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砦遗址

发布时间: 2020-11-22 22:18:54

❶ 新密哪个景点最值得去

1、伏羲山飞龙峡 AAAA
郑州伏羲山飞龙峡景区成立于2003年7日，总投资250万元，现有职工人数12人，景区门票价格30元/人，飞龙峡景区位于郑州市西南58公里伏羲山山区，北接荥阳，西邻巩义，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飞龙峡景区总规划面积为5.3平方公里融山水与人文一体。整条线路以“龙为主线，以伏羲文化和红石大峡谷体验为特色，景色优美，文化深厚。
2、新密超化寺
超化寺位于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建于隋开皇元年(581)，寺门匾额书“超化古寺，名刹十五”，时为全国著名佛教寺院之一。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在隋朝全国寺院中，该寺名列十五。唐武则天和唐中宗时，寺内僧侣达2000余人。
3、新密神仙洞
神仙洞森林公园位于郑少高速新密西出入口（杨岗北5公里），与环翠峪风景名胜区毗邻（相距2公里），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是浮戏山三大旅游景区之一。景区由神仙洞、杏花村、桃花园、红石林等组成，总面积21平方公里，是省会郑州的“后花园”。
4、黄帝宫
黄帝宫，又名云岩宫，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西南35公里处，新密东南刘寨乡境内。曾是轩辕黄帝建宫筑殿、练兵讲武、研创八阵图的地方。相传黄帝初战蚩尤失利后，退居此地，潜心养志。
5、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南临洧水，东部是洧水故道，西部和北部为开阔的平原，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要遗存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
6、新密郑氏祠堂
郑氏祠堂位于新密市曲粱乡郑伯岭上，具茨、大隗二山屏其前，梅、泰二山环其后，溱、洧水围绕左右，港台及新加坡郑氏后裔为纪念郑庄公多次到新密拜祖。
7、尖山风景名胜区
尖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郑州西南35公里的新密市西北尖山乡境内，溱洧流域古老而神秘，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景区由神仙洞森林公园、凤凰山、飞龙峡、桃花源等组成。
8、轩辕黄帝讲武楼
轩辕黄帝讲武楼风景区位于新密市南苟堂镇范堂沟村南的具茨山上，海拔735米，东接大隗山，西邻大鸿山。该山是由山石组成象“楼状”的山峰。
9、香峪寺
香峪寺天然景区位于尖山下寺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山岳形风景区。景内一条长达8.6公里的大峡谷（又称情人谷），横空出世、壮观无比，上游至下游依次有唐宋时期修建的上、中、下三个香峪寺庙。据传，当时香火袅袅，香客游人鼎盛。
10、摘星楼
摘星楼又名七敏山、敏山。位于苟堂乡孙家庄南具茨山中西部一峰，山南与禹州市苌庄乡交界。《水经注》载：“敏水出山其下”，因称敏山。石壁行文山体东西向，东连刁嘴山，西北接火煤山（火门山、安口山）长约3公里，宽约2.4公里，总面积7.2平方公里。

❷ 在二里头遗址以前的遗址中，还有哪些遗址发现了青铜器呢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之前的青铜器出土，大约有马家窑文化的林家遗址、陶寺遗址、新砦遗址等等。

一，二里头遗址，年代测定虽有争论，但对上限为公元前1800年前后，没有明确不同意见。在属于遗址的靠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北距宫殿区200余米，发掘出了唯一一处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区。此处作坊显然曾长期使用，在二里头衰落后被迁至郑州商城遗址。学者陈国梁著有《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一文。历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共131件。其中，兵器、工具和装饰品较多；作为礼器的容器较少，计有鼎1、盉1、觚1、斝（jiǎ）2、爵13。七，李学勤先生2007年在山西大学有一个讲演，题目是《再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很多青铜器被盗挖了，他说，上海博物馆在海外收购了一件很漂亮的铜器，一看就明显具有二里头文化的特色；还说，他2001年在香港转机去台湾讲学，见到了私人收藏家的珍贵早商青铜器。第二个，他认为，如果青铜器还能有进一步的发现，很可能是在山西，龙山后期那一片地区发展很快，而且有铜矿优势。第三个，他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发展起来的，这个时间，与古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差不多。

❸ 我国有哪些名胜古迹

❹ 历史上真没有“夏朝”的存在吗，为什么至今没有找到一点证据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断定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因为就现在发现的材料来看还不能做出却准判断。首先在高中的教科书里有出现过关于夏朝的知识，而且还详细的讲述了夏朝的管理制度和宗教信仰，描述了说明当时王侯都居住的比较分散，非常难以管理，不过在最近开发的二里头遗址来看，这应该就是夏朝的遗址，也是能够间接证明夏朝存在的证据。

从出土的物品来看，其中还有一些甲骨文，不过文字一直都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样貌，夏朝时期人们都习惯把文字刻在骨头或者动物皮毛上，但是目前还没有能够破解这些文字的办法，所以还不能确定夏朝的具体情况。

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六大遗址:勾勒尧舜时代的社会图景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勾勒出了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即尧舜时代到夏商之际的社会图景。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被列入研究重点，它们是：
可能与黄帝有关的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与传说中尧时代时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和可能是夏启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还有考古学界公认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大师姑遗址。
六大遗址年代先后衔接，时间上大体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l500年，为了解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王权发展的程度以及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这一千年的历史正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期。其“社会图景”可作如下归纳：
① 农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一是农作物多样化，原来认为只有小米、粟等是主要食物,发现稻米占相当比重，小麦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二是耕作技术的改进，为适应水稻、小麦等多种作物的种植，有了水田、旱田,耕作技术随之发生变化。二里头遗址等都找到了小麦，甚至还找到了除猪、狗之外饲养羊的证据。
② 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到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中晚期，已经能够制造鼎等青铜容器了，青铜容器的制造比制造刀子等小件物品要复杂得多；而复杂的青铜容器，如鼎在这一时代的晚期成为中国王权的象征。
③ 社会发展变化方面。一是等级制强化和制度化。比如在陶寺遗址中的1000多座墓葬中，大墓约占1/10，每座墓葬能出土百余件随葬品，而小墓则占大多数，其出土的随葬品寥寥无几；
二是大型城邑的出现。陶寺遗址发现了建于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大型城址，它非常宏大，有280万平方米，南北1800米，东西1500米。修建这样规模的城址需要大量人力，可见当时组织人力从事工程的能力有很大提高；三是出现反映王权的宫殿、宗庙。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宫城，发现了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多重院落，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到北京紫禁城的建造,开了几千年中国宫城布局的先河。

❻ 黄河文明遗址有哪些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郑州大师姑遗址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
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
东周卫国都城遗址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
内黄县南部黄河故道
……

❼ “良渚文化”在近年出镜率颇高，为什么说“良渚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就时间开始良渚上限在6000年左右，城的年代在5300年左右，在时代华夏文明也有城，而且就地域而言比良渚文化大的多的多！

华夏文明是主要是以中原河南为主，和山西，山东，河北，江苏一部分组成！共同是以始祖轩辕黄帝为认同的！黄帝就是郑州新郑人，黄帝姓公孙，轩辕氏有熊（能下三点）国，少典之子！由于宅心仁厚，开疆拓土发展生产，平地聚土筑城保护民众，有土德，以土色为尚，后人上尊号为～黄帝！

夏的位置区域已经非常明确了！这么大的夏文化区域已经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出现了！这些众多的遗址和海量文物已经把夏代描绘十分清晰了！就是以郑州周边附近为核心地带的，夏在郑州这里毋庸置疑！所以华夏文明发源地在郑州毫无争议！东夷给华夏带来宝贵的文字，但也照样不能称为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无比辉煌，根本不需要良渚来增加时间长度！

❽ 夏朝有哪些出土的文物

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具备了属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条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类似殷墟甲骨卜辞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夏朝的存在性始终无法被证实。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是夏朝都城的遗迹，不过仍在寻找确凿的依据来釐清。另外，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也被认为是夏朝遗存，新砦期文化被称为最早的夏文化。总的来说，夏朝遗址有发掘，文物也有出土，但没有文字，而且后世记载较少，所以学界争论很大，仍需更多考古证据来支持论证。希望能解答你的疑惑，，！

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相关资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启动，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作为组织单位，科技部作为第一组织单位。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学科和单位多，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科技部决定将项目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同时，为下一阶段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实施方案。工程的第一阶段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第一项目执行单位，参加项目的还有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工程的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工程第一阶段探讨并初步回答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制定实施方案。工程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存开展包括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等多项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程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多学科结合。参加工程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测定、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多个学科。这些学科的学者各扬其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协作，联合攻关。在工程立项之前，便共同商讨立项方案，共同研究技术路线，共同决定工作计划。在实施工程中，也经常沟通、协商，及时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工程的另一特色是不仅注意文明要素的追溯，而且注意考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原因与机制。即不仅研究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还要探索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哪些因素导致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各个因素在其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探源工程项目立项以来，在各参加单位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为其近两年的工作，工程各个课题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中原地区几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心性城邑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和多学科结合对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继续探索
地处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一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里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二里头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于新世纪伊始，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予以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了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对遗址范围的重新探察、对遗址整体布局的再探索、对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的确认，以及二里头文化末期若干重要遗存的发现等等，把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近年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用工最巨、制作极精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这些新的考古成果，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式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对遗址进行深入勘查和探究。2004~2005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这些发掘紧紧围绕着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和布局这一重要学术课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确认宫城西墙，最终搞清了宫城的范围、结构及时代。根据钻探勘查掌握的线索，在宫城西墙可能存在的区域进行追探和试掘，最终确认了宫城西墙。宫城西墙残长150余米，基槽宽约2.4米余。至此，宫城轮廓全面显现。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四条大路的内侧修筑，在宫城外侧的早期道路上又形成了宫城使用时期的大路。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295米、292米，宫城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依据多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以确定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二、发现了宫殿区外围的第四条大路，确认中心区道路网的存在。在追探宫城西墙的过程中，又在宫城西墙外发现了另一条南北向大路，残存长度200余米。已发现的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四面围墙和宫城的方向基本一致，构成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面积逾10万平方米。经解剖发掘可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三、全面揭露了宫城西南部的7、8号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筑遗存。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发现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城墙的建筑轴线上，与城墙相接。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8号基址建于宫城西墙之上，位于1号基址的西南。从层位关系和相对位置看，两座夯土基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
由上述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内至少分布着两组具有明确的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这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四、在宫城以南新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这一大型围垣设施的垣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编为5号墙，已确认了东墙北段、东北角和北墙大部。其中东墙位于宫城东墙的南向延长线上。已知东墙长度达80余米，且继续向南延伸。北墙北距宫城南墙11米余，与其大体平行，已知北墙长度近200米。5号墙的宽度在1米左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部地段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编为3号墙。该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余，与其大体平行，方向88度。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该墙应为围垣设施北墙的加固增筑部分。
宫城以南新发现的夯土围墙，内侧即为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向南不远处则有大型青铜冶铸作坊。有理由推断，这一以围墙环绕的封闭区域极有可能属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些发现为探索遗址中心区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新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2004年春，我们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绿松石块粒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据初步观察，有些石料尚可作为原料使用。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在后来的工作中循此线索进行系统钻探，在30余米见方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绿松石废料，又经小规模的试掘，确认这一带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
六、确认宫城东北部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存在。在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6号基址已全面揭露，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该基址由主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其圈围起的院落组成，其东墙即宫城东墙。发掘区内发现的遗迹有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其西庑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位于6号基址以西，与其隔路相望的至少还有1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详情有待进一步探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属首次发现，为判明二里头都邑的兴废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揭露出大型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宫城东部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我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做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许宏）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进展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砦乡新砦村，东北距郑州市32.3公里，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新砦聚落布局探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的首批启动项目之一，通过2002年~2005年的持续钻探和发掘，这一课题已经初步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初战告捷：2002年摸底调查与重要线索
2002年春，从遗址中央部位向四周呈放射线状钻探，经过初步钻探大体确认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考古学者分别在遗址各区进行试掘，了解到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共同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而表明新砦遗址的四个区原本有可能是连接在一大片的大型聚落遗址。在梁家台东北高台地进行网格状钻探，发现一大块地方（南北约15米、东西约50米）基本上不见灰坑，钻探出来的土层土质坚硬、包含物极少，很有可能为重要遗迹现象所在地。在梁家台村东北高台地进行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大型建筑一座。该建筑为浅穴式，当年追查出该建筑南北宽14.5米、东西长50米以上。
二、重大发现：2003年发现围壕与城墙
2003年上半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新砦围壕，围壕的平面基本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米~30米左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米~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2003年下半年，发现位于围壕以北约200米处的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包围A区的内壕。2003年下半年，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原定为“黄色填土”的部分实为城墙的夯土，灰色填土的部分是壕沟的填土。新砦遗址发现城墙是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重大收获。
三、扩大战果：2004年大面积揭露大型建筑与城墙西北角
2004年上半年尝试采用同心圆加发射线式钻探方法，对遗址西北部即B区及其西北高地进行钻探寻找墓地未果。2004年下半年，对A区大型建筑和城墙西北角进行大面积发掘。两项结果都取得圆满成功。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发掘，进一步查明该建筑东西长度成果90米、南北宽14.5米。当年已经将大型建筑的大体范围揭露出来。城墙西北角的发掘证实了钻探的正确性，城墙转角处平面为史前城址常见的弧形转角，地层关系与土层结构、形状亦与北城墙解剖沟所发现的一致，初步说明新砦城墙和壕沟的确存在。
四、初步结论：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筑和西北城角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总面积达1千余平方米。它以原有的一条东西向大路为基础，向大路南北两边延展，首先挖成一个低于当时活动地面的大型基础浅坑，再于基坑的周壁附加泥条和数列“窄墙”，基坑内亦相应铺设数层厚约5厘米~10厘米的垫土层，形成踩踏面。在这一大型活动场所的基坑周边及其圈定的范围内部不见柱洞，说明它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大型露天活动场所。至于其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
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经过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样的地层关系在东、北和西三面的城墙与壕沟的解剖沟处处可见，显然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式有计划统一施工的结果，这种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河，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虽然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前面要解决的疑难问题还很多，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们继续关心和新砦课题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收获。（河南新砦队）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继200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课题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共发掘3000余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贵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天文观测建筑基址。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于陶寺遗址的东北部，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陶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中南、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在清理宫殿区的情理过程中，发现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墓。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约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140厘米深处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II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IIM22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米、宽1.2米、残高0.16米~0.3米、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的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钺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大墓周围共清理墓葬6座，时代均为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谓中型墓长在3米左右，宽在1.6米~2米左右，自深2~4米。小墓长1.9、宽0.5、深0.2米左右。所有墓葬都受到陶寺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中型墓均有独立的扰坑，几乎被扰乱一空。中型墓IIM26，陶寺晚期被两次盗扰，墓底残留部分棺底板板灰和残缺人骨，伴随一些绿松石珠。北壁壁龛内残留一组彩绘陶器和一件骨器。陶器有小口折肩罐2、双耳罐2、盆1。另有动物肋骨1枝。
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天文观测建筑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城墙Q6为依托，向东南方向接出大半圆形建筑。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建筑基址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遗迹包括外环道直径约60米，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三层台基生土芯直径约28米，面积约323平方米。
城墙Q6、环道、和第二层夯土台基基础皆使用小板块错缝法夯筑。
环道呈半圆形，环绕台基。由台基东侧路沟和台基南、西侧的路基构成。环道西部接在城墙Q6上。东部以路沟横穿城墙Q6豁口。夯土台基大概有三层。
第一层台基呈帽檐状，接在台基的东部。可能主要担当由正东门、东南角门上台基的坡道作用。生土半月台属于第一层台基，面向正东，很可能与东方祭祀有关。第二层台基呈半圆环状，东、西两头接在城墙Q6上，基坑也深6米。第三层台基主要是观测柱缝部分，在台基的东部和西南与第二层台基合为一体。台基芯主体由纯净黄生土构成，也以城墙Q6为依托呈半圆形。
第三层台基夯土挡土墙内侧那11个夯土柱以及10道缝，经解剖后发现是在弧形夯土墙基础面上，按照特殊需要人工挖出来的，残深6厘米~10厘米。基础墙深2.6米左右，至第三层台基南部结束，此处已无日出观测意义。夏至缝柱建筑基础则设置在第二层台基的基础上。所有12道观测缝，均可站在一个观测点望出去看到对面崇峰（俗称塔儿山）上的某个点，由此点的日出制定一个太阳年的“地平历”（或称定点历）。经我队近一年的实地模拟观测，这些缝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共计20个陶寺文化使用的重要节令日出。台基西南、西北部没有发现观测日落用的夯土柱缝遗迹。
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夯土标志，它位于第三层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基础残深26厘米。第二、三两道环皆为柱状，垂直上下。天文史学家基本认同该遗迹与天文观测有关。我们认为它可能同时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遗址考古工作，从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一个要素方面，不仅为世人揭示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一个上古时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标本，在以考古证明“尧都平阳”方面又跃进了一大步。陶寺观象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国内天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引起了热切关注，英国《自然》杂志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时报道了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何驽）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东部为五渡河，南部为颍河，遗址南眺伏牛山余脉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的两座小城。当时，发掘者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所在。但是，由于城的面积过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2004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发现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这座大城北城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米~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米~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原来发现的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从对两者的包含物比较后可以初步认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四期。从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位置看，当时人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城，后扩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区分或不同，是我们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先后有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存在并可能被同时使用过。联系到历史上夏的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曾出土战国时期的“阳城”陶文，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小址开始被使用的时期为河南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于公元前2000年，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亲鲧“作城”有关，而兴建年代略晚于小城的大城有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它必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❿ 河南的古城有哪些呢

考古工地上，从西到东方向，布满了各个时期的墓葬，汉代砖墓尤多。现场
的专家说：“豪华的是画像砖墓，简朴一点的是小砖墓，最寒酸的只有一个土坑。”

据专家推断，此地有可能先是聚落区，古城和村落废弃后，因为这里地势较
高，也许后来慢慢就变成了墓地。武汉大学考古学系副教授陈官涛说：“这个遗
址内涵丰富，尤其是墓葬，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明清墓葬都有，很少能见到这样
的遗址。”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徐序白介绍，截止到21日，发现的排房基址已超
过了20座。基址大多集中在遗址西区，排列有序的房屋中有单间、双间、三间和
四间等多种形式，最大的房子为多达五间以上的东西向连间房。据现场专家推算，
这批排房是新砦文化时期建筑，属于夏代早期。

新发现的龙山时期古城址位于遗址的东部，经初步钻探得知：古城址东西长
126 米，南北长128 米。但截止到22日，只发现东、南、西三面城墙，还未发现
北面城墙。徐序白说，“城墙宽度不一，从西城墙挖开的一个剖面看，宽约七米
；同时，城墙外面有护坡，坡外有宽十几米的护城壕。古城东墙外原来有个湖，
后来湖水干涸，据此可推断，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

河南文物考古所文物科一位到考古现场的工作人员21日介绍，虽然古城址古
文化内涵和废弃的年代还有待进一步考察研究，但完全可以推断，它是龙山文化
中晚期的“产品”。他还分析说，现场一些痕迹表明，“这里应该是另一座古城
址，但这座古城的年代及两座古城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在还不清楚。”

——鹰城历史推进1000年

对于遗址新发现的两座古城意义的思考，陈官涛说，“蒲城店遗址新砦文化
时期排房的发现，对于探讨夏代早期人们的居住形式、村落布局、家庭结构乃至
社会组织结构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对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探索及早期华
夏文化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国内很多专家都认为，新砦文化的中心区域在新密、新郑一带，
大家都比较赞同新密新砦遗址就是“夏启之墟”。“但现在，蒲城店遗址的发掘
开足以说明新砦文化在嵩山东南麓平顶山、驻马店、漯河一带广泛分布，并且和
传统文化以为的中心区域的文化面貌稍有不同。”

陈官涛说，平顶山简称鹰城，这次龙山古城的发现把平顶山建城的历史至少
向前推了1000年，据此，也提高了平顶山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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