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青铜遗址
⑴ 商朝时期的青铜有哪些
只是简单介绍，中国古青铜器乘水吃饭喝酒祭祀的各种各样
青铜器：
酗亚方尊 容酒器。商代晚期铸品。清宫旧物，现藏故宫博物院。原器通高45.5厘米，宽38厘米。大敞口，宽折肩，高圈足。肩四隅有四立体有角象首，肩中部有四双角分叉龙首。颈饰蕉叶纹，肩及圈足饰鸟纹。腹部与圈足有曲折角型大兽面纹，圈足曲折角雕成龙形。器四隅及每壁中心线皆设有棱脊，上端侈出器口，形象庄严
龙虎尊 商器。原器一九五七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是一件具有喇叭形口沿，宽折肩、深腹、圈足，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圈足上部有弦纹，并开有十字形镂孔。 龙虎尊纹饰的主题是"虎口衔人"。关于这一主题，有人认为：在这里，"人"应是那些奴隶，"虎口衔人"反映奴隶社会的残酷、恐怖。对于这种传统的解释，另外一些考古学家则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应该是在表现一种巫术主题。青铜器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礼器，这样的纹饰应是巫师作法的情景纪实。张开的虎口在古代是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虎口下的人很可能就是巫师，巫师在祭祀中通过老虎的帮助而表现出一种能够通天地、感鬼神的能力。"虎口衔人"这一图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做出精确的解释，但在当时一定是和某种神话和宗教信仰相联系的，在祭祀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尊是商代青铜器中与四羊方尊齐名的珍品
鸮尊
历史：商代后期
尊为古代盛酒器。铜尊，最早见于商代。鸮，俗称猫头鹰。在古代，鸮是人们最喜爱和崇拜的神鸟。鸮的形象是古代艺术品经常采用的原形。商代的王器、石器、陶器、青铜器中，都有精美的鸮形。此鸮尊即是商代鸟兽形青铜器中的精品。
鸮尊一九七六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原器为一对两只，铸于商代后期。原器通高四十五点九厘米，外形从整体上看，为一昂首挺胸的猫头鹰。通体饰以纹饰，富丽精细。喙、胸部纹饰为蝉纹；鸮颈两侧为夔纹；翅两边各饰以蛇纹；尾上部有一展翅欲飞的鸮鸟，整个尊是平面的立体的完美结合。尊口内侧有铭文“妇好”二字。
“妇好”应是商王武丁之妻。据殷墟甲骨文记载，妇好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的女子。生前，她曾参与国家大事，主持祭祀，还带兵征伐过羌、土方等国家，颇具传奇色彩。 原物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钺 作为一种兵器，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穿透力很强，很可能是由扁茎短剑发展而来。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至于斧钺，由于其杀伤力不如戈矛，在春秋时期实战中的地位已大大降低，已多用于仪仗、装饰之需，以作为军权的象征。
钺是商周时代重要的礼器之一，也是一种兵器。据考证，这种器物是由石斧等工具演变而来的，在青铜器中更强调华丽、美观的特质，成为象征权力、象征威严的礼仪用物，此处所选两件钺是商代后期作品，格外强调器物威严恐怖的特性，同商代艺术风格完全一致。
.爵 饮酒器，青铜爵最早出现于夏代晚期，盛行于商代晚期。爵的基本形制是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流与杯口之际有两注，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柄，下有三足。夏商时期
下面是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其存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着特点。青铜礼器可分为四大类：
食器。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等。其中盛肉的鼎是最重要的礼器。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重达875千克，是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西周中晚期形成列鼎制度，即用形状花纹相同而大小依次递减的奇数的成组鼎来代表贵族的身份。据《春秋公羊传》何休注，天子用9鼎，诸侯用7鼎、卿大夫用5鼎、士用3鼎或1鼎。在考古发现中，奇数的列鼎往往与偶数的盛黍稷的簋配合使用，即9鼎与8簋相配、7鼎与6簋相配等。
酒器。包括饮酒器爵、觯、觥及盛酒器尊、卣、壶、斝、罍、觚等。商代贵族饮酒成风，西周初曾严厉禁酒，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饮酒器大为减少。
水器。有盘、匜等。主要用于行礼时盥手以表示虔敬。
乐器。有铙、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镈)、鼓等。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达65件的青铜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及音乐的高度水平。
2。主礼器：玉、酒、牺牲、黍稷。
〔祭天〕用玉——“石之美者”。源于人类历史中99％以上石器时代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石崇拜。正是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第一次加速发展。青铜时代，则是第二次大加速度发展。这是人类第一次使用金属。
〔祭祖〕用酒、牺牲、黍稷，盛以青铜器。
酒——使人类达到最原始的状态，以与天、祖沟通。源于“物类相感”的理念。
〔例〕中国古人崇奉的两种圣虫：蝉与蚕。它们的蜕皮、羽化，反映了留连人世，关照后代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中国古人的生死观，或者说“终极关怀”。蝉的习性是“饮甘露”，“甘露”象征着“天地清和之气所钟”，具体化就是酒。蚕丝被用作祭祀礼服，特性是圣洁和精细。蚕也是中国古人最早豢养的昆虫，有神虫的地位。曾有“帝王一日三省蚕”的规矩。
牺牲——如这两个字的偏旁部首所示，牺牲是以牛为主的。其排列方式即所谓的“九牢”。
黍稷——黍稷之精者为“粮”（米＋良），但不能祭祀。因为要在最原始状态下与天、祖沟通，必须反映“朴”的含义。但是，也不能取用最粗的“稻”。（南方食稻，到汉代才脱皮。）这里同样反映了“中庸”的指导思想。
以上祭品的盛器，就是当时的尖端科技产品——青铜器。作为盛装礼器之用的青铜器，具有特殊的材质、造型、纹饰和用途。需要注意的是，青铜本身不是礼器，它所盛之物才是礼器。
〔按用途分类〕
酒醴之盛：觚，爵，卣，罍，斝，觯
沐水之盛：匜，盘，鉴（照镜，冰箱），洁字原写作絜，就是从这里来的。
牺牲之盛：鼎（三足鼎立是最稳定的结构。自然界中没有三足动物，而中国人作出了三足鼎。中国文化不是写实文化。）、鬲、甗
（全世界的陶器都以圆底始（果壳横削去一截），后来才发展出平底、多足。）
黍稷之盛：簋
仪仗器：斧、戚、戈、矛、钺
乐器：钟、镛（大钟）、铎、铃、铙
炊具：
〔按化学成分分类〕
砷青铜——>铅青铜——>锡青铜（商周）
〔纹饰〕
主要母题：兽面、龙（水的象征）、凤（风的象征）、蝉、蚕、火、“饕餮”
作用：镇慑，渲染气氛。
张光直：“兽是天人沟通的工具。”（不全面）
——“大人世及以为礼。”“世及”即父子相袭，统治者垄断了天人沟通（祭祀）的权力，把“天”神化、鬼化，与人民距离拉远，以领导群众。（“绝地天通”）
〔铭文〕
文字和礼器的天作之合。
——“殷道亲亲，周道尊尊。”
“亲亲”即诸子平等，兄终弟及，看重自然关系，不是“礼”的体现。
“尊尊”即宗子（嫡长）独尊，垄断祭祀祖先的权力。“别子为（另立）宗”。
特点：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 高峰：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战国晚期，冶铁业出现，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包括青铜生产工具，青铜兵器，青铜礼器，铭文，青铜乐器等
望采纳，谢谢
⑵ 夏商周三朝的历史遗址
1、河南省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推测为是夏王朝的都城，它是良渚文化消失约三百年后的遗址，历史学家人工复原了夏朝宫殿，在人工堆积的土台上建筑宫殿的方法与良渚文化十分相似。在那里出土了黄河流域以前从未发现过的象征军士统制权的“玉钺”。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洪水之后良渚的人们迁到了二里头并带来了玉器文化，如果是这样中国最初的王朝就是由长江、黄河两大文明的溶和而诞生的，相传夏王朝持续了约四百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社会迎来了大转变的时期，历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二里头出土了青铜戈，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器，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后迁朝歌今河南淇县。
2、商朝最早的都城在今河南郑州市，后迁殷今河南安阳
3、 在《史记》中周的建立是这样写的：有一天其它的民族侵略周，周人欲战，武公说：“我不忍杀人父子”。周人为了避免无未的流血，离开自已的家园，迁到了麓山脚下。周把人民当做国家的宝贝，这样的姿质逐渐在周围的国家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周文王高度赞赏吕尚的才能，并邀请吕尚做周的军师。这时大量的人民涌往周诉说殷商的残暴，请求推翻殷商，改天伐殷的决心在文王死后被武王所继承。
文王自羑里被囚而又被放回之后，决心发展周的势力，以与商对抗。他一边整饬内政，一边征伐附近的方国。西、北伐犬戎和密（今甘肃省灵台），又败黎国（今山西长治市），后又伐邘于，（今河南沁阳），灭崇（今陕西西安沣水西）。崇是商在西方的附属国，关系密切。文王灭崇敬之后，将国都自岐下迁于崇的故地，名为丰，亦称丰邑。此时周的强大已经威胁到商的统治。
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发继位，是为武王，迁 都于镐（号，在沣水东。丰、镐相近，均为都城）。这时，商纣王正在对东夷用兵，损耗很大，国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在这种形势下，周武王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或方国，并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牧野一战，纣王大败。纣王死，商朝亡，西周王朝建立。
⑶ 商代中晚期青铜器的发掘历史
自宋代以来，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即有发现。《考古图》著录的得自邺郡内河甲城的几件商器容，大概就是安阳殷墟出土的。
清代以来发现日多，清宫及民间都有不少收藏。从1928年开始在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对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分期有所认识，使研究工作步入一个新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各地商代中晚期遗址的发掘和各地博物馆文物整理工作的开展，不仅在商王畿中心地区又有新的发现，而且找到了商代中晚期各方国的青铜器，从而促进了研究工作的进展。
⑷ 什么是商代青铜器
赣江流域地区的文史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四个字“荒蛮服地”。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这块被历史“忽略”的荒蛮之地的时候，1989年这块大地却给人们带来了惊喜。1989年，在这里发现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静卧在千里赣江中游东侧的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宝库。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余件随葬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都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它使人们惊讶地看到：一度被视为“荒蛮服地”的赣江——鄱阳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珍藏于墓室中的每一件随葬品，都是这支灿烂文明的最好见证。
新干大墓是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该乡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后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新干县（旧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县之一。涝背沙丘位于新干县城北20公里，方圆仅数平方公里，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南4公里处是牛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略显闷热的日子。沙洲上千余名乡民在余焰犹炽的秋阳下挥汗掘沙。一个青年使劲一锹下去，“当”的一声，锹被一块硬物阻止，连手臂也感到了震动。呼啦上来几个人，合力扒开沙层，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鼎出现在眼前。人们惊呆了，继而又发疯似的挖掘起来，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铜器遍体鳞伤地被人们挖了上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分管的副县长率领文化、公安两局局长和10余名干部迅速抵达现场。
在夜幕降临的沙洲上，面对喧闹扰攘的人群，他们作出了保护文物的决定。
翌日，获悉此事后，国家文物局作了三条指示：1.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2.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位；3.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不久，重组发掘队伍，开始正式发掘。至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运抵江西省博物馆，开始了保护、修复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
这是一次重大发现。在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各种质地的器物千余件。除器作较小的玉片之类外，有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修复完整的陶器139件。后经评定，其中有国宝5件。另有一级品20件，一级乙等20件，一级资料2件，二级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造型、铸工皆为全国罕见。最为引人注目，礼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壶、卤、瓒、匕等10多种50余件。它们大都以形体高大、造型美观，令人赞叹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两个高耸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严。四足的立鹿大鼎，高达100多厘米，两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顾，给人以温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圆腹鼎等也为青铜器中的巨制。而形态大方或小巧玲珑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瓒和假腹豆等，则以铸工精细、纹饰绮丽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显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张，露出三角利齿，展体，屈足，后有上卷尾；足为透雕状的变体虎形，目圆凸，口大张，三角齿外露，展体，屈足，上卷尾，末端收为尖勾状，背有勾戟状凸脊。这种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充分反映了虎在吴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对于扁足鼎，那件被则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传播和影响。此瓒以觚形器为体，安上形如玉圭的铜柄而成。形制古朴，纹饰典雅，为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佳品。攒，《经籍纂诂》训为“勺也”，是以玉圭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其名不仅见于商代铭文，且累见于经典文献。但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瓒却十分少见。据载，目前仅巴黎基美博物馆藏有一件中国商代的玉柄铜瓒。这次，它在赣江——鄱阳湖流域地区出土，充分证明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说明当地的文化的演进阶段已处于文明时代。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中，还不乏全国商代遗存中首次发现的孤品或形制异特者，如带门夹腹方鼎和腹部镂空的提梁方卤即是。此二器，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火锅和温酒器，评为一级品。
青铜乐器有铙3件、镈1件。3件铙均为形体高大、厚重的“大铙”，镈为鸟饰镈据过去的文献记载，镈由钟发展而来，而钟的出现是进入西周以后的事。现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装饰都十分成熟的作品，为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三件铙的出土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鉴于乐器对乐音有着特定的要求，其浇铸技术较之一般青铜器要求更高，故乐器的出现可作为衡量青铜铸造业发展水平的标志。青铜乐器与青铜礼器一样，也代表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财富皆远之高于普通民众。
兵器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属全国罕见，计有钺、戈、刀、矛、镞、戟、胄等10余种，250余件。其中一件长近70厘米的蝉纹大刀，刃部锋锐，寒光闪闪，曲内戈弯曲的内部作成虎首形，圆目锐齿形象逼真，充分展现了百兽之王盛气凌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气势。直内戈的内部，有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绿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将艺术与实用价值融为一体。被专家们誉为“中华钺王”的两件青铜大钺，均为高、宽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钺体中部镂空，露出两排三角形锐齿，显得威风凛凛。商代墓葬中随葬青铜大钺，以前仅见于中原少数几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员或方伯一类上层贵族。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个身份显赫的人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工具共有140余件，以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为主。器物样式各异，种类颇多，完全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需要。其中犁铧的出土，意义尤为重大。先秦时期的青铜犁铧，过去仅见四件传世品，且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经科学发掘的早期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处，弥足珍贵。它的出土，给商代已有使用青铜犁铧的犁耕下了定论。青铜农具的大量出土说明鄱、赣地区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铜农具的部族之一；青铜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们能窥见这里当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并向人们展示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青铜器中，还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艺术品：伏鸟双尾虎、双面人头像和羊角面具。虎通长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耸耳，粗项直腰，后垂双尾，作屈足欲奔之势；背部伏一小鸟，尖喙直颈，敛翅短尾，颇富生气。虎与鸟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难于见到，当为图腾遗风。双面人头像，两面五官具备，与人脸无异，头饰双角却又类羊；下有方銎可装柄，上有圆管可插饰物；其貌诡怪、狰狞、恐怖。它们的出上，初步可见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风貌。
玉器的数量、工艺、价值，在随葬品中仅次于青铜器。计有完整器25种、10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6大类，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全部类别，足以说明当时此地的文明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色泽以偏绿为主，灰色、米黄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质料，经初步鉴定，有和田玉、蓝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独山玉、青田玉，还有水晶和绿松石。其产地既有近邻的湖北、浙江，亦有较远的陕西、河南，甚至有遥远的辽宁、新疆。这批玉器，还表现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对穿钻孔、器表抛光等多种琢玉技术，都非常娴熟地应用于制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颈部环饰圈点纹为装饰特点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壶、豆、器盖等近20种，而以鬲为最多。一些陶器上还刻画文字、符号，证明当时的文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较之铜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技术，但由于它不易搬迁，又不变质，所以最能代表一个文化的性质。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与中原出土者有着作风上的相似之处，但没有一件与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与江西本地吴城文化遗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为中原商代晚期，这与碳14测定的数据也非常吻合。
根据此墓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的造型与纹饰，皆出与中原殷商文化遗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说明当年赣江——鄱阳湖地区的青铜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品类和组合，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创造的这支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商文化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可以断定，当中原地区由商王朝进行有效统治时，江南的先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从墓葬规模、出土文物来看，这位墓主人也许就是这个王国的最高首领。
⑸ 商代遗址代表了哪两个朝代的文明
郑州商代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一带，为商代早期（前16世纪—前13世纪）都城遗址[1]。
1950年，郑州商代遗址被发现[2]。郑州商代遗址东起凤凰台，西至西沙口，北抵花园路，南到二里冈，面积约25平方千米，包括三重城垣遗址、宫殿区遗址、居住聚落遗址、墓葬区、手工作坊遗址、窖藏坑等遗迹类型，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骨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以周长约7千米的（内城）城垣遗址和分布范围巨大的宫殿区遗址保留最为完整，也最具历史文化价值
郑州商代遗址为商代早期（前16世纪—前13世纪）都城遗址[1] 。
1950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现了郑州商代遗址[2] 。
1952年10月至1953年，中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和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商代遗址的二里岗一带先后2次发掘，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商代遗迹和遗物，并命名为商代二里岗期文化[4] 。
1955年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郑州商代遗址中部的白家庄，发现商代夯土层[5] 。
遗址特点
郑州商代遗址城垣为夯土板筑，平面为长方形，横断面呈梯形，北城墙长约1692米，西城墙长约1700米，南城墙和东城墙均为1870米，城墙周长近7000米，西城墙和北城墙西段破坏较严重，残墙大部分被埋在地面以下，东城墙和南城墙的大部分还保留在地面上，城墙底宽20米—30米，顶宽5米多，高约10米；在城垣外有数段夯土外城墙，城市带有外城。郑州商代遗址宫城内，分布着20多处宫殿基址。郑州商代遗址宫殿属框架结构建筑[6] 。
郑州商代遗址复原沙盘模型
文物遗存
郑州商代遗址发现有城墙、宫殿夯土基址、手工作坊、墓葬、青铜器窖藏、祭祀遗址等一大批遗迹，出土了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器、习刻字骨等大量遗物。出土有成群青铜器200余件，最高者达1米。杜岭方鼎，鼎的口部和腹部略呈长方形，口沿外折，在口沿上有两个对称的圆拱型竖耳，鼎腹呈斗形，深46厘米，底部由四个上粗下细的柱型足承托器身，鼎身装饰有饕餮纹和乳钉纹。铜鼎形体硕大，是商代早期青铜器的代表作，也是商代早期较大的一件青铜器
⑹ 商朝出现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是什么是什么ei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
1、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
2、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
3、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
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
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
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
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
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
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三、转变时期；
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⑺ 殷商_战国青铜器的主要遗址和代表文物
殷商文化地理上以今安阳殷墟为中心，殷商文化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 殷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区别 李少坤为你解答
⑻ 商代青铜器是怎样被发掘的
赣江流域地区的文史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四个字“荒蛮服地”。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这块被历史“忽略”的荒蛮之地的时候，1989年这块大地却给人们带来了惊喜。1989年，在这里发现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静卧在千里赣江中游东侧的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宝库。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余件随葬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都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它使人们惊讶地看到：一度被视为“荒蛮服地”的赣江——鄱阳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珍藏于墓室中的每一件随葬品，都是这支灿烂文明的最好见证。
新干大墓是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该乡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后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新干县（旧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县之一。涝背沙丘位于新干县城北20公里，方圆仅数平方公里，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南4公里处是牛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略显闷热的日子。沙洲上千余名乡民在余焰犹炽的秋阳下挥汗掘沙。一个青年使劲一锹下去，“当”的一声，锹被一块硬物阻止，连手臂也感到了震动。呼啦上来几个人，合力扒开沙层，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鼎出现在眼前。人们惊呆了，继而又发疯似的挖掘起来，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铜器遍体鳞伤地被人们挖了上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分管的副县长率领文化、公安两局局长和10余名干部迅速抵达现场。
在夜幕降临的沙洲上，面对喧闹扰攘的人群，他们作出了保护文物的决定。
翌日，获悉此事后，国家文物局作了三条指示：1.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2.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位；3.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不久，重组发掘队伍，开始正式发掘。至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运抵江西省博物馆，开始了保护、修复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
这是一次重大发现。在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各种质地的器物千余件。除器作较小的玉片之类外，有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修复完整的陶器139件。后经评定，其中有国宝5件。另有一级品20件，一级乙等20件，一级资料2件，2级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造型、铸工皆为全国罕见。最为引人注目，礼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壶、卤、瓒、匕等10多种50余件。它们大都以形体高大、造型美观，令人赞叹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两个高耸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严。四足的立鹿大鼎，高达100多厘米，两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顾，给人以温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圆腹鼎等也为青铜器中的巨制。而形态大方或小巧玲珑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瓒和假腹豆等，则以铸工精细、纹饰绮丽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显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张，露出三角利齿，展体，屈足，后有上卷尾；足为透雕状的变体虎形，目圆凸，口大张，三角齿外露，展体，屈足，上卷尾，末端收为尖勾状，背有勾戟状凸脊。这种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充分反映了虎在吴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对于扁足鼎，那件被则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传播和影响。此瓒以觚形器为体，安上形如玉圭的铜柄而成。形制古朴，纹饰典雅，为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佳品。攒，《经籍纂诂》训为“勺也”，是以玉圭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其名不仅见于商代铭文，且累见于经典文献。但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瓒却十分少见。据载，目前仅巴黎基美博物馆藏有一件中国商代的玉柄铜瓒。这次，它在赣江——鄱阳湖流域地区出土，充分证明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说明当地的文化的演进阶段已处于文明时代。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中，还不乏全国商代遗存中首次发现的孤品或形制异特者，如带门夹腹方鼎和腹部镂空的提梁方卤即是。此二器，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火锅和温酒器，评为一级品。
青铜乐器有铙3件、镈1件。3件铙均为形体高大、厚重的“大铙”，镈为鸟饰镈据过去的文献记载，镈由钟发展而来，而钟的出现是进入西周以后的事。现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装饰都十分成熟的作品，为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三件铙的出土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鉴于乐器对乐音有着特定的要求，其浇铸技术较之一般青铜器要求更高，故乐器的出现可作为衡量青铜铸造业发展水平的标志。青铜乐器与青铜礼器一样，也代表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财富皆远之高于普通民众。
兵器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属全国罕见，计有钺、戈、刀、矛、镞、戟、胄等10余种，250余件。其中一件长近70厘米的蝉纹大刀，刃部锋锐，寒光闪闪，曲内戈弯曲的内部作成虎首形，圆目锐齿形象逼真，充分展现了百兽之王盛气凌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气势。直内戈的内部，有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绿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将艺术与实用价值融为一体。被专家们誉为“中华钺王”的两件青铜大钺，均为高、宽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钺体中部镂空，露出两排三角形锐齿，显得威风凛凛。商代墓葬中随葬青铜大钺，以前仅见于中原少数几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员或方伯一类上层贵族。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个身份显赫的人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工具共有140余件，以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为主。器物样式各异，种类颇多，完全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需要。其中犁铧的出土，意义尤为重大。先秦时期的青铜犁铧，过去仅见四件传世品，且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经科学发掘的早期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处，弥足珍贵。它的出土，给商代已有使用青铜犁铧的犁耕下了定论。青铜农具的大量出土说明鄱、赣地区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铜农具的部族之一；青铜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们能窥见这里当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并向人们展示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青铜器中，还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艺术品：伏鸟双尾虎、双面人头像和羊角面具。虎通长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耸耳，粗项直腰，后垂双尾，作屈足欲奔之势；背部伏一小鸟，尖喙直颈，敛翅短尾，颇富生气。虎与鸟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难于见到，当为图腾遗风。双面人头像，两面五官具备，与人脸无异，头饰双角却又类羊；下有方銎可装柄，上有圆管可插饰物；其貌诡怪、狰狞、恐怖。它们的出上，初步可见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风貌。
玉器的数量、工艺、价值，在随葬品中仅次于青铜器。计有完整器25种、10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6大类，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全部类别，足以说明当时此地的文明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色泽以偏绿为主，灰色、米黄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质料，经初步鉴定，有和田玉、蓝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独山玉、青田玉，还有水晶和绿松石。其产地既有近邻的湖北、浙江，亦有较远的陕西、河南，甚至有遥远的辽宁、新疆。这批玉器，还表现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对穿钻孔、器表抛光等多种琢玉技术，都非常娴熟地应用于制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颈部环饰圈点纹为装饰特点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壶、豆、器盖等近20种，而以鬲为最多。一些陶器上还刻画文字、符号，证明当时的文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较之铜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技术，但由于它不易搬迁，又不变质，所以最能代表一个文化的性质。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与中原出土者有着作风上的相似之处，但没有一件与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与江西本地吴城文化遗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为中原商代晚期，这与碳14测定的数据也非常吻合。
根据此墓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的造型与纹饰，皆出与中原殷商文化遗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说明当年赣江——鄱阳湖地区的青铜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品类和组合，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创造的这支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商文化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可以断定，当中原地区由商王朝进行有效统治时，江南的先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从墓葬规模、出土文物来看，这位墓主人也许就是这个王国的最高首领。
⑼ 考古学家发现的商周遗址是什么
一个朝代虽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灭亡，但是这个时代的文明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有一些承载着文化的遗迹重见天日，给人们讲述着那段昔日的故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遗迹是古老的商周遗址，它的重见天日颠覆了考古界的认知，甚至有专家建议把它修建设成公园。
事情发生在2017年的4月份，在彭阳红河流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们正在进行着考古调查研究。在考古人员们的细心探索下发现了姚河塬商周遗址。这个遗址占地面积达到了60万平方米，大约是整个塬地的三分之一。
这个遗址中专家发现有墓葬，祭祀遗址，制陶作坊，制铜作坊，车马坑，池渠系统，路网，壕沟等遗迹，其中考古专家通过出土的文物诸如陶片，青铜车马器等，可以推断出这个遗址的时期应处于商朝的晚期到西周中期之间。
在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各种作坊，都印证了这个遗址的等级非常高，专家在其中一个深度达16米的墓葬中，发现了四辆青铜马车，在墓葬旁边有两个殉葬的马坑，其中殉葬的马坑里的马头都是头朝北方，这可以断定这个墓的墓主人的地位不低。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人们都很重视礼乐制度，一个人的生前地位往往会决定他死后的墓穴规格。在周朝时，只有天子在出行的手能够享受六匹马的车架，而这个墓穴的主人可以享受四匹马的车架，其地位应该是诸侯，这么高地位的周代墓穴还是第一次在宁夏地区被发现。
陕西省考古研究员、商周考古学家张天恩据此判断：这个墓葬的主人应该是诸侯国中地位较低的诸侯，因为虽然贵为诸侯但是诸侯间也有实力高低地位尊卑。中国自古以中原为腹地，地位高的实力强的诸侯的封地自然也是在中原地区，所以在宁夏地区的诸侯自然是地位稍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