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

⑴ 陶寺遗址的发掘成果

1、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2、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最早的文字
3、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4、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
5、发现了到遗址发掘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6、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图册资料来源 ）
曾一度是国内最大史前城址，如今其规模仅次于浙江良渚城址和陕西神木石峁古城。 陶寺居民的部落公共墓地，在居住地的东南，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它的使用时间，大致同居住地相始终，发现墓葬1000余座，都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是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东南，排列整齐。不同的氏族葬区在墓葬规模和坑位密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别。这里的墓大致可分为三类：
大型墓：长3米上下、宽2米多。使用木棺。随葬品可达一、二百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玉或石制的礼器和装饰品以及整猪骨架等。已发现9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经鉴定，墓主都是男性。
中型墓：长、宽尺寸略小。使用木棺。一般随葬成组陶器（包括少量彩绘陶器）、木器和玉、石器，几件至一、二十件不等，常见猪下颌骨数个至数十个。这类墓占墓葬总数的近10%。死者多系男性，仅分布在大型墓两侧的为女性。
小型墓：墓坑小而狭长，一般长2米，宽0.5米左右。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这类墓约占墓葬总数的90%。
陶寺墓地各类墓“金字塔式”的比例关系，应是当时社会结构的反映。早期大、中、小型墓在规模和随葬品有无、多寡、品类、优劣等方面，差别已经十分显著，显示出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早已被破坏，贵贱有别高下依序的等级制度已经存在。处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推测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落首领人物。而占墓葬总数将近90%的小型墓，墓室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 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锛、凿、铲、刀、镞，骨质的铲、锥、镞，陶纺轮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垫等。扁平长方形石铲数量最多，晚期出现有肩石铲。石铲和木耒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们的痕迹。
随葬的陶器有灶、罐、壶、瓶、盆、盘、豆，个别墓有鼎和觚。凡泥质盆、罐、壶、瓶、盘、豆，均施彩绘，都是烧成后着彩，以黑陶衣为地，上施红、白、黄彩；或以红色为地，上施黄、白彩。纹样有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云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等。斑斓绚丽的彩绘陶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一大特色。彩绘蟠龙图形的陶盘，是其中最富特征的器物。这是迄今在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图像的最早标本。从出土情况判断，龙盘是一种礼器，龙纹则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花纹颇为接近。
大型墓出上的彩绘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的另一特色。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没，依靠残存的彩绘颜料层得以剔剥出原来的形状，已知有案、俎、几、匣、盘、斗（勺）、豆、“仓型器”、鼓等多种器形。木鼓均成对，与一件大型石磬（特磬）同出。鼓腔作直筒形，高1米，直径0.4～0.5米，系树干挖制而成，外着红彩或以红色为地，用黄、白、黑、蓝诸色描绘出繁褥的纹饰。由散落在鼓腔内的鳄鱼骨板得知，当初是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所称的“鼍鼓”。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和装饰品有磬、钺、瑗、环、梳以及用绿松石、蚌片镶嵌的头饰、项饰、臂饰等。石磐通常用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长80～90厘米。它和鼍鼓都是已发现的古代同类乐器中最早的珍品。墓中还有一种大型厨刀，通常大小3件成组出现，类似的器物在古代黄河流域是十分罕见的。
有不少从陶寺遗址出土的乐器，包括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据考古专家介绍，整个陶寺遗址中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6件。其中，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该铜铃红色，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铜量为97.8%，遗址早期文化层中，曾发现过同样形制度陶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龙山文化时代陶寺先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掌握了较高的建筑和凿井技术，有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牛、羊等，以猪为最多，盛行用整猪或猪下颌骨随葬便是例证。制陶、制石、制骨等传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还产生了木工，彩绘髹饰，玉、石器镶嵌和冶金等新的手工门类。生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
（图册资料来源 ）

⑵ 陶寺遗址在哪个省份

山西省襄汾县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的遗存。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东西约2000米，南北约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确立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陶寺类型；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前1900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⑶ 为什么说陶寺遗址已经具有了国家形态

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断掉传承的文明古国，而其他三个古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中国的许多历史文化传承，也有所湮灭，传到现在，也是支离破碎，所以恢复古老文化的传承，成了许多史学家们最大的梦想。

陶寺古城的发掘，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缩影，早在那个时候，古人们就已经出现了阶层，并且有了宗教文化，而且宗教文化占据了绝对的位置，古城虽然已经发掘了接近40余年，但是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秘密等着专家们去发掘，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最初的中国，将会呈现在我们面前。

⑷ 陶寺遗址中发现的圭尺是用来观测什么

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别用于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长判断，而NO.11的刻度为1.6尺，与《周髀算经》“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记载吻合，证明陶寺就是其所记载的“地中”，并与天文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推算的纬度相符。
这表明，陶寺遗址“圭表”测影不仅可以确定农时节令，更重要的是确定“地中”，进行大地测量。于是，专家学者们以陶寺城址中表为测量十字基点，推测出了陶寺文化四表地，证实了先秦文献所记四海之内地广数据的存在，印证了《尧典》中“光披四表”的记载。
在古代，天文历法由官方掌握。何驽认为，在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充分说明“帝王所都曰中”源自“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更确切说应是“王者逐中”。
王者为何逐“地中”呢？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副教授武家璧认为，上古时期，人们以为大地是平的，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顶”即“天之中极”只有一个，对应“天顶”的就是“地中”，唯有“地中”才是人间与上天交流的孔道。王者独占“地中”，就是要垄断与上天沟通的权力，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的政治目的，建都立国才名正言顺。
据记载，尧禅位给舜时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意思是说，天时和历法必须由你亲自掌握，你要好好地把握住手中圭尺。说明圭尺在当时被视为王权的象征。
何驽认为，“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
陶寺遗址是我国、最起码是黄河中游地区能够确定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最早的都邑性遗址，已进入国家社会，因此，是迄今为止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陶寺，破译了最早“中国”的密码。

圭尺：测日影长短的尺。《南齐书·文学传·祖冲之》：“加以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氂，心穷筹筴，考课推移，又曲备其详矣。”

⑸ 如何看待山西临汾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

陶寺遗址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古代阶级、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⑹ 陶寺遗址图片解释80字

陶氏遗址图片解释80字，陶寺遗址我没有去过，所以说没有那边的图片，怎么解释80字呢？等我查一下再说

⑺ 考古发现最早国都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意味着什么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⑻ 我想去看临汾的陶寺遗址，请问现在允许游客去看么

我是临汾人回答一下陶寺遗址在襄汾我感觉应该不允许去看其实看的话也不是供旅游游玩的毕竟只是一个考古发掘区没有游客相关配套设施不过还是你来临汾玩尧都平阳司马迁记载的

⑼ 陶寺遗址的文化特点

陶寺遗址 早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主要为手制，陶胎一般比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匀，器形也不如何规整；陶器颜色较杂，纹饰主要采用绳纹；炊具釜灶较多，其次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很少，袋状三足器仅有一种；盆、罐、瓮的扣多平折；扁壶的对称钮多在颈部。从已发现的陶器群来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浅腹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找到对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据此基本可以说明这一期文化遗址的特点。
陶寺遗址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的制作方法除手制外还出现了轮制、模制等其他制作方法，陶胎较薄，器壁厚薄较为均匀，器形也较为规整，咋的陶相对于前期已经很少，绝大部分为火候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
陶；纹饰除早期的绳纹以外，篮纹也成为了主要的纹饰，方格纹则已成为居绳纹、篮纹之后的纹饰；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没有发现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比较多见；扁壶一侧壶腹中部明显外鼓，口部下收有短颈，凸状钮施在户口盐商；罐、盆、豆等器口内沿多见双折细棱等。从整个器群来看，这期遗存有一些接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以及较多与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相近的因素。(图片 )
陶寺遗址的早晚两期文化遗存，就文化面貌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已有迹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两期遗存之间有承袭关系，从总的方面来看，仍属龙山文化范畴，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考古学界将陶寺遗址视为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新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