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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阳原县商代遗址

发布时间: 2021-03-06 01:35:20

① 河北有哪些名胜古迹

河北境内的历史文物古迹遍布各地,有众多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是河北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也是河北的重要旅游资源。

河北6大旅游景点名胜古迹:

1.西柏坡,红色旅游区: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和解放军总部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汇合。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

② 我刚到阳原工作,有谁可以介绍一下阳原的风土人情

阳原的人非常的实在民风朴实,相信你一定会工作愉快很快融入那里祝你工作顺利

③ 河北都有哪些名胜古迹

河北旅游资源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文物古迹众多。河北的文物遗存,上至二百万年前后,下迄近现代,内容丰赡,精品荟萃,门类齐全,没有时代缺环,许多堪称全国之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河北这块土地上陆续建立过一些诸侯国,金、元、明、清四个封建王朝,相继建都北京。河北作为诸侯国的所在地和拱卫京都的畿辅要地,遗留下许多打有帝王印记的文化遗产,成为全国知名的文物大省。现有世界文化遗产3项4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明长城、清东陵和清西陵),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5座(承德、保定、正定、邯郸、山海关),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七座(秦皇岛、承德、石家庄、廊坊、保定、邯郸和涿州)。全省现有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不可移动的、具有科研价值的文物12000余处。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7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8处,均位居全国前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河北省境内,保存着战国 (秦、赵、燕、中山)、秦、汉、北魏、北齐、金、明几个时期构筑的长城,河北是我国长城途经距离最长、保存最完好、建筑风格最具代表性的省份。在河北境内,仅明代长城就有2000公里,大小关隘300多处,精华地段20多处。因河北位于明王朝腹心之地北京的周围,用材讲究,建筑艺术水平最高,乃明代长城的精华。领略了河北境内的长城,才能真正感受长城之长、长城之巍峨险峻、长城之伟大,以及龙腾九州之蜿蜒气势。 文化是旅游景点常胜不衰的生命基因。河北省饮誉古今的许多名胜古迹,都闪烁着古代灿烂的文化艺术之光,如阳原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武安磁山文化遗址,涿鹿中华三祖(黄帝、炎帝、蚩尤)遗址,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皇家古典园林,遵化清东陵和易县清西陵皇家陵寝,秦皇岛金山嘴秦行宫遗址、易县燕下都、邯郸赵国故都、邺城六朝古都、元中都遗址,平山战国中山王国、满城中山靖王汉墓、磁县北朝帝王墓群以及其他繁多的出土文物,邢窑、定窑、磁州窑和近年新发现的井陉窑,还有正定隆兴寺,赵县安济桥、陀罗尼经幢,保定古莲池、直隶总督署,曲阳北岳庙,定州塔,沧州铁狮子,邯郸丛台、黄粱梦(吕祖祠),涉县娲皇宫等等,都充分显示着中国古代文明的精华

④ 河北省考古所在什么地方有网站吗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配合文物行政部门做好文物保管,管理工作;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做好有关区域的文物调查,考察和考古发掘工作
地址:建华南大街82号 邮编:0500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5月,其前身为1953年成立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后曾更名为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本年成立后,李捷民、叶俊清、王克光、孔哲生、张志、郑绍宗、谢飞曾先后担任所长,现任所长郭瑞海,书记永清,副所长郭太原、任亚珊、段宏振。现有编制76人,其中研究院馆员3人,副研究馆员10人,馆员19人。下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研究室(旧石器、新石器、商周、秦汉以后),资料研究室,技术室,保卫科以及办公室等部门。
本所是河北省最大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主要负责全省地下文物的保护 、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建国以来,河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发现了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各类文物,其中有不少是闻名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如阳原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文化遗址群,磁山史前文化遗址,邢台葛庄商代文化遗址、藁城台西商代文化遗址、定州商代方国墓群、燕下都遗址、战国中山灵故城遗址及中山王墓、赵文化遗址、秦行宫遗址、满城汉墓、邺城及北朝陵墓、宣化辽墓、元中都遗址以及邢、定、磁州、井陉窑遗址等,均是河北考古工作中的亮点。其中近年发掘的秦行宫遗址、定州北庄子商代墓群、宣化辽墓、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张北元中都等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在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的同时,河北省的文物考古研究也硕果累累,至目前为止,共出版了《燕下都》、《墓》、《河北省考古文集》、《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北方考古研究》、《安平东汉墓壁画》、《包山楚简文字编》、《睡虎秦简文字编》、《历代铜镜纹饰》、《五代王处直墓》等考古专著20余部,发表报告、论文千余篇。其中二项专著获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地址: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82号;邮编:050031,电话(0311)5056065,传真(0311)5056065

⑤ 谁能介绍河北阳原县小长梁遗址

位于阳原县大田洼乡官厅村北500米,1978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汤英俊和李毅等发现并进行发掘。发现石器1000余件,属于小石器传统;山土的动物化石有桑氏鬣狗、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牛、羚羊等。其地质年代为距今136万年。小长梁遗址对研究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
探讨小石器系统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小长梁遗址作为我国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上.
1935年,法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步日耶来到中国,目的是想寻找亚洲的古人类化石,在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村被称为更新世早期的“泥河湾组”地层的下部采到一块石头。经他研究,确认为石器--“粗糙的手斧”。同时,他还观察了与石器伴生的哺乳动物化石,他认为其中有些骨骼有人工打击的遗迹,有些兽骨的额骨也残留着人工工作过的痕迹,有的鹿角,像是人工有意识地制成匕首。于是他将这些材料整理成一篇论文,发表在法国出版的古人类学杂志上,文章中推断,当时泥河湾一带曾经生活过北京猿人,甚至更早的人类。但是,在步日耶研究上述材料的同时,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也在中国看见过这些标本,却不同意步日耶的论点,认为不是人工的痕迹,写了一篇发驳的文章,也同时刊登在同样的杂志上。这两位专见的争论,曾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但由于一时之间找不到更多的材料参加讨论,这件公案也就慢慢地被学术界遗忘了。

直到197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两名年青的研究人员沿桑干河调查旧石器遗址,在泥河湾之西700米的下沙嘴“泥河湾组”的粗砂层内找到一件具有清晰的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器。与其伴生的动物化石有一件相当完整的纳玛象化石(更新世晚期的象类化石)。此后,又进行核对性发掘,在不远的同一层位中找到数件小型长薄石片和若干曾经人工打击但尚未成型的石器,伴生的动物化石有披毛犀,马,驼鸟,鼠,兔等。这些发现,带来一场争论,问题不在于石器的本身,人们肯定这些石块是真石器,但与石器伴生的动物群时代较晚,无法肯定这批石器是比北京猿人更早的类型。不过,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华北地区寻找更早的(比北京猿人还早)人类活动的遗迹,并非出于空想。 1978年8月21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第四纪组的研究人员又进入泥河湾盆地考察,于阳原县官村附近的小长梁找到一处内涵极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泥河湾组"下部的地层中,称之为小长梁遗址。在这里,共发现了2000余件石器,若干打击过的骨片,或留有刻划痕迹的骨片以及吃剩丢弃下来的三趾马,马,羚羊,牛,鹿,犀,虎,象的残骨和牙齿。从考古学角度鉴定,石器与动物群的时代是一致的,也与泥河湾组地层的时代相同,确实比北京猿人的时代要早得多。

研究者从这个遗址中认为,肯定有人在此活动,只可惜尚未发现人类骨骼的化石。至于遗址的年代,经古地磁的测定,泥河湾组的顶部年龄为150万年前,底部为300万年前,遗址的层位定为243万年--255万年之间,大体来说,250万年左右,这就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的遗址。根据石器的分析,当时人类已有语言,不然技术传授会有困难。

⑥ 几何印纹陶文化和早期印纹陶文化是什么

印纹陶文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方的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出现了一种很有特色的陶器。这种陶器烧制坚硬,犹如瓷器,故名硬陶。陶器表面拍印一些方格纹、圆圈纹、曲折纹等几何形纹饰。由于它的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因此人们把出有这种陶器的古代文化称为印纹陶文化。它的延续时间也很长,一直到商周时期的遗址还有发现,而且流传到北方中原地区。它们往往是作为珍贵的器物埋藏在帝王贵族的大墓中。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因其文明自起源发展至今,传统从未被割断而备受世人推崇与关注。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最近几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谓近20年中国人文科学独领风骚的一个领域。

在师辈启迪和社会需要推动下,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东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过渡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成为我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1984年,阴法鲁教授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1987年我开始就《中华民族的含义与中华民族起源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是受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也提出了「多元集合体」的观点。不久,费孝通教授召我,说已读过我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应是「多元一体」。1989年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自此,我便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先后协助费老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个人专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在我关于中华民族研究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以来,学术界师友给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费老、苏老,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他们一再勉励我坚持研究,并指出综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成果一炉共冶,从而得出自己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也很对头。这些支持和勉励,使我在自己学业根底不深且研究条件有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坚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学们希望我逐步将自己的研究归纳一下,那我就先从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说起吧。

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以及其早期发展已发了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

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

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三、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

四、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

五、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

六、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就。大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

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古人类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江市发现)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为代表,蒙古人种已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从这些旧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

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晚期智人已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

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

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夏娃理论」不能成立。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

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4〉。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来自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

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5〉。



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6〉。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我在许多场合都讲到过这样的认识。在《中华民族起源说的由来与发展》一文中,曾对此加以总结,提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近代以来史观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7〉。当然,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观点并非我的发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也各具特征〈8〉。傅斯年继之于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9〉。1941年,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古代部族集团」〈10〉。徐说晚出,最详。

上述诸说,对考古研究的促进是非常明显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办人,中国学者进行的最早的考古发掘就是由他支持下开展的。他关于「新史学」的主张对古史研究有相当的推动〈11〉。徐旭生先生参加过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开创了「夏墟」调查和「夏文化」研究。后来,考古学界开创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苏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学生,追溯起来,受他的影响最大。

众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中华文明起源有多个中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对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特征,我曾做过如下概括:「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适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旧石器时代已显出来的区域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为不同的区系,各区系中又有不同类型与发展中心。而神话传说中,远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及崇拜的图腾也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考古文化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揭示了远古各部落集团的存在,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多源特点的科学基础。」〈12〉

我所以强调考古与神话传说的「相互印证」,就是为了改变「考古自考古,神话自神话」的两分局面。中国没有发达的神话,或者说,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传说,即古史的一部分。诚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掺杂神话的传说(legend)与纯粹神话(myth)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古史传说并不是纯粹的神话〈13〉。但中国的古史传说至迟到战国时期就有了总结和归纳,表明不同来源和世系的各区域文明渐渐向一体发展。

下面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划分,其与远古部落集团的对应文化,及各区系间文化的内外互动、融汇等内容,详为叙说。这是综合我以往发表的多篇论文而成的,同时针对考古研究的新认识(如碳14重新测年数据),结合最近的考古发现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密集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之上,我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发展结构的总体认识也因之日趋精确和完善,这些不断丰富的新知更细致描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特点、多元特点以及由多元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由地质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进入冰后期,开始了全新世,人类的历史也由此进入新的纪元。

1987年8月,考古学家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一处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说明农业已经萌芽〈14〉。此外,江西的仙人洞下层和广东的玲珑岩和西樵山等地也都发现了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虽然我们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约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发现,但已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点。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国比较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等条件来推测,我相信未来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我国也是探寻农业起源的最佳地区之一。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7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几乎已是遍布全国各地,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地区的大地湾和老官台文化,中原地区的裴里岗和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这些新的发现不仅突破了「黄河一元中心论」的传统认识,更丰富了「满天星斗说」的内涵。苏秉琦先生将这些成果归结为「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15〉

这与我多年前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的角度对考古发现的归纳基本一致〈16〉。我在许多场合又进一步强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张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覆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的〈17〉。这是我试图结合区系类型划分问题,进而对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分析和归纳。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具体的细节还会有不断的反覆,但总的进程应是如上所概括的那样。

所以,我坚持认为有两点贯穿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一是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有渊源,又自成系统,分布区域和范围明确,文化内涵和面貌也无法相互重合,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独立的文化区系。二是区域性文化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运动。

上述认识不仅来源于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划分,更来自对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故不妨将具体的划分结果及其认识作下列复述〈18〉,并依照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以往的叙述稍作修改〈19〉:

1.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带。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20〉,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

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肯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我认为黄帝起源于陇山西侧,天水地区为近是。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21〉。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是11姓)。这11姓显然不一定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断融合的结果。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自己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

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相传,前后承袭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22〉。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断迁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括氐羌。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缓读),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故此,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许昌;炎帝都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则比较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23〉。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

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济水及海岱地区。其文化渊源和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发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25〉,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

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同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26〉。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原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他说:「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7〉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28〉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29〉。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30〉。

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31〉。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32〉。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

⑦ 讲述河北历史

河北历史记事

河北省位于中国北部,环抱着中国的首都----北京,它东临渤海湾,西依太行山,南部是肥沃的华北平原,北部是开阔的坝上草原, 全省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史前时期的河北气候湿润,雨量充沛,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发掘证明,二百万年前河北阳原县马圈沟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河北西北部的泥河湾盆地发现有距今一百万年的古人类聚居遗址二十余处;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距今五十万年前中国猿人的生活情景;“许家窑人”(距今十万年左右)则是从直立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山顶洞人”(距今五万年左右)属晚期智人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除打制石器外,其遗址还出土有磨光、钻孔的石器、骨器及装饰品。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河北省分布广泛,燕山南北、太行山东麓广大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许多原始聚落,尤以位于武安县的磁山文化遗址最为突出。磁山文化遗址发现有房屋、灰坑、藏粟窖及大量石器、陶器、果核、粟等,这里的人们造屋定居、耕种稼穑、驯养牲畜,过着典型的农业定居生活。

距离今五千年前,河北各氏族、部落相继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经历着痛苦的氏族融合过程;发生在河北的三次激战:涿鹿之战、冀州之战、阪泉之战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的三次战争,战争的主要领袖黄帝和炎帝从此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夏朝(2070 ----1600BC)的开国之君----大禹曾在河北进行治水工程。

夏之后的商王朝(1600----1046BC)即是由曾活跃在河北中、南部的一个部落发展、壮大而来。商朝的文明已达到相当水平,出现了发达的青铜制造业、酿酒业和雕刻业,并有了最初的文字。商朝前期曾在冀南、豫北一带五迁其都,河北南部是商朝的王畿之地。河北其它各地也分布着许多方国和部落,位于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中房屋、水井、粮仓、酒坊、墓葬坑都有遗存,并出土了青铜器、金器、玉器、卜骨等文物3000余件。

西周(770---221 BC)是中华古典文明的全盛时期,周朝采取分封制,河北境地内的封国有燕、邢、孤竹、軝等,其中燕是西周的北土屏障,邢国是西周重要的诸侯国。

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770 ----221 BC),经过争霸战争,燕国、赵国、中山国成为河北大地上的三个强国。燕国国家殷富,贸易发达,冶铁水平很高;赵国经过赵武灵王的改革成为当时中原地区强盛的大国;燕国的都城燕下都、赵国的都城邯郸都是当时颇富盛名的大都会,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造型优美、制作精巧、技艺高超,向人们展示着昔日的辉煌。中山国是当时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唯一一个可与中原诸国抗衡的国家,其都城及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独特奇巧、斑斓瑰丽,尤其是错金银虎噬鹿器座、错金银双翼神兽、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等文物精品,其造型之生动、结构之巧妙、工艺之高超令世人惊叹不已。

秦代(221 ----206 BC),河北是朝廷的北疆重地。中国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出生于河北邯郸,死于河北沙丘平台,他生前曾三次巡幸河北,并在秦皇岛建有行宫,现其遗址有大量建筑构件出土。
汉代(206 BC----220 AD),河北沃野千里,农业发达,人口稠密,是当时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冶铁业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满城汉墓出土有灰口铁、脱碳钢、百炼钢以及使用淬火工艺制成的铁器。河北的汉代墓葬众多,仅发掘的诸侯王陵就有赵王张耳、中山靖王刘胜、中山简王刘焉、中山穆王刘畅和常山宪王刘舜等封王的墓,其中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了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金缕玉衣;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造型优美、结构精巧,不仅可以调节灯光的照射角度、照射方向,而且还有吸烟除尘装置,是世界上较早出现的环保型灯具;错金博山炉精雕细镂、精美绝伦,这些文物珍品都享誉海内外。

三国两晋南北朝(220 ----589 AD),地处军事要冲的河北,三百多年间先后存在过30多个政权。位于河北南部的邺城,交通四通八达,城市布局严谨,城池巍峨,宫苑壮丽,成为当时的繁华盛都,先后有六个政权在此建都。邺城近郊众多王室贵族、豪门望族的陵寝,建造精致,气势宏伟,有大量精美的文物出土,尤以墓室壁画、陶俑最为突出。湾漳村的北齐帝陵,据专家推测可能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陵墓,陵内墓道、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迅速传播,邺城是当时的佛教中心,城内寺庙林立,僧侣云集,南北响堂寺石窟保存至今,窟内存有众多精雕刻精美的佛像,涉县中皇山的摩崖石刻也颇富盛名。

隋唐年间(581 ----907AD),河北是全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横贯千里的大运河直穿河北,邢窑白瓷以冰雪之姿留名百世,赵县安济桥是现存最早的石拱桥,曲阳修德寺的石佛像精妙绝仑,沧州铁狮子高大伟岸、雄健挺拔,至今风采犹在。“安史之乱”中,河北地区战祸连绵,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并延及五代时期(907----960AD)。五代时期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浮雕刻工精湛,彩绘绚丽,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宋、辽、金(960 ----1234 AD)时期,河北一度处于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和女真建立的政权的统治下,其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风貌。宋代瓷业昌盛,定窑是当时的五大名窑之一,其白瓷滋润如玉,黑瓷深沉如漆;磁州窑则是北方最大的民间瓷窑,以白地黑花的釉下彩技术和朴实流畅的纹饰享有盛名,两处遗址均有大量精美瓷器出土。宣化辽代墓葬中的壁画内容丰富、造型生动,反映了辽代的社会风俗。井陉柿庄的金代墓葬壁画则是对金代农村生活景象的描摹。

元、明、清(1271----1911 AD)三个王朝都建都北京,河北拱卫京师,成为畿辅重地,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位于河北北部的元中都遗址是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皇城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明代长城有2000公里穿越河北;长城东端的秦皇岛山海关被誉为“天下第一关”;保定莲池书院曾是清代北方的最高学府;清代皇家陵园东陵和西陵,山清水秀,陵墓壮观,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代夏都----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以独特的园林胜景、宏伟庙群成为今日的旅游胜地。

近代河北曾饱经战火、历尽沧桑,自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间,河北人民反抗侵略与奴役的斗争风起云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斗争波澜壮阔,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彻底的解放。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河北进入了空前发展的时期,今天的河北经济腾飞、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河北这块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和悠久文化传承的土地,将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资料来自 http://www.cncitymap.com/hebei/info06.shtml

⑧ 华夏族的早期历史

古华夏族源文明概说 周光华(山东淄博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族群形成“大族”的槪念,习惯上古人把“大”的含义称为“夏”,夏族过种植农业经济的定居生活。古人称草木禾谷为“华”,禾谷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这样夏族逐渐形成传世的称呼“华夏族”。 我研究的古籍《山海经》、《史记三家注》为基本文本资料,考古及民俗遗存为研究依据,关注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加以综合研究探索。 一、古华夏族的地域范围 目前来看,研究上古华夏生活地域的可靠文本资料是《山海经》,总概《山海经·五藏山经》提供的华夏地域,大致包括范围在渤海湾山东、河北、山西、阴山内蒙古、陕西、河南、甘肃、青海、新疆、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南牵广东、广西。以《中山经》记载的河南地域密集较详细。 二、华夏族产生、迁徙、融合及传播文明的过程 1、太昊、少昊氏源地及融合。太昊是龙的传人始祖,这是目前从古籍记载里知道的唯一“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东方族系,生活在山东鲁西南地域,建都城在山东的曲阜。少昊氏进入山东地面在沂、沭流域生活,接纳太昊的文化传统。太昊氏也容纳少昊氏
“以鸟命官”的立政官职管理制度(《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最终少昊氏继承并融入太昊氏,成为龙纪传人(谯周解说《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的少昊氏)。少昊氏成为龙的传人,继续向西发展,成为“金天氏”(《左传·文公十八年》引谯周的解说、《礼记·月令》郑玄孔颖达疏解等)邦国的邦族首领,把太昊文化传播到西部,崇拜鸟的文化,在中国的西部族群融纳为民俗。《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说,少昊氏在帝挚时期发展。这个时间在公元前的2222年到公元前的2214年这个期间,正是考古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迅速往西部扩展传播时期,以鸟为标识的文物在考古发掘里大量出现。 东北地区的远古族民是以鸟为族标图腾的,后来的殷商、秦人,也是崇拜尊奉鸟的族民,所以属太昊、少昊为代表的东夷族群。考古发现,沂、沭流域距今1万年前的细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往南展到苏北地区,说明这里是史前山东古文化的重要生源地。莒县陵阳河考古发现距今5500年的“大汶口陶文”二十多个象形符号,标志着华夏东部奠定着华夏文明的发展基础。邹平县丁公村出土龙山文化的“龙山陶书”11个象形文字,说明华夏东部族系迈入文字文明发展时代。 2、太昊伏羲氏融合。伏羲氏族群源生于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地域。古籍资料载明,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因为在东方的“雷泽”践踏“大人”的足迹感孕,生下伏羲的。 “雷泽”在济阴,今天山东定陶县的东北面,山东省的巨野县、梁山县、东平县到兖州市地域范围内,这个地区正是太昊氏的生活地域。也就是说,太昊伏羲氏血亲融合,在渭河流域、黄河南岸、淮河北岸、山东泰沂山地及周围地域生活繁衍,建政发展远古的华夏文明。 3、伏羲女娲氏融合。女娲氏生活在古冀州,今天的山西省、河北省地域。根据《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当时建都在山西省霍县太岳山地的霍山地域。女娲的巨大陵冢在山西洪洞县的赵城镇侯村霍山南麓。《文献通考·王礼考》记载说:“女娲葬赵城县东南,在晋州”。女娲用黄土造人是华夏繁衍初母,时间应当在山西汾河流域发生火山、地震频繁的造山运动后期,这个时间在距今万年前。 古籍记载“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而交尾(《昭明文选》中撰王延寿的《青灵光殿赋》),山西赵城镇几千年流传女娲伏羲为夫妇,处在母权统治下。由此,生活在黄河北古冀州汾河流域的女娲氏与生活在黄河南岸的伏羲氏婚媾血脉融合,奠定华夏族发展的血脉根基,华夏族在黄河南北融合发展。考察地域民俗认识到,山东鲁西南地区,北自山西、河北的桑干河流域,南下汾河、漳河,乃至今天崤山以北,河南省三门峡市往西到陕西省的西安市地带(再往西、往西南),从陕西的宝鸡、甘肃的天水南下进入四川盆地的川江流域,特别是今天重庆市的古巴国地域,有大量的关于女娲氏的踪迹、遗迹和传说民风习俗,同时伴生着伏羲氏的踪迹,证明女娲氏的迁徙繁衍地域在这些地方。 4、神农、炎帝氏及迁徙融合传播华夏文明的过程。《易传·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就是说,伏羲氏之后继承华夏事业发展的是神农氏。古人和学界研究认为,神农、炎帝不是同时同代的人或事。神农炎帝并称,是从东汉学者郑玄和三国时吴国学者韦昭做学问出现的,秦汉时民俗也习惯把神农、炎帝并称,这些问题有待深入探索研究。
神农炎帝的发展,大致分往南和往东两个方向。 首先,姜水的神农炎帝南下今天宝鸡地域,沿“陈仓”故道进入汉中。民俗流传和古籍记载,神农氏是以农耕经济源祖和医药学发明家留存至今的远古华夏伟人。除汾河、渭河、汉中地域,今天的川东重庆地域和湖北省鄂西地区流传的神农氏遗存踪迹也繁多,并且南下湘江流域。 其二,神农炎帝势力继承伏羲氏传统往东发展,在今天的宝鸡陈仓建立农耕经济邦域,往东发展到今天淮阳地区和山东曲阜地面建立邦国地域(根据唐朝张守节的《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初都陈,又徙鲁”等)。炎帝的后代子孙戏器,他的儿子担任火正,被称作祝融,死后葬在湖南省衡山的南坡,被称为“祝融峰”(《路史·前记八》),后来的湘楚人自称为炎帝祝融氏的后代。戏器生三个儿子,另两个儿子在今天山东发展,所以后来的齐鲁文化与湘楚文化有扯不断的联系,共同继承发展着炎帝时代的文明。 根据《史记》记载研究认为,神农炎帝历时530年,起于公元前的3000年,止于公元前的2471年。大致在距今4500年的时候,进入东夷族系的炎帝蚩尤氏时代。蚩尤同黄帝展开长期的战争,重要的战场有河北桑干河流域北京湾地区的涿鹿地带战场,山西运城盐池地域的晋南战场,山东鲁西南战场。 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而败,同时战败的还有同属炎帝族系的“夸夫”、“刑天”两大女娲族脉。两大炎帝的族脉战败往南迁徙,大致分东、中、西三条线路南下。今天的苗族把炎帝蚩尤奉为先祖,说苗民的祖先生活在太阳升起黄河入海的地方,蚩尤公被抓囚禁在宋山,刑具化为枫林,在今天河南商丘地域遭到杀害,把苗族的来源始祖说成是从枫木中产生的(《枫木歌》),祖先是鸟蛋卵生的等。可以肯定的说,苗族是华夏先祖炎帝的直系后裔,是华夏同根亲族。 5、黄帝族的来源、迁徙及炎黄融合传播华夏文明的过程。黄帝族民是从云雾升腾的高原山地来的,被称为“缙云氏”(《文公十八年》、《昭公十七年》注),黄帝族系是沿着祁连山地、河西走廊由西往东进入黄土高原的西部族系。 黄帝出生在天水市清水县城东70里的山门乡白河村的轩辕谷,母亲叫附宝,是女娲族脉的有蟜氏女,在今天的太原地域(《说文解字》)感孕,在天水的轩辕谷生下黄帝的。黄帝起于公元前的2470年,历时100年。黄帝战胜炎帝蚩尤后,“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史记·五帝本纪》)说明黄帝族尚处在游牧动迁的时代,因此有多处都邑。根据北京地区的学者研究,与蚩尤大战的黄帝的真正陵寝,在北京平谷县的鱼子山上。黄帝势力进入四川,娶涪江流域盐亭县的嫘祖为妃往西南发展(王德奎《嫘祖研究》等)。黄帝姬姓,与黄帝同祖系姬姓的远古北方祖民,有骊戎、鲜虞、严允(荤粥)等,后代有獯粥-匈奴等,这些都是中华北方族系的远古祖先。黄帝把他的儿子玄嚣迁居到洞庭地区,把儿子昌意迁居到若水,今天四川的雅砻江流域,从而控制四川并长江流域(参《山海经》、《史记·五帝本纪》、《竹书纪年》)。黄帝时期奠定形成最早的中国华夏地域。 三、华夏族早期文明产生的文化构成原因 1、地域邦族自身发展需要血脉杂交。例如,华胥氏女践东方雷泽大人迹感孕,促成西部伏羲氏与东方太昊氏的族群融合,汾河谷地的女娲氏与黄河南岸的太昊伏羲氏血亲融合,神农炎帝与女娲后裔有蟜氏女血亲融合,黄帝族与有蟜氏女任姒、女登血亲融合,黄帝与西陵国或蜀山氏女嫘祖血亲融合。再例如,周族的祖先与女娲氏后人有邰氏女血亲融合等。血亲杂交融合的过程,正是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传播扩展的过程。不难看出,女娲氏有着先进的经济文化传统手段,有着母系社会华夏正统的权威地位,代表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基础,所以炎帝、黄帝及后来的周族的先祖要与女娲氏后裔血亲融合,由此发展本族系,客观上起到扩大传播华夏文明,促进华夏融合的作用。 2、黄河流窜阻隔东部与西部邦族,治水把东西部联为一体,稳定“中原”地域。距今6000年前乃至4000年的黄河,出洛阳后,黄河古渡口孟津——太行山麓以东的华北平原,是黄河横溢泛滥流淌的地带,到处是泽洼河道水泊地。鲁西南地域及山东半岛地域同今天的河南省地域被水泽阻隔,成为东部“孤岛”,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华夏族群生成关系时应该特别注意的(中科院周昆叔等研究、西安碑林中禹迹图、华夷图等碑刻、禹贡等)。 到黄帝时代后期的大禹治水,重要的意义是把黄河下游治理好,使河南地成为华夏时期能稳定生活的地域,成为东西部联系发展的主体地区,华夏族由此融合壮大发展。这样,治水联系华夏东西部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孕育着华夏融合的根基。 3、邦域族民需要控制产盐地,促成民族联姻、战争,促成西部与东部沿海的融合。古冀州的晋南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原因,就是控制产盐地今天的山西运城盐池地域。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部分学者认为涿鹿大战的地点在今天的晋南地区,原因就在这里。后来的帝舜主政发展的根据地就在晋南地区,控制产盐地运城盐池,扩大华夏文明的传播。黄帝娶西陵国或蜀山氏女嫘祖为妃的重要原因是,涪江流域的盐城地区是重要的井盐产地。华夏中西部大量的食盐需要从东海上来,所以齐国建政屏周的首当大事是发展盐业生产,满足华夏中西部食盐的供应,这是推动华夏西部与东部融合的重要动力。 四、华夏文明传播的历史作用 1、传播农耕家养经济和治水安居文化生活。考古发现,距今210万年前,古冀州地域就是古族民聚居地,典型的代表是桑干河流域的,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古文化遗址遗存。距今1万年时发生种植农业,集中在华夏中部地域,说明华夏中部是农耕经济发祥地。 山东地区距今9000年时出现农业经济(后李文化遗址),距今60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耜耕农业占居生产的主体地位。距今四、五千年时,以黑陶文化为主体的山东龙山农耕经济文化,往西部快速扩散传播,形成华夏融合文化类型,产生早期的华夏文明。 众多族系与华夏生源之母的女娲族及其后代血亲融合,获得在华夏地域立政的经济地位和主导权的资格。这个习俗从伏羲、炎黄时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女娲氏后裔,炎帝族系的有蟜姜氏女,一直是宗周的血亲婚族。例如建政齐国的姜太公的后代众多的“姜女”,都是周天子及其宗亲的姻亲正统婚配。周天子要娶姜女为正妃,宗亲例如鲁国的国君、晋国的国君等,要娶姜女为正妃,所生子为嫡系长子,要继承天子帝位或诸侯王的世袭地位,否则就是违犯礼的规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治政建设。所以“姜氏”是尊贵有威重的,不可侵犯。这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在周统治陷入“礼崩乐坏”的危难时期,高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屏周称霸的根本原因。由此发展东西部融合互补的农耕经济(推动自耕农家庭经济、扩大使用铁器农具),促进华夏族系各方全面融合。 《山海经·海内经》说,大约在公元前的2500年左右,炎帝的妃妾听沃所生的第八代孙噎鸣长到十二岁的时候,洪水泛滥,“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后来的治水专家夏禹,是今天四川省汶川县西十三里的石纽山乡人,疏导河水入海,使古中国中部“中原”地域,成为稳定发展农耕经济文化生活的安居富庶地,有效地促成华夏地域族群的融合。
2、华夏融合,形成黄河、长江为中心地域的华夏早期文明。神农炎帝时期,相土地,察水源,改善生存环境。造耒耜,种五谷,改善饮食生活。制陶器,作斤斧,改善生活条件。百草,创医药,积极治疗疾病。后人敬仰神农炎帝在中国医药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及献身精神,把整理出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医药书称为《神农本草经》,神农炎帝为华夏医药学做出重大的科学贡献。 到黄帝时期华夏融合,形成黄河、长江为中心地域的华夏早期文明。黄帝娶西陵国女嫘祖,把儿子玄嚣迁到江水洞庭地区,把儿子昌意迁到四川的雅砻江,由此往西南方向扩展,控制整个长江流域。黄帝时代进入“礼文法度”的治政管理,做舟车杵(chǔ)臼(jiù)筑房宇推广文字,黄帝做出推广文字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3、早期华夏文化传播使中国地域文明形成。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改革称霸,促进华夏文明的传播,使中国地域文明形成。当时改革的大事是发展盐业生产,供应华夏中西部食盐,这是推动华夏融合的重要原因。齐桓公改革称霸,首先把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确立专业家庭经济单元地位,由此建立管理专业家庭为社会构成基础的国家管理体系,同时为土地私有的地主农耕经济快速孕生提供暖床。这个体系打破井田采邑的血亲分封制度,瓦解宗周血亲统治体系,从而打破种族隔阂,使地域种族、邦族之间融合联系加快,促成华夏各族系的融合。其次,齐桓公在救灭国,伐戎狄,阻南楚的屏周过程中,推动自耕农家庭经济扩散传播,为华夏社会创建新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为推动地主经济做出奠基性贡献,促成华夏社会融合为不可分的整体。由经济基础民俗形成的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华夏民族形成。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给于高度评价,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认为齐桓公用管仲改革成霸,起到完成华夏融合进步发展的重要历史作用,从而推动华夏文明的传播。 华夏融合,政治上趋向中国统一发展。这是因为,华夏融合以安居经济为基础,社会的经济政治体系得到一体联系的协和发展,形成共同的民俗认同,所以华夏民族的同归性强烈,地域疆土的中国认同性强烈。因为民重安居乐业,华夏族易融为整体,所以从炎帝算起五千年来,华夏族民在世界历史长河中,能创造出灿烂的人类文明,在中国地域能够稳定进步的壮大发展。 中国资源贸易市场经济是以农业为根基发展起来的,所以推动富民养农政策让农业发展,是保障中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基础。五千年的历史说明,华夏融合统一才能造就中国,才能使中国发展强大。
------------------------------------------------------------------------------- 孙开泰研究员在“天地生人学术讲座”的讲话

周光华先生就远古的华夏文明的研究,在学术界是一件幸事。上古传说时代好多人不敢问津,好多事情说不清楚,前人的研究也没有很系统的记载。顾颉刚先生的疑古研究做出贡献,李学勤先生就夏商周断代研究工程取得不可磨灭的功绩。没有顾颉刚的研究,没有李学勤等专家的研究,不会有今天周光华先生的研究。

上古历史目前在学术界仍然是非常难办的问题,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问题。周先生许多地方都要亲自跑到,他是把中华民族的诸民族有个贯通的说法,是一家之言,是有根据的,不是信口开河。他是根据古文字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民俗学等方面做出研究得出的结论。周光华先生的研究是很难得的,是难能可贵的,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问题。他把《山海经》作为史料来看的,他讲民族的融合,讲民族的凝聚力,讲中华民族是整体。他从上古一直拉到春秋的齐桓公,给出比较可靠的结果。是学术界的凤毛麟角,再在学术界找出几家,这在目前看来很难。我对先秦诸子及春秋战国的思想研究,也要溯源到这里。

周先生的研究和我的研究思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提出“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观点。接受周先生讲的上古部分,加上夏商周断代工程,然后发展到春秋战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研究,也是华夏传统文化整体观的反映。

我们讲诸子百家,主要讲文献,就是孔子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西周初周公“制礼作”,中华民族为“礼乐之邦”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的产物。东周以后“礼坏乐崩”,私学兴起,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的开端是孔墨之争,不是孔老之争,争鸣的根据还是孔子整理出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里特别强调易在思想领域的地位,所以百家多是从儒家派生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儒家首先分出墨家。孔子的弟子子夏的西河讲学,产生法家的领袖李悝形成法家。思孟学派在稷下讲子思的五行说,孟子离开稷下后邹衍发展成阴阳家。道家也是来源于六经。黄老思想是用道家的哲学论证法家的政治,是道、法思想结合的产物,在齐国得到充分的发展,齐稷下之学的主导思想就是黄老之学。《管子》是杂家,从传统整体文化观说,把各家都包括进去。《吕氏春秋》是典型的杂家,把诸子百家都容纳进去。百家争鸣结束,大一统产生,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没有民族的融合、思想的融合,就不会产生汉武帝时期进步的大一统。我们不应该回避封建的弊端,用传统文化整体观来研究分析。等于说我们的56个民族,离了谁都不行。

中国人的哲学就是易,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展自我强盛;厚德载物就是包容的精神。即使西方的文化都能容纳,通过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造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叫厚德载物。研究传统文化就是要为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呼吁搞《中华传统文化整体观丛书》,搞中华传统文化整体研究学会。

⑨ 禹州商周古墓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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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评选出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按时代先后排列如下: 1.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发现; 2.云南元谋人的发现; 3.陕西蓝田人的发现; 4.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金牛山人的发现; 5.广东曲江马坝人的发现; 6.河北阳原泥河湾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7.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8.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调查与发掘; 9.湖南道县玉蟾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 10.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1.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2.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3.湖南澧县城头山新石器遗址的发掘; 14.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5.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6.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7.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8.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19.山东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 20.重庆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1.湖北京山屈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2.河南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23.河南陕县庙底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4.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25.上海青浦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26.山东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27.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28.湖北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 29.甘肃临洮马家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0.青海乐都柳湾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墓地的发掘; 31.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掘; 32.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3.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34.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 35.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
追问:
晕,我爷爷那一辈啊
回答:
我的第二个补充回答的前几项应该合适。第一项1930年就已经发现、开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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