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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和县元代聚落遗址

发布时间: 2021-03-13 12:21:08

❶ 兴和县位于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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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兴和县的历史沿革

从战国以来,历代分别在境内设置路、府、州、县。到西汉时置延陵县、沮洳县,隶属代郡。
东汉后期到魏晋被鲜卑族所据。
宋朝置威安县。
元代隶中书省兴和路。
明朝置榆林县。
清时置丰川卫,光绪29年(1903年)置兴和厅,隶山西省归绥道。
1912年改厅为县,1929年改隶绥远省。
1948年兴和解放。
1950年属绥远省。
1954年为内蒙古自治区平地泉行政区属县。
1958年划归乌兰察布盟。
2004年乌兰察布撤盟设市后,属乌兰察布市辖县。

❸ 二十世纪以来有关秦汉时期考古的主要成果有哪些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咸阳城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年开始勘察,1974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长安城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阳城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1957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汉魏洛阳城遗址)。 县邑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内地的县邑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余处,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等。 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 聚落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三道壕遗址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 长城、鄣塞和烽燧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代长城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汉代长城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鄣塞和烽燧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
编辑本段墓葬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帝陵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秦始皇陵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秦兵马俑坑,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 汉帝陵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汉代帝陵)。 东汉帝陵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 木椁墓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江陵秦汉墓,湖南省长沙马王堆汉墓等。 土洞墓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空心砖墓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洛阳西汉壁画墓。 崖墓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山东省曲阜九龙山汉墓等。 砖室墓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陕西省潼关吊桥杨氏墓,河北省望都汉壁画墓等等。 石室墓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贫民墓和刑徒墓贫民墓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一般葬具都很简陋,随葬品极为贫乏。刑徒墓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3批。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尸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

❹ 秦汉雕刻差异

秦汉考古

秦汉时代起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迄于东汉灭亡,前后共约440年,其间包括秦、西汉、新、东汉4个朝代。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公元3世纪初期的这一时代,是中国铁器时代的发展期。当时中国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国势相当强盛,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达,文化艺术繁荣,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密切,与外国的交往频繁。秦汉时代文献记载详细,各种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研究工作在调查发掘的基础上,以遗迹和遗物为主要依据,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这使得秦汉考古不仅有广泛的课题,而且有充实的内容,是中国历史时代考古学的典型。
简史和现状
秦汉考古的前身可追溯到宋代的。当时的许多金石学书籍,已广泛地著录了秦汉的、镜鉴、度量衡器、货币、印章、、碑刻和等。明代的学者,又著录了汉代的砖瓦。到了清代,秦汉的镜鉴、印章、、、等大量出土,更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在此之前,元代的学者还对汉代的古迹进行实地的调查。以调查发掘为基础的秦汉考古,到20世纪才开始。从20世纪的初期到30年代,英国、瑞典等国有人在甘肃、内蒙古、新疆各地对汉代的各种遗址进行掠夺式的调查发掘;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日本人又趁军国主义侵略之机,在辽宁省和山西省的各地挖掘了不少汉墓。中国学者从20年代到40年代,对河南省洛阳附近汉魏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经加以收集、整理,在甘肃、新疆各地对汉代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调查发掘,还在陕西省宝鸡,山东省滕县,广东省广州,四川省彭山和重庆,河南省安阳、浚县和辉县等地发掘了许多汉墓。系统的、有计划的调查发掘工作,则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全面开展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对秦汉时代的各种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广泛的、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很大,种类甚多。这使得秦汉考古的研究具备了丰富、可靠的资料。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成果,除了以简报、中型报告和论文的形式在、、等刊物上发表外,重要的专著则有《辉县发掘报告》、《洛阳烧沟汉墓》、《长沙发掘报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沂南古画像石墓》、《望都汉墓壁画》、《广州汉墓》、《巩县铁生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云梦睡虎地秦墓》、《武威汉简》、《银雀山汉墓竹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汉代画像全集》、《江苏徐州汉画像石》、《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汉代的玉器和丝绸》和《汉代考古学概说》等。
断代和分期
秦和两汉,盛行在器物上作铭纪年。特别是从汉武帝开始采用年号,使得各种纪年的器物更不断增多。汉墓的墓砖有时也有纪年文字,而各种铜钱则都有明确的铸造年代可查。这些都使得秦汉考古的断代有可靠的依据。由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各种史书对秦和两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记载,调查发掘所得的实物资料可以与文献记载相对照。按照政治历史发展的阶段,结合物质文化的特点,秦汉考古可以从时代上划分为6期。
秦和西汉前期 从秦始皇统一到西汉的景帝,共约80年。和战国时代一样,普遍流行木椁墓,但中原地区已多空心砖墓;日用的陶器仍有圜底带绳纹的;关中地区已出现仓、灶等陶质;瓦当除圆形的以外,仍有不少“半瓦当”;通行各种“半两钱”;铜镜主要是“蟠螭纹镜”。
西汉中期 从汉武帝到昭帝,共约70年。除流行木椁墓以外,中原地区盛行空心砖墓,并开始出现砖室墓;陶器上的绳纹基本消失;棕黄色和绿色的铅釉陶器开始出现;仓、灶、井等陶质明器逐渐增多;通行五铢钱;铜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
西汉后期 从汉宣帝到平帝,共约70年。除长江流域和南方、北方的边远地区继续使用木椁墓以外,黄河流域普遍流行空心砖墓和砖室墓,墓内出现彩色壁画;半瓦当基本上绝迹;铅釉陶器显著增多;仓、灶、井、猪圈等陶质明器进一步普及;五铢钱继续通行;铜镜主要是“四螭镜”、“日光镜”和“昭明镜”。
新莽时期 包括此前孺子婴的居摄年间和此后刘玄的更始年间,并可将重新发行五铢钱的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以前的东汉初期也包括在内,前后共约35年。砖室墓已在全国普及,其墓室顶部有隆起呈穹窿状的;画像石墓在中原地区兴起;某些建筑物上使用青龙、白虎等“四神”纹瓦当;铅釉陶器和各种陶质明器继续增多;通行“大泉五十”、“货泉”、“货布”等各种王莽钱;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
东汉前期 从汉光武帝到和帝,共约70年。边远地区残留的木椁墓也已开始消失;中原地区的空心砖墓突然绝迹;砖室墓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画像石墓的分布范围扩大到陕北、晋西和川中;壁画进一步盛行;陶质明器除仓、灶、井、猪圈、楼阁等模型外,还普遍流行犬、羊、鸡等各种动物的偶像;开始用随葬;重新通行五铢钱,其形制又略有新变化;铜镜主要是“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
东汉后期 从汉安帝到献帝的初平年间,共约90年。献帝建安年间基本上已进入三国时代,应除外。流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除买地券外,还盛行用镇墓瓶随葬;各种陶质明器和铅釉陶器继续流行;青瓷器开始在江南地区出现;五铢钱中有“四出五铢”、“剪轮钱”和“环钱”;铜镜除“方格规矩镜”和“连弧纹镜”外,流行“兽首镜”、“夔凤镜”、“双头龙凤纹镜”,在南方的长江流域还流行“神兽镜”和“画像镜”。
各地区的文化面貌
秦汉时代中国的版图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基本上奠定了此后历代的疆域。随着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渐趋统一。因此,秦汉的遗迹和遗物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但是,由于气候、地理、产业、民俗和民族等的差异,各地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地方性。从考古资料的特征出发,可将全国划分为9个地区。
关中和广义的中原地区 包括陕西省中部、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中南部、河北省中南部、安徽省北部和江苏省北部。这一地区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从秦、西汉到东汉前期,许多新兴的事物,如空心砖墓的盛行,砖室墓和画像石墓的兴起,彩色壁画的出现,陶质明器的流行,铅釉陶器的发明等,都首先在这里开始,然后影响到各地。
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 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浙江省、安徽省南部和江苏省南部。与中原地区相比,木椁墓延续较久,砖室墓出现较迟,画像石墓罕见,空心砖墓绝无;印纹硬陶始终流行,青瓷器出现较早;铜矿丰富,铜镜铸造业发达。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 包括四川省中部的成都平原和东南部的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这一地区开发较早,从秦代起就受关中和中原文化的影响甚多;西汉和东汉前期,铜器和漆器制造业发达,其产品远销各地;东汉中后期,崖墓盛行,砖室墓中使用画像砖。
长城沿线和北方草原地带 主要是内蒙古自治区,也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陕西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和河北省的西北部。这一带是当时主要的国防前线,长城、鄣塞和烽燧等是最具特色的遗迹。长城内侧早置郡县,治所附近的木椁墓、砖室墓、画像石墓的形制与中原地区近似;长城内外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陶器和铜器等则与汉族有明显的区别。
以辽河流域为主的东北地区 这里是秦汉辽东郡的辖境,为中原文化影响所及,而周围的匈奴、东胡等族则有其自身的文化面貌。东汉后期,公孙氏在此割据,郡治襄平附近的许多砖室墓和石室墓施彩色壁画,对此后高句丽的墓制颇有影响。
岭南的珠江流域 主要是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汉前期的墓葬有明显的特点;西汉中期广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进一步传入,但陶器仍流行印纹硬陶,器形、纹饰与中原相异;铜器多施细线镂刻花纹,亦与黄河流域有别;海外交通发达,琥珀、玻璃质的珠玑等外贸品甚多。
川黔滇高原地区 包括四川省西南部、贵州省、云南省东北部。这一地区为西南夷各族所聚居,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有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尤以、铜钺等青铜器为突出。西汉中期设郡县以后,中原文化影响渐深;东汉中期以后,流行砖室墓,与内地相似;铜矿丰富,东汉时所铸铜器远销各地。
甘青地区 主要是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也包括青海省东北部。 这里是西汉中期所置武威、张掖等河西4郡及王莽时所置西海郡的所在地。郡县治所及其附近,文化面貌与中原大体相同;由于气候干燥,纺织品及漆器、木器得以保存,其中包括许多木制简牍。
新疆地区 由于地区广大,民族复杂,各处土著文化的面貌互不相同。西汉中期通西域以后,中原器物如丝织品、漆器、铜镜、铜钱等颇多传入。另一方面,由于中西交通的开展,中亚、西亚的文化艺术对这里也有影响。
遗址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时代的遗址,种类多,数量大,在地域上分布范围广。它们可分为都城、县邑、聚落、长城、鄣塞、工矿、作坊等类,而各类遗址中又包含许多不同的遗迹。经过调查发掘的遗迹,有城墙、城门、沟渠、池沼、街道、宫殿、衙署、武库、礼制建筑物、住房、仓、窖穴、水井、矿井、工场、炼铁炉、陶窑等等。这些遗址及其所包含的各种遗迹,反映了当时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设施和规制,体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具体情形。
都城 都城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重大课题。秦的咸阳城、西汉的长安城和东汉的雒阳城是统一大帝国的都城,是当时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长安城和雒阳城为汉代所新建,其设计除适应作为大城市的经济生活上的需要以外,还充分显示了政治上和礼制上的规格,对此后中国历代都城的营建有深远的影响。
咸阳城 遗址在陕西省咸阳市东。1959年开始勘察,1974年以后发掘。城址南部被渭河冲毁,城的全貌不明。宫殿区在城的北部,许多大型的殿址保存良好。咸阳的宫殿都建立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独立体,但相互之间又以甬道、复道等连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有的殿内用方砖铺地,墙壁经粉刷,有时还有彩色的壁画。秦宫的形制和构造,对汉代的宫殿建筑有直接的影响。
长安城 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1956年以来,已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和城壕的结构、城门的形制、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市的位置、宫殿的范围。武库遗迹已全面发掘,究明了它的规模和结构。南郊的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及西南郊的昆明池和上林苑的部分宫观的遗迹,也经勘探或发掘。调查发掘证明,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基本上与《周礼?考工记》的规制相符合。城的平面形状大体近于方形;城的四面各有3个城门;每个城门有3个门道,经由城门的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3股;长乐宫和未央宫在城南部,东市和西市在城北部。
雒阳城 遗址在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1957年以来,经过长期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物,自两汉以降,一直为历代所沿袭,灵台又是当时的天文台。太学的遗迹也经勘察和发掘,出土了许多石经的残片(见)。
县邑 指都城以外的各地的县城,有的是郡国的治所。据历史记载,从西汉初年开始,全国的县邑普遍筑城墙。由于所在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内地的县邑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内地的县邑 在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河北、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福建、辽宁等省、市的各地,发现秦汉时代的城址达80余处,它们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推定陕西省临潼的城址为栎阳县城,河南省洛阳的城址为河南县城,山西省夏县的城址为安邑县城,山东省淄博的城址为临淄县城,北京市房山的城址为广阳县城,天津市武清的城址为泉州县城,河北省易县的城址为故安县城,江苏省扬州的城址为广陵县城,湖北省江陵的城址为郢县城,湖南省宁远的城址为冷道县城等。经过发掘的城址,以河南省洛阳的为例,城墙宽约6米,周围全长约5公里,城的平面近方形。城内房屋多为半地穴式,屋顶铺瓦。粮库有方形的仓和圆形的。窖穴中出土“河南太守章”封泥,陶器上有“河亭”、“河市”的戳记。福建省崇安的城址,不见于文献记载,从出土的遗物看来,其兴建年代也许较早,而汉武帝灭东海王余善以后则可能在此设屯戍据点,但不是县邑。
北方边境地区的县邑 汉代在长城沿线的内侧广建城邑,以充实边境,支援边防。在西起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至辽宁省丹东市的地段内,已发现汉代城址近百处。城址平面多为方形,面积比中原地区的县城为小。城的中部或一隅往往另筑内城,官署设在内城中。其中,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考定内蒙古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同市陶升井古城为朔方郡三封县城,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古城为五原郡九原县城,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为云中郡云中县城,同县哈拉板申北古城为云中郡沙陵县城,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为定襄郡成乐县城,呼和浩特市美岱二十家子古城为定襄郡安陶县城,杭锦旗霍洛柴登古城为西河郡富昌县城,准格尔旗纳林北镇古城为西河郡美稷县城,凉城双古城西古城为雁门郡沃阳县城,辽宁省黑城子外罗城古城为右北平平刚县城,丹东市瑗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城,等等。
聚落 指县城郊外的市镇和村落,其数量远比县城为多。由于遗址面积小,堆积薄,周围又无城墙,所以发现甚少。经过正式发掘的,仅有辽宁省辽阳和江苏省高邮邵家沟遗址2 处。三道壕遗址面积将近1平方公里。房屋内部设炉灶,屋顶铺瓦。屋外有窖穴和水井,并有畜栏和厕所。道路用河光石铺砌。附近有烧砖的窑场。房址中除出土农具、工具以外,还有不少兵器。陶片有的印“军厨”戳记,有的刻“昌平”字样。从各方面的情形看来,这里不是一般的农村,而是西汉后期以降辽东郡治所襄平附近的一个屯戍的市镇。邵家沟遗址面积甚小。在窑穴、灰坑和水井的遗迹中出土铁犁、铁锤、陶纺轮、陶网坠和日用陶器、青瓷器、竹编什物、麻布的碎片,并有牛、狗、鱼的骸骨和核桃、瓜子等的残余,证明这里是江淮地区的水乡农村。
长城、鄣塞和烽燧 秦汉时代,为了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防御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入侵,修筑了长城,并在沿线建鄣塞,设烽燧,以加强守卫。因此,对长城、鄣塞和烽燧遗址的调查发掘,是秦汉考古的一项特殊任务。其成果主要在于究明当时的国防和军备。
秦代长城 秦始皇时修建的长城,主要是利用战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而加以连接,有的地段则为当时所新建。秦代长城起自甘肃省岷县,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自治区后,逶迤在狼山北面的岗峦间,由石兰计北口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境,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然后,又往东至内蒙古的赤峰市、敖汉旗、奈曼旗和辽宁省的阜新县一带。
汉代长城 西汉时,主要是沿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至辽宁省辽河以西的秦代长城而加以修缮。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勘察,可以说明汉武帝时在辽东又直接利用战国时代燕国长城的东段,而加以恢复。其线路是自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往东,经障武、法库、开源各县,然后折而向南,经新宾、宽甸县境,直至当时的水。另一方面,汉武帝以后又新筑了从内蒙古居延海附近到甘肃、新疆交界处的长城,其走向是沿额济纳河南下,然后沿疏勒河向西;在敦煌以西,长城的城墙基本上与当时通往西域的大道并行。汉代和秦代一样,城墙的修建因地制宜,平地用土夯筑,山间用石块垒砌,有的地段则是土石混合。汉代新筑的极西长城,多在夯土中夹芦苇。
鄣塞和烽燧 汉代在长城沿线普遍设鄣塞和烽燧。从新疆的罗布泊、甘肃的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到西起内蒙古潮格旗、东至奈曼旗的漫长地带上,已发现鄣塞和烽燧的遗迹达数百处之多。其中以内蒙古居延地区的发现为最重要。从居延海附近的索果诺尔沿额济纳河向南,至于金塔、毛目附近,在长近300公里的地段上,至少分布着鄣塞遗址十余处,烽燧遗址一百数十处。从1931年到1976年,先后发现木简达3万余枚。根据木简的记录,鄣塞和烽燧的组织体制是将大群的烽燧分为若干部分,由都尉管理。都尉以下设候官、候长和燧长,有时在候官与候长之间设鄣尉。每一鄣塞都筑有围墙,平面成方形。肩水都尉所在的大湾鄣塞面积较大,约为350米×250米。肩水候官所在的地湾鄣塞面积较小,约为50米×50米。甲渠候官所在的破城子鄣塞面积最小,约为23米×23米。鄣塞外筑土台,便是烽燧,由燧长主管,附近往往遗有执举的竹竿和燃火的苇束。
墓葬的调查和发掘
秦汉墓葬的特点是墓的种类复杂,墓主人的身份各异,等级甚多,而墓的形制和构造等又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别。统治阶级实行厚葬的墓设施讲究,随葬品十分丰富,而贫民和刑徒的埋葬则极为草率。因此对墓葬的调查发掘,不仅能为研究秦汉时代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提供大量的资料,而且可以充分揭露当时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情况。
帝陵 在中国古代的丧葬制度中,帝陵有其特殊的规格。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帝陵,两汉帝陵继承秦陵的制度而又有新的演变。它们对此后历代的陵制有长远的影响。
秦始皇陵 在陕西省临潼县,南靠骊山,北临渭水。现已进行全面勘察。陵园平面呈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围墙。坟丘在陵园的南部,寝殿在陵园的北部。墓室在坟丘之下,已探明东西两面设墓道。陵园内外,有许多陪葬墓和殉葬坑,有的已经发掘。坟丘西侧的车马坑埋置铜质的车马模型,制作异常精致。陵园东门外有规模巨大的,埋置大量的陶质兵马俑,其形体大小与真人真马相等。(见彩图[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园兵马俑坑]、[将军俑头像]、[秦始皇陵园]、[铜车马])
西汉帝陵 除文帝的霸陵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宣帝的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9帝的陵都在渭水以北咸阳市至兴平县的境内。1962年以来,进行了调查。除霸陵“因山为藏”以外,其余10陵都有坟丘。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周围筑墙垣,平面呈方形;四面各设一门,门外立双阙。皇后陵在帝陵之旁,一般是在帝陵的东侧。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惠帝时在长陵设原庙,以后成为定制。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见)。
东汉帝陵 除献帝的禅陵以外,其余11陵都在河南省洛阳市的附近地区。光武帝的原陵被认定在洛阳东北的孟津,尚待证实。其余诸陵,虽经多次调查,都未能确定。据文献记载,从明帝的显节陵开始,陵园周围不筑墙垣而改用“行马”。坟丘之前建石殿,以供祭享。从显节陵开始,陵园附近不再建庙。各陵都有许多臣僚的陪葬墓。
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墓 秦汉时代贵族、官僚和一般地主的墓,从墓的构造上可以分为木椁墓、土洞墓、空心砖墓、崖墓、砖室墓、石室墓等不同的种类,它们又各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各类的墓,有的流行于不同的时期,有的则同时并存。由于墓主人的身份和财富的差异,他们的墓在种类和规模方面亦各不相同。(见)。
木椁墓 主要流行于秦和西汉前期到中期,在长江流域及边远地区则延续至西汉后期和东汉。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地方官和乡吏等人都使用。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坑内筑木椁。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往往大小悬殊,所用棺椁有一定的等级制度。地面上都有坟丘,大墓还有墓域,设祠堂。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湖南省长沙、咸家湖汉墓、象鼻山汉墓,陕西省咸阳,安徽省,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北京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和等。
土洞墓 从秦、西汉到东汉始终流行,但地域上只限于黄河流域及北方和西北地区。墓的规模都不大,墓室为横穴式土洞,往往设耳室。在已经发掘的大量的墓中,甘肃省武威磨嘴子汉墓和旱滩坡汉墓甚为重要。
空心砖墓 流行于秦和西汉,东汉时已告绝迹。在地区上只限于中原和关中一带。在竖穴式的土坑或横穴式的土洞内用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印有各种花纹,少数的墓施彩色壁画。这种墓与木椁墓同时并存,墓主人一般多为中下层地主。比较重要的有河南省。
崖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在河北、山东、江苏等省的少数地点有发现。东汉时四川省境内特别流行。在山崖和岩层中开凿横穴式洞穴,以为墓室。墓的规模大小不一,从大贵族到一般的地主都有使用。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河北省、山东省曲阜和四川省成都天山汉墓等。满城汉墓在地面上还有祠堂的遗迹。
砖室墓 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中原地区,不久便迅速普及,东汉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盛行。墓室用小型长方砖砌成,有时有彩色壁画。四川境内的墓,流行在墓壁另嵌画像砖。从高级贵族、大官僚到一般官吏和地主都使用。墓的规模因人而异,大小悬殊,地面上多有坟丘。大墓有墓域,建墓阙,设祠堂,立墓碑,置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已经发掘的重要的墓有山西省平陆汉壁画墓,河南省,陕西省,河北省、定县汉墓,安徽省,江苏省邗江甘泉汉墓,甘肃省武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等等。
石室墓 开始出现于西汉后期至王莽时期,主要流行于东汉。其分布以山东省到江苏省北部、河南省到湖北省北部、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四川省中部等地区为最多。墓室用石材构筑,有的为砖石混合结构。因大多数有石刻画像,故称画像石墓。墓的规模一般都很大。地面上除坟丘以外,在墓域内立石阙,设祠堂,树墓碑,并有人物和动物的立体石雕像。墓主多为大贵族、大官僚。已经发掘的墓,以河南省密县打虎亭汉墓、唐河汉墓,山东省沂南汉墓、安丘汉墓、苍山汉墓,江苏省徐州汉墓,陕西省米脂汉墓等为重要。
贫民墓和刑徒墓 贫民墓 多为小而浅的土坑,易受破坏,故甚少发现。1955年在河南省洛阳涧西发掘一批贫民墓。葬具都很简陋,有的使用陶棺,有的则用瓦片覆盖尸体,有的根本没有葬具。随葬品极为贫乏。
刑徒墓 迄今发现的秦汉刑徒墓共有 3批。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代刑徒墓共有100余座,发掘了其中的30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大的埋十余人,小的埋一、二人。尸体上盖瓦片,所刻文字记明死者的籍贯或原监狱所在地、刑名、爵名和姓名,可以判定他们是被征调来修筑骊山的陵寝的。1972年在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西汉刑徒墓地,面积达8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刑徒在万人以上。从已经发掘的一小部分来看,墓坑形状不规则,排列无序。坑内或埋多人,或埋1人,尸骨上遗有铁制的刑具。参照文献记载,这些刑徒都是被征调来修建阳陵的。1964年在汉雒阳城遗址附近发现的,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发掘了其中的2000平方米,计刑徒墓500余座。墓坑都为长方形竖穴,排列十分整齐,每坑埋1人。尸体上置砖块,上刻文字,记明刑徒的姓名、监管机构、来自何处监狱、刑名、编制组织和死亡日期等。这批刑徒是被征调来参加与雒阳城的建设工程有关的各种劳役的。
农业、手工业及其产品
从各类遗址和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的遗迹和遗物,是研究秦汉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重要资料。遗物的种类有农作物、纺织品、铁器、铜器、漆器、玉器、陶器、砖瓦、舟车等,它们绝大多数为实物或实物的残迹,有的则为模型。遗迹有与农业有关的沟渠、与采铜有关的矿井、与冶铁有关的作坊和炼炉、与制陶有关的窑、与造船有关的工场,等等。汉墓中的壁画、石刻画像和随葬的陶质模型类明器等,又从生产手段和生产关系等方面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和各种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
农业 根据出土的农作物、铁农具等实物,参考陶明器模型和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的图像,并结合经过调查发掘的有关遗迹,可以从农作物的品类、农具和耕作技术、水利灌溉、谷物加工、农副业以及庄园和屯田制度等方面加以阐明。
农作物的品类有粟(小米)、稻(粳、籼、糯)、小麦、大麦、黍(黄米)、大豆、赤豆等谷物,芋、薏米、葵(冬苋菜)、芥菜、甜瓜、葫芦、笋、藕、生姜等瓜菜,栗、枣、梨、桃、李、杏、梅、杨梅、橄榄等果品,还有作为纺织材料的大麻和苎麻等。农具有犁、锸、铲、双齿或三齿耙、锄、镰,都是铁制的。犁上的铁铧多加铧冠,并配有犁。播种用耧车,平土保墒用带有排齿的大耙和用竹木编成的耱,和耕犁一样,可以用牛牵引。
农民用桔槔或辘轳汲取河水、井水以灌溉,有的筑陂塘以蓄水。郑国渠、白渠、都江堰和芍陂等大型水利工程由官府经营,其规模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谷物的处理,有的用风车箱扇除秕糠,用践碓舂捣,或用转盘式的双扇石磨盘磨研而制成粉面。农副业主要是豢养犬、猪、羊、牛、马等家畜和鸡、鸭、鹅等家禽,并利用各种水面养殖或捞取鱼鳖、荷藕和菱角等动植物。植桑育蚕已普及到全国许多地方。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郑里廪簿”等简文说明,当时自耕农土地少,产量小,而租税、徭役繁重。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建立庄园,农民们因破产沦为佃户和奴婢。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庄园图,详细地描绘了东汉庄园中的各种情形。
汉代实行屯田制,以解决军粮问题。据记载,边防部队中从事耕作和兴修水利的士兵分别称为“田卒”和“河渠卒”。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也有关于戍卒从事农作的记录。在时代略晚的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中有“军垒图”和“屯田图”,形象地显示了军队屯田的情形。
纺织 有丝、麻、毛、棉四大类。丝织品主要发现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江陵凤凰山汉墓、满城汉墓和新疆民丰尼雅汉墓等处。织品的种类,可分为平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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