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遗址模型

⑴ 良渚遗址被外国学者赞不绝口，中国的世界遗产那么多，为何良渚古城最特别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这是意味着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世界第一，它背后的那些故事，更是中国历史的见证，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5处，位居世界第一，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陶器玉器都是贵的文物，在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同时，其背后的故事也一点一点浮出水面。

2019年7月6日，这是一个铭刻历史的日子，浙江的“良渚古城遗址，正式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在发现的遗存中，大致归纳为4种主要类型：一是分等级墓葬，二是水利系统，三是古城遗址，四是以玉器为代表出土器物，这些全部是遗产区范围内所出土的文物，分布在两山之间的河网平原地带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4处相对独立的地块，遗址核心区域面积达到290万平方米，有“中华第一城”之称，从135多处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有陶器、玉器、石器、象牙、漆器、嵌玉、石犁等1200多件，内涵丰富的令人赞叹，这是中外学者赞叹和良渚与其它不同的原因。

⑵ 良渚遗址面积有多大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抄4000～5300年的历史，目前已发现的良渚遗址群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各类遗址有30余处。主要位于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质的墓地。

反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86年历时3个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⑶ 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文化是什么

良渚文化是以杭州余杭的良渚遗址为代表的一处新石器晚期文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极广，包括长江下游太湖流域36500平方千米的区域面积，但良渚遗址就是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⑷ 良渚文明的关于良诸遗址群

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1986年， 5月8日，浙江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挖掘小组进入反山工地，他们在将近2000平方米的地方，开掘了6个10米见方的探坑。 在12号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从泥土中清理出的这个器物，是一件精美的玉器。这是在史籍中有过记载的玉琮。以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也有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12号墓中的玉器全是真玉！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良渚文化经过考古界几十年的发掘研究，对于它的分布范围、上下限的界定、遗址的社会文化性质以及它与太湖流域其他史前文化的关系等，有了愈来愈清楚的认识。基于典型遗址地层关系的分析，可以认定良渚文化与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是太湖流域已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三个密切联系的阶段。至于处在良渚文化层之上的含有印纹陶的堆积，在太湖流域已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这三个文化阶段的前后继承发展关系，可以从石器、陶器、玉器等的演变轨迹获得证明。
有关良渚文化遗址的社会性质，也已作了诸多的分析，认为已有了私有制的萌芽和临近文明时代的门槛。此外，对良渚文化的向北向南的影响，也提出了应该注意研究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远见。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
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
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
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
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
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
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
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
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如所周知，在原始农业时期，谷物产量的计算方法通常是不以重量而是用容量来计算。比如一块地上可以打多少箩的谷物之类。
如黑海沿岸北方各国古代谷物的收获量通常是按一个“普列甫尔”（约750平方米）土地可收30“藿尔”（约3.53公升）的谷物，折算成1公顷地可收100公升的谷物。再换算成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约为1：6~7（小麦），或1：5（大麦）。这个比例还算是比较高的，在古代意大利，一般只有1：4，除非是土地非常肥沃的西西里，谷物的产量可达播种量的12~14倍。再就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种植调查情况来看，收获量和播种量之比，不同的谷物，都有相似的共性现象，即刀耕地的产量约是播种量的10倍左右，折100斤左右。
但不同的耕作技术则有较大的差异，如耜耕（锄耕）或人力挽犁的收获量约是播种量的15倍左右，即150斤左右，比刀耕提高一半。现代少数民族的这些比便都是较古代欧洲为高，可能是古代和近代存在时间差的关系，人力犁耕由于改善了土壤肥力条件，所以能较刀耕提高50%左右的产量，如就整个刀耕阶段而言，很少可能会突破1：10的比例。
反之，倒有可能因病虫灾害等原因，达不到这一比例。同样，进入耜耕和人力犁耕阶段以后，维持1：15的收获量也是不容易的，所以难望有更大的突破。这种共性的现象是因为彼此都受到共同的操作因素如不施肥、管理粗放等制约之故。
虽然以上所举的是古代欧洲和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共性的道理对于我们理解良渚时期粮食的产量水平还是很有启发的。
不要说是原始农业初期，就是有史以来，黄河流域在秦汉以前的谷物产量，也都是长期维持一个平均水平，增长不大；南方的水稻产量是到了唐宋以后才在总产和单产上有飞快的发展，在此之前，增长也是很缓慢的。强大的汉代江南农业，被司马迁形容为“火耕水耨”状态，把“火耕水耨”理解为经营粗放是可以的，但不能看成是落后的代名词。
因为“火耕水耨”是与当时的生态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条件总是与一定的人口相伴随。良渚时期粮食生产的播种量与收获量之比，按人力犁耕、耜耕与刀耕的对比，拟定为1：10上升至1：15左右，这样的生产水平也是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人力条件相适应的。在这种生产水平下，缓慢地扩充耕地，可以导致粮食总生产量的提高，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
并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手工制陶、琢玉、编织等逐渐专业化的人员，加强了上层统治者王权、军权和神权的地位，增加了他们据有的社会财富。统治者通过加强祭祀，建造极为耗费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高台祭坛，以巩固其统治权力，同时上层贵族死后兴建大量的墓葬群，必须随葬大量的玉器，凡此都必然对象征王权、军权、神权和财富的玉琮、玉璧和玉钺等追索不已，从而促成了良渚玉器的畸形发展，大量精美玉器不断地制作出来，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玉器文化，也加重了人力物力的非生产性浪费和负担，无助于全体部族人员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种把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优秀壮健的劳动力量，都集中于对玉器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和兴造巨大的祭坛、墓群上，必然给农民和农业生产加上沉重的负担，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这虽然不能视为良渚文明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考虑一旦发生某种意外事故如洪水、战争、灾变、需要紧急动员全部族的力量对付时，会削弱部族在竞争中取胜或自我保护的力量。

⑸ 良渚遗址是怎样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的

2019年7月6日，我国的良渚遗址终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宣告了多年了相关人员的努力成功。

后来，在清理良渚遗址的时候，考古人员与北大碳14研究所合作，对良渚古城的城墙年代进行了测定，得出的结论是，良渚古城的年代在距今4300到4500年前，这样，良渚文明与夏朝的历史就正式对接上了，中华五千年历史也得到了证明。

⑹ 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遗产了，你觉得良渚古城遗址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最吸引我的就是古城的文化以及它的历史悠久，所代表的风俗文化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⑺ 半坡遗址文化和良渚遗址文化与当地文化旅游的关系

有很多关心啊，这个地方文化带来了经济。

⑻ 良渚遗址出土了哪些玉器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历史，目前已发现的良渚遗址群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各类遗址有30余处。主要位于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质的墓地。

反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86年历时3个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土台，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高约5米。发掘证实，它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土台，兼有祭坛和墓地双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经江、浙、沪考古学家发掘、调查得知，这类称之为“山”或“墩”的地点，已有100多处，皆由人工营建，埋葬着大大小小、等级不同的贵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发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祭坛遗迹和9座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这是一座高度超过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体。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3米多长、1米多宽，大多深1.3米，这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很少见的。这些墓葬内随葬了丰厚的器物，多则数百件，最少的也有数十件，总数达到1200多件（组），其中以玉器为主，超过1100件（组），以单件计达到3500余件。

众所周知，中国并非产玉大国，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数量大约已超过万件，而反山一处几乎占了1／3。而且种类丰富，有琮、壁、钺、柱形器、环、镯、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器、璜、串饰、坠、带钧、长短不一的管、形态不同的珠、鸟、龟、蝉及大量镶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种类，其中很多是新发现的，极大地丰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种。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艺和形式也属一流水平。除了光素无纹的玉器外，共有100余件玉器雕琢了对称和谐、规整精致的纹样。纹样主要以神人面纹和兽面纹相结合的为主，这是良渚文化独特的标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对神的尊敬和崇拜，也体现了良渚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另外还有少量新发现的龙首纹。

神人面纹和兽面纹既能组合，又能分解后单独出现，有的雕琢繁褥复杂，有的则十分简化。反山玉器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和兽面复合的图像。用浅浮雕和阴刻线两种技法结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图像的上部是头戴宽大羽冠的神人面纹，脸面作倒梯形，圆眼重圈，两侧有小三角的眼角，宽鼻以弧线勾出鼻翼，阔嘴内用长线、短线刻出16颗牙齿。神人的双手呈抬臂弯肘，扶在所骑跨的兽头之上的状态，五指呈伸展状，细腻之处清晰可见关节。神人之下为骑跨之兽，兽面以椭圆形的凸面为眼睑，中以重圈为眼，眼睑以桥形凸面相连，宽鼻上勾画出鼻梁和鼻翼，阔嘴刻出嘴唇、尖锐的牙齿和两对獠牙，兽的前肢作蹲伏状，有尖利的爪子，这种兽的外貌特征与虎相似，是一种食肉动物。神人和兽面复合，表达了良渚先民“通天绝地”的神巫观念，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如此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堪称微雕一般的工艺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现，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术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发了学术界、古玉爱好者、收藏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学术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以来，“北有红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滩、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村晋侯墓地、成都金沙遗地等等，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春秋，中国古代玉器的频频出现，使得玉器文化更灿烂辉煌，极大推动了研究的进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玉琮。这种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创造，器形为外方内圆，中间是上下贯通的圆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饰神人兽面纹。对于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研究者在论述时，都把玉琮与神、巫联系起来进行阐说，而玉琮的主人，则应是掌握神权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点，也不过十余处，凡是随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随葬品一定比较丰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达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间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的一件，被称之为“琮王”，成为国宝级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兽面纹的器种，以厚重、圆大、光素为特点。在良渚文化随葬品中较多见，反山23号墓出土玉璧多达54件。研究者多认为玉璧是财富的象征物。

玉钺是与石钺形态基本一样的器物，石钺是良渚文化常见的石器，作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制成钺，就不具实用性，但意义就不同寻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钺的数量最少，而随葬品中只要出现玉钺，尤其是那种钺的上端带王冠饰、把手也用玉制作的豪华型玉钺，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别高。不具实用性的玉钺，象征着军事指挥权。

反山墓地的主人们拥有代表神权的玉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体现大量财富的玉璧，以及装饰在冠帽上、佩带在身体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凌驾在广大平民之上的贵族阶层。

⑼ 谁发现了良渚遗址谁命名了良渚文化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镇一带发现并发掘了多处史前遗址。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遗址特点：

1、良渚遗址空间布局上以城址为核心，分等级墓地分布于城址东北约5公里的瑶山以及城址内的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台地，城址北面2公里至西面11公里范围内则分布着外围水利系统。

2、城址是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余脉围合。长命港、钟家港等古河道逶迤穿过这片城址，与城址内外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共同形成了山环水抱的选址特征。

研究价值：

1、良渚遗址所反映出来的“良渚精神”，是中国文明传统的部分之一，开创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良渚社会”。

2、良渚遗址可实证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并真实、完整地保存，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杰出代表性的东亚地区史前大型聚落遗址。

(9)良渚遗址模型扩展阅读

历史意义：

1、良渚文化以神人兽面纹为代表的纹饰和成组使用的固定形器、具有象形和表意功能的刻画符号所反映的文化形态，对后来中国社会意识和思维的发展影响深远。

2、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的原有认识，标志5000年前的良渚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3、良渚文化规模农业和大型营建工程显示当时社会剩余劳动空前增多。社会财富的非平均分配导致社会分化日益加剧并成为普遍现象，使显贵者阶层、准国家制度形成，露出后来中国宗法政治之端倪。

参考资料

网络-良渚遗址

网络-良渚文化

⑽ 你觉得“良渚古城遗址”最令你震撼的地方是什么

我认为良渚古城遗址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城市的布局三重向心式的结构，在之后的版几千年的都权城都有这样设计良渚还是这些5000年古城中其中规模最大的，拥有最完善水利系统的，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以及良渚城特有的良渚石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