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城商代遗址

1. 1973年在江西省樟树市发现的什么遗址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1973年在江西省樟树市发现的吴城遗址，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吴城遗址位于内江西省容樟树市山前乡吴城村，萧江上游丘陵坡地，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

自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实地指导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一起，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窑12座、灰坑和窑穴92个、墓葬20座、水井2口、铸铜遗迹一处。

(1)吴城商代遗址扩展阅读：

吴城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

2. 吴城遗址的文化研究

【吴文化发祥赣中】
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祥地在何处历来受到史学界、文化界的关注，更为海内外吴氏宗亲所看重。早在1907年，蔡元培、吴梅、柳亚子、田汉等人就开始研究吴文化；1937年，蔡元培、吴梅、顾颉刚等人发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开始出版《吴越文化论丛》，掀起了吴文化研究的高潮。1984年，在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的倡导下，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吴文化研究会，重提吴文化研究与构建。
樟树市境内的吴城遗址，是江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人类居住的商代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和省、市文化工作者的8次发掘，发现了龙窟、水井、墓葬、铸铜、“逥廊式”路面、宗教场所等重要遗迹，出土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多件较完整的文物、文字和符号200个、纹样40余种，尤其是商代龙窑的发现，属我国早期龙窑的首次发现，把我国的龙窑历史推前了近千年，成为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引起了史学界、文化界的极大兴趣，围绕吴城文化专题的论文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上百篇。
不仅如此，樟树市境内的筑卫城遗址和新干县境内商代大墓也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顾颉刚在研究清代乾隆年间江西临江府出土的11件吴国第十五民王宫重器“者减钟”时就指出：“春秋初年古句吴地城远在江西”，“临江府治今为清江县（现樟树市），在赣江西岸，又江西新建县北一百八十里有吴城镇，当赣江入湖之口，疑当时吴都即在此，其傍鄱阳湖犹之迁苏后傍太湖也。”
1991年，中国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卢水石先生在上海出版的《社会科学报》上，正式提出了吴文化发祥地在江西的观点；1992年，原江西省博物馆袁进同志在《南方文物》上发表了“吴城文化族属句吴说”，其主要观点是吴城文化是先吴文化，早于太湖流域的吴文化。吴文化发祥地究竟在何方？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的江西已成为有关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
经江西省社科院牵线，卢水石和张富余两位吴文化研究专家亲临樟树实地考察了吴城商代遗址和筑卫城遗址，参观了樟树境内出土的各种文物。在随后举行的“吴文化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省社科院副院长陈文华研究员和卢水石先生在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后认为，至今在安徽，江苏所发现的有铭文和吴国青铜器都是十九世纪吴王寿梦以后的，太湖东部地区迄今未发现一件春秋晚期以前的吴国遗物。江西出土的“者减钟”仍是最早的吴国铜器，同时在赣鄱流域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周青铜礼器，特别是樟树市“吴文化”遗址和新干商代大墓及西周列鼎墓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吴城文化”是一种溶合晋陕地区先周文化与汉水流域荆蛮文化及赣鄱流域夷越文化而形成的一支自成体系的青铜文化，其族属应为句吴，吴城文化的实质就是吴国的早期文化。赣江中游的樟树、新干一带，是吴国（古句吴）始建地，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
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一致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一研究成果不但在史学研究上是个重大突破，而且必将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研究活动，还远远没有划上句号，而作为一个县级市——樟树市积极参与这一文化研究活动，在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文化形象。随着经济发展中文含量的提高，必将对樟树经济文化发展战略和海内外吴氏宗亲的联谊活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吴城文化与中国远古红铜文明】
长期以来，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期铜器中，只有青铜器而没有红铜器，导致不少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只有青铜时代而没有红铜时代。世界的其他文明古国，在青铜时代之前都经历了红铜时代。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有没有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是关系中国青铜文明从何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相继发现，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在青铜文明以前同样存在一个漫长的红铜文明。我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吴城遗址和我省其他地区出土的部分先秦铜器进行成分测试，标本年代从商晚到西周早、中期，除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外，其余标本含铜量都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以上，未见或很少有锡和其他金属元素的存在。江西出土的先秦铜器，其成色虽也有一些是碧绿透亮的所谓“黑漆古”或“绿漆古”。但多数器壁粗糙、较薄，器表锈蚀严重，多有一层铜绿，内心多呈紫红色。这固然与我省的酸性土壤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铜器本身，其成分是红铜即纯铜制作。
中国红铜文明始于何时，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新的发现。但通过对部分铜器标本的测试表明，吴城或鄱阳湖——赣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从商晚到西周中期，还保留了用红铜铸器的原始工艺。在古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每一项技术的产生、发展到消亡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红铜文明的肇始当然远比商周时期要早得多。在商周时期，由于中原青铜技术影响，先民已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与樟树横塘2号扁兽足鼎伴出的1号鼎即虎耳夔足鼎，造型与2号鼎风格相近。两鼎比较，1号鼎器壁较厚，2号鼎相对较薄；前者表层锈蚀不很严重，呈淡绿色。后者表层锈蚀相当严重，呈深绿色；前者硬度较高，后者硬度较低。虽然1号鼎的成分未曾测试，但从外观理化性能来看，它的含锡量显然要比2号鼎高。表明吴城先民在商末已掌握了在铜中加入锡等元素用以改进铜的性能的技术。
郭沫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曾揣想，铜的冶铸技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虽然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完全证实郭老的这种揣想，便通过吴城等遗址的发现，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支持郭老的揣想。如江西乃至南方是铜的主要产地，有大量的古代铜矿开采和冶炼遗迹，具有炼铜的物质条件；在商周时期还大量采用浑铸法（即将多块范、芯紧密扣合，然后一次浇铸成型）和石范铸铜这种原始而古老的工艺；在商周时期还继续着红铜器物制作。我们可以设想，我国的红铜冶金术可能起源于江西乃至南方，传入中原后，又加以改进产生了青铜冶金这一新技术，而中原的青铜冶金技术又对南方各地产生了强烈影响，共同铸造了我国灿烂的青铜文明。
【江西吴城遗址惊现大量商代人头骨?】
继1995年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吴城商代遗趾西面城墙进行解剖时发现4具商代人头骨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对该段城墙进一步挖掘时，在近4米深的外城壕中发现了密集的商代人头骨——不到10平方米内发掘了近20具头盖骨和部分肢骨，专家据此推测城壕两侧还有大量头盖骨。
此次发现的近20具头盖骨上依稀可见清晰的纹路。据江西省考古专家介绍，在考古中被发掘出的头盖骨的产生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战俘被割首；一种是祭祀中猎头仪式的产物。就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些头盖骨很有可能是大量战俘被割首所至，每具头盖骨的死亡年龄、身份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测量和考证，此次头盖骨的发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规模、方式和惨烈程度，对于研究商代城邑攻守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已发掘的头盖骨已被妥善保管。
吴城遗址位处樟树山前吴城乡吴城村，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1973年修水库时被发现，是江南地区首次被发现的商代遗址，2001年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大考古发现”。至今，江西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对其先后进行了9次考古发掘，曾发掘出青铜器、陶瓷、窑炉、祭祀广场等古文物，其中，陶瓷中出现了大量的原始瓷，中国有考古专家认为中国原始瓷就源于吴城。江西省考古专家在吴城遗址设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他们认为吴城遗址是探寻赣鄱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文明模式、文明物化形态的权威之地。
【吴城遗址发现“中国分裆鬲王”】
鬲,古代一种炊具，似鼎、圆中、足中空而曲。在吴城商代遗址10次发掘中，已出土几百件、大小不一、形态千姿的鬲。2001年12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樟树市博物馆在该遗址进行第10次发掘时，在遗址高地岭区清理出一件大型商代陶鬲，经过一年多的晾干和修补，已复原完整。它高47.8厘米，口径40.2厘米，腹径38.7厘米，为灰色夹细砂陶质，敞口，弧腹，三袋足，通体饰粗绳纹，颈部附加一道宽带绳索堆纹，腹至腿部亦附加绳索堆纹。伴着出土的还有吴城二号鬲，它距今3500多年，出土的一号鬲比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三期最大的陶鬲、河南二里冈文化上层一高43.2厘米，口径32.7厘米，腹径35厘米，陶质陶色纹饰均与一号鬲相同。其时代为吴城商代遗址一期早段，期最大的两件陶鬲都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一件，专家们称之为“中国分裆鬲王”。吴城一号鬲的修复问世，是继吴城遗址获20世纪中国百年考古发现殊荣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吴城文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江西新干商墓都发掘出了什么呢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了众多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它的青铜器。

（一）新干大洋洲商墓

新干商代大墓所在沙丘，实为干江水古河道，现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五公里处为牛头城商代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经发掘，该墓为商代大墓，有一棺一椁，椁室东西长8.22米，两端有 2层台。共出土文物1500余件共出土商代青铜器486件，玉器754件，陶器356件，骨器5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国家一级文物23件。

那么，新干大洋洲商墓是什么性质呢？如果把吴城跨越、牛头城遗址和大洋洲遗址三个考古发现放在一块，有力地证明了远在三四千年前的商代，就在今天江西这块地方，确实存在一个以老虎为图腾，有着相当规模的原始国家，这国家不仅掌握了发达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专家们推测，它极有可能就是甲骨文里面提到的"虎方国"！

4. 吴城文化第二期的时期与中原地区哪个著名遗址的早期相当

吴城遗址位于江西樟树市的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
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许多陶瓷器物上还带有刻划的文字符号。
吴城遗址出土文物既有自身浓厚的地方特色，又受到中原商殷青铜文化的深刻影响，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教授将其命名为“吴城文化”，奠定了吴城文化研究的基础。
在古肖江的上游，距樟树市城区西南44公里的山前乡吴城村，有一个著名的方国（都邑），这就是吴城商代遗址。 有专家认为，传说中的太伯奔吴，这里曾是

出土文物
路经之地，太伯先奔荆蛮，从这里下赣江，再到吴越。
据吴城黄村族谱记载，吴城早年曾有吴王庙，后被废。 自1973年9月吴城遗址被发现以来，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专家实地指导下，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先后与省、市文物主管部门一起，进行了九次大规模的发掘和整理。揭露面积6000余平方米，清理房基3座、陶窑12座、灰坑和窑穴92个、墓葬20座、水井2口、铸铜遗迹一处、道路1条以及完整而宏大的宗教祭祀场所，出土了较完整的石器、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1100余件。 遗址中陶文、原始瓷、铸铜遗迹、龙窑的发现为江西省考古史上重大发现，标志着吴城地区早在3500多年前已进入了人类的文明时代，否定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
大量的陶文和符号等实物资料，论证了殷商时期赣鄱地区不是“荒服之地”，而是高度的文明区域；铸铜遗迹、工具和精美的青铜器的出土，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这里就和中原一样，能熟练地掌握铸造技术，生产高质量的青铜器，解决了南方地区殷商时期能否铸造青铜器的重大学术问题。大量的完整器物，特别是四十多种印纹陶纹样，是打开研究江南古文化的一把"钥匙"和年代学的"标尺"，结束了江南考古长期存在的文化年代上的紊乱。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也是迄今江西境内唯一的一处内涵具有较多中原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现已命名为吴城文化，直至目前仍是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研究的热门，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商代青铜斝 商代青铜鼎 西周甬钟
乳白釉竖耳鬲式炉 商代青铜矛
伯乐相马笔筒 斗 金发钗
玉蛙 西周甬钟 莲花瓣纹执手壶
原始瓷豆
陶器器底刻划文字
石质刀范

陶人面
青铜斝
马鞍形陶刀

5. 1973年江西发现的什么遗址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址

吴城遗址位于江西樟树市的吴城遗址发现于1973年，同年开始发掘。这是中国长江以回南地区最早发现的商代遗答址，其发现、发掘标志着江西早期文明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揭开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新篇章。

吴城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的发源地之一。

(5)吴城商代遗址扩展阅读

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 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

意义：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吴城遗址的发现，对于认识长江流域土著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吴城遗址的发掘历史

吴城抄遗址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年 代：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1世纪。
简 介：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的发源地之一。许多陶瓷器物上还带有刻划的文字符号。
遗址经过六次科学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厚2至3米不等，划为七层，分三期文化。共清理房基2座， 窑址12座，灰坑55个，墓葬16座。出土较完整的石器、陶器、青铜器、 玉器、牙雕等900余件，特别是陶文、原始瓷、铸铜工具的出土，是江西考古新的重大发现。意 义：吴城商代遗址已成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大学考古专业的实习基地，江西省博物馆已在吴城建立考古站，是江西第一个农村考古站。吴城遗址的发现，对于认识长江流域土著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吴城商代遗址要门票吗

景点级别：无
门票价格：无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吴城乡吴城村

8. 江西吴城商代遗址等均发现了当时的什么遗迹

当时出土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咱们的这个陶瓷罐气

9. 商代青铜器是怎样被发掘的

赣江流域地区的文史记载，归纳起来只有四个字“荒蛮服地”。然而就在人们渐渐淡忘这块被历史“忽略”的荒蛮之地的时候，1989年这块大地却给人们带来了惊喜。1989年，在这里发现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静卧在千里赣江中游东侧的这座大墓，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艺术宝库。珍藏在30多平方米墓室中的千余件随葬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都是先民们智慧的结晶。它使人们惊讶地看到：一度被视为“荒蛮服地”的赣江——鄱阳湖流域，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珍藏于墓室中的每一件随葬品，都是这支灿烂文明的最好见证。

新干大墓是新干县大洋洲乡农民在该乡程家村涝背沙丘取土时发现的，后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新干县博物馆的考古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新干县（旧名新淦）是江西省中部吉安地区的一个古县，始建于秦代，是江西省最早置县之一。涝背沙丘位于新干县城北20公里，方圆仅数平方公里，西濒赣江仅1公里。其东南4公里处是牛城商周遗址，西越赣江约20公里处为著名的吴城商代遗址。1989年9月20日，是一个略显闷热的日子。沙洲上千余名乡民在余焰犹炽的秋阳下挥汗掘沙。一个青年使劲一锹下去，“当”的一声，锹被一块硬物阻止，连手臂也感到了震动。呼啦上来几个人，合力扒开沙层，一件古色斑驳的青铜鼎出现在眼前。人们惊呆了，继而又发疯似的挖掘起来，一件接一件的大大小小的青铜器遍体鳞伤地被人们挖了上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县城，分管的副县长率领文化、公安两局局长和10余名干部迅速抵达现场。

在夜幕降临的沙洲上，面对喧闹扰攘的人群，他们作出了保护文物的决定。

翌日，获悉此事后，国家文物局作了三条指示：1.组织力量，确保文物安全；2.同意抢救性发掘，但范围不能太大，首先要确定好方位；3.一定要进行科学发掘。不久，重组发掘队伍，开始正式发掘。至11月16日，全部遗存已暴露地面。12月4日，田野发掘工作全部结束。次年2月17日，出土器物运抵江西省博物馆，开始了保护、修复和室内整理、研究工作。

这是一次重大发现。在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各种质地的器物千余件。除器作较小的玉片之类外，有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修复完整的陶器139件。后经评定，其中有国宝5件。另有一级品20件，一级乙等20件，一级资料2件，2级品16件。

出土物中，青铜器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造型、铸工皆为全国罕见。最为引人注目，礼器，历来被视为青铜器中的“重器”，此墓竟出土鼎、鬲、眠、簋、豆、壶、卤、瓒、匕等10多种50余件。它们大都以形体高大、造型美观，令人赞叹不已。通高90厘米的卧虎大方鼎，两个高耸的鼎耳上各卧一虎，伸腰屈足，很是威严。四足的立鹿大鼎，高达100多厘米，两耳之上各立一幼鹿，一雄一雌，回眸相顾，给人以温馨、祥和之感。其他如四羊罍、圆腹鼎等也为青铜器中的巨制。而形态大方或小巧玲珑的中小型器，如鬲、扁足鼎、小方鼎、瓒和假腹豆等，则以铸工精细、纹饰绮丽引人注目。其中，7件虎耳虎形扁足鼎尤显突出。此七鼎耳上各卧一虎，立耳，凸目，口略张，露出三角利齿，展体，屈足，后有上卷尾；足为透雕状的变体虎形，目圆凸，口大张，三角齿外露，展体，屈足，上卷尾，末端收为尖勾状，背有勾戟状凸脊。这种鼎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充分反映了虎在吴城文化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相对于扁足鼎，那件被则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对江南的传播和影响。此瓒以觚形器为体，安上形如玉圭的铜柄而成。形制古朴，纹饰典雅，为商代青铜器中罕见的佳品。攒，《经籍纂诂》训为“勺也”，是以玉圭为柄的裸挹）酒器。它是礼制活动中所使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礼器，其名不仅见于商代铭文，且累见于经典文献。但是，现存商周青铜器中，瓒却十分少见。据载，目前仅巴黎基美博物馆藏有一件中国商代的玉柄铜瓒。这次，它在赣江——鄱阳湖流域地区出土，充分证明中原文化对江南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还说明当地的文化的演进阶段已处于文明时代。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中，还不乏全国商代遗存中首次发现的孤品或形制异特者，如带门夹腹方鼎和腹部镂空的提梁方卤即是。此二器，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火锅和温酒器，评为一级品。

青铜乐器有铙3件、镈1件。3件铙均为形体高大、厚重的“大铙”，镈为鸟饰镈据过去的文献记载，镈由钟发展而来，而钟的出现是进入西周以后的事。现在，在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造型、装饰都十分成熟的作品，为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三件铙的出土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鉴于乐器对乐音有着特定的要求，其浇铸技术较之一般青铜器要求更高，故乐器的出现可作为衡量青铜铸造业发展水平的标志。青铜乐器与青铜礼器一样，也代表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财富皆远之高于普通民众。

兵器出土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属全国罕见，计有钺、戈、刀、矛、镞、戟、胄等10余种，250余件。其中一件长近70厘米的蝉纹大刀，刃部锋锐，寒光闪闪，曲内戈弯曲的内部作成虎首形，圆目锐齿形象逼真，充分展现了百兽之王盛气凌人，令人望而生畏的气势。直内戈的内部，有的镶嵌绿松石，青铜绿玉，相映成趣，巧妙地将艺术与实用价值融为一体。被专家们誉为“中华钺王”的两件青铜大钺，均为高、宽近40厘米的煌煌巨制。钺体中部镂空，露出两排三角形锐齿，显得威风凛凛。商代墓葬中随葬青铜大钺，以前仅见于中原少数几座大型墓，墓主人都是商王室成员或方伯一类上层贵族。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新干大墓的墓主人是个身份显赫的人物。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工具共有140余件，以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工具为主。器物样式各异，种类颇多，完全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加工工艺需要。其中犁铧的出土，意义尤为重大。先秦时期的青铜犁铧，过去仅见四件传世品，且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经科学发掘的早期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处，弥足珍贵。它的出土，给商代已有使用青铜犁铧的犁耕下了定论。青铜农具的大量出土说明鄱、赣地区的先民是最早使用青铜农具的部族之一；青铜工具的大量出土，使我们能窥见这里当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经济，并向人们展示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青铜器中，还有三件造型奇特的艺术品：伏鸟双尾虎、双面人头像和羊角面具。虎通长52厘米，口露獠牙，凸目耸耳，粗项直腰，后垂双尾，作屈足欲奔之势；背部伏一小鸟，尖喙直颈，敛翅短尾，颇富生气。虎与鸟和平共处，现实生活中难于见到，当为图腾遗风。双面人头像，两面五官具备，与人脸无异，头饰双角却又类羊；下有方銎可装柄，上有圆管可插饰物；其貌诡怪、狰狞、恐怖。它们的出上，初步可见江南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精神风貌。

玉器的数量、工艺、价值，在随葬品中仅次于青铜器。计有完整器25种、100余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用具、装饰品、艺术品6大类，几乎囊括了中国上古玉器的全部类别，足以说明当时此地的文明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们的色泽以偏绿为主，灰色、米黄色、牙白色、白色次之。玉器的质料，经初步鉴定，有和田玉、蓝田洛翡玉、岫玉、密玉、独山玉、青田玉，还有水晶和绿松石。其产地既有近邻的湖北、浙江，亦有较远的陕西、河南，甚至有遥远的辽宁、新疆。这批玉器，还表现出十分精彩的琢玉技巧。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对穿钻孔、器表抛光等多种琢玉技术，都非常娴熟地应用于制作上。

墓中出土的以肩、颈部环饰圈点纹为装饰特点的土陶器有300多件，器形有罐、鬲、尊、盆、壶、豆、器盖等近20种，而以鬲为最多。一些陶器上还刻画文字、符号，证明当时的文明已具有较高的水平。较之铜器和玉器，陶器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技术，但由于它不易搬迁，又不变质，所以最能代表一个文化的性质。此墓出土的陶器一部分造型与中原出土者有着作风上的相似之处，但没有一件与中原出土物完全相同，而是与江西本地吴城文化遗址的出土物基本一致，表明此墓下葬的年代为中原商代晚期，这与碳14测定的数据也非常吻合。

根据此墓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的造型与纹饰，皆出与中原殷商文化遗物有相近或相同的因素，说明当年赣江——鄱阳湖地区的青铜文化曾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另外，墓中器物的造型、纹饰、铸造工艺，以及品类和组合，都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这就是揭示出江南先民创造的这支文化是与中原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它与中原商文化关系密切、交流频繁，但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可以断定，当中原地区由商王朝进行有效统治时，江南的先民们已建立了自己的王国。从墓葬规模、出土文物来看，这位墓主人也许就是这个王国的最高首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