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遗址

⑴ 河南濮阳有什么名胜古迹

1、西水坡遗址

1987年5月，在西水坡发现大规模的古墓葬群，包含仰韶、龙山、东周和汉代等几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尤以仰韶文化最为丰富。

其中45号墓最为显耀，墓主人的东西两侧分别摆有蚌塑龙虎图案，经科学鉴定，距今已有6400多年，其中龙的形象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体型最大、形态最逼真的龙形象，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龙”。

2、濮阳耶稣教堂

耶稣教堂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东关街路北，即今河南省濮阳县三中后门，坐北朝南，与路南华美中学教学楼相对。 耶稣教为基督教新派，19世纪初传入中国，光绪末年传人濮阳，但无多大发展，直至1912年，美籍传教士博清洁携妻博玛利亚及医护人员十一人来濮后，耶稣教活动才活跃起来。

3、戚城遗址

戚城遗址位于今天濮阳市区，为春秋时期卫国北部的重要城邑，又名“孔悝城”，春秋时期各国诸侯曾在这里进行了7次会盟。出土有龙山文化鼎、盆、豆等陶器残片，商代灰陶细绳纹鬲、大口尊等陶器残片，以及周代、汉代等不同时期的遗物。

4、高城遗址

高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濮阳县东南部的五星乡高城村南，在黄河故道金堤河的南岸，距离县城约10公里。遗址上面分布的自然村落有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等，区域内地势比较平坦。这里相传是五帝之一撷项帝的故里，也是夏代后相的都城。

5、濮上园

濮上园旅游度假区位于濮阳市城区西部，始建于1999年，总面积5935亩，核心景区面积3801亩。其中，绿地面积4296亩，占总面积的82%；水域面积966亩，占13%。景区生态自然，层次丰满，山湖兼胜，水天一色，是中原地区最大的人工园林。度假区分为中原绿色庄园和濮上园两大景区。

⑵ 国家150重大遗址名单

大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综合物证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既是一项文化工程，也是一项惠民工程，有利于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美化城乡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十一五”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大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启动100处大遗址保护工程，殷墟遗址、元上都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成一批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区，有效保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风貌；国家设立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出台一系列专门性法规，初步建立大遗址保护管理体系；全面完成《“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目标任务，基本构建以“三线两片”为核心、10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
“十二五”期间重要大遗址（150处）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1. 北 京：周口店遗址、圆明园遗址、琉璃河遗址
2. 河 北：赵邯郸故城、定窑遗址、邺城遗址（含河南安阳
高陵）、燕下都遗址、泥河湾遗址群、磁县北朝
墓群、元中都遗址、中山古城遗址
3. 山 西：陶寺遗址、侯马晋国遗址、曲村－天马遗址、晋
阳古城遗址、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
4. 内蒙古：辽上京遗址、元上都遗址、辽陵及奉陵邑、
遗址（内蒙古、甘肃）、辽中京遗址、和林格尔
土城子遗址、二道井子遗址
5. 辽 宁：牛河梁遗址、姜女石遗址（含河北北戴河秦行宫
遗址）、高句丽遗址（凤凰山山城、五女山山城、
燕州城山城、石台子山城）、金牛山遗址
6. 吉 林：高句丽遗址（洞沟古墓群、丸都山城与国内城、
罗通山城、自安山城）、渤海遗址（西古城遗址、
八连城遗址、龙头山古墓群、六顶山古墓群、苏
密城）、万发拨子遗址、帽儿山墓地、龙潭山城
7. 黑龙江：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金上京会宁府遗址
8. 上 海：福泉山遗址
9. 江 苏：扬州城遗址、鸿山墓群、徐州汉墓群（含徐州汉
代采石场）、淹城遗址、阖闾城遗址、南朝陵墓群
10. 浙 江：良渚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大窑龙泉窑遗址、
临安城遗址、马家浜遗址
11. 安 徽：尉迟寺遗址、凌家滩遗址、六安王陵、寿春城遗
址、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
12. 福 建：万寿岩遗址、城村汉城、昙石山遗址、德化窑遗址
13. 江 西：吴城遗址（含筑卫城遗址）、湖田窑遗址、御窑
厂遗址（含高岭瓷土矿）、吉州窑遗址、牛头城
址、铜岭铜矿遗址
14. 山 东：临淄齐国故城、两城镇遗址、城子崖遗址（含东
平陵故城）、桐林遗址、曲阜鲁国故城（含邾国
故城、汉鲁王墓群、明鲁王墓）、薛城遗址、大
汶口遗址
15. 河 南：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隋
唐洛阳城遗址、殷墟、郑韩故城、古城寨城址、
北阳平遗址、郑州商代遗址、宋陵、清凉寺汝官
窑遗址、邙山陵墓群、三杨庄遗址、城阳城址、
仰韶村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
16. 湖 北：石家河遗址、楚纪南故城、盘龙城遗址、龙湾遗
址、擂鼓墩古墓群、铜绿山遗址、屈家岭遗址、
唐崖土司城址和容美土司遗址
17．湖 南：里耶古城遗址、铜官窑遗址、城头山遗址（含八
十垱遗址、彭头山遗址）、老司城遗址、炭河里遗址、汉代长沙王陵墓群
18. 广 东：南越国宫署遗址、笔架山潮州窑遗址
19. 广 西：靖江王府及王陵、合浦汉墓群、甑皮岩遗址
20. 重 庆：钓鱼城遗址
21. 四 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含十二桥遗址）、邛窑、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明蜀王陵墓群、罗家坝遗址
22. 贵 州：可乐遗址、海龙屯
23. 云 南：太和城遗址、石寨山古墓群
24. 西 藏：古格王国遗址、藏王墓、卡若遗址
25. 陕 西：秦咸阳城遗址、周原遗址、阿房宫遗址、汉长安
城遗址、大明宫遗址、秦始皇陵、秦雍城遗址、西汉帝陵、唐代帝陵、统万城遗址、黄堡镇耀州窑遗址、丰镐遗址、龙岗寺遗址、石峁遗址
26. 甘 肃：大地湾遗址、许三湾城及墓群、锁阳城遗址、骆
驼城遗址、大堡子山遗址
27. 青 海：喇家遗址、热水墓群
28. 宁 夏：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开城遗址
29. 新 疆：北庭故城遗址、坎尔井
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长 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河南、黑龙江）
丝绸之路（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河南）
大运 河（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
秦 直 道（内蒙古、陕西、甘肃）
茶马古道（云南、四川、西藏、贵州、青海、甘肃、陕西）
明清海防（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蜀 道（陕西、四川、重庆）
河 北：赵邯郸故城、定窑遗址、邺城遗址（含河南安阳
高陵）、燕下都遗址、泥河湾遗址群、磁县北朝
墓群、元中都遗址、中山古城遗址
3. 山 西：陶寺遗址、侯马晋国遗址、曲村－天马遗址、晋
阳古城遗址、蒲津渡与蒲州故城遗址

⑶ 郑国渠遗址的瓠口的历史由来

在关中大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九曲泾河弯，冲出龙口入泾渠，灌溉良田专难计数，郑国仪址恩不属忘。民谣里的龙口是什么呢？按照《史记》的记载就是瓠口。郑国渠正是从瓠口取水，像一根长长的吸管，穿过关中平原北部，把泾河和洛水连接起来。郑国渠引水的瓠口，是在泾河边一座叫仲山的山脚下。为什么这里叫“瓠口”呢？有关专家解释，泾河出了仲山脚下这个峡谷口以后，就算到了关中平原，这时泾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S型河道，泾河水从河道流出来以后，河面一下子宽阔起来，河道的形状是葫芦状，而“瓠”就是葫芦之意，因此瓠口的称谓就跟河道的形状有关系。

⑷ 李白是哪死的有什么遗迹哈

李白的死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安徽马鞍山采石醉酒跳江而死，一说是病死在安徽当涂附近
一、采石遗迹
（一）牛渚矶
又名采石矶，在当涂县城西北17公里的采石镇西翠螺山西南部(今马鞍山市雨山区境内)。高约50米，峭壁临江，山石嶙峋，与岳阳城陵矶、南京燕子矶合称长江三矶。早在1500多年前，南朝萧梁诗人王僧儒在《至牛渚忆魏少英》诗中，就赞誉牛渚矶如“悬石”、“危岛”，矶上“枫林暖如画”，水边“江岸净如扫”。
（二）联璧台
原名舍身崖，又名捉月台，位于采石矶头燃犀亭右前方临江处，为一嵌于峭壁上巨石，翘首凌空，突兀江干，险峻异常。上镌刻“联壁台”3字，字径1尺2寸，题字下方刻有明嘉靖三十一年自称天台狂客蔡景尧、关中东州纪元凯的诗句：“峨嵋峭孤绝，游子往不歇。又见谪仙人，空江自明月”。
（三）望夫山
望夫山又称小九华山，位于采石镇西北1公里滨江处，海拔157米，周围7．5公里，山形似枣状。又称枣子矶。
（四）白壁山
又名石壁山，位于当涂县城西北23公里左右滨江处(今马鞍山市雨山区境内)，北邻马鞍山，南连小九华山。山有三峰，中峰最高，海拔165．8米，呈白色似龟状，俗名龟山。南峰峭峻如壁，巍峨壮观，北峰下有一洞，洞内怪石如佛形，故名千佛洞。唐天宝六年(747)秋，李白乘舟自金陵溯江而上，过慈姥山，至白壁山赏月吟诗，写下《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一诗。诗中以清新、形象的语言，细致而生动地描绘了白壁山一带的月夜秋景。
（五）慈姥山
原名鼓吹山，又名慈母山，位于马鞍山——和县汽车轮渡北约1．5公里，濒临长江。山高59．4米，从江中望去，山形颇似头枕江流，身卧江畔的大猫，俗称猫子山。《括地志》曰：慈姥山积石临江，岸壁峻绝，山上出竹堪为箫管，屑乐府，名为鼓吹山。慈姥山所产的慈姥竹，体圆节疏，是专供宫廷作箫管之用的贡品。干百年来，慈姥竹曾为许多文人名士所景慕吟颂。梁吴均、宋沈括、明周忱等，都有题咏慈姥竹的诗作。唐天宝十三年(754)，李白游当涂时作《姑孰十咏》，中有《慈姥竹》一诗，把慈姥竹箫管之乐比作“龙吟”、“凤曲”，为后人交口传诵，慈姥竹今已绝生。
（六）太白楼
又名谪仙楼、青莲祠，位于当涂县城西北古镇采石(今马鞍山市雨山区属地)西南1公里处，背倚翠螺山，面临长江，浓荫簇拥，是一座金碧辉煌、宏伟壮观的古建筑。
（七）李白衣冠冢
位于翠螺山南麓。冢基用青石垒砌，基高2米，直径5米，周长约40米，形体为圆笼屉状，四周有石栏圈围，松柏簇拥，芳草菲菲，环境幽静。冢前立一汉白玉大理石碑，上镌隶书“唐诗人李白衣冠冢”，系书法家林散之手书。
（八）横江馆
原在采石镇下江口，即今锁溪河旁横江街一带，与古历阳横江浦(今和县县城东南13公里处)隔江相望，是古代官府传递文书时更换马匹与休息、住宿之所。唐天宝年间，李白欲在此渡江前往历阳，被风涛阻隔，诗人遂写下著名的《横江词六首》。其中一诗云“横江馆前津吏迎”即指此横江馆。宋元以后，横江馆几易其名。明为皇华驿，清改为采石驿，后地毁不存。1978年，采石公园在三元洞上方半坡处(玉皇殿遗址)重建横江馆。新馆坐东面西，砖木结构，古雅大方。“横江馆”三字匾额悬挂大门上方，馆前地势开阔平坦，为青石铺砌，馆周围绿树交映，环境敞朗幽静。
横江馆因李白诗而名声大振，历代文人途经采石，无不到馆一游。唐杜牧、宋柯芝、明王世贞、张弼等均有《横江馆》诗作。
二 龙山青山遗迹
（一）龙山
坐落在当涂城南青山河畔，距县城6公里。主峰海拔107米，周围5公里。山势头北尾南，怪石蜿蜒，形如卧龙仰首，故名。昔日山上林木参天，庙宇遍布，“丹枫红叶，遍满岩谷”之“龙山秋色”，素为姑孰八景之一。
相传“孟嘉落帽”的故事就发生于此。山上的历史古迹较多，传有东晋时吏部郎毕卓和元末翰林学士、工部侍郎侯祚等墓葬。李白曾几次登临龙山，有《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诗二首。后病死于龙山故宅，初葬龙山东麓，后迁葬青山。唐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墓碑曾立于龙山太白墓前，今无存。相传当年李白的两孙女，就嫁在龙山西侧的荆山附近的农家。故此，历代的墨客骚人纷至沓来，对龙山的优美景色大加颂赞。
（二）青山 谢公宅 谢公池
青山位于当涂县城东南7.5公里处，主峰海拔372米，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7.5公里，周围36.7公里。山势险峻，四季常青，又名青林山。南齐谢脁任宣城太守时，曾筑室于山南。唐天宝十二年(753)，敕改谢公山，后人又称谢家山、谢家青山。东晋大司马桓温墓在山北麓，故又曾称桓墓山。李白墓前后范围还称李家山。青山北临姑溪河，东带丹阳湖，西滨青山河，南望平野极目。山中藏有铁矿、磷矿、泥煤，并产多种林木、药材，现为国营青山林场的生产基地。如今山上修复了云雾寺、观音殿、谢公祠、石隐庵、百灵庙等寺庙。青山古为屯兵之所，郭祥正“重冈复岭控官道，北望金陵真国门”诗句，点出了青山的战略地位。青山，古迹甚多，山阳有唐代大诗人李白墓、太白祠以及谢公祠、谢公池遗址、宋代书法家米芾所书“第一山”碑，还有白云寺、巢云亭、五贤楼(五贤即谢脁、李白、郭祥正、王居岩、王逢，楼已不存)；山阴除桓温墓外，还有明代琉璃瓦窑址；东麓有晋墓群；东南山脚下，是新石器时代的郑家遗址。南齐谢脁任宣城太守时，酷爱青山，曾双旌五马来遨游吟咏，称誉青山为“山水都”，并筑室于山南，即谢公宅。人们为了纪念谢脁，将其宅改建为谢公祠。后虽毁于兵燹，至今遗址犹存。谢公宅占地十多亩，环宅皆流泉奇石、摩崖石刻。宅后峦岫参差，苍松林立。山顶有座小亭，名谢氏山亭(今已废)。宅前一小池，石垒四壁，约一亩多面积，传说为谢脁所凿，人称谢公池，又叫谢公井。池水滃然，水味甘冷，终年不竭，曾有姑孰八景——“元晖古井”之美称。
“一生低首谢宣城”的李白，对青山怀有特殊感情，生前多次登临青山，揽胜抒怀，寻访谢脁遗迹，凭吊谢公故宅，留下《谢公宅》、《游谢氏山亭》等诗篇，死后埋骨青山，与谢跳结为异代芳邻。
（三）李白墓 太白祠
坐落在当涂县城东南15公里青山西麓谷家村旁，现属太白镇太白行政村。唐宝应元年(762)，李白来当涂投靠县令李阳冰，后病故，初葬龙山。元和十二年(817)正月，宣歙池观察使范传正据李白生前“志在青山”遗愿，会同当涂县令诸葛纵迁坟于此。李白墓自唐迄清，12次修葺。墓前原有祠，民国27年(1938)毁于日军炮火中，墓亦坍塌。1979年，人民政府拨款重修李白墓和复原太白祠。随之征地50亩，扩建李白墓园。李白墓园坐北朝南，枕山面水，南距当涂至大公圩的公路300米。沿公路边石板小道，过小石桥入李白墓园，左侧有“青莲池”，垂柳依依，绿水澄澄，拱形“化鹤”桥横跨池上，连着“十咏亭”。李白留连当涂时写了十首歌咏当涂山川风物的诗，谓之《姑孰十咏》，后人曾于当涂姑溪河畔建亭以志。原亭已毁，今重建的“十咏亭”，飞檐翘角，古朴典雅。亭中央石碑上镌刻着李白的《姑孰十咏》诗，为安徽国画家画竹高手黄叶村手书。十咏亭侧有一冬青树道通太白祠。今存太白祠为1979年后重建。全祠被高出人头的黑瓦粉墙所环卫，建筑格局与清代宗族祠堂相近，前后两进，素白粉墙，黑灰瓦顶，青砖匍地，耸脊飞檐，画栋彩梁，宽敞明亮。太白祠正庭门楣上悬著名书法家林散之先生写的“太白祠”横匾。厅内迎面耸立着一尊汉白玉李白塑像，高2.47米，重约3吨。塑像侧身而立，左手按剑，右手后垂，双眸含慧，胡须飘逸，再现了诗人气度非凡的形象。塑像背景是幅巨型墨绿色徽派版画屏风，屏风的格局以李白在当涂游踪为写意，版画上方由著名书法家舒同亲笔题书“李白高踪”的匾额。著名书法家司徒越书写的“诗无敌”的匾额高挂厅堂正中顶上方。两旁抱柱上悬刻书法家赵朴初手书楹联“扬波喷云雷，笔落摇五岳；举杯邀明月，垂辉映千古”。祠内两侧墙壁上镶嵌着六块石碑：一块刻着李白的全身画像，栩栩如生；一块刻的是李白《临路歌》；另外三块是重刻唐代李华、刘全白、裴敬撰写的碑文；还有一块是幸存的宋碑。这块宋碑是淳佑二年(1242)，兼权太平州(治当涂)事、节制军马孟点“更葺其祠宇，得碑(指范传正碑)之文于其集中，仿重书刻石，立之墓左”的。此碑高5.6尺，宽2.9尺。唐范传正撰文，宋孟点重书刻跋，共30行，每行63字，正书，字径6分。碑额“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9字，分3行篆书，字径2.1寸。碑身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只有碑的上端在“文化大革命”中损碎了一角。此碑距今已有740多年历史，为李白墓前现存的较早文物，对今人研究李白有可贵的价植。

太白祠后面是李白墓地。李白墓由170块青石垒起一米多高的墓圈，周长20多米。墓上芳草萋萋，艾菊尤盛。墓前嵌立一块石碑，上刻“唐名贤李太白之墓”，碑高1.42米，宽o.64米，楷书，字径14.5厘米，碑边有简单的花纹，没有记年，系清代所刻。墓旁新植翠竹、冬青，青翠欲滴，四季常青。墓之西北200米处，新建“青莲书院”一座两进，前进朱栋飞檐，大屋顶式建筑，檐下三面设“吴王靠”。后进古宅式建筑，轩高宽敞。两室陈列着启功、邓力群、李一氓、常任侠，李准等当代诸多名家纪念李白的诗书画数十帧，供游览者观赏。李白墓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涂县最著名的旅游胜地。

三 横山遗迹

（一） 横山石门
横山，又称横望山，因四望皆横而得名，位于县城东30公里处，主峰太阳拱海拔459米。山势威严，峰峦叠起，苍翠亘天，林壑幽美，横列若屏障，方圆40公里，东北与江苏省的江宁、溧水两县交界，南与石臼湖、丹阳湖相连。横山历史上曾作衡山，春秋楚子重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即此。
南梁时，“山中宰相”陶弘景曾在此隐居炼丹，并凿龙泉井，井水清澈甘冽，大旱不涸。构有读书堂，后为寺院，即澄心寺。殿宇堂皇，树木参差。历代高官名士先后到此游憩，观景吟咏。山中“龙井寒泉”、“丛林夜月”、“石门古洞”、“绝壁垂松”为横山四景。然而，几经沧桑，古柏、寺院、碑刻文物，多已废圮。唯龙泉井、月牙池、石狮、石桌、石凳遗址遗物残存。横山西南麓有一石门，为安徽省72处古迹之一。内一古洞，传为陶弘景炼丹处。唐人摩崖题刻楷书“石门”二字，至今尚存。字径直1.2米，横2.1米，为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门摩刻的上侧极高处石壁上有明代刻的“壁立万仞”四字，今仍可辨识。李白生前酷爱石门山水，多次到此，或揽胜，或隐居，或访友，每有题咏。有《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下途归石门旧居》等诗篇。
（二）灵墟山
位于当涂县城东15公里，山麓平缓，竹木扶疏，高133米，北靠龙泉山，西邻围屏山。相传古时辽东人丁令威来此修真炼丹，化鹤仙去，故称灵墟山。山上遗有丹井、丹洞诸迹；又有修真观、望湖亭等建筑。山顶平坦，修真观前有炼墩，上置坛，如今均不存。李白膜拜仙道，蛰居当涂时，写有《灵墟山》一诗，为《姑孰十咏》中一咏。

四 城关城郊遗迹

（一）化城寺清风亭
坐落在当涂县城西北隅(今县人民医院院址)。三国吴大帝赤乌年间，康里国僧选场3处建佛场，一在秣棱长干，一在海盐金粟，一为姑孰化城，姑孰化城基址最广。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南巡时，驻足于此，扩建28院。化城寺高阁伟楼，飞檐雕栋，雄丽壮观。有钟鼓楼，放生池、观音阁、地藏殿等诸多胜景。唐天宝年间，僧升朝造舍利塔，主坛戒。宋代景德年间，化城寺改为万寿寺。建炎中，金兵攻陷姑孰城，化城寺毁于兵燹。清风亭，系化城寺僧升朝建于寺西莲湖上，故又名升公清风亭。北宋熙宁年间，化城寺僧道新重修，又名新公清风亭。南宋建炎中，与化城寺同时毁于兵燹。明代正统初年，工部右侍郎周忱巡抚江南，驻节姑孰，欲择胜地重建清风亭。由于年深日久，湖已成陆，傍城西北隅尽为沟垄之地而未果。正统五年(1440)，周忱委托采石广济寺僧人修惠建亭于采石矶上，揭以“清风”之额。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燹。近年来在采石李白纪念馆内重建。
李白于天宝年间数次游化城寺、清风亭，写有《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诗和《化城寺大钟铭》文。
（二）黄 山
位于当涂县城北2.5公里，海拨54米，山如初月形，相传浮丘公曾牧鸡于此，又名浮丘山。唐时长江水流直达山下，故又名黄江山。山上林木葱茏，名胜古迹甚多。东麓原有东岳庙、广福寺等。东岳庙栋宇雄伟，有殿堂、经楼、厨库、僧舍共172间。广福寺原为寿圣院，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诏书改额。原有房舍二十多间，清康熙十五年(1676)重修佛殿，增建了观音阁、孔雀殿、地藏殿、天王殿、山门等。寺后万松掩映，松林深处有深云馆、怀古亭、誓清堂等古迹。誓清堂为宋嘉定九年(1216)营建，取祖逖“中流击楫，誓清中原”之意而名之。淳佑六年(1246)复修誓清堂，以米芾所书“极目亭”三字易之，故又称之为“极目亭”。上述这些古建筑都荡然无存，唯有黄山塔和凌歊台遗址至今犹存。李白游当涂，曾乘舟泊黄山脚下，写有《夜泊黄山闻殷十四吴吟》等诗。
（三）黄山塔凌歊台
黄山塔因建在黄山顶上而得名。塔高26米，为砖石结构。塔身八角形，檐为莲花瓣，五层，每层有4个拱门，塔中空，2米见方，底周17.6米，基厚1.8米，相传为南朝宋武帝刘裕所建，李白登黄山送族弟诗有“长啸倚天梯”之句，可见塔之历史甚久。清代康熙、光绪年间，曾两次修缮。1984年，县人民政府拨款对塔底进行加固维修，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姑孰溪
姑孰溪又作姑熟溪，即今姑溪河，又名姑浦。东起丹阳湖口小花津与运粮河相接，西至当涂城西金柱关注入长江。全长23.4公里，流域面积约394平方公里。姑孰溪萦绕当涂腹地，为重要水运河道。东可由丹阳湖过银淋堰达太湖流域，南通水阳江、青弋江经宣州、徽州可达浙中。西经青山河、长江可往南京、芜湖等地。
（五）白纻山 桓公井
白纻山位于当涂县城东2.5公里姑溪河北岸，为姑溪河与青山河汇合之处，高123米，山势南高北低，形若卧狮。山中林木葱郁，山水青秀，素为揽胜狩猎之所。山巅旧有苍松七株，姑孰八景谓之“白纻松风”。
（六）天门山
当涂县城西南长江两岸东、西梁山的合称。东梁山又名博望山，海拔81米，在当涂县城西南15公里的江东岸，今属芜湖市。西梁山又名梁山，海拔65米，在和县城东南30公里的江西岸，今属和县。两山夹江对峙如门，故合称天门山。自江中远望，两山色如横黛，宛似蛾眉，又名蛾眉山。两山耸于江畔，若二虎雄踞，又称二虎山。

⑸ 《中国境内氏族聚落重要遗址分布》这些遗址的分布有什么共同点,为什么会这样分布

史前城址与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史前时代城址陆续被发现，部分并经发掘。综合20多年的发现，已知这批史前时代城址分别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总数据不完全统计，达50座左右。
由早期城址的大批发现及国外考古学理论的陆续被介绍而引发的关于早期城址的功能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地位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也拟就这一问题，谈一点一得之见，并着重讨论在各地早期城址大批涌现的历史背景下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形成问题，以就教于识者。
一
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仅就其分布地域而言，可以分作三群。
A、河套城址群
见于报道明确属于史前时代的城址,约15座。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境内阴山山脉以南的丘陵地带。集中分布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包头大青山南麓；准格尔与清水河之间的南下黄河两岸和凉城岱海周围三个地区。这批史前城址均为石城聚落，面积除凉城老虎山城址达13万平方米，其它多在2万平方米左右，如小沙湾石城址面积仅4000平方米。石城聚落均临险而筑，有的直接利用陡峭山崖使石筑围墙并不封闭，显然是因山就势而筑的防御色彩十分浓厚的城堡聚落。这批石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5000年至4300年之间[1]。
B、中原城址群
分布于河南境内,见于报道和目前已知的有7座。中原城址群基本沿太行山东麓及属于秦岭山系的熊耳山、伏牛山东麓一线南北分布。7座城址可分作两亚群。豫北太行山东麓的2座城址，位于漳、卫河之间；豫中地区的5座城址，分别位于沙、颍河的上中游。就面积而言，后岗城址不明[2]，以孟庄城址[3]和新近确认的新密古城寨城址[4]为大，均在15万平方米以上。其它为3万平方米左右。登封王城岗城址[5]现有东西两座并列城堡，面积仅约12000平方米。中原城址群的年代，西山古城约在距今5300年，王城岗城址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6]。其中西山古城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城址之一，由它的脱胎于环壕聚落的近圆形平面和先进的方块版筑法的夯筑方式来看，中原地区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似还应有更多的城址分布有待于发现。
C、海岱城址群
集中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境内,目前共发现史前时期城址约15座[7]。这批城址中，有13座分布在泰、沂山北麓,沿古济水走向呈东西一线分布[8]。海岱地区的古代城址，规模宏大，如比较清楚的城子崖城址，面积20余万平方米[9]，近年发现的景阳岗城址和教场铺城址，面积分别达到约35万平方米和33万平方米[10]。位于泰、沂山南麓的丹土城址的面积也达20余万平方米。新发现的江苏连云港藤花落城址[11]，应该属于这一组群目前所知最靠南的一座，它有内外两重城垣，外城面积约14万平方米。丁公、田旺城址的面积均在10〜15万平方米。这是黄河流域其它地方的同期城址所难以企及的。海岱城址群和中原城址群一样，其年代分属于两个时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西康留、王家庄城址，年代可早至距今6000年〜5000年前[12] ；其它属于龙山文化的城址，年代当和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相近。
二
长江流域大批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不论从其广阔的分布区域还是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上，都令人们耳目一新。这批城址，暂可分作两群。
A、川西城址群
位于成都平原西侧岷江上游两岸，是90年代中期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川西平原确认的4座史前城址，规模均较大，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的面积均达30余万平方米，宝墩城址面积也达25万平方米，最小的芒城内外两重城垣，面积也达12万平方米[13]。据初步研究，这4座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900年〜4000年之间。
B、江汉城址群
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两岸湘、鄂两省境内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东西两侧。目前确认的有8座。长江中游是中国境内率先实现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要起源地。8座城址中，以湖南澧县城头山[14]和湖北江陵阴湘城[15]做工作最多。城头山古城面积约8万余平方米，其时代据最新发掘成果已重新确定为早期城墙始筑于大溪文化晚期，距今约6000年[16]。其它如江陵阴湘城、荆门马家院[17]、公安鸡鸣城[18]、应城门板湾[19]等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城址，年代推测在距今5000年~4800年。这一区域内的城址，以属于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20]规模最大，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也约80万平方米。
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心区,近年也有发现大规模城址的报道[21]，因具体情况尚不明朗，目前暂不作讨论。
三
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史前时代城址，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注意：
1.这些城址，仅分布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这是中国新石器文化最早发育和最为发达的两大地区。
2.中国早期城址最早出现在距今约6000年前，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相继衰亡。其最蓬勃发展的时期约在距今4800年〜4300年间。而且各地城址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大体上是同步的。
3.各城址群分别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且多位于该文化的腹心地区。城址规模有大有小，若仅依此标准固然可以划作不同的等级，但彼此之间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小城址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龙山时代长达千年的兼并战争和万国林立的历史真实，必然导致弱肉强食和小国（姑称之为国）对大国的一定程度的依附关系,因而可能形成一定区域的霸权势力范围和区域政治中心,但远非有些人所说已形成了“都?邑?聚”格局的政治金字塔结构[22]。因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同一文化区域内大体呈均衡分布的城址，正好说明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加剧，其各自筑城防御的目标，或说可直接面对的敌人，重在内――同一文化相邻部落集团，而非外――为抵御外族的入侵。大小城址均衡分布在同一文化的腹心地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戒备和对立的关系。再从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看，当时在各独立的文化区域内，尚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而是一种各自为政，割据自立的局面。既然如此，更谈不上大城者为都，小城者为邑的等级结构。张忠培先生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也表明：良渚文化“在政治上其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仍被那些权贵分割成被他们分别统治的地域势力范围。把良渚文化中众多的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或暂可称之为方国。”[23]良渚文化如此，各城址群崛起时代的其它文化分布范围内的情况，有理由说大体与之类似。而正是遂后崛起的夏文化，在中原地区首次完成了这统一进程，在一个比较辽阔的区域内最先建立起一尊统治的局面，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奠定了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地位，揭开了三代文明在这一地区持续辉煌发展的首页。
4.城址的兴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中原城址群为例分析，登封王城岗城址[24]的年代属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至第三期废弃。由城内发掘及出土物观察，二、三期正是王城岗遗址的繁荣期。淮阳平粮台[25]的夯土城垣属不晚于三期的遗存，南门卫房属三期（下另叠压一层房基，未发掘），内侧第7、8、9层叠压主城墙，似此时城墙或者已废。但外侧叠压主城墙的附加夯土（编1〜5层）则属第四期，表明城墙曾经从外侧修补增筑。城内F1、F4及墓葬、灰坑等多为三、四期遗存，则这一时期应是遗址的繁荣期。进一步分析,由三期的F4被H31打破,H31内出菱形方格纹罐形鼎、篮纹罐及残 ，同属于第三期的H45内出侈沿深腹细绳纹罐、长瘦袋足绳纹 及I式盘、敛口斜腹盆等来看，三期至少可分作早、晚两段。则平粮台古城始建于三期早段，旋至三期晚段废弃，而至第四期时，再次修补重筑。其间城址存续的二百余年间，曾经废弃、修补，重筑的过程。郾城郝家台城址[26]叠压在3层下，被H316打破，城墙及H316和3层同属郝家台二期，表明城墙存续的时间也不长。辉县孟庄城址的情况也是迭经修废[27]。由此可见，城的兴起和衰落都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的一种集中的社会现象。城址的兴建、废弃、重筑，正好表明其间经历的战争、弭兵、会盟、再战的历史真实，形象地说明了当时社会经历的巨大动荡和激烈变革。
四
城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大批地出现在中国的大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社会现象，它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
中原城址群兴起的历史背景，是仰韶文化后期庙底沟文化发生严重裂变，各地具有鲜明的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纷纷崛起。此前蓬勃发展的庙底沟文化，其分布范围以陕晋豫邻境地区为中心，北达河套平原，南至汉水中游，东到郑洛地区，西至渭河上游。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内，尽管存在着一些细微区别，但其主体文化面貌则大体相同。就陶器而言，流行卷沿或敛口的盆、敛口钵、双环重唇小口尖底瓶、瓮、铁轨式口沿深腹罐、釜及灶等；彩陶发达，以黑彩为主，兼用红彩，多见白衣彩陶，主要用圆点、月牙形，弧线三角或直线条带组成花状几何形彩绘图案和写实的鸟纹。表明这一地区在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和平繁荣发展的时期。而至公元前3500年前后，这一局面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庙底沟文化分布范围内，关中地区的半坡晚期类型、豫西晋南的西王村类型、豫北冀南的大司空类型和郑洛地区的秦王寨类型同时崛起。它的实质是各氏族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并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由此，各区域文化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随之增强，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加剧。此时秦王寨文化的扩张便是一个耐人深思的例证。据孙祖初对秦王寨文化的研究[28]，在这一文化的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大体限于郑洛地区及沙颍河上游，而至它的中晚期，秦王寨文化分布面的四至可依次外推到淮河下游的豫东平原、黄河沿岸地带、晋南地区、伏牛山北麓。发生于原属同一文化内部的冲突和撞击日趋激烈，直接导致保卫氏族集团内部公共财产的设防城堡相继出现。这种大型防御设施的产生及其掠夺性战争的加剧，必然推动氏族集团内部的变革，促使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集中并进而与神秘的宗教权力相结合，从而催生了一批最早的氏族特权显贵，产生出最早的特权阶层，为早期国家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把中原地区推入到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在这一点上，中原及其周边地区似乎走着相似的道路。
五
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原以外的其它周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杭嘉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江汉平原区的屈家岭文化等，与中原地区大体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有的甚至比中原仰韶文化更为发达。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原得以一枝独秀，最终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呢？探讨这一问题，应该从公元前3500年中原仰韶文化晚期的历史进程开始。经过对这一时期及其以后的各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
首先，在古代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原地区先于国家而出现的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取得，主要不是通过大量聚敛私人财富进而树立其在氏族集团内部的权威，而是通过攫取公共财产分配权及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而取得的。就这一时期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几处聚落遗址的平面布局分析，在郑州西山[29]、孟津妯娌[30]、渑池班村[31]、新安盐东[32]等遗址的发掘中，均可见仓储区在聚落内部相对集中，可知储存的财物仍为氏族成员的公共财产。私有财产的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反映的情况大体与这一结论相吻合。主要见于郑州大河村[33]、后庄王[34]、西山、洛阳王湾[35]和陕县庙底沟[36]等处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均为单人葬，尽管墓葬规格有别，但皆极少见随葬品。孟津妯娌遗址M50的主人，从其埋葬位置和墓圹规格观察，显然是一位氏族权贵，但除了棺椁和佩戴的象牙箍显示其权威外，却并不见有更多的身外之物。这些情况，与同时期的其它地区随葬用器物的丰富多彩，适成为鲜明的对照。更有意思的是，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庙底沟遗址中仅有的两座各随葬一只蛋壳彩陶杯的墓葬中，两只杯子明显具有屈家岭文化的风格。在郑州大河村遗址仅有的随葬两件背壶的一座墓葬，墓主人为老年女性，两背壶却又系大汶口文化风格的器物。与之相比较，同期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发现最多。其中在泰安大汶口[37]和莒县陵阳河[38]发现的大墓均有二层台、棺椁，墓中随葬较多的玉石器、骨牙器等礼器和工具、猪头、猪下颚骨等视为财富的标志物。曲阜西夏侯[39]、临沂大范庄[40]的一些大汶口文化墓葬，则随葬多达百余件的陶器。贫富分化的现象在大汶口文化的许多墓地中都表现的非常明显，表明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财富已越来越向少数人手上转移并集中。相对而言，中原仰韶文化的氏族权贵们在财富的拥有量上与氏族一般成员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低水平差距以内，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合理，换言之，这是一个大致平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显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加强氏族集团内部团结，提高氏族权贵们的威望和号召力，增强对外扩张的力量。掌握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发言权的氏族权贵们，同时也就获得对其它氏族的生杀予夺大权，最初的绝对权威就这样树立起来。郑州西山、渑池班村遗址发现的残酷的人祭遗存，可以视为对违犯族规家法而对氏族成员处以极刑的例证。不靠大量聚敛个人财富，而是大体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通过攫取公共财物分配权和对公共事物的发言权建立个人绝对权威，这一具有中原特色的历史传统，在中原龙山时代及其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扬。
第二，中原地区氏族部落集团的统治者们，推行了一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要求并得到社会广泛拥护的路线，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主要可以概括为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促使国家机器不断趋于完备。包括完善官僚体制；《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之时:“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创立刑法；仍据《五帝本纪》帝舜之时:“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 过，赦；怙终贼，刑。”发展强大的军队。按黄帝之时，已“教熊貔貅豸区虎，”张守节在《正义》中谓此“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似是以猛兽命名的军队番号。其次，由近80年中原地区有关仰韶晚期及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中原部族成员普遍实行薄葬，未见有耗费民力的大型礼仪建筑，可知这一部族的传统是崇尚节俭，不事奢华的。反观曾经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的统治者们，此时却在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忙于修建规模巨大的贵族坟山和祭坛，穷奢极欲，无度挥霍，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制作工艺复杂的精美玉器，供其生前享有，死后随葬。对社会财物的巨大浪费，终于导致社会崩解，文化式微。从这一意义上，乃是最早说明了一个被后世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的简单真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第三，中原地区“天下一尊”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决非一场平稳的过渡，而是经过长期的血与火的战争实现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的完成，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不是简单的先进战胜落后的进程，而是如前所述，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最终决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方战胜落后的陈腐的一方的结果。中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如商之取代夏，偏居西陲的周之灭商，战国时代的楚之衰亡和秦成一统，无不反复地证明了这一规律。
夏部族所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战争，是以嵩山及其周围地区为基点，以伊洛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四面展开推进的。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来自强大的东夷部族集团。夷夏斗争的序幕，约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的居民曾经西侵南下，深入至豫西、豫南部分地区，更曾深入到中原仰韶文化的腹心地区――颍水中、上游和伊洛河下游平原[41]。历史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的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应该讲的也是这一时期夷夏斗争的故事。东夷集团在龙山时代力量之强大，约略可从山东境内如城子崖等一批规模宏大的城址、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的发现[42]及以精美蛋壳黑陶为代表的制陶业和整个手工业的高度发达而见一斑。龙山时代夷夏斗争的结局，是中原夏王朝的崛起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衰落。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一点我们可以从夏王朝建立之后夏夷斗争仍然时断时续的分析中得到某些启示。夏初，太康无道，夏政凌迟，因而失国。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实质上是东夷部族对中原夏王朝政权的一次颠覆。而后羿代夏后，夏后相逃至同姓斟灌氏处避难。寒浞代羿，灭二斟，杀帝相。其时,相妃后 以有孕之身，逃归有仍，生少康，更为有仍牧正，寒浞更使其子求杀少康以斩草除根，少康逃奔有虞氏为庖正。有虞氏乃“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更有夏遗臣，逃奔有鬲氏的靡联合二斟残余力量，灭浞复国，史称“少康中兴”。由这段历史可见，中原夏部族曾以联姻方式与东夷集团某些部族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而整个东夷集团则如此前南方的良渚文化部族一样，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尊统治的政治局面，始终处于分裂割据，内乱不已的状态，使得夏人可以从容进行联姻结盟，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战略，从而最终建立并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天下一尊”的地位。夏王朝建立之后，促进了以青铜冶铸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生产力的大发展，而山东龙山文化衰落之后，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似乎较之前者倒退了一大截。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尽管东夷集团的强大力量一有是以后整个殷商一代的主要威胁，但显然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无法根本扭转其颓势,而只是强弩之末了。
第四，以尧、舜、禹为代表的英雄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尧、舜、禹的时代，约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相当，也正与夏王朝建立之前夏部族所领导的统一战争约略同时。这一时代产生的许多优秀的部族集团领袖，对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部族集团领袖是在严酷的实际斗争中产生并经部族成员推举出来的。流行于这一进程晚期被后世文献推崇备至的“禅让制”，其实质就是部族集团领袖经过长期的实际斗争考验深受拥戴而经推举产生。这一进程，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43]，包括舜之代尧，可能都不是和平的“禅让”，而是夹有暴力的夺取。即便依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如果说尧、舜以贤、孝礼让而名于天下，则大禹纯粹是以勤奋智慧和功绩卓著而树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的。部族集团领袖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并深受拥戴，因而被授予许多特权并由此成为夏以后世袭天下的统治集团建立专制制度的基础。至启杀益而自立，这一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蜕变而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由此中国社会沿着夏王朝开创模式的轨迹，开始了漫长的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历程。
第五，中原地区“天下居中”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泛吸纳各地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宽广胸怀和能力，决定了它成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座大熔炉,奠定了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心的基础。
仰韶晚期及整个龙山时代的中原社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是一座融汇四方文化精华的巨大熔炉。早在仰韶时代晚期，中原文化就与东邻的大汶口文化、南界的屈家岭文化广泛交融。至龙山时代，则更多地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如制陶业中一定数量的黑陶的生产，器表装饰中的泥饼、泥条和圆形镂孔装饰等，器类中的鼎、规鬲、瓮、豆、杯等。来自东南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以及代表君权和神权结合的玉琮上的兽面纹等，在二里头夏文化乃至后来的商文化中都可以看到其影子并发展而为最具特征的文化内涵。在这些陶器、玉器、兽面装饰等的表象后面，更重要地是接受了其内蕴的统治思想，使得中原文化更显其博大精深。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广泛吸纳各地创造的文明成果的社会，必然不断发展进步。有些学者在探讨山东龙山文化乃至此前的良渚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的衰落时，往往将之归结为偶然的自然因素，“洪水说”是这一研究的必然归宿。但是，大约肆虐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滔滔洪水，不惟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范围内广见记载的一场人类浩劫。中原文化同样面对无情洪水的威胁。它非但没有衰亡，反而在洪水中崛起。实际上，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内乱不已的社会局面，一个暴虐的统治集团，腐败透顶，失去民心的社会统治，即使在短时期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也正应是中原周边地区几支辉煌的古代文化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原地区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如果以夏部族完成统一并最终建立夏王朝为标志的话，那也只是它的早期。其文明中心地位的巩固，则是以后文字的发明和广泛传播。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属于裴李岗文化的甲骨契刻文字[44]，各地仰韶、龙山文化遗址中大量发现的刻划符号，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发现的刻字陶文[45]等，可见文字的发明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多元的。可以想想，夏王朝建立后，曾经在推行文字的统一和使用传播上做出过伟大贡献。只有囿于目前的资料，这一进程，仍然只能认为完成于以甲骨文的广泛使用和传播为标志的商代时期。

⑹ 在郑韩长城遗址挖掘出了哪些文物

考古学家在郑韩长城遗址宫城西北部发掘出一座长方竖井形地下室，南北长8.9米，东西宽2.9米，上部四周有柱洞。室东南角有台阶走道可下入室内。

室内并列有5眼井，深两米，用陶井圈筑成。室内和井中出土有牛、羊、猪、鸡等残骨和陶器。

这些文物的出土，证明了郑韩故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文化遗存是非常丰富的。

此外，在宫城内，还有两处氏族墓地。一处位于西城内东南部，1923年曾出土各种铜、玉器700多件；另一处位于东城内西南部，面积16万平方米，并有墓葬300余座。

铸铜遗址在东城内东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出土有熔铜炉、鼓风管和陶范等。铸铁遗址在东城内西南部，面积约40000平方米。

出土有战国时期的熔铁炉、烘范和大量陶范等生产工具，可知战国时期韩国已大量生产和使用铁制工具、兵器。制骨遗址在城内偏北部，面积约7000平方米。出土有春秋战国时的骨料、加工鹿角、骨簪、骨锥等成品和半成品。

历史上，郑国在此地传23世，历时300多年，后来，被韩国所灭。韩侯把国都从阳翟迁到这里，传8世，历时140多年，后来被秦始皇于公元前230秦所灭，成为被秦国所灭战国七雄中的第一个诸侯国。

陶范

⑺ 重庆郑家院子，唐家院子等院子是什么，是景点还是历史遗址

算景点吧，不过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历史遗迹，只不过历史相对较短，文化的积淀不够厚重，所以，更符合景点的概念。

⑻ 沈阳的历史遗迹

沈阳市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资源丰富多彩。名胜古迹有福陵、昭陵、新乐遗址博物馆、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大墓、叶茂台辽墓、永安石桥等。沈阳故宫是除北京故宫外我国仅存的一座皇宫建筑群，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的宫殿。福陵和昭陵是闻名遐迩的“关外三陵”中的两个，是具有中国古代建筑特色和浓郁民族风格的帝王陵寝，福陵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的陵墓；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瑞文皇后的陵墓，而且是清入关前留下的三个陵寝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新乐遗址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处母系氏族公社聚居部落遗址，距今已有7200多年。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大墓位于沈阳市于洪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墓群。叶茂台辽墓群位于法库县，是辽悉相萧义及其家族的墓群。永安桥位于于洪区，是沈阳市境内保存较为完整的清初石筑拱桥。

⑼ 以家乡历史古迹郑韩故城印象非常深刻,编导游词

欢迎到郑王陵遗址博物馆参观。我馆是依托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郑韩故城东城郑王陵遗址而建立起来的一座专题性博物馆。郑王陵遗址博物馆是我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也是我市最具特色的一处文物旅游景点。
郑王陵遗址博物馆位于郑韩故城东城西南部郑国贵族墓地北侧。整个郑国贵族墓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新郑市文物管理局对整个墓地进行了钻探普查，发现墓葬分布极为密集，墓葬总数在3000座以上，其墓葬数量在全国已发现的春秋墓地中为最多，密集程度在全国同期墓地中极其罕见，可用无卧牛之地来形容。特别是规格多样的车马坑群的发现，在春秋墓地中尚无先例。如果将车马坑大面积的发掘，其盛况将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以来又一处现场展示我国古范文吧光辉文明的盛大舞台。

第一展厅 中字型大墓发掘现场
在我国古范文吧，由于认识上的局恨性，人们事死如生，生前享有什么等级的生活，死后也按这个等级进行陪葬。中字型大墓2002年8月开始发掘，是目前发掘出的第一座春秋时期带墓道大墓。南墓道总长20.85米，北墓道长10米，葬具形式巨大，为三椁一棺或重棺。在全国已发掘的春秋诸侯墓中，三层椁极为少见。《庄子.天下》及《荀子.礼论》均云：“天子棺椁七重，诸候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此墓三椁二棺，正与记载相符，从而印证了这是一座郑国国君墓。
这座墓的南北墓道中均有大量的实用葬车。而且车辆形制多样，装饰各异，均为拆车葬。目前在南墓道内已发现多种车40辆，在北墓道5辆。这些车绝大多数都有棕红色的漆。
综观中字大墓不计陪葬坑3号车马坑中的葬车，墓道中车辆总数45辆，车辆之多在我国目前已发掘墓葬中为最多。是难得一见的春秋车辆奇观。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些车辆中发现了象牙龙饰车、青铜饰车、骨雕车、象牙饰车、楼车、漆绘花纹车等珍贵车辆，多属全国首次发现，完全与《周礼.春官.巾车》中所记载“王之五路”相对应。这些车辆是目前发掘中所发现的最高级别、最为考究的郑国车辆。
郑国国君为伯爵，按周范文吧礼制，其国君埋葬不能用墓道，但这座墓葬既有宽大的南北墓道，墓道葬车中又有宽大的车辆，与郑国诸候国的地位不相对应，反映的是这位国君已经“僭越”不服周礼的客观现象。如果把它的陪葬坑3号与2号车马坑内的葬车数量加在一起，其车辆总数可能超过百辆，这对于当时号称“千乘之国”的郑国来说，无疑是太奢侈了。但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此国君在位时可能也是郑国比较强盛时期。在此墓东侧约7米的地方最近发现1座总长25米的甲字形大墓，是发现的郑国墓中第二座带墓道大墓，可能是此国君夫人墓。
另外，考古发现这里是韩国的铸铁遗址，韩灭郑后在都城内兴建的大型官营作坊，在此大挖大烧郑主墓破其风水的历史场景，刻意体现了改朝换范文吧后韩人惧怕郑人复国。在此墓的南边，有一些韩国残疾人和小孩的墓葬。

第二展厅 五号车马坑及中型大夫级贵族墓
5号车马坑在中字型大墓南墓道东南约10米，坑中葬4马车1辆，2马车2辆，马8匹，犬1条。马骨被压在车体之下，马匹侧躺放置，头向西，1号车为仪仗类的大车，放在坑的中间，2号车与3号车都是小型游猎车。另外，犬骨斜爬在3号车厢上，有明显的挣扎痕迹，形象十分生动可怜。
这座陪葬坑的墓主人是大夫级贵族墓葬，作为葬具的木质棺椁均已腐朽，依其遗迹可知葬具为一椁一棺，出土了一些小件玉器和青铜器片。从故城中已发掘的10余座中小型车马坑的情况看，5鼎墓，也就是中大夫的级别才能殉葬1辆车，个别殉葬4辆车，这种级别的车辆都没有发现任何装饰品，这和国君所陪葬的车辆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它们的级别和地位是明显不同的。
整个郑国陵区从1999年发现至今，共探明不同规模的车马坑达23座，这里展出的只是其中的3座，其中6米以上的大型墓近180座，而且不乏15米以上的特大型墓葬，长宽超过20米的特大型墓就有4座，位于中字型大墓西侧的3号车马坑长13.5米，宽11.5米，深7.5米，面积几乎是1号车马坑的2倍。2002年3月开始清理，7月份清理到5米深时发现车辆非常密集，现暂停清理，开始挖砌坑底防渗过洞和四周防渗墙，目前防渗工程已竣工。该坑葬车数量可能在30辆以上。2000年发掘的1号车马坑在社会上引起很大轰动，新郑市委、市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非常重视，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又建立了中字型大墓发掘现场和中大夫级贵族墓展示厅，并对陵区进行了绿化和建设，以车马坑群的展示为主要特色，车马坑群数量众多，葬车多样，在这样一个极为有限的区域内有如此多的车马集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奇观。它构成了我国截止目前春秋时期葬车最多，规模最大的地下车马军阵。成为以军阵形式随葬的渊源，比闻名中外的秦陵兵马俑军阵早400多年。

第三展厅 一号车马坑
1号车马坑是我国目前发现春秋时期葬车最多的车马坑。它的平面呈长方形，口长10.4米,宽8.4米,口部略大,底部略小,深5米,四角各有两道供古人上下的脚窝,内葬多种豪x、实用、形式多样的车辆22辆和许多马骨。春秋战国时期，一坑多车制似乎已成为一种更新颖、更时髦的追求。郑国1号车马坑葬车众多，就其典型范文吧表它的葬制规律一般为车轮摘掉后侧靠在坑的四壁，马匹杀死后平铺坑底，车体则放在马匹之上，摘下的车饰、马鞍、马蹬、马衔等活动车马具放在主墓内，这与其它列国车轮不摘，马匹放在车辕下的葬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可能与郑人的观念有关，推测应是墓主人对珍贵的车马占有权的充分体现。
1号车马坑内的葬车车体是斜靠西壁分三排纵向相互叠压放置的，东边的车体依次叠压西边的车体，绝大多数车轮上都有两根加固的辅撑，这些车辆都是实用车辆，目前已发现37个车轮侧靠在四边坑壁上，轮子的外立面（轵端）向里，轮子的直径大多数为1.4米左右，有30根左右的辐条，有两个车轮直径很大，约1.7米，可能是大型车辆用轮。坑内车辆斜靠西壁向东分三组依次斜压，北组8辆，中部7辆，南组7辆。共22辆。
由于车辆摆放密集，为了展出和保护车辆，马骨只做了部分清理。初步分析，这些马均是杀死后平铺在坑底，马身上再放置车辆躯干，马匹头西尾南侧躺放置，肢体依次叠压，分东西向4组，每组约12匹，另外，按一辆车两匹马来推算，此坑内22辆车应埋有44匹马。
在5号车马坑中我们看到了一具十分生动的狗骨。此坑的东北角19号车处也有一狗骨。可见犬是郑国车马坑中不可缺少的配置。
这座马坑面积虽小，但葬车众多，车辆大小有异，装饰豪x，做工甚为考究，极具观赏与展示价值。经专家考证，这两座车马坑和中字型大墓中的葬车全是木质的实用战车，车的表面施有棕红色漆。由于车辆摆放密集并相互叠压，多数车的车底与后门尚没有清出。
车在我国有着很早的使用历史，它的发明者一说是黄帝，一说是夏禹时的大臣奚钟，据说，他们是看到风吹着圆形的蓬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而触发了灵感，发明了车轮，造成了第一辆车。这样，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已出现了车子，由于车的机动性强，冲锋起来锐不可挡，所以，它一出现，主要使用于作战。作为战车，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车子是很少的，灭纣的牧野之战，武王直接统帅的战车不过才300乘（1乘就是1辆），跟随的方国也不过才4000乘，却一举打败商纣王统帅的几十万军队，取得了灭商战争的胜利。因此，商周时期，战车的多少成了衡量一个国家和家庭军事权力的标志。即所说的“百乘之国”、“千乘之国”、“万乘之国”。
考古中所见到的车的遗迹，多是商范文吧晚期到战国时期的。这时期由于等级制度的限制，有身份的贵族坐车，一般平民不准有车，有车不坐，为当时的社会习俗所不容。这时期的车马成了显示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准。身份越高所拥有的车越多、越豪x，平时乘坐它，战时用于作战，主人死后也可将其随葬，郑国贵族以大量车马随葬，不仅反映了郑国人高超的造车技术，同时也反映出郑国贵族身份地位高及崇尚武勇，偏爱车马的世风。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实物资料的不足，郑国之迷还有许多没有揭开。在郑王陵博物馆的东南部还有3000多座墓和几十座车马坑，随着文物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研究的深入，难解的郑国之迷将逐步被揭开，同时也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文物向社会各界展出。

⑽ 金门县政府旧址处为啥是郑氏家庙

让我来告诉你：
金门自古属福建泉州府同安县所辖，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始创县治。金门一地在同安县的历史有着重要地位，有“无金不成银”、“无金不成铜”的俗谚。 汉族人对金门的开发依据可考的史料始于晋代。根据清代《金门志》的记载，晋代共有苏、陈、吴、蔡、吕、颜六姓家族因躲避战祸移居金门。唐朝贞元十九年（803年），朝廷在泉州设置五个牧马场，浯洲为其中之一，陈渊任牧马监，此为金门岛上设置行政机构之始。蔡、许、翁、李、张、黄、王、吕、刘、洪、林、萧十二姓随陈渊入岛开垦，陈渊因此而被尊为“开浯恩主”。 金门（旧称浯洲）因产盐，历经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及元明清等朝开发后，造就金门东半岛上之金沙湾周围盐埕林立。元朝统治时期（1343年-1368年），中央为求实质统治，遂于浯洲凤翔里十七都后学村（今沙美），设置浯洲盐场司（官职从七品官，在今金沙国中至东埔及荣光新村一带）及浯洲书院（现今之沙美菜市场），沙美因处金沙湾与汶水溪及金沙溪交汇处。在元代，系为金门地区最高行政机关浯洲盐场司与浯洲书院之旧址（元朝浯洲盐场司马阙司令兴建）。过往的金沙地区更是金门地区居住人口与风狮爷最为稠密的地方（金门全岛共64尊风狮爷，金沙镇则高达39尊、沙美有3尊）。元朝时，中国沿海各地与国外交流密集，故当时的沙美（后学村），因位处金沙湾、浯洲盐场司、浯洲书院（明代为金山书院）、官镇埕、永安埕、浦头埕、沙美埕等盐埕边缘，除了岛民、盐工与书生众多及船运便利之外，区域内更是政商云集。后学街（今之沙美老街），在此诸多有利之条件下，遂循着人类发展的脉络与历史轨迹，便自然而然的形成商业与贸易市集。从元朝统治以来，一直是金门东半岛的政经中心与文化重镇，迨自中华民国肇建初朝，金沙依然是金门地区的经济中心，民国时期的金沙湾金沙港，更是金门地区与中国大陆莲河通航金星轮的港埠。更是国民（国军）登陆金门的地方，一度还是金东守备师及青年军战车连的驻扎地。金门以一小岛，却出过四十三名进士，其中文进士四十人，武进士三人，实属不易。明朝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令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沿海，共设五卫十二所。金门守御千户所为十二所之一，明兵部称呼金门是“中左所”，下辖峰上、管澳、田浦、陈坑四个巡检司，后又增设烈屿巡检司。因金门固守福建东南海口，取“固若金汤，雄镇海门”之意而得名金门。南明时期，金门由郑成功政权实际控制。清康熙三年、南明永历十八年（1664年）清军攻占金门后，曾采取迁界措施，强制居民迁至海岸线30华里外，岛上人烟无存。康熙十三年、永历二十八年（1674年）至康熙十八年、永历三十三年（1679年），郑氏政权复占金门，并以此作为对中国内陆进行军事行动的前进基地。康熙十九年、永历三十四年（1680年）清军二度攻占金门后，沿袭旧制隶属于福建省同安县（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康熙二十二年、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实施复界，因迁界离开的居民陆续返回原籍。 民国元年（1912年）4月18日，厦门军参事会派代表向福建都督府请愿获准，厦门与金门一同从同安县独立设置为思明县，同年9月18日思明县升格为思明府，直到民国二年（1913年）3月30日又废府改为思明县。民国三年（1914年）清代地方区划制度废除，厦门自同安县独立分置思明县（今厦门市），金门划归思明县管辖。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咨陈北洋内政部，派左树燮为金门筹办设治委员，于同年7月奉准后将金门地区（大、小金门与大、小嶝等岛）从思明县独立出来设置金门县，归厦门道管辖，乃二等县治。民国四年（1915年）4月9日，奉批令正式成立金门县，设县知事，改县丞署为县公署。辖境包括大、小金门，大、小嶝岛及周边岛屿，分为六都、十保、一百六十六乡。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福建事变发生后一度由中华共和国所据，划为泉海省（后改称兴泉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为4区32联保；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重新整编为3区12联保。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金门，金门县迁至大嶝乡上租借民房办公。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华民国收回金门，设二镇四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变更为二镇二乡。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初，全县改为金城、沙美、烈屿、大嶝四区区公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福建沿海，并攻克金门县的大嶝乡所属的大嶝岛、小嶝岛及附近岛屿，改设大嶝区，委托由南安县（今南安市）代管 ，任命陈亦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金门县第一任县长。金门县其余主体部分则仍由台湾国民党当局控制并持续至今。自此金门县一度出现了两个县长并存的局面。 古宁头战役后，台湾当局于同年（1949年）11月暂停金门县治，撤销金门县，改设金门军管区行政公署，台当局所控制的金门主体全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