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山遗址在哪
『壹』 良渚遗址出土了哪些玉器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历史，目前已发现的良渚遗址群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各类遗址有30余处。主要位于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质的墓地。
反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86年历时3个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土台，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高约5米。发掘证实，它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土台，兼有祭坛和墓地双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经江、浙、沪考古学家发掘、调查得知，这类称之为“山”或“墩”的地点，已有100多处，皆由人工营建，埋葬着大大小小、等级不同的贵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发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祭坛遗迹和9座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这是一座高度超过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体。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3米多长、1米多宽，大多深1.3米，这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很少见的。这些墓葬内随葬了丰厚的器物，多则数百件，最少的也有数十件，总数达到1200多件（组），其中以玉器为主，超过1100件（组），以单件计达到3500余件。
众所周知，中国并非产玉大国，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数量大约已超过万件，而反山一处几乎占了1／3。而且种类丰富，有琮、壁、钺、柱形器、环、镯、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器、璜、串饰、坠、带钧、长短不一的管、形态不同的珠、鸟、龟、蝉及大量镶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种类，其中很多是新发现的，极大地丰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种。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艺和形式也属一流水平。除了光素无纹的玉器外，共有100余件玉器雕琢了对称和谐、规整精致的纹样。纹样主要以神人面纹和兽面纹相结合的为主，这是良渚文化独特的标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对神的尊敬和崇拜，也体现了良渚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另外还有少量新发现的龙首纹。
神人面纹和兽面纹既能组合，又能分解后单独出现，有的雕琢繁褥复杂，有的则十分简化。反山玉器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和兽面复合的图像。这是在玉器器表仅有3×4厘米的面积上，用浅浮雕和阴刻线两种技法结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图像的上部是头戴宽大羽冠的神人面纹，脸面作倒梯形，圆眼重圈，两侧有小三角的眼角，宽鼻以弧线勾出鼻翼，阔嘴内用长线、短线刻出16颗牙齿。神人的双手呈抬臂弯肘，扶在所骑跨的兽头之上的状态，五指呈伸展状，细腻之处清晰可见关节。神人之下为骑跨之兽，兽面以椭圆形的凸面为眼睑，中以重圈为眼，眼睑以桥形凸面相连，宽鼻上勾画出鼻梁和鼻翼，阔嘴刻出嘴唇、尖锐的牙齿和两对獠牙，兽的前肢作蹲伏状，有尖利的爪子，这种兽的外貌特征与虎相似，是一种食肉动物。神人和兽面复合，表达了良渚先民“通天绝地”的神巫观念，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如此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堪称微雕一般的工艺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现，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术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发了学术界、古玉爱好者、收藏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学术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以来，“北有红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滩、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村晋侯墓地、成都金沙遗地等等，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春秋，中国古代玉器的频频出现，使得玉器文化更灿烂辉煌，极大推动了研究的进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玉琮。这种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创造，器形为外方内圆，中间是上下贯通的圆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饰神人兽面纹。对于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研究者在论述时，都把玉琮与神、巫联系起来进行阐说，而玉琮的主人，则应是掌握神权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点，也不过十余处，凡是随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随葬品一定比较丰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达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间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的一件，被称之为“琮王”，成为国宝级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兽面纹的器种，以厚重、圆大、光素为特点。在良渚文化随葬品中较多见，反山23号墓出土玉璧多达54件。研究者多认为玉璧是财富的象征物。
玉钺是与石钺形态基本一样的器物，石钺是良渚文化常见的石器，作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制成钺，就不具实用性，但意义就不同寻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钺的数量最少，而随葬品中只要出现玉钺，尤其是那种钺的上端带王冠饰、把手也用玉制作的豪华型玉钺，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别高。不具实用性的玉钺，象征着军事指挥权。
反山墓地的主人们拥有代表神权的玉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体现大量财富的玉璧，以及装饰在冠帽上、佩带在身体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凌驾在广大平民之上的贵族阶层。
『贰』 长江流域有哪些古代文明遗址
良渚
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宁绍平原-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江南最具特色的一个文化系列。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河姆渡文化，被认为是江南地区迄今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遗存。其后发展起来的马家浜文化或草鞋山文化分布范围更广。已发掘的典型遗址有嘉兴马家浜、吴县草鞋山等，距今6000年左右，他们发展成为甚为发达的良渚文化。
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确定。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这座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在省文物局良渚管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位于瓶窑镇上的古城遗址。东西南北四个城墙门，如今安安静静地躺在农田里，四周有少量的住家。
城墙上留下原始居民生活垃圾痕迹
北城墙同样也挖出了一个坑，同样的黄土和石头，唯一不同的是“这座城墙坑比较考究，底部到地表的夯土层是泥和沙相间，而且很有规律，从上到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做工非常考究”，据刘斌推测，土墙上的那些黑色杂物，应该是原始居民残留下的生活垃圾。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因此，专家推断，古人在建城时显然对地理位置经过精心勘察和规划。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非常意外，缘于去年6月一次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的基建项目。
当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挖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这让刘斌感觉到有戏，随后，他带领考古队员深入挖掘。洛阳铲一把铲下去(洛阳铲，长柄，铲头为半圆筒状，打入地下再提起来时，铲头就能带出一筒土，对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包含物的辨别)，在4米多深的地方，铲头碰到了石块，换个地方再铲，在差不多的深度再次碰到了石块。当泥土一层层挖去，一大片石块露出来，经过局部解剖发现，这一高地是由人工堆筑而成，宽60多米，深近4米。
结果考古人员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拣来的。之后的挖掘证明，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古城文明势力曾影响半个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已经发现的良渚遗址，从其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专家认为当时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如今又找到了城墙，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曾经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有的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古城面积与颐和园差不多
城墙比西安城墙宽2～4倍
本报讯浙江省考古所近日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还有待于在进一步考古工作后才能确定。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这座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良渚，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被誊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的发祥地。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清单。
河姆渡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编辑本段]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叁』 杭州良渚文化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从序厅右转便进入第一展厅，这里概貌地介绍了良渚文化的内涵、分布范围。整个第一展厅，在以良渚文化时期古老的原始生态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大幅背景壁画场景中，复原了当时的快轮制陶和先民纺织的生动场面。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犁、石铲、石刀、破土器、石镰以及当时用来狩猎的石镞和捕鱼的网坠，其成套而制作精良的生产工具在同期的考古文化中是最复杂的，并处于领先地位。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良渚先民的生活是相当滋润的，他们饭稻羹鱼、渔猎采集而怡然自得。高度发达的农业为分工明确、专门化的手工业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产生了诸多的手工业生产门类，并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展览中那典雅的黑陶、充满经纬之美的织物、神圣而精致的玉器、珍贵而艳丽的漆器以及发达的竹木器，都将让你领略良渚先民的独创性和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
第二展厅设于博物馆主楼二层东侧，用6组展柜展示着良渚文化部分精品器物，有雕琢精美的玉器、磨制精细的石器及制作规整的陶器。每两组展柜之间都有一组灯箱图片相连，选择的是一些不收藏在我馆的精美玉器、陶器照片。在展厅中央又立着四组与展厅同高的玻璃屏风来象征性地阻挡视线，每组玻璃屏风由两片玻璃夹着一张双面精美器物图片，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这些灯箱片和屏风一方面给整个展览营造了一个适合精品展厅的较好氛围，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展示的容量，丰富了展览的信息。玉器共分二部分，一部分是重型礼器，有玉琮、玉璧和玉钺；另一部分则主要为装饰用玉，有三叉形器、冠形器、璜、锥形器、带钩、镯、匙、匕、项饰及鸟、龟、鱼、蝉等动物饰件。陶器部分，除展出各种类型的陶器外，还展示了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如单把杯、椭圆形豆、罐等，尤以一件刻划着8个符号的刻文黑陶罐为最，被称为“前所未见的珍品。”在展厅的末端还介绍了良渚遗址最早考古发掘者施昕更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何天行两位先生的简要事迹，以及历年来专家学者研究良渚文化成果的部分资料。
第三展厅设于博物馆主楼二层西侧，复原展示了一座良渚文化时期的“玉敛葬”大墓，具有很强的视觉震撼，同时在四周墙面展示了不同等级的墓葬出土照片，通过丰富的墓葬资料的对比展示来揭示良渚文化社会等级的分化和阶级的形成，把良渚文化的诠释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整个展览达到了高潮。
三个展厅内容相互映照，各有侧重，充分展示了良渚先民所创造出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时期。
200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二三展厅特别举办了反山瑶山玉器精品展，共展出玉器600余件（组）。这是反山、瑶山遗址考古发掘20年来，大量精美玉器在博物馆的首次展出。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展示良渚玉器的独特内涵和功能。
第二展厅，在灯光的映射下，良渚文化玉器散发出独有的“鸡骨白”和“南瓜黄”色，触目所及，高低错落、形态各异，蔚为壮观。第一部分介绍的是良渚社会藏礼于玉的礼制。良渚时期，玉被赋予神圣的品格，展柜中良渚时期三大礼仪重器：玉琮、玉璧、玉钺尽显高贵与神圣，它们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灵物，是神圣的法器,也是维系社会等级与秩序的重要礼器，更是世俗权力的象征。第二部分表现的是良渚人的精工琢玉。良渚先民善于琢玉，从原料选择、设计定样、磋切成坯、纹饰雕刻到抛光成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序。在反山、瑶山遗址中，出土了160余件表现手法多样、制琢精致的刻纹玉器，其合理的布局、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无不反映出良渚时期精湛的琢玉技术和独特匠心。在一件件珍贵文物面前，无不令人驻足停留，以期看清其中的奥秘。那鬼斧神工般的技艺连现代工艺美术大师们都自叹不如。第三部分是种类别玉，良渚社会用玉的普遍性和等级化造成了玉器功能的复杂化，目前已知的种类有40多种。为便于区分，在展览中，我们按照出土情形和器物形制两方面的差异，从使用方法上将良渚玉器分为单体件与复合件两类，其中复合件又再分为组装件、组佩件、穿缀件和镶嵌件四类，整个展示图版、文物相互对应，带你感受先民的精致生活。
第四部分的内容设在第三展厅，以复原陈列的方式再现了良渚文化反山遗址23号墓。此显贵者大墓出土遗物包括玉器、嵌玉漆器和陶器，以单件计共467件。其中出土玉璧54件，为良渚文化遗址中随葬玉璧最丰富的墓葬。展览还通过大小墓葬在墓制规模、随葬品多寡、类别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生动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贫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分层。
『肆』 在长江流经的地区 洒落着哪些文物古迹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收集了流域各省市、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料数据，根据流域涉及地区，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性和资料数据的可获得性，对长江流域国家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和类别进行了统计。截止2007年，长江流域涉及的青、藏、川、滇、渝、鄂、湘、赣、皖、苏、沪、甘、陕、黔、豫、桂、粤、闽、浙等19个省（市、自治区）的38个地区、14个自治州、70个地级市、126个县级市、545个县、32个自治县、2个特区和1个林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620处，占全国（除港、澳、台外）的26.4%，其中古遗址104处、古墓葬49处、古建筑259处、石窟寺及石刻59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48处和其他1处。各类别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占全国数量的相对比最高，为38.9%，其次是石窟寺及石刻;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062处，占全国（除港、澳、台外）的29.1%，其中古遗址396处、古墓葬290处、古建筑1263处、石窟寺及石刻261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827处和其他24处（流域各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体分类数据统计见表1（略），全国和长江流域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比较统计见表2（略））。这些文物遗迹涉及古宫、道观、寺庙、古桥梁、古祠堂、民居、牌坊、古石刻、古塔、古代名人墓穴、古文化遗址、古窑址、革命旧址、古城墙关隘等，数量多、内涵丰富，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保护、研究、利用这些文物遗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综观长江流域文物遗迹，主要有以下特征。
1.1 文物古迹类型丰富、价值高、影响大
长江流域各地分布的文物古迹数量多，在全国1/5的土地上有全国1/4多的国家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古迹，类型非常丰富、年代跨度长，有石器文化遗迹，也有原始氏族制和部落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文化遗迹，是研究和了解长江流域不同社会形态文化的活标本，种类基本涵盖了全国已发掘的大部分文物古迹类别。其中古文化遗址有古代聚落、古城、古窑、冶铁、采矿、古作坊、古宫殿衙署、古桥梁码头、古洞穴、古驿站古道、古寺庙、古战场、古军事设施、古祭祀、古水利设施等遗址，这些种类众多的遗址印证了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为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最佳实证。如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的龙骨坡古人类遗址证实了中华大地上在20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把中国的史前文明前推了近100万年;四川省宣汉县普光乡进化村的罗家坝遗址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先秦文化遗址，对研究巴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具有重要价值。
古墓葬有帝王陵寝、名人或贵族墓、普通墓葬等。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墩墓，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又有地面标志的大型丛葬墓，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曙光;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南麓的明孝陵作为中国明陵之首，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这些地下考古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谱写了新的篇章，是探讨长江流域不同时代、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埋葬习俗及所属时代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实物资料。
古建筑有城垣城楼、宫殿府邸、宅第民居、坛庙祠堂、衙署官邸、学堂书院、驿站会馆、店铺作坊、牌坊影壁、亭台楼阙、寺观塔幢、苑囿园林、桥涵码头、堤坝渠堰、池塘井泉等，它们不仅是长江流域历史文化的见证，亦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如湖北省江陵县楚国郢都故址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代表了楚文化发展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阶段;长沙铜官窑遗址，是唐五代瓷窑遗址，开彩色釉之先河;江苏省苏州市苏州文庙内的宋平江图碑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古老的天文图。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再现了长江流域昔日的辉煌。
石窟寺及石刻有石窟寺、摩崖石刻、碑刻、石雕、岩画等，一座座异样壮观的石像、一个个珍贵的艺术宝窟，反映了长江流域历史上各时代建筑的艺术面貌。如重庆市大足县境内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是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1.2 流域文物遗迹上、中、下游分布均衡、相对集中
长江流域各类文物遗迹分布在流域各省市，其中流域面积占全流域55.6%的湖北省宜昌以上上游地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36个，占全流域的54.2%，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175个，占全流域的38.4%;流域面积占全流域44.4%的湖北省宜昌以下中、下游地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84个，占全流域的45.8%，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886个，占全流域的61.6%。全流域上、中、下游地区文物遗迹基本分布均衡。
各省市中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四川省居多，其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单位分别占整个流域总数的21.8%和18.7%，凸显四川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古巴蜀文明中心;其次为湖北、江苏、湖南、浙江省和江西省，它们是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发祥地、联结地和发展中心。
1.3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多、历史悠久
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目前，长江流域各省市中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有34座，占全国总数的31.2%;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有46个，占54.1%;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有20个，占27.8%;世界文化遗产7处，占24.1%;全国8大古都占两座，即杭州和南京。这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的发展史记录了长江流域的历史变迁，是流域文化的大载体、流域历史文化的浓缩。如古都杭州，建县于秦代，五代吴越和南宋两代在此建都，号称“东南第一州”，城市发展史长达2200多年;重庆市江津市塘河镇历史悠久，早在两千年前就有人类聚居，明朝陆续建房成集镇，镇中孙家祠堂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宗祠建筑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价值。
1.4 近现代革命历史遗存数量多、代表性强
长江流域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近现代革命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使得长江流域在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还有丰富的近现代革命历史遗址，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48处，在流域各类文物遗迹中占全国数量的相对比最高。这些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涵盖了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名人故旧居、传统民居、宗教建筑、名人墓、烈士墓及纪念设施、工业建筑及附属物、金融商贸建筑、中华老字号、典型风格建筑或构筑物等。如江苏省南京城东的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是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后天王洪秀全的王府;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阅马场北部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设立的鄂军都督府;上海市陂禹路374弄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记录了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长江流域的这些革命遗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代表性强，见证了中国近现代自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革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
『伍』 在长江流经的地区洒落着哪些文物古迹
长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收集了流域各省市、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资料数据,根据流域涉及地区,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性和资料数据的可获得性,对长江流域国家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和类别进行了统计.截止2007年,长江流域涉及的青、藏、川、滇、渝、鄂、湘、赣、皖、苏、沪、甘、陕、黔、豫、桂、粤、闽、浙等19个省（市、自治区）的38个地区、14个自治州、70个地级市、126个县级市、545个县、32个自治县、2个特区和1个林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620处,占全国（除港、澳、台外）的26.4%,其中古遗址104处、古墓葬49处、古建筑259处、石窟寺及石刻59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48处和其他1处.各类别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占全国数量的相对比最高,为38.9%,其次是石窟寺及石刻;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3062处,占全国（除港、澳、台外）的29.1%,其中古遗址396处、古墓葬290处、古建筑1263处、石窟寺及石刻261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827处和其他24处（流域各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体分类数据统计见表1（略）,全国和长江流域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类比较统计见表2（略））.这些文物遗迹涉及古宫、道观、寺庙、古桥梁、古祠堂、民居、牌坊、古石刻、古塔、古代名人墓穴、古文化遗址、古窑址、革命旧址、古城墙关隘等,数量多、内涵丰富,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保护、研究、利用这些文物遗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综观长江流域文物遗迹,主要有以下特征.
1.1 文物古迹类型丰富、价值高、影响大
长江流域各地分布的文物古迹数量多,在全国1/5的土地上有全国1/4多的国家级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古迹,类型非常丰富、年代跨度长,有石器文化遗迹,也有原始氏族制和部落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的文化遗迹,是研究和了解长江流域不同社会形态文化的活标本,种类基本涵盖了全国已发掘的大部分文物古迹类别.其中古文化遗址有古代聚落、古城、古窑、冶铁、采矿、古作坊、古宫殿衙署、古桥梁码头、古洞穴、古驿站古道、古寺庙、古战场、古军事设施、古祭祀、古水利设施等遗址,这些种类众多的遗址印证了长江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为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最佳实证.如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的龙骨坡古人类遗址证实了中华大地上在20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把中国的史前文明前推了近100万年;四川省宣汉县普光乡进化村的罗家坝遗址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先秦文化遗址,对研究巴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具有重要价值.
古墓葬有帝王陵寝、名人或贵族墓、普通墓葬等.浙江余杭反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土墩墓,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又有地面标志的大型丛葬墓,显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曙光;江苏省南京市钟山南麓的明孝陵作为中国明陵之首,直接影响了明清两代500多年帝王陵寝的形制.这些地下考古成果为中国考古学研究谱写了新的篇章,是探讨长江流域不同时代、地区和社会阶层之间埋葬习俗及所属时代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实物资料.
古建筑有城垣城楼、宫殿府邸、宅第民居、坛庙祠堂、衙署官邸、学堂书院、驿站会馆、店铺作坊、牌坊影壁、亭台楼阙、寺观塔幢、苑囿园林、桥涵码头、堤坝渠堰、池塘井泉等,它们不仅是长江流域历史文化的见证,亦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如湖北省江陵县楚国郢都故址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代表了楚文化发展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阶段;长沙铜官窑遗址,是唐五代瓷窑遗址,开彩色釉之先河;江苏省苏州市苏州文庙内的宋平江图碑是举世公认的世界最古老的天文图.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再现了长江流域昔日的辉煌.
石窟寺及石刻有石窟寺、摩崖石刻、碑刻、石雕、岩画等,一座座异样壮观的石像、一个个珍贵的艺术宝窟,反映了长江流域历史上各时代建筑的艺术面貌.如重庆市大足县境内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是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陆』 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人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杭州历史建筑的分布图，我之前好像看到过的，但是现在找不到了。
1）文明源头 良渚文化
杭州北郊良渚镇，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良渚文化”在这里发生，延续了5000多年文脉。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现有良渚文化博物馆（规划将要建设国家公园），从博物馆陈列的史料以及考古发掘的大量文物，为古都谱写的5000多年神韵，璀璨夺目，堪称中华文明瑰宝。
（2）道骨仙风 抱朴道院
抱朴道院位于杭州的西湖北岸，有一座名曰葛岭的小山的半山腰，亦称葛仙庵抱朴庐，旧名先后有福地院、涵青精舍、涵青道院、玉清宫，相传为晋代著名炼丹家葛洪设炉炼丹修炼之所，有“瑶台仙境”之称。葛岭抱朴道院与黄龙、玉皇合称“西湖三大道院”。
抱朴道院始建于晋，南宋时曾被宰相贾似道据为别墅，元代毁于兵火，明清至今多次重修重建。杭州市道教协会从2001年6月开始，主持修复道院殿宇、神像雕塑。2003年1月11日上午，抱朴道院修复竣工，举行神像开光仪式，正式向游人开放。
抱朴庐旧址：
抱朴，是道教教义，即保守本真，不为物欲所诱惑，不为世事困扰，所谓“人行道归朴”。葛洪自号抱朴子，并以名其书，作有《抱朴子》七十卷。从葛岭山麓赭黄色穹门入口，拾级经流丹阁，至山腰四角方亭，一路古柏葱郁，清泉低吟，岩上有“人间福地”、“不亚蓬瀛”等题刻。再从涤心池拾阶而上，便到抱朴庐旧址。
现在的抱朴道院：
现在抱朴道院有正殿——葛仙殿，东侧为半闲草堂，另侧为红梅阁、抱朴庐，还有炼丹古井、炼丹台、葛仙庵碑等古迹。现为杭州道教协会所在。
（3）胥丘东起最高楼—鼓楼
鼓楼位于吴山东麓、中山路与望江路相关处，旧名朝天门，鼓楼只是它的俗称。
据史料记载，朝天门为吴越王钱氏所建。“规石为门，上架危楼，楼基叠石，高四仞有四尺，东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东西阅门对辟，名曰武台，夷敞可容兵士百许。武台左右北转，登石级两曲，达于楼上。楼上高六仞有四尺，边基而会，十有一仞，贮鼓钟以司漏刻。”古时之一仞合今之七尺或八尺，朝天门总高十一仞，在当时确实可以对周边的一切建筑物“一览众山小”。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收录的诗词中如“城上高楼接太霞”（赵子昂）、“胥丘东起最高楼”（高得）等句，绝非虚夸之辞。既可藏兵又贮钟楼，朝天门在当时起到了城防和报时的双重作用，故有“鼓楼”之称。
南宋时仍称朝天门，御街（又称天街，今中山路）从其下过。元大德三年（1299）改称“拱北楼”，明洪武八年（1375）改“来远楼”，不久又更名“镇海楼”，有匾，篆书“吴山伟观”四字。成化十年（1474）毁于火，总督浙江军务胡宗宪再次重修，其幕士徐渭（字文长）为之作《重修镇海楼记》。清初又毁，康熙二十五年（1686）再建。光绪年间（1875—1908）又整修。清时，镇海楼与镇东楼（今通江桥东）、雄镇楼（今上仓桥东）同称“省城大观”。
1970年，鼓楼因道路扩建而拆除。令人们感到欣慰的是，在“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的历史进程中，鼓楼的复建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2001年月8月，复建工程正式启动。仅仅一年之后，巍巍鼓楼的雄姿已再次屹立在秀丽的吴麓。在完成细部装修和周边景观布置之后，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32年之久的鼓楼，已于2002年10月西湖博览会期间向市民和中外游客开放。
（4）杭州最著名的回族历史古迹
杭州市回族公墓位于浙江杭州清波门南宋聚景园旧址。史又称回回坟、丁氏垅、番回冢墓、南园回教公坟，是杭州市最著名的回族历史古迹。宋代末年。该地被中西亚东来穆斯林选为殡葬之地。元以后墓庐日增，占地近7万平方米。据原存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及汉文墓碑记载，历史上有诸多和卓、王子、长者等高层人士殡葬于此。著名回族文学家丁鹤年及其家人亦多葬于此。1953年扩建西湖风景区时，该墓园迁移至山地回族公墓。
（5）名刹古寺 仙灵所隐
杭州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至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又名云林寺，为杭州最早的名刹。灵隐寺地处杭州西湖以西，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两峰挟峙，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万状。开山祖为西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他在东晋咸和初，由中原云游入浙，至武林（即今杭州）见有一峰而叹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前建寺，名曰灵隐。
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叔崇信佛教，广建寺宇，当时灵隐寺规模宏大，僧众三千，成为江南名刹。大雄宝殿前的石塔，天王殿前的石经幢均是五代十国吴越时的遗物。灵隐寺珍藏的佛教文物，有古代贝叶写经，东魏镏金佛像，明董其昌写本《金刚经》，清雍正木刻龙藏等等，都是珍贵的宝物。全寺建筑中轴线上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药师殿。
（6）伊斯兰教的东方圣地—凤凰寺
凤凰寺位于中山中路，是我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另三处为：扬州的仙鹤寺、泉州的麒麟寺和广州的狮子寺）之一，在阿拉伯国家中也享有盛誉。凤凰寺即清真寺，创建于唐代，以其形似凤凰，故名。宋代毁于火。元时，来自西域的大师阿老丁慨然捐资重修。最近一次修建是在1953年。寺宇宏大壮丽，焕然一新。寺内大殿是最古老的建筑。正殿没有梁架。殿顶上起攒尖顶三座是宋代的遗物。中间一座上刻《可兰经》文，相传是明景泰二年（1451）重修时设置的。寺内还保存有阿老丁墓碑等阿拉伯文碑刻。远在五代，杭州与阿拉伯国家就有友好往来。如今，这里是杭州伊斯兰教的礼拜中心。
（7）屹屹白塔 故宫遗梦
自南宋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至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南宋王朝在凤凰山筑紫禁城，周长4.5公里。又筑外城高6.7米，阔3.3米，城门13座。紫禁城内建起大殿13座，气势恢宏。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兵攻入杭州，南宋亡。次年，因民宅失火延及，紫禁城内所有宫殿焚烧殆尽。只有白塔桥边的白（石）塔依然屹立。从白塔眺望凤凰山南宋故宫遗址，一片葱绿，通向御苑的古道石级直达凤凰山巅。
（8）一剑霜寒十四州——钱王陵
钱王陵，是杭州城缔造者、“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奠基者——吴越国王钱镠的墓地，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是浙江省保存完好的王陵，是杭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钱镠（公元852-932），字具美，浙江临安人。他出身平民，在唐末五代中原扰攘之际，割据一方，建立创立吴越国，为当时十国之一，北起苏州、浙江全境、南至福州，史称“一剑霜寒十四州”。吴越国定都杭州。他推行了“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吴越国成了富甲天下的经济强国，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太平兴国三年(978)，其孙弘俶举旗归宋，纳土国除，共统治两浙八十余年。
钱王陵坐落在浙江临安市锦城太庙山，海拔92m，距杭州市38公里。墓背靠太庙山，左右列距青龙白虎两砂，与功臣山遥遥相对，陵区内筑有牌坊、钱王祠、州祠、凌烟安国楼等景点。到处是苍翠的松柏、凄迷的芳草，登上安国楼，青山绿水秀丽美景尽收眼底。
（9）精忠报国沥肝胆—岳王庙
岳王庙位于西湖西北角，北山路西段北侧，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明景泰年间改称“忠烈庙”，经历了元、明、清、民国时兴时废， 代代相传一直何存到现在。殿内塑有岳飞彩像，其上有岳飞草书：“还我河山”巨匾。大殿右首是岳飞墓，系块石围砌， 墓碑刻有“宋岳鄂王墓”字样。旁有其子岳云墓。墓道两侧有明代刻存的文武俑、石马、石虎和石羊； 墓道阶下有秦桧、王氏、万俟呙、张俊四跪像。 墓道前方照壁上，有明人洪珠所书“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古柏森森，庄严肃穆。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飞是南宋初抗击金兵的主要将领， 但被秦桧、张俊等人以“莫须有”罪名诬陷为反叛朝廷，陷害至死。岳飞遇害前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岳飞遇害后，狱卒隗顺冒着生命危险，背负岳飞遗体，越过城墙，草草地葬于九曲丛祠旁。2l年后宋孝宗下令给岳飞昭雪， 并以五百贯高价悬赏求索岳飞遗体，用隆重的仪式迁葬于栖霞岭下，就是现在岳坟的所在地。嘉泰四年（1204年） 即岳飞死后63年朝廷追封为鄂王。
（10）西湖石窟 摩崖石刻
杭城三面环山，山石峥嵘，古木参天，藤蔓遍布，风景清幽，山间溪水滋润茂林修竹，更显神秘，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随着唐代佛教盛行，在西湖四周起伏的群山之中，给后人留下众多的反映出当时古人高超精湛技艺的摩崖石刻艺术。杭城古时曾有吴越国和南宋二朝建都，因此除极少的唐代石刻遗迹外，大都是五代、宋、元时期的摩崖石刻遗存，而这些也大都集中在西湖的四周，因此也称“西湖石窟”。
目前杭城有名的造像约有19处，其中较为集中的有灵隐禅寺前的飞来峰造像，规模最大的约有400余尊（其中一部分已风化剥落）、慈云岭造像、石屋洞造像、烟霞洞造像、仁王讲寺造像、宝成寺造像、圣果寺造像、天龙寺造像、通玄观造像等，另外凤凰山、宝石山、紫阳山、南高峰等均有分布。在这些石刻造像中，主要有刻于崖壁上暴露在外和刻于洞窟之内两种，同时又有造像和文字两种形式
『柒』 在反山良渚文化墓地有哪些发现
在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玉器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玉器多达3200件以上。玉器的品种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物、杖端饰、冠状饰、锥状饰、三叉形器、半圆形冠饰、镶嵌端饰、圆牌形饰等。出土时玉器放置的位置基本上相同，头骨上方为玉冠饰，胸腹部放置玉琮，一侧放玉钺，玉璧多置于腿脚部。这是一个专为一些人堆筑起来的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的熟土堆。其中有墓葬11座，排列整齐有序，墓穴均比较宽大。随葬品少则数10件，多者数百件。从墓葬的规模和丰富的随葬品来看，它并不是一般的氏族或部落的公共墓地，墓主应当是有特殊身份的人，正如发掘报告说的：“墓地的主人是一批部族的显贵，他们已经成为凌驾于部族一般成员之上的特殊阶层，或为巫觋，或为军事酋长。”当然还可能有一些在部族中很有威望的长老阶层，还有一些对本部落具有特殊贡献备受尊荣的人。
『捌』 良渚遗址玉器有什么文化价值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历史，目前已发现的良渚遗址群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各类遗址有30余处。主要位于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质的墓地。
反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86年历时3个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土台，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高约5米。发掘证实，它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土台，兼有祭坛和墓地双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经江、浙、沪考古学家发掘、调查得知，这类称之为“山”或“墩”的地点，已有100多处，皆由人工营建，埋葬着大大小小、等级不同的贵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发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祭坛遗迹和9座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这是一座高度超过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体。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3米多长、1米多宽，大多深1.3米，这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很少见的。这些墓葬内随葬了丰厚的器物，多则数百件，最少的也有数十件，总数达到1200多件（组），其中以玉器为主，超过1100件（组），以单件计达到3500余件。
众所周知，中国并非产玉大国，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数量大约已超过万件，而反山一处几乎占了1/3。而且种类丰富，有琮、壁、钺、柱形器、环、镯、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器、璜、串饰、坠、带钧、长短不一的管、形态不同的珠、鸟、龟、蝉及大量镶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种类，其中很多是新发现的，极大地丰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种。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艺和形式也属一流水平。除了光素无纹的玉器外，共有100余件玉器雕琢了对称和谐、规整精致的纹样。纹样主要以神人面纹和兽面纹相结合的为主，这是良渚文化独特的标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对神的尊敬和崇拜，也体现了良渚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另外还有少量新发现的龙首纹。
神人面纹和兽面纹既能组合，又能分解后单独出现，有的雕琢繁褥复杂，有的则十分简化。反山玉器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和兽面复合的图像。这是在玉器器表仅有3×4厘米的面积上，用浅浮雕和阴刻线两种技法结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图像的上部是头戴宽大羽冠的神人面纹，脸面作倒梯形，圆眼重圈，两侧有小三角的眼角，宽鼻以弧线勾出鼻翼，阔嘴内用长线、短线刻出16颗牙齿。神人的双手呈抬臂弯肘，扶在所骑跨的兽头之上的状态，五指呈伸展状，细腻之处清晰可见关节。神人之下为骑跨之兽，兽面以椭圆形的凸面为眼睑，中以重圈为眼，眼睑以桥形凸面相连，宽鼻上勾画出鼻梁和鼻翼，阔嘴刻出嘴唇、尖锐的牙齿和两对獠牙，兽的前肢作蹲伏状，有尖利的爪子，这种兽的外貌特征与虎相似，是一种食肉动物。神人和兽面复合，表达了良渚先民“通天绝地”的神巫观念，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如此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堪称微雕一般的工艺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现，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术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发了学术界、古玉爱好者、收藏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学术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以来，“北有红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滩、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村晋侯墓地、成都金沙遗地等等，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春秋，中国古代玉器的频频出现，使得玉器文化更灿烂辉煌，极大推动了研究的进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玉琮。这种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创造，器形为外方内圆，中间是上下贯通的圆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饰神人兽面纹。对于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研究者在论述时，都把玉琮与神、巫联系起来进行阐说，而玉琮的主人，则应是掌握神权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点，也不过十余处，凡是随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随葬品一定比较丰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达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间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的一件，被称之为“琮王”，成为国宝级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兽面纹的器种，以厚重、圆大、光素为特点。在良渚文化随葬品中较多见，反山23号墓出土玉璧多达54件。研究者多认为玉璧是财富的象征物。
玉钺是与石钺形态基本一样的器物，石钺是良渚文化常见的石器，作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制成钺，就不具实用性，但意义就不同寻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钺的数量最少，而随葬品中只要出现玉钺，尤其是那种钺的上端带王冠饰、把手也用玉制作的豪华型玉钺，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别高。不具实用性的玉钺，象征着军事指挥权。
反山墓地的主人们拥有代表神权的玉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体现大量财富的玉璧，以及装饰在冠帽上、佩带在身体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凌驾在广大平民之上的贵族阶层。
『玖』 在余杭的反山遗址中有哪些发现
在余杭的反山遗址中，还发掘有三叉形玉冠饰、牛首形神人兽面纹玉牌饰、玉鸟、玉鱼、玉龟、兽首玉镯、玉项链等，这些都不是一般人的饰物和佩物，是与氏族社会后期的社会分化联系在一起的。
『拾』 福林山的反山有哪些发现
福林山的反山，位于杭州市余杭县杭宁公路北侧，是一座高约5米，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的人工堆筑的熟土堆，即坟山。在墓地，共挖掘出良渚文化墓葬11座，墓葬排列整齐有序，墓穴均比较宽大，有不少随葬品，少则数十件，多则数百件，整个墓葬地出土随葬品1200余件，其中还发现了重达6.5千克的玉琮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