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游记

⑴ 陈元赞的传授柔道

在陈元赞渡日前，日本还未有正式的柔道，是陈元赞流寓日本后，于宽永三年(1626)前后创编的，柔道的真正鼻祖是陈元赞。日本许多学者都十分肯定地认为，陈元赞是柔道的创始人。原念斋在《先哲丛谈》中说：元赞善拳法，当时世未有此技，元赞创传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赞为开祖矣。正保中，于江户城南西久保国正寺教徒。尽其道者，为福野七郎左卫门，三浦与次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
原念斋肯定陈元赞是日本拳法的“开祖”。他这里指出：在陈元赞东渡前，日本没有拳法；是陈元赞寄寓江户国正寺时，创编并传授给福野，三浦，矶贝的。然原念斋这段话有两点不甚准确处须待辨正：一是说陈元赞于日正保年间创传不确，按正保年共四年，正是明崇祯十七年至清顺治四年(1644—1647)，此时，陈元赞已离开国昌寺受聘于尾张藩德川义直。陈元赞创编柔道准确时间应是日宽永三年至四年(1626—1627)。二是说日本在陈元赞东渡前没有拳法，把柔道笼统称拳法不确切。在陈元赞以前，日本固有拳法，陈元赞创编的是柔道，不能把拳法完全等同柔道。 在许多日本典籍中，与原念斋记载相同，在承认陈元赞是创始人的同时，又有不确之处。诸如，信夫恕轩说：“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归化人陈元赞善此技，传之邦人，故此技以元赞为鼻祖。”日籍《凌雨漫录》在《柔术之始》一章中说，“正保年间，陈元赞于西久保国正寺以此(柔术)教传之”。日本《国史大辞典》于“陈元赞”条目下说，“明归化人陈元赞于正保年间来江户授徒，有福野七郎右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矶贝次左卫门从其学，尽穷其技”。丸山三造在所著《日本柔道史》(大东出版社昭和十七年版)中说，“日本之有拳法，是近世陈元赞来中国定居后传三人(福野，三浦，矶贝)之后”。在日本爱宕山现还树立一块残碑《爱宕山拳法碑》，镌刻着：“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人陈元赞而始”文字，上述均肯定陈元赞的创始地位。要说明一点的是，《国史大辞典》及《爱宕山拳法碑》把陈元赞说成“归化”，“投化”人不妥。陈元赞自至日在一些题款中直到他去世前一年著作《老子经通考》均一直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人，还有自己款刻的“大明陈氏元赞之印”。他自号“芝山”，“既白山人”亦示不忘故国本土之意。元政对他这点甚为尊重，称之为“大唐宾”。
中国学者也有如日学者记其拳法创始地位者。如清人陈家麟在所著《东槎闻见录》中说，陈元赞“兼善拳法，日本拳技，闻自元赞始”，又姚文栋在所编《陈元赞先生事略》中说，“先生又精于拳法，正保中此技自先生始也。”这里说的“拳法”，实指柔道。陈家麟，姚文栋的说法，与原念斋等相同，可能是根据一些日籍而来。
近年来中国学者无谷在《武技要籍探微》中也持同一观点。说陈元赞“大概于1638年间东渡日本，寓居江户西久保区国正寺。曾收三浦义辰，福野正胜及矾贝次郎左卫门等为徒，传授少林擒拿跌扑之法。明亡，陈元赞欷戏惆怅，怀思故国，孤身飘零，客死异地，遗下不少著作，这在日本《本朝武生小传》，《武术系谱略》和《武术流祖录》等，都有记载。《舜水遗书》还收入他俩的信柬。伊藤四男《柔道教书·柔道的历史》，在《支那传来说》中也介绍了陈元赞授拳的事迹。”无谷先生只作为少林拳法在国外传播来介绍，未断言在此以前日本无拳法，这是客观的。但也没肯定陈元赞传授的是柔道。又把他渡日时间定为明崇祯十一年，不准。
日人下川潮在所著《陈元赞与柔道始祖》中说：“据敛心派之秘笈，中国(日本)所谓当身之术，即‘由大明人陈元赞始传日本之杀活之法，原乃医道之秘事也’。若就敛心派起倒派，扬心派和其他各派多数杀活法秘笈研究，则有三种差别很大的图解，但无论什么人的发式，衣服等装束全是支那人的服式，毫无疑问，此派是从支那传入。而且，研究一下各派采用此杀活法的时代，就可以知道是元赞入朝以后的事。所以，对此加以综合考虑，敛心派秘笈里的杀活法由大明人陈元赞始传的记载，恐怕是事实。”下川潮承认通过陈元赞从“支那传入”，准确的说，应是“支那”人陈元赞创传。
下川潮提到的拳术中的“杀活”，“当身”，按系明衙役巡捕手搏足击之擒捕术，即以拳肘或足尖击对方之要害部位，使之一时处于昏蹶状态中。据日籍《吾园随笔》中说：“元赞语之曰，中国有捕人术，吾未学之，然识其大势，三士(福野，三浦，矶贝)问之，得其概略，更加新意，以创此术。”可见，日本的柔道，其中有吸取中国衙役捕人术。
除原念斋，信夫恕轩，下川潮和陈家麟，姚文栋所说在陈元赞东渡之前，日本未有拳法这点值得进一步商榷，他们都承认陈元赞精善拳法，是日本拳法之“开祖”或“鼻祖”。是他在日本揉合中日拳法和衙役捕人术加以改造和创新而有后来的柔道，因此，从上述意义来说，陈元赞可以被称之为日本柔道的创始人而无愧。
之所如此说，是陈元赞在创编和传授柔道时，吸取了日本固有拳法，并使之得到提高和完善。日本学者屡言“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当时世未此技”等，若此“拳法”指柔道则可，若指的是柔道以外的拳术，则不完全符合史实。据知，在陈元赞东渡之前，日本已有自己的拳术。最早将少林拳术介绍到日本的是日僧大智和邵元。早在中国元朝泰定元年(1324)，游学到少林寺的大智，在少林寺苦行修练12年。而后又有邵元禅师从明洪武十二年(1379)起，久居少林寺，还曾任过首座僧。他们都学过少林拳法和棍术，返回日本后，把所学到的拳法棍术传授给弟子，积久日本而有了自己的拳法。他们都早于陈元赞300余年，故不能说在陈元赞之前日本未有拳法，只是还未正式形成柔道。
中国当代学者梁容若承认在陈元赞东渡前后，日本宽永年间，以关口柔心(1598—1670)为代表，已有柔术名于国内，并形成。关口派”拳法。陈元赞则是揉合明衙役捕人术，少林拳法和日本固有拳法，改进而为后来之正式柔道，以传授福野，三浦，矶贝等三人，而后才遍传全日本。
持此一看法的中国还有周西宽先生。他指出陈元赞传授拳法给福野等三人之后，“日本人民在辗转相传的过程中，对中国拳法加以变通损益，创造了柔术这一驰名世界体坛的运动项目”，并肯定日本的柔道是中国拳术之绪余影响。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说：“元赞又创安南式之元赞窑，颇有雅致”。日本另一学者中村新太郎在所撰《日中二千年人物往来与文化交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张柏霞译)中说，陈元赞“还是一个烧制陶器的名手，创造了具有安南风格美丽的元赞陶器，流传很广。”均肯定他在日本制陶史上的历史地位。
梁容若说：“万治三年(清顺治十七年)，江户户山之尾张藩邸成，藩主毛利义直(按尾张藩主为德川氏，德川义直于庆安三年去世，万治三年为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于园中筑窑窟，名为“御深井烧”或称“御庭烧”，使元赞主之，用濑户土，效安南制法，自为书画，施青白色之透明水彩，为时人所激赏，名古屋陶工效之，转相传授，称为“元赞烧”，行销甚广。”
濑户在今名古屋之东，尾张之南，是出陶瓷之地。1660年，陈元赞应尾张第二代藩主之聘，在其园邸主持烧窑制陶。不但传授了烧窑制陶术，而且吸收安南制法，在“自为书画”时，又传授了中国书法和绘画，“元赞烧”故被“时人所激赏”而“行销甚广”。 日本当代学者米山寅太郎在《序》中说，陈元赞对日本文化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各项外，在书法，绘画上也有卓越的贡献，至今日本保存陈元赞手迹，有籀，篆，隶，行，草各体书法，他宗赵松雪书画，娟秀有风致，“字法瘦劲”向他学书法的，门下又有许多传人。陈元赞所制之陶配诗配画，诗画逸趣横溢，对日本艺术界亦有一定影响。
中国清末学者王韬(1828—1897)在《扶桑游记》中说：“明亡至日本者，凡三人：在水户，则朱舜水也；在尾张，则陈元赞也；在纪伊，则戴曼公。”“皆胜国逋臣也”。清末另一学者黄遵宪(1848—1905)在其《日本杂事诗》中有《明室遗民》诗，以极尊敬的心情写道：“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所说遗民指朱之瑜和陈元赞，戴曼公。三人并称，也是日本公认的明亡后流寓日本的中国最有学问的人。 陈元赞在日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创编和传授柔道，传播公安派文学，传授制陶和其他技艺，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等等，都是他的实学思想的体现和贡献。日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各界在名古屋曾举办“陈元赞二百五十年追远会并遗品展览会”，京都宇治黄檗山曾刊印《陈元赞研究》材料。至今不断有研究陈元赞论著问世。

⑵ 太平天国灭亡后，王涛在香港办的报纸叫什么名字

太平复天国时期，洪仁轩在《制资政新篇》中提出，报纸是维系中央政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工具，办报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报纸具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可以改变社会风气，报纸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可以实行对地方政权机关和官吏的监督，可以有助于中央政府权力的加强。
维新变法时，王韬和郑观应系统的阐述了自己办报主张。王涛主编《近事编录》，创办《循环日报》。他要借日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同时提出要新闻自由，报纸的文风也应是直抒胸臆，且报纸编辑人员应该品德高尚、持论公平。

⑶ 哪位文学家创造了报章体

王韬发明

报章文体
是指出现在报刊上，不同于当时流行文坛的桐城派古文的，比较通俗浅白的文体。王韬发明。这种文体的特点表现为：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加以口语和外来语。这种文体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运用的最有影响，因此又称为“时务文体”，后因他在《新民丛报》上运用的更加娴熟，又称“新民文体”。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 中国近代著名改良派思想家，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甪直镇）人。

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⑷ 问一部动漫、 说的是在旧中国的一个地方有几个日本年轻人的事情

是这个吗？
【动画名称】闪光のナイトレイド（闪光的夜袭）
【播放时间】2010年版4月
TV Tokyo与Aniplex合作的“动画力权量”3弹企划之二的「闪光的夜袭」，将于2010年春季(4月)播放。在企划发表初期，我们只晓得本作是一部以1931年的上海为故事舞台的动作作品，近日通过官方的大幅更新，我们终于能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了。不同于第1弹的「空之音」清新向上的风格，略显暗黑的基调也别有一番风味，超能力的较量、间谍活动的描写是本作的亮点。

【STORY】
1931年，魔都“上海”。
随着甲午战争、日俄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上频繁进出。
其中就有着一个历史上所不为人知的秘密组织“樱井机关”存在着。
在霸权国家群雄割据的上海，这一群拥有特殊能力的人并没有在表面的世界有着任何的活跃，而在暗中有组织的进行着各种任务。
与此同时，传出了日军的一支部队突然消失的消息，就这样，让整个世界撼动的大事件的序章拉开了帷幕……

⑸ 早期维新派的主要人物及其代表作有哪些

王韬，代表作品《扶桑游记》；郑观应，代表作品《盛世危言》、《罗浮偫鹤内山人诗草》等；康有容为，代表作品《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人类公理》等；梁启超，代表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谭嗣同，代表作品有《仁学》、《寥天一阁文》等。

⑹ 挣到20分，贡献给日语翻译高人。求解答！

20元钱 你看翻译公司给翻译么

⑺ 日本的起源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发现所谓“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它不属于“猿人”，而属丁更晚的“新人”阶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国的诞生》，小学馆，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页。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页。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诞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页。
⑤有关邪马台国的所在位置，学界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北九州，有的
认为是在畿内地区的大和。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从略。
⑥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页

⑻ 以游记命名的中外文学作品有哪些

《西游记》《老残游记》《徐霞客游记》《匡庐游记》《扶桑游记》《专新大陆游记》《欧洲十一属国游记》《胡适游记》《达夫游记》《子恺游记》《洛阳游记》《达尔文环球游记》《格列佛游记》《北美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地心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南游记》《微游记》《狄更斯游记》《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