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田畈遗址

⑴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有哪些历史遗迹

京杭大运河孕育了杭州“湖墅八景”：夹城夜月、徒门春涨、半道春红、西山映翠、花圃啼莺、皋亭积雪、江桥暮雨、白荡烟村，至今仍能觅到一些旧痕。
香积寺石塔，是目前杭州仅存的一座清代佛塔。
市级文保单位拱宸桥，是横跨于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座古桥，始建于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年），桥长９２米，系三孔石拱桥，历经风风雨雨，气势依旧雄伟。
拱宸桥畔还有２处市级文保点，东面的“海关楼”，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日本租界，设有海关码头。西面是保护比较完整的清代私家花园“高家花园”，水池、曲桥、假山依在，其中１２００平方米的“南华楼”，为二层楼阁式歇山顶，楼阁雕刻细腻，彩绘有声有色，是杭州清代私家花园代表作。

在拱墅区的半山，１９５８年８月发现了水田畈遗址，为研究浙江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１９９０年，半山石塘村战国墓出土的水晶杯当时是杭州惟一的国宝级文物。由于运河水道交通方便，半山过去大小寺庙多达３０余处，江浙一带香客乘船而往，终年香火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显宁寺、娘娘庙的遗址清晰可觅，古木参天，石阶蜿蜒，令人神往。

⑵ 古文化的历史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见)。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文，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见)。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和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⑶ 结合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试述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这个一般人回答不上来

⑷ 介绍一下良绪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著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和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著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良渚文化玉器距今越4200~5300年。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这一遗存，所以称作“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包括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和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安徽阜宁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
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两大中心。
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品类众多，而且琢磨精致，纹饰华丽。专家们赞誉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准达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而纹饰则是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玉器特征
一、良渚文化玉器直线深而直，线沿光整平滑。
二、良渚文化玉器折角线深而宽，线底略呈弧形。
三、良渚文化玉器环线有手工磨接和管钻旋磨两种加工方法，前者线痕浅细，线沿多“毛碴”。
四、良渚文化玉器射线细密紧凑，接续痕明显。
五、良渚文化玉器多浅浮雕，利用减地平凸的手法，凸出主要纹饰，强化主题表达。
六、良渚文化玉器常有“拉锯痕”。良渚玉器镂雕时，先在玉片上掏出小孔，再用“锯”锯去多余部分，俗称“锼”，又称“拉丝”，所用弦状拉条犹如无齿锯条，会在镂孔表面留下拽拉痕迹。
七、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华丽，新创纹样琳琅满目，有：神人兽面纹、束丝纹、绞丝纹、蚩尤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纹、蒲草纹。
八、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注重眼形的琢磨，“良渚眼睛”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的“线刻眼”，在细节的刻画上更为丰富多彩。“良渚眼睛”除了单圈、重圈之外，还出现了卷云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线形眼眶。
九、良渚文化玉器表面打磨光滑，有些玉件有“包浆”，俗称“玻璃光”。

⑸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的哪个市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1]，总占地面积3平方千米，始建于公元前3300年[2]。

良渚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300-4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3]。分布于长江下游一带，共发现了136个遗址。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4][5]，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4]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1]，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