡的扩建也未必定要以毁弃旧城为前提，更何况内外城结构还有可能与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变化相适应。所以，在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还不能断然判定大城就是在小城废弃后兴建的。相反，大城建成后与小城并存、呈内外结构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这些城址内大都发现有房址、窑穴、墓葬、陶窑和水井等遗迹。它们都是早期城址的有机构成要素，体现着早期城的构成特点。河南淮阳平粮台[7]和郾城县郝家台[8]等城址内的房基都是成排分布的。而且，许多城址内都发现有不同于一般住房的夯土高台建筑。窑穴则是古代储藏用的设施，也是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城内一般都设有烧制陶器作坊，有的可能还有冶铸铜器作坊。平粮台城址中还发现迄今所知最早的排水设施，即埋于地表下的陶水管道。另据同时期如山西襄汾县陶寺[9]等遗址存在有较大规模的特定墓区分析，除城内发现的墓葬外，这些城址的周围可能也有特定的墓区存在。这些城址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700〜前1800年之间，分属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时期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阶段。
上述早期城址的这些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大都可在早于城内的环壕聚落中找到其源头或前身。所谓环壕聚落，就是指在古代人类居住地，尤其是在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因这种壕沟多呈不规则圆形而环绕于居住地周围，故日本考古学界称其为“环濠”聚落。我国一般称之为“围沟”或“围壕”等，名称不甚统一。我们认为，这种聚落是人类文化进入农耕阶段以后常见的一种聚落形式，并进而发展为“城”，而城墙及其四周的护城壕则更是环壕的延续和发展（后文论及）兼之“环壕聚落”一词易于理解，且有一语道破这种聚落的主要结构特征之妙，故以此称之。
在我国，目前的考古发现已经把环壕聚落出现的时间上溯到公元前6000年前后。而此前的新石器文化尚在探寻之中，或许环壕聚落发生的时间还要早一些。迄今见诸报道的史前期环壕聚落已有10处之多，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其中时代最晚者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在前后大约3000年的时间范围内，环壕聚落本身也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聚落规模有由小到大的趋势，本文不作论述。时代稍晚的一些环壕聚落并不亚于其后有些城址的规模。如公元前5000年前后形成的西安半坡聚落，现存面积即达5万平方米左右，[10]若包括为后世所破坏的部分，估计原有面积当不少于10万平方米。从结构来看，环壕聚落多呈一重环壕结构，类似于早期城址，如与半坡聚落时代相当的临潼姜寨聚落[11]等。但在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则发现了由南北并列的两个居住区构成的环壕聚落。[12]两区最近处仅相隔10余米，各自都有壕沟环绕，其内各有成排分布的房屋建筑，看不出其间有主次之分。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属兴隆洼文化。如果不考虑时间上的差异，它与王城岗城址之间在结构上的类似性则是无可否认的，决非偶然的巧合。两个人类集团共居一处，但各自却有完全独立的区域界限。这是否是两个氏族或部落最初走向联合时的情形在聚落形态上的一种具体反映？另据我们研究，50年代发掘的半坡聚落实为两重环壕结构的聚落遗存，内环壕把居住区分为内外而非原来所谓南北两个部分，所体现的应是不同阶层之别。这种形式的环壕聚落在日本也有发现，并非孤例。[13]由此看来，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如边线王的内外城结构形式并不难理解，并非这一时期的独创与发明。
环壕聚落一般可分为居住区、墓葬区和制陶区等部分，其构成要素除环壕外，还有房址、窑穴、墓葬、陶窑等遗迹。居住周围有壕沟环绕，内有房址、窑穴、儿童瓮棺葬等，有的也有成人葬。房屋布局因地而异仅就黄河流域而言，虽说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及姜寨聚落的房屋呈向心圆式环列于居住区内，但此后的房屋布局却有逐渐向成排式演变的趋势。如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相当于仰韶晚期的房屋即成排分布。[12]这也许就是其后的城址多呈长方形或方形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形状无疑最适于房屋建筑的成排分布。聚落中一般都有大型房屋存在，而且呈现出规模愈来愈大，规格愈来愈高的发展趋势。而后来各城址内普遍存在的夯土高台建筑应是这种大型房屋建筑的发展演变形式，可能大都是上层或中心人物显示其权力与地位的一种标志。成人墓区一般与居住区分离，位于环壕外侧。每个聚落内似都有专门的制陶区，但在环壕所围的居住区内也常发现有陶窑。在黄河流域，水井则可能是龙山时代的一项发明，不见于龙山时代以前的聚落遗址，成为一些龙山时代聚落远离河流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通过上述分析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早期的城与环壕聚落在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和连续发展性，可以认为早期城的构成要素均源于环壕聚落，而且较之环壕聚落有了明显的进步。

二、城墙是环壕的发展
演变形式
城墙是城内的重要构成要素。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除内蒙古的为石砌城垣外，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均系夯土城墙，但两者在建筑方式上仍有区别。长江中游的城头山和石家河城墙都是直接在地面上平铺夯实而成，特别是石家河的墙体坡度仅25度左右，虽经夯实处理，但与通常所谓板筑有异，调查者特谓之曰“堆筑”。两城的建造年代都稍早一些。黄河流域的城垣大都是先挖基槽，逐层填平夯实后再板筑夯土城墙。两个流域在筑墙方式上的差异，究竟是地区性文化特征之别呢，还是因时间早晚而造成的形态差异或两者兼有之。即在理论上，城墙的筑建也应存在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长江流域发现的可能是城墙的原初形态，而黄河流域的则可能代表较为进步的城墙建筑形式。在山东邹平县丁公、[15]河南辉县孟庄、[16]前述长江流域二城的城垣外侧，都明确地发现有护城壕存在。其它城址虽尚未发现，估计亦应有之。各城皆设城门，数量似不尽一致，在平粮台城址南方东西两侧还发现有门卫房遗迹。这些城垣宽度不一，且差别较大。
我们说城墙是环壕的发展演变形式，非是直接由壕沟演变为城墙。所谓环壕也不仅指壕沟的存在，实际已涉及到人们在建造壕沟时如何处理掘出之土的问题。对于主要使用石质工具的史前人类来说，挖沟固然不易，而要移开大量的掘出之土亦非易事。这样，倒不如就近堆于壕沟附近，既省时又省力，又可加强壕沟一侧的高度，提高环壕的防御性能，而且当以堆于内侧最为合理。这并非是我们的主观臆断，而是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事实。半坡聚落大围沟（外环壕）内侧沟口的水平高度高出外侧1米左右，最初可能还要高一些。发掘者推测一种可能就是挖河时将掘出之土堆于内侧口沿处以便防卫。这不无道理，并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再次得以证实。据报道，在湖南澧县八十土当遗址中发现有彭头山文化晚期的环壕聚落，环壕内侧有围墙与之并行环绕于遗址中心区周围，年代距今约8000年。[17]这里所谓的围墙实际应是挖沟时为堆土方便而在环壕内侧形成的又一道防护屏障，所堆之土似未经任何人工夯实处理。历次疏浚沟槽的淤土依次覆盖于围墙外侧而未加高墙体，这更能说明所谓围墙实系挖沟堆土所致，非特意建造的墙。是否所有环壕聚落都有这类围墙存在，我们不敢妄加推断。但一般认为在那些没有发现围墙如姜寨聚落中，原应有与环壕相辅的栅栏类防卫设施。这类围墙或栅栏设施当是城墙的原始雏形，而环壕则是护城壕的直接前身。至于引水为“池”，只不过是对壕沟防御性能的加强和充分利用。平粮台城址的门卫房更是环壕出入口处哨所建筑（如姜寨）的变体。所以我们认为城墙是环壕的发展演变形式，两者都有河与墙或栅栏存在，但前者主要目的在于建墙（经夯实处理），而后者则主要在于挖沟设防。

三、关于城的出现
时间之讨论
在人类历史上，环壕可能是出现最早而且较完善的防御性设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人类集团的不断扩大，史前战争的不断升级及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颇具防御性能的环壕聚落发展演变为更高形式的城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但任何事物本身都应有其发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城也不例外。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都没有超出龙山时代的范畴，这些城址是否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呢？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城址。
如前所述，长江流域的两座城址可以代表城的原初形态，即城墙直接修建于地面上。而黄河流域的城址大都是先挖基槽而后建墙,建墙技术已趋完善，在理论上代表城的进步形态,似乎不是最早阶段的城。而且,这种挖槽筑基的建墙技术亦非是在龙山时代才出现的。如甘肃秦安大地湾的405号[18]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3号[19]两座仰韶晚期大型房屋的墙体都是先挖基槽，在基槽内栽立壁柱后逐层填平夯实，再建墙体。既然挖槽筑基的技术在仰韶晚期已普遍出现，难道人们就没有可能把这种技术同时运用于聚落的防御性设施建造方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半坡聚落后期的大围沟外沿，发现有一条长约20余米、宽5米的灰褐色条带状硬土堆积，最厚处达1米，原当更厚(高)。其土质比较纯净，当系一次性堆积，且属人工所为。而且“土质特别坚硬”，或经人为地夯实处理。另外，这条带状堆积的外侧还有一可能为同时期形成的“较宽的洼沟”，但其间的关系不明。因半坡遗址发掘面积较小，无法判断这种硬土带状堆积是否普遍存在于大围沟外侧，其性质亦难确言。但它却依沟口外沿直接堆于地面上，其堆积与形成特点与长江流域的城墙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十分耐人寻味。
虽说我们还不能断言半坡聚落发现的就是原初形态上的城墙，但如果城墙的建造确实存在着由地面堆筑到挖槽筑基的发展过程，则可以肯定龙山时代的城址并不代表最早的城，黄河流域还应存在有堆筑城墙于地面之上的原初形态的城。再依半坡聚落的发现及挖槽筑基建墙技术出现的时间分析，是否可以认为黄河流域的城，最早可能发生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推测无疑还需要今后的考古发现为证实。
概言之，城堡与环壕聚落是同一文化现象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后者的高级形态。城本身也应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它的原初形态应是堆筑（经夯实）城墙于地面之上，而挖槽筑基则是其进步形态。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城址可能不是原初形态的城，我国古代的城最早可能发生于仰韶文化中晚期，与黄河流域位居南北方文化交融中心的地理优势相适应。

Ⅵ 简述春秋战国时期城邑的建筑格局

1、春秋时期，建筑上的发展是瓦的普遍使用和作为诸侯宫室用的高台建筑（或称台榭）的出现。宫室多属台榭式建筑，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倚台逐层建木构房屋，藉助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单层房屋，形成类似多层大型建筑的外观。
2、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始了用砖的历史。【例证：从山西侯马晋故都、河南洛阳东周故城、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中，还出土了36厘米X14厘米X6厘米的砖以及质地坚硬、表面有花纹的空心砖（两者均为青灰色砖）】
3、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政治、军事统治和生活享乐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台官室；【例证：（一般是在城内夯筑高数米至10多米的土台若干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马晋故都新田遗址中的夯土台，面积75米X75米，高7米多，高台上的木架建筑已不存在。】
4、随着诸侯日益追求宫室华丽，建筑装饰和色彩更为发展，如《论语》描述的“山节藻棁”（斗上画山，梁上短柱画藻文），《左传》记载鲁庄公“丹楹”（红柱）“刻桷”（刻椽），就是例证 。

相传著名木匠公输班（鲁班），就是春秋时期涌现的匠师。

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进一步发展，城市繁荣，规模日益扩大，出现了一个城市建筑的高潮。
战国时出现了更多的城邑、宫室。战国都城一般都有大小二城，大城又称郭，是居民区，其内为封闭的闾里和集中的市；小城是宫城，建有大量的台榭。此时屋面已大量使用青瓦覆盖，晚期开始出现陶制的栏杆和排水管等。
根据考古发掘得知，战国时齐故都临淄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大城内散布着冶铁、铸铁、制骨等作坊以及纵横的街道。大城西南角有小城，其中夯土台高达14米，周围也有作坊多处。

Ⅶ 城邑的介绍

城邑（yì）即城市，是古代城市的统称。早在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城。仅淄博市桓台县境内，存留的古邑遗址，就有葵丘邑、渠邱邑、棘邑、狄邑等。由此可见，当时城邑之多了。

Ⅷ 古城村的遗址

战 国古城遗址北距怀仁镇古城村1公里，是春秋时期齐国的麦丘邑、汉代的专鬲城遗属址。据《韩诗外传》及《新序.杂事》载，齐桓公曾出猎于麦丘。遗址占地约9万平方米，今城墙、院落及大型建筑遗迹清晰可辩。城中间略低，东西有高出地面2米的城墙，长百余米，高2.7米，最宽处10多米。西面有南北大道，相传为跑马道。南面有高2.7米的点将台。遗址周围多次发现陶盆、石磨、石夯、陶罐、陶瓦当及陶豆、陶鬲残片。还曾挖出一堵较完好的墙壁，埋入地下0.5米处。墙壁用青砖白灰垒制。砖长0.5米，宽0.3米。临近老农迄今仍以“城海子”“城东”“城南”“杀场”等旧名区分周围地块。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麦丘邑也在该遗址方位，可见东周、东汉至北宋，此地均为城邑。经专家考证，古城遗址为战国遗址，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Ⅸ 城邑的起源

据考古发现，早在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就是代表。“城子崖遗址环绕着长方形的板筑城墙，南北约四百五十公尺，东西约三百九十公尺，住房多在城内”（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34页）。姜齐建国，历数百年的建设，齐国的城邑已成星罗棋布之势。仅淄博境内存留至今的古城遗址，荦荦大者就有临淄齐国故城、安平故城、昌国故城、於陵故城、逢陵故城、莱芜故城、高阳故城等。仅淄博市桓台县境内，存留的古邑遗址，就有葵丘邑、渠邱邑、棘邑、狄邑等。由此可见，当时城邑之多了。
先秦时期，齐国不仅城邑繁多，而且城市规模宏大，城内道路如织，布局严整。以齐故都临淄为例。当时的临淄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
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其东北部伸进大城的西南隅，两城咬合相连。大城南北近4．5公里，东西约3．5公里，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城郭；小城南北极星公里余，东西1.5公里，是国君居住的宫城。城内道路纵横，多与城市相通。现已探明主要交通干道10条，小城内3条，大城内7条。大城东部南北大道自南墙东侧门向北，与东门里的东西大道相接，全长3300来．路宽20米。其余街道宽各20米、17米、15米、8米、6米、4米不等。

Ⅹ 什么是城邑

城邑即城市。
据考古发现，早在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城。山东章丘龙山城子崖就是代表。“城子崖遗址环绕着长方形的板筑城墙，南北约四百五十公尺，东西约三百九十公尺，住房多在城内”（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34页）。姜齐建国，历数百年的建设，齐国的城邑已成星罗棋布之势。仅淄博境内存留至今的古城遗址，荦荦大者就有临淄齐国故城、安平故城、昌国故城、於陵故城、逢陵故城、莱芜故城、高阳故城等。仅淄博市桓台县境内，存留的古邑遗址，就有葵丘邑、渠邱邑、棘邑、狄邑等。由此可见，当时城邑之多了。
先秦时期，齐国不仅城邑繁多，而且城市规模宏大，城内道路如织，布局严整。以齐故都临淄为例。当时的临淄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
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其东北部伸进大城的西南隅，两城咬合相连。大城南北近4．5公里，东西约3．5公里，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城郭；小城南北极星公里余，东西1.5公里，是国君居住的宫城。城内道路纵横，多与城市相通。现已探明主要交通干道10条，小城内3条，大城内7条。大城东部南北大道自南墙东侧门向北，与东门里的东西大道相接，全长3300来．路宽20米。其余街道宽各20米、17米、15米、8米、6米、4米不等。
齐国的城邑建设已脱离盲目状态，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据《考工记•匠人》中说，匠人建造国城，以水悬的方法测量平地，悬绳正柱，察视日影以正四方，为规识记日出影与日入影，白天参考日中时的日影、夜中参考极星的位置，以正景朝景夕（即正东西）。匠人营建国城，方九里，每旁三门。国城中主要的道路有九经九纬，每条路可容九辆车子并行。王宫路门外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王宫的前面是朝，后面是市，市朝方各百步。这种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都城格局对后世的都城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