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伯城遗址城墙

1. 《圣经》中的作者和人物是真的存在的吗

都是真的存在的，虽然圣经故事口口相传中有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都是有历史背景作为依据。

圣经是由四十多位作者写成的，前后经历的时间，约有一千六百多年之久。从主前一千五百年至主后九十七年才完成。作者的身份，包括有君王，祭司，先知，战士，税吏，牧人，渔夫，医生，使徒，和文士等。他们的职守不同，著作地点也不同；但所写的，完全是一致的，前后并没有矛盾冲突之处。

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物、历史等等都是真实的。曾经有不少人怀疑过圣经的真实性，但是考古学、地质学等等的新发现都不断地证明着圣经的真实是不容辩驳的。历史上时间、事件、任务 和圣经上说的基本是一致的。

人物简介

耶稣

拿撒勒人耶稣（约公元前4—公元29或30），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城伯利恒（在历史上以大卫城著称）。耶稣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耶稣是基督教的中心人物、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在公元29年就是在公元30年。

“基督”一词源出希腊文Christo，是个称号，意为照天意选定的人。《圣经》中的“基督”是希伯来文“弥赛亚”的同义词。

耶稣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鲜为人知。约在公元28年时，他的生活同施洗者约翰的事业相互连结在一起了。约翰是个暴躁的先知——传道人。他来自旷野，号召人们悔改、领受洗礼。

他是个据理力争的人，不久即遭到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加利利的傀儡统治者希律王囚禁，后被斩首。耶稣听了约翰传道，就随着群众去约旦河里施洗。耶稣领洗以后当即到旷野去祷告，沉思默想。

福音书报道他在旷野受撒旦（魔鬼）的试探，考验耶稣想当什么样的群众首领：

1、施行奇迹的神人；

2、满足大众需求的恩主；

3、掌握大权的国王。耶稣选定了一项较为艰难的、不大受人欢迎的使命——上帝之国的使者。

耶稣从旷野回来，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他最初宣传的和施洗约翰所讲的相似：“日期满了，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告诫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上帝将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以便实现一个无限美好的、崭新的未来。耶稣招收了十二个门徒跟随他。

彼得认耶稣为弥赛亚以后不久，耶稣带着门徒，去往耶路撒冷。在一个星期天，他在门徒和群众的簇拥之下，进了城。第二天，耶稣进入圣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和卖献祭用的鸽子的人，斥责他们竟使“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

此举对一小撮管理圣殿的祭司是个迎头棒喝，他们极其恼火。在以后的几天里，耶稣同祭司和拥有宗教权威的人进行了大辩论。那些人怒不可遏，以致策划除掉耶稣。

到了星期四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这顿晚餐今由基督教徒重新制定为“最后晚餐”，“弥撒”或“圣餐” ）。晚饭后，耶稣来到客西马尼花园，独自祷告。他的祷词表明他已预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他仍然希望免掉受苦，但是宁愿成全上帝的旨意。

这时，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带着一帮祭司和守殿的兵士，来到花园里捉拿了耶稣。当夜，他们把耶稣带到圣殿法庭，就是犹太最高法院和议会受审。据考证，审判是非法的，但议会却宣布耶稣是亵渎者，该当死罪。由于当时只有罗马领主操死刑之权，祭司长就把耶稣交给管辖犹太的罗马巡抚彼拉多。

彼拉多显然不愿定耶稣的罪，因为他是否犯了罗马法律还有疑问，但身为被征服行省的首长，他深怕群众运动可能酿成叛乱，又宁肯同被征服民族的宗教领袖交好，而耶稣却主张顺从上帝，并以自己为犹太人的王和救主，这就激烈地冒犯了传统的惯例，构成了对犹太议会的威胁。

经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再催促，于是彼拉多吩咐把耶稣钉十字架。罗马士兵鞭打他，拿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嘲弄他是冒充的国王，然后将他带到各各他山（“髑髅地”）作为叛乱者处死。

彼拉多吩咐在他头部上面置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之王”。耶稣当下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被埋葬在一个岩洞般的坟墓里。

星期天（现代称复活节）的早晨，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了，并会见了他的门徒。

(1)祭伯城遗址城墙扩展阅读

《圣经》是一部宗教主题思想非常鲜明的作品，具有犹太民族的文化个性。它通过一些典型人物传记的描写，强调了神与人立约的关系，提出人守约则得赐福，背约则受惩罚的观念。这一主题思想为《圣经》解读奠定了一个整体上的审美方向和认知导向，体现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选材典型性和艺术性的把握。

受此主题影响，作者在具体塑造圣经人物时，调用想象、夸张、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有考虑地选取事件，组织传记情节，对事件因果的解释也纳入同一主题思想范围内，造成对人物道德伦理层次的忽略，更多强调人物是否忠于耶和华。

比如大卫的传记中，他霸占拔示巴、杀害乌利亚是严重有悖人伦的, 但因为他始终忠于耶和华之约，《旧约》作者对该形象并未做出过多批判，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他的悔改，耶和华在他活着的时候赐福给他。

《旧约》中还有多个人物，在与异族的战争中，或者在与叛教者的斗争中残暴杀死敌人，动辄千百，比如雅各众子杀死示剑居民为妹妹复仇；摩西与利未人为维护耶和华的权威而杀死拜祭金牛犊的以色列民，等等。

如果按照当代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无疑是非人道的，但《圣经》对此却持肯定态度，赞扬了他们对尊严与宗教的忠诚。对此读者应考虑到《圣经》的写作主题，站在犹太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立场做出解读，从而领会作者声音的存在。

《圣经》一直被认为是神的话语记录，其中的人物被置于神的光环笼罩之下，命运被神所主宰，人成为神的仆人。但是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圣经，《圣经》并不是如神学家所言是神的独角戏。

神与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的、双向的，在人走向神、虔信神的另一面，人对命运的反抗，人主动向神的靠近，人独立的欲望，人与人的斗争，人和自我的矛盾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大卫是《旧约》中塑造最饱满、最成功的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资料见于《撒母耳记》、《历代志》等书，以万言长篇淋漓尽致地塑造出一个完整、复杂而生动的文学形象，给人以真实感与审美感受，仔细品味，余味深远。

他身上兼具了一个政治家、国王的优秀品质和复杂性格，英勇善战，治国有方，却对子女疏于管教，酿成惨剧；他仁慈宽厚，以德报怨，几次放过欲置之于死地的扫罗，但又阴险狡诈，临死交代所罗门除掉对他不敬的示每等人；他虔敬上帝，以信立身，时刻以耶和华的意志为准，但他又因个人情欲而霸占拔示巴，并残忍杀害乌利亚，犯下重罪。

同时，他又是一位亲切感人的父亲，尽管押沙龙叛逆作乱，听到其死讯，真情流露，再现了一位挚爱儿子的父亲形象。从传记角度重读《圣经》，以人物的视角完整地、更加贴近人的生命书写，可看到在神的阴影中人性的丰沛和跃动。

人不再是任神左右的木偶，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不论错与对，都勇于承担并不懈为生存而昂首荒野与废墟。犹太人作为立于人神关系交合点的选民，承担了神最厚的恩赐，也背负着最深重的苦难，他们正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浓缩。圣经人物的生平经历正是以个别典型来反映整部民族历史、人类历史的书写方式。

《圣经》采取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仅写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历史、基督教思想的形成历史，更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写出来一部人类灵魂发展进化史，探索人类心灵。圣经因此更增加了情感上的力量和审美上的人文意蕴。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圣经

2. 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上海有上海外滩、上海迪士尼乐园、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东林寺等值得去的地方，以下是上海一些著名景点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1、上海外滩。

东林寺坐落于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东林街150号，原名观音堂，元朝至大元年1308年由僧侣妙因创建，距今已近700年的历史，皇庆二年1313年改为东林寺，为浦南地区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元、明、清建筑群，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在700年的风雨中，屡遭战乱、火灾，又屡次重建。1987年，东林寺尚存的一座大殿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重修并扩建，于九月正式对游人开放。现又经过改造重建，拥有亚洲最大的室内佛像，高约34米。

2、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毗邻黄浦江，与外滩隔江相望，是上海的标志性文化景观之一。集都市观光、时尚餐饮、购物娱乐、历史陈列、浦江游览、会展演出等多功能于一体，是全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

电视塔高467.9米，从上到下有11个球体串联。位于267米球体的旋转餐厅，是360°观赏上海夜景的好去处。259米处为悬空观光廊。通道采用钢结构，玻璃敷设地面与墙体，可以俯视黄浦江和陆家嘴全貌。

3. 安庆的古迹有哪些

天柱山、司空山 [安庆]、振风塔 [安庆]、迎江寺 [安庆]、三祖寺 [安庆回]、小孤山答 [安庆]、花亭湖 [安庆]、桐城文庙 [安庆]、小孤山 [安庆]……等等有很多很多

古城墙北段及西段旧址、古城墙遗址、皖口古城遗址、张四墩遗址、夫子城遗址、三城禅寺、圆照禅寺、宝善庵、关南清真寺、天主教堂及神甫楼旧址、基督教圣诞堂及教堂小楼旧址、圣教主座堂旧址、天主教同仁医院旧址、中华圣公会天恩堂、大清万寿宫及安徽劝业场（安徽省国民政 府）旧址、两江总督府（太平天国翼王府）遗址、明状元府读书堂旧址、太平天国英王府旧址及壁画、太平天国枞阳会议旧址、太平天国古城墙战壕遗址、集贤关及烈士陵旧址、大清安庆内军械所遗址、
迎江楼旧址……长江外滩公园、长风沙碑园、黄镇纪念馆、狮子山公园……

4. 盂县的历史

盂县历史：

1、在夏商朝时期，传说天下被分为了九个州，按照当时的地域划分，孟州属于冀州管辖。到了西周初年，改变了州治的制度，孟州属于并州管辖。

在实行了分封制以后，孟州被划入了晋国的属地，春秋时期孟州仍然属于晋国，到了战国时期，周定王十四年的时候，智伯剿灭了仇犹。赵襄王五年，智伯又被赵国所灭，孟州从此属于赵国境内。

2、秦置郡县。秦始皇十九年灭赵国。置太原郡盂县，治在盂丙邑。汉分天下为30郡，郡上设州，郡下隶县，盂县属并州刺史部太原郡。汉以前，盂县仇犹分治，这时始将盂和仇犹全交为盂县。三国时期，盂县属并州新兴郡，西晋，盂仍属并州新兴郡。

3、晋以后，盂县为汉、赵、后赵、燕、魏、后燕等国所属。北魏建议元年将盂县东部并入石艾，属乐平郡，盂县西北部置抚城县，属定襄郡。隋开皇十六年置原仇县，治在今盂县城，属辽州。大业三年原仇复名盂县，属太原郡。

4、唐武德三年，盂县西部置乌河县，治在今凌井镇 。贞观元年将乌河县并为盂县，属河东道 、太原的府太原郡。在北魏、隋唐以前，盂县西部之乌河中、上游一带为汉以前的盂县，与阳曲大盂一带为列国之盂邑，县城以东以南一带，为隋朝之原仇县。

兴道以北一带为北魏之定襄郡属地，至唐初始统为盂县。五代时期，盂县为梁、后唐、北汉所属。宋神宗时，分天下为33路，太原避河东路，盂属太原府。金兴定年间升为州，受绛州元帅府节制并置刺史，盂县属太原武勇军。

5、元代因袭金制，盂仍为州，属中书省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冀宁路。明洪武七年，降盂州为盂县，属山西省太原。清雍正二年，升平定为直隶州，盂县与寿阳、昔阳均属平定，至清亡未改。民国成立以后，废州制，山西设雁门、冀宁、河东三道，盂县属冀宁道。

后道撤消。盂县直属省。民国二十六年底，盂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属晋察冀边区四分区领导民国二十七年1月，日军占领盂县城。民国三十一年，将盂县划分为盂平、盂阳、寿东三个县，并将城东的二，三两个区划归平定县属晋察冀边区北岳区一专区，二分区领导。

6、民国三十四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盂县城解放，盂阳、盂平两 县的原盂县地区复归盂县。民国三十五年将原划给寿东县的地区仍划归盂县，属冀晋区二专区领导。民国三十七年又将原划给平定县的两个区亦归回盂县，至此，盂县辖境复原。

7、民国三十七年8月至民国三十八年8月属晋中一专区领导。民国三十八年8月1日至20日归阳泉地区领导。后复归晋中地区。1949年10月1日，盂县属山西省晋中地区。1952年5月，将县东南之山底、牵牛镇以东、东村、苏家泉、大小西庄、大小河北、东西南舁。

上下章召等20个村庄划归阳泉市，同年年底，又把县西部划归东西郭秋、大小方山、东西汉湖、东西黄龙头等26个村庄划归为阳曲县。盂县辖境有所变化。1958年10月，盂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同时，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盂县建制，划归阳泉市。

11月，成立阳泉市盂县联社。1959年4月，上级决定恢复盂县建制，与阳泉市分开，复归晋中地区领导。1959年8月，将牛村公社所辖北舁、杜家庄、王家庄、代家庄、孔南庄、咀子上、东林尖、五架山等8村划归阳泉市。

8、1983年9月，盂县归为阳泉市领导，实行市辖县。1984年政社分开，25个人民公社改为4个镇、21个乡。2001年，城关镇更名为秀水镇；撤销肖家汇乡、榆林坪乡，并入上社镇，撤销南社乡，并入西烟镇，撤销孙家庄乡、土塔乡，合并设立孙家庄镇。

撤销路家村乡、清城乡，合并设立路家村镇；撤销南娄乡、下曹乡，合并设立南娄镇；撤销苌池乡、王村乡，合并设立苌池镇。撤销东庄头乡，并入仙人乡。撤销东木口乡，并入北下庄乡，撤销庄里乡，并入下社乡。撤销北峪口乡，并入梁家寨乡。

区划调整后，全县辖8个镇、6个乡：秀水镇、孙家庄镇、路家村镇、南娄镇、牛村镇、苌池镇、上社镇、西烟镇、仙人乡、北下庄乡、下社乡、梁家寨乡、西潘乡、东粱乡。县政府驻秀水镇。

5. 安庆的历史遗迹的资料

1、迎江寺

安庆迎江寺位于安庆东门外，濒临长江，占地3万余平方米，始建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历代均有整修或修建。

据《安庆府志》和《怀宁县志》记载，迎江寺于明万历已未(公元1619年)由怀宁县士绅阮自华募捐重建、

明光宗曾亲书匾额“护国永昌禅寺”，清顺治七年（1650年）敕改“迎江禅寺”，乾隆帝赐“善狮子吼”额，光绪八年（1882年）题匾“迎江寺”，

整座寺院建筑在长江岸边的高地上，殿堂巍峨，从十里开外即能见其雄姿。

2、振风塔

振风塔，坐落于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寺内，原名万佛塔，又名迎江寺塔，后取名“振风”，有“以振文风”之意。振风塔位于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沿江东路北侧，濒临长江。

安庆振风塔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开始兴建，于明隆庆四年（1570年）建成，是长江沿岸古塔之一。该塔除具有佛塔的功能外，还具有导航引渡的功能。

3、薛家岗遗址

薛家岗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地处安徽省潜山县（安庆市代管县）王河镇永岗村和利华村交界处。它是新石器时代遗留下的古文化遗址。

现出土了大约3000件文物，主要是石器，陶瓷和玉器，并发现了百余座的墓穴。薛家岗遗址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文化层堆积厚，遗迹遗物丰富和文化内涵深邃，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远古文化——薛家岗文化的典型代表。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桐城文庙

桐城文庙为明清以来当地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雄居县城中心，面临广场，正对繁华街区和平路，名人故居集中的老街三面环拥，如众星拱月。

据《安庆府志》、《桐城县志》，文庙原在县城东郊外，始建于元延祐初年(公元1314年)，元末毁于火。明洪武初移建于今址。

后因屡遭兵火与风雨侵蚀，明清两代修葺19次。虽然迭经废兴，而今还其原貌，整修一新的文庙，仍然格局堂皇、古朴典雅。

5、六尺巷

六尺巷，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安庆代管县市级）的西南一隅，全长100米、宽2米，建成于清朝康熙年间，巷道两端立石牌坊，牌坊上刻着“礼让”二字。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存，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让墙诗”就出自六尺巷一段历史典故。

史料记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书于后寄归。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六尺巷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安庆桐城文庙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振风塔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迎江寺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薛家岗遗址

6. 我国历史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夏朝之前呢

其实就目前而言，夏朝税所发现了二里头和相关遗迹，但是由于没有文字自证，夏朝的存在性也一度遭到质疑，而夏朝之前在古籍中则还有一个“虞朝”！

（一）有虞

我们熟知的上古时期是尧舜禹，通常的记录是，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禹，而禹建立了“家天下”的制度，也就是说真正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应该是夏朝。但是也有些学者认为，这可能并不准确，事实上夏朝之前很可能还真的有一个以部落联盟为形式的王朝。持这种学说的史学家认为，虞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有数百年的历史，而传为给大禹的舜，正是虞朝的最后一位君王，历史学家王树民2002年就曾在《河北学刊》上面发表过一篇《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的学术论文。

归根究底，虞朝不被承认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太多史料作为支撑，历史学家也不能凭空猜测，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作为支撑，证据不足就不能被很明确的提出。不幸的是，自春秋以后，大量文献丢失，其中关于虞朝的文献大多消失，而且，战国以后，一些文献将虞朝归为传说，使得其可信度进一步降低，为了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一些学者直接将虞朝划掉，将他归为传说时代。 当然，如今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在夏朝之前的确存在很多地区性质的部落联盟，是否为虞朝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7. 先秦建筑特点是什么

1)建筑材料：木材
2)结构方式：框架式结构：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
3)空间布局：灵活。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
4)单体建筑构件：标准化。模数制。
5)平面布局：内向含蓄，多层次，均衡对称。
6)创造斗拱结构形式
7)运用色彩装饰手段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8. 简述西周洛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两周时期，列国文化丰富多彩，周王室的地位从早期比较稳固，到后期名实存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列国争雄，会盟、征战，诸侯强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然而，作为王室所在地的天子之都，从先周时期的周原，到西周的丰镐，及至东周王城，其文化及其发展却始终是诸侯国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是诸侯国文化的渊源，如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宫室制度、丧葬制度、祭祀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诸侯国是唯王室马首是瞻的，尽管说后期周代礼制在诸侯国那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僭越。因此，提及两周列国文化，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都城与文化。
周族是活动在今中国西部陕西、甘肃一带的古老部落。据记载，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周族首领古公亶父自邠迁都于周原，因此，营建于周原的城郭歧邑成为周人的发祥地和灭商以前的都城，至西周时期这里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西周末年因西戎入侵而成废墟。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出西周大型宫殿群和墓葬、作坊遗址。周原以出土大量的青铜器而闻名于世。周原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相传，著名的大木尔 簋、盂鼎、毛公鼎等均于清末出自岐山。此后又陆续有所发现。如1890年在扶风任家村出土克组铜器和中义父组铜器等120余件；1933 年在扶风上康村发现函皇父组 、白鲜组铜器等100余件 ；1940 年在任家村发现梁其组铜器等 100余件 ；1960 年在扶风齐家发现铜器39件等 。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出土包括裘卫四器在内的铜器37件，铭文涉及土地交换与赔偿，是研究当时土地关系的重要资料。1976年在扶风庄白出土铜器 103 件，有铭文的74件，主要是以史墙盘为代表的微史家族的铜器。据研究这些铜器可能是西周末年犬戎入侵贵族外逃时掩埋的。此外，在凤雏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 1.7万余片卜甲和卜骨，其中 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 ，最多的一片达30字，为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史称为西周。周兴之初，文王作丰，武王作镐。因此位于沣河的两岸丰、镐二京成为西周时期周人的都邑，建都时间约300年，一直到周平王东迁后才废弃。通过考古发掘，现已探明丰京遗址在客省庄、马王村和新旺村一带，发现有大建筑群遗址，且发现有一套完整的地下排水管道。镐京遗址在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乌岭一带的高冈地带。发现有大型宫室遗址，南北还有规模相当的对称分布的两组附属建筑群。还发现数以百计的西周墓葬。另在张家坡发现4座殉葬车马坑，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内部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戎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各一辆，戎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作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这里的发现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西周初年，武王在定都镐京的同时，为了便于控制东方，于是考虑在今洛阳市区一带营建洛邑。洛邑，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中，又称为新邑、新大邑、新邑洛和成周等，实际上当时是西周王室的陪都。《逸周书·度邑》载武王对周公旦曰：“旦，予克制天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三鄙，顾瞻过于河，宛瞻过于伊洛，无远天室。”说明武王时已有了建都洛邑的计划。可惜武王灭纣不久即已去世，接着是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周公东征之后，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尚书·康诰》：“周公初基新作大邑于东国洛。”根据《尚书·洛诰》所记载，周公在营建洛邑前召公来洛阳相宅，将洛邑选定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两岸的区域内：“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成王时期，洛邑最后建成。《周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新建的洛邑成周，“方千百二十丈，乳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汲冢周书·作雒解》）洛邑建成后，成为丰镐之外的一个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
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周公营建的洛邑分为王城和城周两个城邑。1950年代汉河南县城的发现，王城的位置被确定为位于今洛阳市区的涧、洛两河交汇处的洛河北岸和涧水东岸一带。成周的位置则据《后汉书》的记载，被认定在汉魏故城遗址，也就是在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以东的偃师、孟津县境内。然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的大量资料，使一些学者对西周洛邑“王城”、“成周”两城说提出了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找到的涧河东岸的王城遗址，只是东周王城而非西周城址。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西周洛邑一城说，并推测城址可能就在瀍河两岸。（叶万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目前西周的洛邑城址虽然说还没有发现，但在瀍河两岸，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寻找洛邑古城了解西周时期周王室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的陪都洛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瀍河两岸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西周墓葬，其中以瀍河西岸的北窑西周墓地尤为重要。在北窑墓地发现西周墓葬475座，发掘348座，包括大中小型不同等级的墓，个别大型墓带有南北墓道。墓地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殉马坑，殉马数少者数匹，多者数十匹。这一处墓地，绝大部分在建国前已被盗掘，所出土的青铜器大量的被流失国外。原传出自洛阳马坡的一些重要的西周青铜器，有可能就出自这一墓地。这一墓地所出的青铜器，著录散见于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容庚《善斋彝器图录》、《颂斋吉金续录》、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等图书著作中。洛阳博物馆尚藏有一件1947年盗出的重器“王姒方彝”。尽管如此，墓地中还是出土的随葬品达数万件之多。随葬品大部分是青铜礼器，其中食器有鼎、簋、甗、鬲；酒器有方彝、爵、斝、斛、盉、提梁卣、尊；水器有壶、盘、匜等。同时，还出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北窑出土的许多青铜器还铸有铭文，如王妊簋、太保冓戈、康伯壶盖、白懋父簋、丰伯剑、师只卣盖、叔造尊、召伯虎盨等，这些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均系西周王室的高级贵族，说明该墓地是一处西周贵族的墓地。(洛阳市文物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西周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这也反映了成周洛邑与宗周镐京作为西周王室的两个重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该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多达350余件，其中202号墓出土的青瓷罍，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图·青瓷四系罍）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种类丰富，其中以璋、璧、璜、圭为代表礼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礼玉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瀍河以东的摆驾路口、下窑村、东大寺、白马寺以及洛阳东关、东花坛、塔湾等一些地方发现的西周墓达百余座。这些墓最突出的特征是墓内多设有腰坑，有的在长方形土坑墓穴的一端带有曲尺形墓道，随葬品多有觚、爵、觯等铜质或陶质的酒器，其埋葬俗颇具殷人墓的特点，一些随葬铜器还带有殷族族徽的铭文，被认为是殷遗民的墓葬。联系到《逸周书·作雒》有周公“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九毕，成周之地。”的记载，周初确曾有一大批殷顽民迁于成周。这些墓当为他们及其后裔的墓。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瀍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的西周文化层堆积普遍在1.30--2.00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从陶范看，大部分外范，有青铜礼器鼎、簋、尊、觚、卣、罍、爵、觯等礼器，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也有少量的内范和母范。有些礼器的内范还带有铭文或刻镂精细的饕餮纹、云雷纹、回涡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四叶纹、乳钉纹等。从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成周洛邑作为与宗周并列的国都，在西周时期，兼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上是“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也就是何尊铭文所云“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在军事上则又是一座监视殷顽民，控制东方及南方的军事重镇；在经济上以成周为中心，便于向四方征贡赋，也就是所谓的“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时的《名兽鼎》铭云：“尹命史兽立工于成周。十又二月癸未。史兽献工于尹。”立工就是建立各种手工业，献工就是呈现各种手工业产品，反映了成周王室手工业的发达。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会获得更多有关成周洛邑的信息，以不断丰富和加深对这一都城文化的认识。
东周时期，随着平王迁都洛邑，现今的洛阳一带成为名符其实的王室所在地。文献记载，从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到景王，历12世，周敬王时曾迁都于成周，至于周赧王又迁回于王城，近300年皆以王城为都。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西城墙从东干沟东北的土冢向南，至东干沟村附近，沿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折向南，南段城墙稍向外弧，至兴隆寨。南城墙从兴隆寨西拐角处向东跨涧河经瞿家屯村北。北城墙从东干沟村北土冢处沿干渠东行，至唐城西墙北200米处。西汉时期在周王城内建有河南县城，但城址的范围已缩小。
在东周王城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城内西南部发现了两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的周围出土有大量的东周时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等，根据《国语·周语》“榖、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推测这里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7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在城址的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粮仓群。已探出的粮仓74座，整齐排列在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的范围内。从粮仓废弃后倾入和各种质料的制品、半成品及铜料、铅料、炼渣、木炭等遗物分析，粮仓的附近可能是一个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区。城址的北部，尤其是在小屯村北、东干沟东北，发现有一片窑场，生产各类生活用品、建筑材料以及随葬用的明器等，可知这里是城内另一处手工业作坊区，生产的产品专门用来供城内居民消费。
迄今为止，在王城的东部、东北部及其附近发现和发掘了数千座东周墓葬、车马坑等。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的260座东周墓葬。对中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具有标尺作用。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其中随葬青铜礼器和车马器的墓，主要集中春秋时期的墓葬，反映了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城址的东北部是王城内的一处重要墓葬区。发现的墓葬中不仅随葬青铜礼器和铜剑的比例比较大，而且多出带墓道的战国大墓。如1957年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其中一号墓虽被严重盗扰，但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1974年在洛阳西工我凯旋路北侧清两年一座战国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同样是被严重盗扰，残存的遗物发现有359件，其中“繁阳之金”剑为难得的珍品。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位于洛阳市中心的河洛文化广场施工现场，即东周王城东城墙以内，紧挨东城墙陆续发现了279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陪葬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发现了由6匹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王城内的重要发现外，在东周王城以东、以西的也发现有大批的东周墓。尤其是在位于洛阳市以东10公里汉魏故城东北隅的金村，发现有9座特大型的东周墓葬，其中Ⅳ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圭置放于铜盘内，口沿上有“国君”二字。这些墓葬早在民国年间就已被盗，曾出土大批的青铜器、漆木器、玉器、金银器等。《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收录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错金银器85件，无论是从制作造型上，还是工艺水平上，都可称作是上乘之作，遗憾的是这些器物均流失国外。但从已知资料推测，这里很可很是战国时时期的东周王室墓地。
东周王城内外发现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以及多座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周时期洛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盛况。除以上介绍的外，又如1981年在西工区八一路战国墓出土鼎、豆、壶等青铜礼器15件，乐器铜甬钟一套 16件，铅跪俑4件，石磬6件，其中的4件铜壶颈腹部均以红铜嵌成狩猎纹图案；1982年在中州路战国陪葬坑中出土青铜器达147件之多，另有石编磬一套23件和部分精致的玉石器。这些出土的文物，足可以显示天子之都的风度和气派。在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多有大型器，错金银器富丽堂皇、纹样繁缛，表现出高超的铸造工艺；在出土的玉器中，常见有璧、环、璜、带钩、片饰、玉佩及棒、柱、珠等，反映东周时期礼玉向佩玉发展的时代特征；出土的陶器，多有精美的彩绘陶，同样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窥知两周文明之一斑，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