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角遗址

㈠ 三庄汉墓群的凌城遗址

距泗水国王陵墓区南端5000米为汉代城址——凌城遗址。民国十三年（1924年）编写的《泗阳县志》对这里的记载是，“城方里许，旧有高阜可辨”，城址“土内多砖石圆瓦、金碧色，人珍藏之”，2002年11月，南京博物馆考古队对三庄乡陈墩进行考古发掘，到目前为止，已出土600多件文件，有玉器、漆器、金器、陶器、木俑等等，在外藏椁原木上的“泗水王冢”四个字初步断定大青墩汉墓为王墓。
泗阳汉墓多，尤其三庄汉墓成群，传说有“七七四十九墩”，查实为47处。分布在橡树、三李、夫庙等村，南北长十数里，东面宽六七里，它们成5组分布，均以大墓为中心，大墓的占地面积在5000平方米以上，上世纪六十年代，田野考古调查，初步认为这些汉墓群大墓应为泗水国王的王陵，周围的土墩墓为贵族和官员的陪葬墓，组成面积大、数量多的王陵区汉墓群。这些汉墓均有规律地分布在一条南北向的轴线上，其南端连接泗水国首邑遗址——城遗址。 据《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西汉中期的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封常山宪王刘舜的小儿子刘商为泗水王，统凌、泗阳、于三县，凌城为王国首邑，辖二万五千二十五户、十一万九千多人。刘商在王位15年，他死后，其子刘安世继位，在位仅一年就死了。因刘安世无后，刘商的另一个儿子刘贺继位，刘贺在位20年，死后由其子刘综袭封。刘综以后，又传两代刘骏、刘靖。公元9年，王莽篡位，泗水国最后一代国王刘靖被废为公，第二年废泗水国。从刘商到刘靖，相继传五代六王，历时123年。 汉代的泗水国，面积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泗阳县及周边地区。其国界南临淮水、洪泽湖，东南到今淮安市区，西北接近今宿迁市区。古凌水横贯其境，东流入淮水（今淮河），汇入大海。当时泗水国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农业发达。 西汉时期，江苏地区有几个分封的刘氏同姓王国，除泗水国外，还有徐州地区的楚国，扬州地区的吴国、江都国、广陵国等。建国以来，南京博物院、华东文物工作队及各市县文物考古专家对江苏境内的汉墓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发掘了包括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扬州高邮神居山广陵王墓、邗江县甘泉二号汉墓等在内的大量汉墓，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基本弄清了楚和广陵等封国的汉墓型制、丧葬礼俗、文物内涵及文化面貌。但对泗水国，因文献记载简略，且此前末对其墓葬和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而知之甚少。 1998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王李村面小墩进行抢救性发掘，曾发掘出金缕玉衣。2002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南京博物院再次发掘，出土了漆木器、铜器、铁器、陶器、玉器等文物660多件，这些和陈墩汉墓出土的100件文物，为研究泗水王国，研究汉代文物和精神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陈墩汉墓出土的100件（组）文件，其中包括青铜器、陶器、漆器、玉器、钱币等，值得注意的是边箱中出土的一架长1.2米，宽近0.5米的古瑟，其表面为黑漆装饰，有四个瑞，有若干个弦孔。由于古瑟是以松软的木料制作而成的，因此，汉代古瑟保存至今的极为罕见，所以这架古瑟的出土，填补了考古史上的一个空白。而大青墩以漆木器为大宗，共有549件，约占出土文物总数的83%。该墓为大型木椁墓，陪葬坑也以大木构筑，外藏椁里出土了大型木质建筑模型，出土文物中漆木器占80%以上，这些构成了此王陵以木为主的重要特色。其中的一件鎏银错金铜驽机，更被考古界专家们称誉为“西汉第一弩机”确定王陵身份的是大青墩汉墓的发掘，它是大型土坑木椁墓。墓室由主墓室和正南外藏椁、东外藏椁、西外藏椁及 主墓室和正南外藏椁之间的夹层组成，墓道西侧有一上下两层的大型陪葬坑。封土高约8.5米，底径约长90米。墓室南北长9.60米、 宽8.80米、高2.70米。其中主墓室长5.70米、宽4.40米、 高1.70米。结合墓葬型制和墓中出土文物、文字（椁板上刻有“王宅”、“泗水王冢”）等研究，此墓无疑为汉代泗水国王陵。

㈡ 良渚遗址出土了哪些玉器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历史，目前已发现的良渚遗址群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各类遗址有30余处。主要位于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质的墓地。

反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86年历时3个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土台，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高约5米。发掘证实，它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土台，兼有祭坛和墓地双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经江、浙、沪考古学家发掘、调查得知，这类称之为“山”或“墩”的地点，已有100多处，皆由人工营建，埋葬着大大小小、等级不同的贵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发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祭坛遗迹和9座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这是一座高度超过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体。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3米多长、1米多宽，大多深1.3米，这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很少见的。这些墓葬内随葬了丰厚的器物，多则数百件，最少的也有数十件，总数达到1200多件（组），其中以玉器为主，超过1100件（组），以单件计达到3500余件。

众所周知，中国并非产玉大国，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数量大约已超过万件，而反山一处几乎占了1／3。而且种类丰富，有琮、壁、钺、柱形器、环、镯、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器、璜、串饰、坠、带钧、长短不一的管、形态不同的珠、鸟、龟、蝉及大量镶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种类，其中很多是新发现的，极大地丰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种。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艺和形式也属一流水平。除了光素无纹的玉器外，共有100余件玉器雕琢了对称和谐、规整精致的纹样。纹样主要以神人面纹和兽面纹相结合的为主，这是良渚文化独特的标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对神的尊敬和崇拜，也体现了良渚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另外还有少量新发现的龙首纹。

神人面纹和兽面纹既能组合，又能分解后单独出现，有的雕琢繁褥复杂，有的则十分简化。反山玉器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和兽面复合的图像。用浅浮雕和阴刻线两种技法结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图像的上部是头戴宽大羽冠的神人面纹，脸面作倒梯形，圆眼重圈，两侧有小三角的眼角，宽鼻以弧线勾出鼻翼，阔嘴内用长线、短线刻出16颗牙齿。神人的双手呈抬臂弯肘，扶在所骑跨的兽头之上的状态，五指呈伸展状，细腻之处清晰可见关节。神人之下为骑跨之兽，兽面以椭圆形的凸面为眼睑，中以重圈为眼，眼睑以桥形凸面相连，宽鼻上勾画出鼻梁和鼻翼，阔嘴刻出嘴唇、尖锐的牙齿和两对獠牙，兽的前肢作蹲伏状，有尖利的爪子，这种兽的外貌特征与虎相似，是一种食肉动物。神人和兽面复合，表达了良渚先民“通天绝地”的神巫观念，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如此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堪称微雕一般的工艺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现，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术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发了学术界、古玉爱好者、收藏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学术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以来，“北有红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滩、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村晋侯墓地、成都金沙遗地等等，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春秋，中国古代玉器的频频出现，使得玉器文化更灿烂辉煌，极大推动了研究的进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玉琮。这种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创造，器形为外方内圆，中间是上下贯通的圆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饰神人兽面纹。对于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研究者在论述时，都把玉琮与神、巫联系起来进行阐说，而玉琮的主人，则应是掌握神权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点，也不过十余处，凡是随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随葬品一定比较丰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达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间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的一件，被称之为“琮王”，成为国宝级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兽面纹的器种，以厚重、圆大、光素为特点。在良渚文化随葬品中较多见，反山23号墓出土玉璧多达54件。研究者多认为玉璧是财富的象征物。

玉钺是与石钺形态基本一样的器物，石钺是良渚文化常见的石器，作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制成钺，就不具实用性，但意义就不同寻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钺的数量最少，而随葬品中只要出现玉钺，尤其是那种钺的上端带王冠饰、把手也用玉制作的豪华型玉钺，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别高。不具实用性的玉钺，象征着军事指挥权。

反山墓地的主人们拥有代表神权的玉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体现大量财富的玉璧，以及装饰在冠帽上、佩带在身体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凌驾在广大平民之上的贵族阶层。

㈢ 你觉得“良渚古城遗址”最令你震撼的地方是什么

我认为良渚古城遗址最令人震撼的地方是城市的布局三重向心式的结构，在之后的版几千年的都权城都有这样设计良渚还是这些5000年古城中其中规模最大的，拥有最完善水利系统的，最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的，以及良渚城特有的良渚石钺文。

㈣ 中国近代史上与昆明有关的历史遗址有些什么

1，昆明朱德旧居纪念馆

昆明朱德旧居纪念馆位于昆明市中心原朱德旧居“洁园”，2015年，云南省启动修缮工作，把朱德旧居建成发扬和传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优良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抗战胜利纪念堂

抗战胜利纪念堂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光华街北。原清代云贵总督署，辛亥（1911年）革命后的省立优级师范学校云瑞中学旧址。1945年7月地方政府计划建为云瑞公园内纪念龙云（字志舟）功绩的志舟堂。

3，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老城北门街。旧址内有闻一多篆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冯友兰撰碑文，详载日本帝国主义自清光绪年甲午（1894年）以来，特别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大举入侵，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迫于形势南迁至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文、法、商、师范等学院。

4，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

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位于昆明市翠湖西承华圃。创办于1909年，至1928年共办19期，毕业学员达4000余人。每期一年半至二年，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种。

5，闻一多在云南昆明殉难处碑

闻一多在云南昆明殉难处碑，在云南昆明市区钱局街西仓坡，原云南西南联大宿舍大门附近。今立柱碑一方，上书“闻一多烈士殉难处”，周围石栏铁链，植有花木，肃穆庄重。

㈤ 榆林周围哪里有遗址，古镇古城都成，是荒废的遗址，遍地有残破的砖瓦吗，详细点

陕西榆林
榆林镇北台遗址：
镇北台位于城北4公里之红山顶上。距离红石峡仅2公里，距离榆林市区仅7公里，所以两地可以放在同一个上午或者下午游览。据险临下，控南北之咽喉，如巨锁扼边关要隘，为古长城沿线现存最大的要塞之一。 台呈方形，共4层，高30余米。台基北长82米，南长76米，东、西各64米，占地面积5056平方米。台之各层均青砖包砌，各层台顶外侧砖砌约2米高的垛口，垛口上部设有？t望口，各层垛口内四周相通。其第一层周围有屋宇环列，乃当年守台将卒营房，至今基座尚存。紧依台北下方建一方形小砖城，名款贡城，是当年蒙汉官员接待洽谈及举行献纳贡品仪式的场所。 镇北台建于明代，有“万里长城第一台”的称号，属于万里长城防御体系之一的观察所，是明长城中部的要塞之一，可以想见它的雄伟了。登上镇北台台顶，可以欣赏方圆几十里内的塞外风光，沙漠、戈壁、草滩、黄河以及三北防护林，也可以看到距离它不远的红石峡。镇北台是明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气势磅礴的建筑之一，是长城三大奇观（东有山海关、中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之一，有“天下第一台”之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的结晶。
红石峡：
红石峡又名雄石峡。位于陕西榆林北3公里处。红石峡红岩对峙，杨柳成荫，长城穿峡而过，榆溪河奔腾不息，被称为万里长城第一胜景。
关于红石峡的起源，《榆林府志》说：宋朝时，榆林这一带归西夏国管。当时红山有股泉水自穴中涌出南 红石峡风光流。西夏国王李继迁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派人障水别流，凿石为穴，埋葬祖先，复引水其上。因此，在红石峡水库的普济桥东侧原立碑一座：“西夏王李继迁葬乃祖彝昌于此。”现碑已毁。
另一种说法是，1472年，余子俊任延绥巡抚都御使，准备修长城。当时，红山北边，清水河的水汪了个大海子。海子中间的水寨中住着一伙抢夺蒙汉人民牛羊、粮食、衣物的水贼。为消灭这伙强盗，余子俊便派人在此凿石为渠，引海子的水从榆林城西南流入无定河。水退后，余子俊派大军消灭了这股强盗。当时，把凿开的石峡叫红石峡，引入的渠水叫榆溪河，两岸凿修的灌溉叫广泽渠。
李自成行宫：
李自成行宫位于米脂县城北的盘龙山上。明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称“新顺王”在西安建大顺国后，遂命人在这里修建了行宫和祖墓，山名也是因此而来。李自成行宫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后，其侄李过奉命回米脂修建的。行宫依山据险，前后2层90级台阶，将秀丽别致的乐楼、梅花亭、捧圣楼、二天门以及凌空而立的玉皇阁联结托起，蜿蜒有序地直上山巅。在山顶一块空阔的平地上建有巍峨、富丽的启祥殿和兆庆宫。其建筑雄奇挺拔，气势壮观。
李自成行宫构思精巧，造型别致，主要建筑有乐楼、梅花亭、捧圣楼、玉皇阁、庆祥殿和北庆宫等，是陕北别具一格的宫殿园林旅游区。
李自成行宫内还设有米脂妇女革命史迹展。
统万城遗址：
统万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则村，陕北边境纳林河南，无定河北岸原头上。地理座标为东经109度9分，北纬37度59分之间，城址内外被流沙所淹，周围植被稀少。
城址由外城廓和内城构成，，内城又分为东城和西城两部分，东西城中间由一道墙分开。外廓城周长约4696米，东西周长2566米，面积0.3985平方公里，西城周长2470米，面积0.3813平方公里。
统万城是北朝十六国之一“夏”的国都。建于公元413年，毁弃于公元994年。
公元407年，匈奴族铁弗部首领赫连连勃勃于晋义熙三年(407)，自称天王，大单元龙升元年，设置百官，国号大夏，雄踞朔北大漠。义熙九(413)任命工巧残忍的叱干阿利为将作大匠，征发岭北各族人民十万众于朔方水以北，黑水之南营筑都城，取名“统万”寓“统一天下，君临万帮”之意。427年，魏世祖灭赫连昌，夏亡。魏设统万镇。487年(太和十一年)置夏州，以统万城为夏州治所。
隋时统万城属朔方郡管辖，大业(605---617)末年贼帅梁师都窃据统万城，登皇帝位国号梁。唐贞观二年(682)破梁师都，长泽四县。五代及北宋时期，党项羌聚居于这一带，经常与北宋磨擦冲突，公元994年，宋廷为移民。从此，统万城夷为废墟。
统万城作为夏国都的历史仅15年，而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历史却有600多年。
我国古代都城大多为后代建筑或现代市都市盖压或为古代治者改建。宋太宗统万城“深在沙漠”为名，下令毁城移民后，统万城便在浩潮的毛乌素沙漠中沉睡了八、九百年。加之营建该城的将作大匠叱干阿利，驭工严酷，质量要求极高。据赫连勃勃命人刻石颂功的碑文可知，统万城的形胜险固，可与秦都咸阳、东周洛阳城媲美。城垣如同石头一样坚硬，还建有祖庙、明堂、社稷等祭祀设施，至于该城的“崇台秘室”，通房连阁之属，更是其他各城少见的。因此，这座历史上匈奴族所建的都城，在地处塞北，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靖边红墩界乡白城则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
统万城是我国历史上匈奴族留在人类长河中唯一的一座都城遗址，后来又是党项羌等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这座统遗址对于研究我国北方少数和民族史，各民族关系史，古代文化、艺术、政治经济、城市建筑以及地理变迁等方面都具有特殊的价值。
统万城遗址代表性遗迹有：外廓城城垣；东、西两城城垣；隅墩、马面、角楼基座、地面台基、宫殿遗迹，马面内仓库建筑等。
城址内遗物相当丰富，上至汉唐，下迄唐宋文物均有发现。历次调查发现的文物有：铜印：驸马都尉印、“西部尉印”、“文房之印”；肖形印多件，有龟形、葫芦形、壶形等。铜佛像三件，铜镜三件，铜钱数枚。石雕艺术品：有圆雕石鸟、石龟座、石武士、石灯等。石残碑一块，瓷灯二件，瓷狮一件，瓷痰盂一件。建筑材料有：花方砖、条砖，“永隆”瓦当，莲花瓦当、兽面瓦当、蝉纹瓦当陶范、琉璃滴水，壁画残片。日常生活用品有陶扑满、陶拍等。
西城南垣第一号马面内的仓储遗址出土有大量植物标本，种类达十余种，除常见于沙区的沙蒿、沙柳、柠条、沙打旺外，更有乔木杨、侧柏、松、冷杉、榆、枣、椿、楸等以及高梁。这是当时此地植被丰厚的证明。1996年1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㈥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分布》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15万平方米。这是黄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难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样，其年代分属于两个时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庄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年代当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相近。
二
长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不论从其广阔的分布区域还是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上，都令人们耳目一新。这批城址，暂可分作两群。
A、川西城址群
位于成都平原西侧岷江上游两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川西平原确认的4座史前城址，规模均较大，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的面积均达30余万平方米，宝墩城址面积也达25万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内外两重城垣，面积也达12万平方米[13]。据初步研究，这4座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间。
B、江汉城址群
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湘、鄂两省境内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东西两侧。目前确认的有8座。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率先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14]和湖北江陵阴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头山古城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其时代据最新发掘成果已重新确定为早期城墙始筑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院[17]、公安鸡鸣城[18]、应城门板湾[19]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推测在距今5000年~4800年。这一区域内的城址，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20]规模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也约80万平方米。
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心区,近年也有发现大规模城址的报道[21]，因具体情况尚不明朗，目前暂不作讨论。
三
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注意：
1.这些城址，仅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发育和最为发达的两大地区。
2.中国早期城址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前，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继衰亡。其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约在距今4800年〜4300年间。而且各地城址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大体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别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且多位于该文化的腹心地区。城址规模有大有小，若仅依此标准固然可以划作不同的等级，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小城址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龙山时代长达千年的兼并战争和万国林立的历史真实，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和小国（姑称之为国）对大国的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区域的霸权势力范围和区域政治中心,但远非有些人所说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结构[22]。因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说明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加剧，其各自筑城防御的目标，或说可直接面对的敌人，重在内――同一文化相邻部落集团，而非外――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戒备和对立的关系。再从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看，当时在各独立的文化区域内，尚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一种各自为政，割据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谈不上大城者为都，小城者为邑的等级结构。张忠培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权贵分割成被他们分别统治的地域势力范围。把良渚文化中众多的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时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情况，有理由说大体与之类似。而正是遂后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区首次完成了这统一进程，在一个比较辽阔的区域内最先建立起一尊统治的局面，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奠定了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开了三代文明在这一地区持续辉煌发展的首页。
4.城址的兴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为例分析，登封王城岗城址[24]的年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废弃。由城内发掘及出土物观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岗遗址的繁荣期。淮阳平粮台[25]的夯土城垣属不晚于三期的遗存，南门卫房属三期（下另叠压一层房基，未发掘），内侧第7、8、9层叠压主城墙，似此时城墙或者已废。但外侧叠压主城墙的附加夯土（编1〜5层）则属第四期，表明城墙曾经从外侧修补增筑。城内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为三、四期遗存，则这一时期应是遗址的繁荣期。进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内出菱形方格纹罐形鼎、篮纹罐及残 ，同属于第三期的H45内出侈沿深腹细绳纹罐、长瘦袋足绳纹 及I式盘、敛口斜腹盆等来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两段。则平粮台古城始建于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废弃，而至第四期时，再次修补重筑。其间城址存续的二百余年间，曾经废弃、修补，重筑的过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叠压在3层下，被H316打破，城墙及H316和3层同属郝家台二期，表明城墙存续的时间也不长。辉县孟庄城址的情况也是迭经修废[27]。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巨大动荡和激烈变革。
四
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批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中原城址群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后期庙底沟文化发生严重裂变，各地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纷纷崛起。此前蓬勃发展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北达河套平原，南至汉水中游，东到郑洛地区，西至渭河上游。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区别，但其主体文化面貌则大体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敛口钵、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铁轨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发达，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多见白衣彩陶，主要用圆点、月牙形，弧线三角或直线条带组成花状几何形彩绘图案和写实的鸟纹。表明这一地区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繁荣发展的时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和郑洛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同时崛起。它的实质是各氏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由此，各区域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随之增强，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加剧。此时秦王寨文化的扩张便是一个耐人深思的例证。据孙祖初对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这一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大体限于郑洛地区及沙颍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东平原、黄河沿岸地带、晋南地区、伏牛山北麓。发生于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日趋激烈，直接导致保卫氏族集团内部公共财产的设防城堡相继出现。这种大型防御设施的产生及其掠夺性战争的加剧，必然推动氏族集团内部的变革，促使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集中并进而与神秘的宗教权力相结合，从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权显贵，产生出最早的特权阶层，为早期国家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把中原地区推入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这一点上，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似乎走着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江汉平原区的屈家岭文化等，与中原地区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为发达。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独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讨这一问题，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历史进程开始。经过对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各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原地区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过大量聚敛私人财富进而树立其在氏族集团内部的权威，而是通过攫取公共财产分配权及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而取得的。就这一时期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几处聚落遗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郑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渑池班村[31]、新安盐东[32]等遗址的发掘中，均可见仓储区在聚落内部相对集中，可知储存的财物仍为氏族成员的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与这一结论相吻合。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33]、后庄王[34]、西山、洛阳王湾[35]和陕县庙底沟[36]等处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均为单人葬，尽管墓葬规格有别，但皆极少见随葬品。孟津妯娌遗址M50的主人，从其埋葬位置和墓圹规格观察，显然是一位氏族权贵，但除了棺椁和佩戴的象牙箍显示其权威外，却并不见有更多的身外之物。这些情况，与同时期的其它地区随葬用器物的丰富多彩，适成为鲜明的对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庙底沟遗址中仅有的两座各随葬一只蛋壳彩陶杯的墓葬中，两只杯子明显具有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仅有的随葬两件背壶的一座墓葬，墓主人为老年女性，两背壶却又系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器物。与之相比较，同期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县陵阳河[38]发现的大墓均有二层台、棺椁，墓中随葬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礼器和工具、猪头、猪下颚骨等视为财富的标志物。曲阜西夏侯[39]、临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则随葬多达百余件的陶器。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地中都表现的非常明显，表明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财富已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上转移并集中。相对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权贵们在财富的拥有量上与氏族一般成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内，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合理，换言之，这是一个大致平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氏族集团内部团结，提高氏族权贵们的威望和号召力，增强对外扩张的力量。掌握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发言权的氏族权贵们，同时也就获得对其它氏族的生杀予夺大权，最初的绝对权威就这样树立起来。郑州西山、渑池班村遗址发现的残酷的人祭遗存，可以视为对违犯族规家法而对氏族成员处以极刑的例证。不靠大量聚敛个人财富，而是大体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通过攫取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建立个人绝对权威，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历史传统，在中原龙山时代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扬。
第二，中原地区氏族部落集团的统治者们，推行了一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并得到社会广泛拥护的路线，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促使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完备。包括完善官僚体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创立刑法；仍据《五帝本纪》帝舜之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 过，赦；怙终贼，刑。”发展强大的军队。按黄帝之时，已“教熊貔貅豸区虎，”张守节在《正义》中谓此“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似是以猛兽命名的军队番号。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区有关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中原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未见有耗费民力的大型礼仪建筑，可知这一部族的传统是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的。反观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的统治者们，此时却在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忙于修建规模巨大的贵族坟山和祭坛，穷奢极欲，无度挥霍，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制作工艺复杂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后随葬。对社会财物的巨大浪费，终于导致社会崩解，文化式微。从这一意义上，乃是最早说明了一个被后世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的简单真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第三，中原地区“天下一尊”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决非一场平稳的过渡，而是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战争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的完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进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最终决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方战胜落后的陈腐的一方的结果。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灭商，战国时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统，无不反复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夏部族所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是以嵩山及其周围地区为基点，以伊洛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开推进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强大的东夷部族集团。夷夏斗争的序幕，约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经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区，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颍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历史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应该讲的也是这一时期夷夏斗争的故事。东夷集团在龙山时代力量之强大，约略可从山东境内如城子崖等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址、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发现[42]及以精美蛋壳黑陶为代表的制陶业和整个手工业的高度发达而见一斑。龙山时代夷夏斗争的结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点我们可以从夏王朝建立之后夏夷斗争仍然时断时续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启示。夏初，太康无道，夏政凌迟，因而失国。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实质上是东夷部族对中原夏王朝政权的一次颠覆。而后羿代夏后，夏后相逃至同姓斟灌氏处避难。寒浞代羿，灭二斟，杀帝相。其时,相妃后 以有孕之身，逃归有仍，生少康，更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杀少康以斩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更有夏遗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联合二斟残余力量，灭浞复国，史称“少康中兴”。由这段历史可见，中原夏部族曾以联姻方式与东夷集团某些部族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而整个东夷集团则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样，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尊统治的政治局面，始终处于分裂割据，内乱不已的状态，使得夏人可以从容进行联姻结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战略，从而最终建立并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后，促进了以青铜冶铸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尽管东夷集团的强大力量一有是以后整个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胁，但显然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法根本扭转其颓势,而只是强弩之末了。
第四，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尧、舜、禹的时代，约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也正与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领导的统一战争约略同时。这一时代产生的许多优秀的部族集团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部族集团领袖是在严酷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并经部族成员推举出来的。流行于这一进程晚期被后世文献推崇备至的“禅让制”，其实质就是部族集团领袖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考验深受拥戴而经推举产生。这一进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43]，包括舜之代尧，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禅让”，而是夹有暴力的夺取。即便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如果说尧、舜以贤、孝礼让而名于天下，则大禹纯粹是以勤奋智慧和功绩卓著而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的。部族集团领袖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并深受拥戴，因而被授予许多特权并由此成为夏以后世袭天下的统治集团建立专制制度的基础。至启杀益而自立，这一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蜕变而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由此中国社会沿着夏王朝开创模式的轨迹，开始了漫长的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历程。
第五，中原地区“天下居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泛吸纳各地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宽广胸怀和能力，决定了它成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炉,奠定了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础。
仰韶晚期及整个龙山时代的中原社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是一座融汇四方文化精华的巨大熔炉。早在仰韶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就与东邻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岭文化广泛交融。至龙山时代，则更多地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业中一定数量的黑陶的生产，器表装饰中的泥饼、泥条和圆形镂孔装饰等，器类中的鼎、规鬲、瓮、豆、杯等。来自东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代表君权和神权结合的玉琮上的兽面纹等，在二里头夏文化乃至后来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并发展而为最具特征的文化内涵。在这些陶器、玉器、兽面装饰等的表象后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内蕴的统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显其博大精深。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广泛吸纳各地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社会，必然不断发展进步。有些学者在探讨山东龙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衰落时，往往将之归结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说”是这一研究的必然归宿。但是，大约肆虐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范围内广见记载的一场人类浩劫。中原文化同样面对无情洪水的威胁。它非但没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实际上，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内乱不已的社会局面，一个暴虐的统治集团，腐败透顶，失去民心的社会统治，即使在短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也正应是中原周边地区几支辉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统一并最终建立夏王朝为标志的话，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巩固，则是以后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发现的刻划符号，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刻字陶文[45]等，可见文字的发明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后，曾经在推行文字的统一和使用传播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只有囿于目前的资料，这一进程，仍然只能认为完成于以甲骨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为标志的商代时期。

㈦ 上海市青浦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的历史保护街区和古文化遗址名单

崧泽遗址 青浦区赵巷镇崧泽村.
寺前村遗址 青浦区大盈天一村
刘夏遗址 青浦区徐泾镇刘夏天一村
金山坟遗址 青浦区蒸淀大蒸村
福泉山遗址 青浦区重固镇
果园村遗址 青浦区凤溪果园村
凌家角遗址 青浦区沈巷凌家角村
乐泉村遗址 青浦区小蒸乐泉村
千步村遗址 青浦区赵巷镇千步村
泖塔遗址 青浦区沈巷泖岛
骆驼墩遗址 青浦区重固镇中新村
塘郁遗址 青浦镇城东区农业研究所旁

㈧ 湖南省长沙市有什么历史遗迹

有岳麓书院、天心阁、贾谊故居、开福寺、麓山寺等。

1、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赫赫闻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其古代传统的书院建筑至今被完整保存。

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枚砖瓦、每一支风荷，都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1988年，岳麓书院建筑群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学脉延绵。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

北宋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山长周式，御笔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嗣后，历经南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廿九年（公元1903年），岳麓书院与湖南省城大学堂合并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沿用书院旧址。

中华民国15年（公元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正式定名湖南大学，仍就书院基址扩建至今。

2、天心阁

天心阁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中心地区东南角上，城南路与天心路交会之处的古城墙上，是长沙古城的一座城楼。

天心阁有楼阁三层，建筑面积846平方米，碧瓦飞檐，朱梁画栋。

天心阁始建于明末，清乾隆年间重修天心阁。抗战期间因文夕大火烧毁，1983年重建天心阁。

3、贾谊故居

贾谊故居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太平街（解放西路与太平街口交汇处）。

贾谊故居始建于西汉文帝年间，为长沙王太傅贾谊的府邸。公元前177年至公元前174年，西汉著名政论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贾谊住在这里，时任长沙王太傅。

4、开福寺

开福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之城北新河，临湘江，主体建筑南北朝向，为佛教禅宗临济宗杨岐派寺院。

开福寺始建于五代时期，后历经宋、元、明、清各朝。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有佛殿三进，即三圣殿（弥勒殿）、大佛殿（大雄宝殿）和毗卢殿。东厢有客堂、斋堂、库房、方丈居室，西厢为说法堂、禅堂等。寺内有清康熙、光绪年间石碑各一道。

开福寺是中国佛教重点开放寺院之一，被列为湖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佛教协会和长沙市佛教协会均设在寺内。

5、麓山寺

麓山寺又名慧光寺、万寿禅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山腰，由敦煌菩萨笠法护的弟子笠法崇创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佛教入湘最早的遗迹，现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湖南省佛教协会驻地。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岳麓书院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天心阁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贾谊故居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开福寺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麓山寺

㈨ 四行仓库遗址，一二八淞沪抗战闸北战遗址，八一三淞沪抗战闸北战遗址今在何处

四行仓库来是一座位于上海闸北区南部、自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角的仓库建筑。目前正门门牌号为光复路1号，它是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大厦，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高25米。这座仓库创建于1931年，为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一座建筑物。它原是大陆银行和北四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及盐业银行）联合仓库，即紧靠西藏北路的大陆银行仓库与紧靠现晋元路的北四行仓库两部分组成的，但一般均统称为“四行仓库”。该遗址虽已于1985年9月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批准为抗日纪念地，但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商场，被多家单位使用，室内装修陈旧，门面不整，外墙广告牌、店招、空调外机等显得凌乱不堪，加上人杂车多，建筑整体形象与“抗战纪念地”极不相称，其中第一层大部分为上海市最大的文具、办公用品批发市场所占用，位于大楼后来加盖七层亭子间的史迹陈列室也仅在星期五下午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